黎族心灵的探寻

作者：毕光明

文艺争鸣：理论综合版 2009年04期

　　海南本土作家关义秀的长篇小说《五色雀》满足了我们对海南文学的一个期待。我一直笃信文学史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好的文学创作总是通过对社会生活和人生故事的描绘讲述，把某个生存群体的心灵世界展现出来。对于海南文学来说，有个特殊的任务，那就是应该对这个岛上资格最老的原住民——黎族人民的生活加以反映，尤其是对这个民族的性格进行刻画，以帮助人们认识这个民族的生活史和心灵史，从而真正获得对海南岛这块神奇的土地的了解，从这块文化土壤里汲取更多的精神养分。海南岛上的黎族，是海南少数民族中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民族，有一百几十万人。这个民族的祖先是海南岛最早的移民，虽说它的源头究竟在哪里至今仍有争议，但是在几千年的华夏文明史上，黎族作为海南岛的生存主体，已经被清晰地镌刻在中国文化地图上了，说它是海南岛最合法的文化主体也一点不为过。几千年(或许更长)来，这个民族在海南岛上生存、发展，创造了有鲜明的民族印记的文化，这是他们奉献给中华民族的一笔财富。因此承认黎族在海南岛上重要的文化地位，就是对华夏文明的尊重。不过更重要的还不是来自一种文化伦理的指令，而是我们的好奇心对被语言阻隔开的兄弟民族的情感世界的探究欲望。文学是情感的形式，除了文学还有什么途径可以帮助我们超越时空进入一个民族的内部呢？任何生存群体，要想在人类文明史上长存，除了需要提供可视的物质性文化创造产品如生产器具、生活用品、建筑、雕塑、绘画、舞蹈、乐器、服饰等等以及独特的生产方式与生活习俗以外，还要有用文字记录的族群的生活图景和心理世界，而这种记录最生动逼真的当数文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南文学理应承担为黎族的心灵史画像立传的责任。

　　为黎族这个长期孤悬海外，与中原汉族文化沟通有限，又没有自己的文字的民族作心灵传记，当然首先应当寄希望于黎族自己的作家。文学在本质上是创作主体生存经验的语言表达，即使是完全虚构的叙事文学如小说，也不会不是作家深刻体验过的现实生活的重组式的或变形的仿写。文学可以想象性地构造生活流程，但其中的每一个生活细节都只能与生活现实保持高度的一致，不然文学的艺术真实无法成立。缺少过硬的原材料，加工出来的产品必然漏洞百出，艺术创造遵从同一原理。生存与生活经验，写作者在生活与生存中获得的情感体验，就是文学创作的原材料，是艺术创造得以成功的基础。是故，揭示黎族人的心灵奥秘，似乎非黎族本民族作家莫属。事实上，在海南文学中，反映黎族生活，表现黎族人民的思想情感的文学作品，成功一些的，迄今都出自海南黎族作家之手。黎族作家的佼佼者，像龙敏、亚根、王海，在海南文学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特别是龙敏，早在2002年就出版了50万字的长篇小说《黎山魂》。这不仅是他个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黎族作家文学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黎族作家写黎族的长篇巨制。作家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书写“祖先走过的脚印”，讲述黎族人民悲欢离合的故事，以弥补“曾经被遗漏了的本民族习俗风情”，的确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这部颇有史诗风范的长篇小说，委实称得上是一部黎族命运的编年史。由于它所写的“奇风异俗”据作者所称“都是真实的，且它们在历次搜集和发表的资料中是绝对没有的”，因而这部书够得上是反映黎民族生活与心灵的一部信史。小说在叙写发生在清末黎族部落的生存与抗争故事时，引用了大量的黎族民间故事、传说、民歌、谚语等，这一艺术创作又具有黎族百科全书的意味。如果不是过高地要求龙敏写作的纯文学性，《黎山魂》在民族学、民俗学方面确实为人类生存的多样性提供了又一个样本。继龙敏之后，亚根也出版了讲述民国时期黎族人民抗击外辱的长篇小说《婀娜多姿》等。这些黎族作家有意识地用长篇小说的形式全景式、立体地描绘本民族的命运与性格，引导我们走进了黎民族的历史生活，更让我们领略到自古栖息在海南岛上的黎族人民可贵的民族性格。可以说，以龙敏为首的当代黎族作家的写作，是迄今为止最有海南性的文学创作。它既受到一般读者的欢迎，也为我们这些专职文学从业者所格外看重，因为它极大地拉近了我们同黎族同胞的心理距离，还扩展了我们的审美视野，加深了我们对文学艺术功能多样性的理解。

