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陕西长篇小说创作的回顾与展望

作者：陈忠实

小说评论 1995年09期

　　陕西作家十年以来的长篇小说创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已经引起中国文坛的普遍关注和瞩目，一些作家和作品的影响波及到海外，在这种情状下，召集陕西小说作家、评论家共同来一次总结，探讨陕西长篇小说取得了怎样的突破性的进展，陕西小说作家创作活动的群体性优势和个体性特质；更重要的是分析制约陕西长篇小说创作的普遍性问题，陕西长篇小说创作现状中的倾向性问题和值得研究的个别性的问题，制约陕西作家长篇小说创作质量提高的根本性问题，目的说来十分明确也十分单纯，就是想在现今长篇小说创作活跃的现状下，使作家们能够比较冷静比较客观地估价自己，既充满信心又不盲目自大，既能发挥自己素有的艺术优势又能找到新的艺术创造的突破口，以期陕西长篇小说的创作能出现一个全面突破全面提高的局面，以期对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个作家的艺术思考有一点启发，使他们在各自的艺术天地里鼓起开辟新的领域的勇气和进入一种沉静的创作心态，以期陕西长篇小说在较大数量的基础上能产生出大作品或者说精品，应该说是十分必要而迫切的。

　　一、十年回顾

　　回顾陕西长篇小说创作发展的历程，便不能不从1985年8月在陕北延安和榆林两地召开的“陕西长篇小说创作促进会”为发端。

　　如果说获得1978年全国短篇小说奖的莫伸的《窗口》和贾平凹的《满月儿》，为陕西新时期文学复苏的标帜的话，到1985年的陕西小说创作已经引起当代中国文坛的普遍关注。这七年里，陕西中青年作家创作了大量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有七篇短篇小说和两部中篇小说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大奖，尤其是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在中国文坛和普通读者当中引起的强烈冲击和广泛呼应，在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中难以泯灭。

　　然而，到了1985年，陕西尚未有一部长篇小说诞生，两次茅盾文学奖评选，陕西作协没有办法推荐一部参评作品。当时的陕西作家协会的负责人对陕西作家的创作态势作了宏观的把握，主要结论有三点。

　　1、陕西中青年作家新时期以来在短篇和中篇的创作中取得了显著成就，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富有地域性特征的群体和较为显明的艺术个性，与全国的短篇中篇小说创作发展保持同步，而长篇小说创作比之全国已经呈现的潮头晚了一步或者说慢了半拍。

　　2、已经初具队列的陕西作家群创作了大量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按最严格最保守的估计，这个群体中的一部分作家已经进行了大量的艺术探索和艺术实践，他们的艺术能力已经成熟或者说趋于成熟；他们多数来自农村、工厂、学校等社会的最基层，经历了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大的历史过程中的全部有幸和不幸，有着既独特又丰富的人生历程和深切的生活体验，他们对于生活的理解和开拓也逐渐深化；基于以上思想和艺术两方面的基本估计和判断，认为这个群体中至少有一部分人已经具备向长篇小说领域突进的条件，应该不失时机地鼓舞他们进入长篇创造的自信和勇气；于是作协党组和主席团作出决定，于当年8月召开“陕西长篇小说创作促进会”。“促进会”这个名称很明确地界定着当时的创作态势和这个会议发起者清晰的思路和用心。

　　至于这个会议的具体过程已经不需赘述。会后两年，路遥出版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贾平凹出版了《浮躁》。前者后来获得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后者荣获美孚石油公司所设的“飞马”奖，陕西作家群终于有了新时期以来的第一批长篇小说，而且一开始就达到一个比较高的艺术品位。随后就有了任士增的《不平静的河流》、王晓新的《地火》、李天芳、晓雷的《月亮的环形山》、莫伸的《山路弯弯》、赵熙的《女儿河》、京夫的《文化层》、王宝成的《饥荒与爱情》、王蓬的《水葬》、李康美《情恨》、沙石的《倾斜的黄土地》、李春光的《黑森林，红森林》、李凤杰的《水祥和他的三只耳朵》、临青的《解放济南》等等，开始呈现出长篇小说创作的第一个潮头。应该说，这主要是作家创作的自然发展，不能完全归于一次“促进会”的功能，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当时作家协会负责人对陕西文学创作态势的把握和对这一茬中青年作家创造能力的判断是准确的。“促进会”恰当其时起到了促进的作用，促进了陕西长篇小说创作局面的打开，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时的作协主要负责人胡采和李若冰同志是富于事业心和富于文学的眼光的。我们不应该忘记任何一位对发展陕西文学作出卓越贡献付出了心力的人，他们是无私的。那次“促进会”的具体执行人路遥已经早逝，我们在此表示对他的真诚的怀念之情。

　　1987年和1988年，省作协连着两次召开长篇小说研讨会，对上述先后出现的长篇小说展开讨论，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这批作品达到了怎样的深度与高度，存在着什么样的缺憾，对创作者和旁听者都具有深刻的启示。之后的长篇小说创作更趋活跃，每年都有较大数量的作品出版，直到1993年，陕西先后有京夫高建群鄙人贾平凹程海五位作家的五部长篇小说在北京五家出版社出版，形成了这个群体创作大释放状态。这种大释放状态表现在1993和1994一直到今年，每年实际都有十部以上的长篇小说出版，这里特别要提及的是，青年作家文兰和李康美也完成了他们的长篇小说，赵熙同志已经完成出版了四部长篇小说，已经逝去的邹志安生前死后完成和出版了9部长篇小说，杨岩出版了《西府游击队》、陕北青年农民严永东和退休纺织女工孙君仙也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完成了他们的长篇小说《一个偷儿的命运》和《白雪》，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陕西作家群的大释放状态将持续发展，长篇小说创作真正开始了一个百花齐放群星璀灿的喜人局面。