　　不过对黎族生活的文学表现，对黎族人民情感世界的审美观照，我们也希望看到来自不同角度的尝试。不同创作主体，以自己的人生经验和审美眼光去烛察黎民族的生存活动与生命情态，所呈现的世界兴许更加多彩。汉族作家关义秀呕心沥血创作的这部长篇小说《五色雀》，就带给了我们新的欣喜。关义秀是个长期生活在黎族地区的汉人。当过农民、教师，先后在地方文联、农业部门供职，爱好文学创作，出版过散文集《天地一“文”字》、《关注绿色》和《涛声敲窗》等，还执笔写过历史小说《李德裕在崖州》。新近出版的《海南当代文学史》(毕光明等著，海南出版社/南方出版社2008年出版)对他的创作有介绍。关义秀是海南乐东黎族自治县人，出生和求学在海边的城镇，工作是在少数民族聚居地的山区小县城，因为工作关系，同黎族老乡和同事有密切的交往，有不少朋友就是黎族人。这使他具有双重的文化背景，对兄弟民族黎族有特殊的情感，也比一般的汉族人更了解黎族同胞。由于语言障碍，他未必能真正走进黎族的文化腹地，但是由他的文化出身决定的“外视角”，他对黎民族的关切与理解完全有可能重构出黎族自己的作家不一定在意的少数民族大众的心灵景观。比起同是乐东人的龙敏，他对生存在乐东境内的黎族同胞和他们的精神世界的认知，肯定要表浅一些；与黎族文化的核心，可能有些隔。然而随着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黎族汉化的速度更快，程度更高，他对黎族的生存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把握，不断走向深入，也有更多发现。不然他不会产生创作长篇小说的艺术冲动。从他所选取的生活冲突内容来看，关义秀重点表现的黎民族的情感生活，显得更有审美意味，也更有人类学意义。

　　《五色雀》讲述的是上世纪40年代在海南岛西南部原始热带雨林尖峰岭地区藤树峒里发生的故事。藤树峒是个原始色彩很浓的生存空间。这里还延续着古老的合亩制，峒民们在极有公信力的峒首的带领下，聚族而居，主要靠打猎和种山拦、玉米为生。黎民们的农业生产延续的是原始的刀耕火种的方式——砍山拦，种旱稻。就连这样的生产方式，也经常受到更原始的求生方式——打猎的干扰。与这种生存方式相协调的生活方式是，男人尚勇，嗜酒，敢于求爱；女人勤劳，贤惠，工于纺织。他们共同崇拜图腾，相信不可知的力量，但在男女爱情上有特定的开放形式。这个最早落户海南岛的族群，一步步被后来的汉人赶到深山里，忍受着缺少食盐的煎熬，向丰茂、神秘而无言的大自然艰难地索取生存资源，既盲目，又保持着敬畏。他们在满足生存需要的劳作中，寻找到了快乐身心的方式，跳竹竿舞，爬树，对歌，吹利列，吹鼻萧……还创造了独特的文化和艺术，特别是巧夺天功的织锦，竟为中华织锦之最……。屈居深山的黎族，受封闭环境的拘囿，文化观念相对落后，但形成了更合乎正义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民风淳朴，思想单纯。基于种族生存经验，主要是来自历代统治阶级的镇压和虐杀，他们对于山外的世界，既防范又向往，既排拒又依赖。山里山外，构成很大的文明落差，但在道德文化上，深山民族又保存了更有人性美的成分。这就是《五色雀》给我们描绘的海南黎(分布在不同的地域，共有5个支系)的一支在一个动荡而险恶的时代里的生存样相和文化图景。

　　仅从对解放前黎民族的生活方式及文化存在的表现看，关义秀的《五色雀》难以比龙敏的《黎山魂》提供更多的东西。但是《五色雀》的着眼点，却使得小说的描写更有审美张力。小说的主线是描写发生在藤树峒内外的生存冲突，这种冲突有恶势力对弱者的倾轧和对美的侵毁，也有民族之间和性别之间为生存或爱引起的排挤和争夺。这些冲突有时候表现得触目惊心，富有悲剧性，因为故事几乎是在苦难中展开的，无论是美丽的黎族姑娘阿丹遭到从山外闯入黎寨的汉奸强暴被夺去贞操以致发疯，峒首德旺曼因惩治邪恶而死于汉奸罗日通枪下，还是汉人符金母亲和恋人都被恶棍曾聘逼死，落得家破人亡，无处存身，对于弱者和好人来说，总有凶恶的力量如魔鬼般吞噬他(她)们生存的希望。然而这种苦难叙事的真正意向是在讴歌生命和人性的美。这种美无疑由身体美、心灵美与行为美构成，阿丹、玉兰、符金是它们的化身。美又是在统一中得以显现的，且作为一种社会美，内在的因素决定着美的存在。玉兰是个完美的形象，她的秀丽、温柔、善良、善解人意和一心向上，体现了黎族女性的美好。而那雄就是一个精神有残缺的形象。黎族青年的男性美在他的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那是一种由身体和力量构成的野性美。但在心灵上，他却是不健全的，他不仅用对女色的攫取来报复拒绝了他的求爱的阿丹，在得知阿丹被玷污后完全不顾旧情抛下需要关爱的不幸女子翻脸扭头而去。相反，在深深体味过好人的不幸的符金那里，阿丹的被摧残一点也不影响她仍然是美的存在，他用博大的胸怀和挚爱使黎族的精灵再生。阿丹这只原始雨林中的“五色雀”能够飞翔起来，是饱经苦难而天性善良的有文化有见识的汉人用他博爱的情怀为她燃起了熊熊的火焰。这样的艺术设计，既表达了作者对黎民族出路的评价，也颂扬了人性中的崇高和跨越民族界限的两性生命的情爱美。

　　五色雀的象征意旨在小说中是较为明显的。被历史封闭在深山村寨的黎民族，保持着坚韧的生存力(“祖祖辈辈在咸水苦水、在血和火中打磨出来的禀性”)，同时无需讳言在某些生存行为和观念上存在着落后的方面，比如男人的嗜酒如命和对外来文化的盲目抵制。德望隆心地好，勇敢有力，颇像他的父亲，是山一样的男人。但是他的嗜酒给他的美丽温柔的玉兰带来了难言的苦恼。因酒后行房生下的儿子阿祥，智力有障碍，说明非理性的生存，只能使一个民族走向退化。能够加以拯救的自然是文明的生存方式及其成果——书面文化。玉兰对文化的渴望，是一个民族理性觉醒的标志。“外来人”符金扮演了启蒙者的角色，对他的欢迎(德望曼一家救活并收留他，还请他当家教；寨里人也跟着他车水抗旱，后来还差点跟他学种水稻)和拒斥(心术不正，有恐外症的德望慎念念不忘进行诋毁和驱赶)，显示一个民族对生存前路的选择。这大概是作者的创作意图所在。后来的社会变迁，已经证明了黎族的前进是走出大山和森林(由山向海)，尽管它付出的代价是这个民族的文化从服饰到情感方式等许多方面日渐消淡。但这些思考不是这部小说牵动我们心弦的地方。真正使我们体味到人性魅力的地方，还是故事主人公情爱心理的描写。在连环式的三角关系(德望隆、玉兰夫妇与被他们救活并收留的外来客符金，汉人符金与阿丹、那雄这一对黎族年轻恋人)里，人类共同的情爱心理得到了生动细腻的表现。这种时不时出现的有情味的心理刻画，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部现代长篇小说处女作在叙事上的粗糙。而这种粗糙不完全是作者缺少艺术经验造成的，跟描写对象因为没有文字传播，人类的精神创造——主要是书面文学——不能成为“化外之人”的生命资源，内在世界也就相对简单，以及因文字的缺席，黎民族语言的丰富性得不到完全准确的传达也有很大关系。

作者介绍：毕光明，海南师范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