　　二、基本估计

　　面对以上粗略而不完全的回顾，我们完全有理由为之感到欣慰和骄傲，甚至可以坚持这样一种看法：我们有足够的资本以一种并不急迫的步态在中国长篇小说的文学长廊中漫步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似乎也不会落后。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与此相对立的另一种心态，即急于在长篇小说创作上跨出更大的步子，创造出更令人瞩目的新的辉煌，甚至在急迫地期待着又一次轰动。这种心态无可指责，我们需要再度辉煌，也必须再现更大的辉煌。我有时候也迫不急待盼望这一天早日驾临。我没有怀疑过，对于一个颇具实力久经鏖战的文学群体来说，实现更宏伟的目标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难十分渺茫的事。然而，我的心情并不象许多人想象的那么自信那么轻松，我并不是轻视我们这个群体的创造能力，只是基于一些看来十分简单的想法。多年来，在审视和考察了兄弟省份的长篇创作态势之后，特别是在筹备这次具有阶段性意义的创作会议的日子里，一种开始并不十分明晰尔后又久久盘绕心头的思绪提醒和敦促我，面对已经初露端倪的速胜心理、浮躁情绪、盲目奋进心态，我们非常有必要坐下来或坐在一起，心平气和认认真真探幽入微地总结一下在长篇创作中的经验教训以及收获得失。这里面有着许多值得我们回味和珍视的东西。我们具有这方面的经验。

　　文学固然是一种个体劳动，但必须承认她也是一种群体智慧的结晶。这里既包括互相竞争，更重要的是蕴含着互相激励互相鞭策互相启迪互相撑持。虽然成功有迟早先后之分，但谁也不可忽视文学创作特别是长篇制作是一个携手并进并肩奋进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团结的意义涵盖更为广泛，也更加弥足珍贵。我们的成功靠的是团结，团结曾经是我们获得成功的良好机制，也必将使我们获得更大的成功。这一点我坚信不疑。长篇小说之所以取得了大面积的丰收，我想这是首要的成功因素。这种因素在以后的长篇小说创作中必将产生越来越明显的作用。这是我首先期盼的，也相信这是我们大家所共同期盼的。

　　另外，还必须认识到在陕西文学创作事业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近几年的长篇创作活动中，我们遇到了许多“开明婆婆”。这些省委省政府的“开明婆婆”们在宏观上高屋建瓴式的指导，在许多具体问题上不失时机、无微不至的支持和关怀，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极其宽松极其良好的外部环境。复杂的创作形态有时会使“开明婆婆”面对难度极大的领导态势，他们都以非常杰出而高明的领导艺术予以正确引导，在陕西形成了一个适宜作家进行艺术创造的良好气候，使我们始终充满着信心和希望。这一点使我深受感动，肃然起敬。我进行过广泛的了解，大家和我有着相同的感受和相同的感激之情。良好的创作环境和对这种环境的珍惜，相得益彰，同样是长篇小说创作取得重大收获的重要因素。这种双向的情感交流与理智的交融毫无疑义会在今后的长篇小说创作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对此，我同样深信不疑。

　　如果说以上两点是我省长篇小说取得丰硕成果的两大外部成因，那么从这个群体的内部去深掘成功的经验同样显得十分必要。

　　面对一个文学群体的两度辉煌，面对一个文学大省近半个世纪的连续繁荣，可以找出各种各样的成功因素，但我更倾向于赞同一位蜚声海内外的南方学者型散文家的观点：一条积淀深厚的独有的文化血脉主载着陕西每一位作家的身心。说到底，文学创作是一种文化的表现，而且是文化最直接最显露的表现方式。在那些要求文化与经济同步进行的观点影响下，我们这个群体面对地域性的经济落后局面，始终没有放弃或嫌弃曾经养育滋润过我们的深厚文化影响。在强劲的审判传统的风潮中，我们知道手中的笔应该如何运行。这种清醒的文化意识最终化作理性化作感情化作一种独特的创作，从而在中国文学史上争得了一席又一席席位。我上面所提到的那位南方学者散文家所持的另一种观点我也十分赞同，他说——“前不久听到有人对那些以黄土文化为背景的艺术品提出批评，认为他们写得过土过野。这些批评家不愿意看到人类行旅上的永久性泥泞，只希望获得一点儿成果性的安慰。”这位学者接着十分尖锐地指出，这些批评家无论在生命意识上还是审美意识上都是弱者。以上中肯的辩解或者说评价，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激励。我们绝不可在迷乱中，在新的起步时刻，轻易地丢弃这可贵的生命意识和审美意识。

　　始终坚定不渝地在生活源头寻求创造的原动力，也是我省长篇小说创作取得丰硕成果的重要经验。一个简单的事实足以使我们悟出更为深刻的道理，陕西作家群大致是由来自陕南、陕北、关中三个地域的作家组成，新时期以来的中青年作家群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各自丰富多彩的小地域文化和各自的地域性生活积累和体验，在共同的劳动中互衬互补，交相辉映，表现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上必然呈现出比其他一些地方更为异彩粉呈各领风骚的生动局面，面对全国的文学创作也必然独具魅力。外部世界本来就很陌生或狭隘的地域风貌在这个现代庞大而复杂的群体的笔下，反而显现出从未有过的广阔性。这不仅仅是这个群体多才多智，而是文学规律所使然。由此，我们必须拿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明晰的意识，努力去热爱和表现自己所熟悉的文化和生活。这虽然不应成为一成不变的金科玉律式的创作准则，起码不应成为我们可以无端丢弃的东西。找一块熟悉的地方向深层掘进，必然会取得成就，这已被老一辈作家和新时期中青年作家的成功实践所证明。意外的成功也可能出现，但对于一个群体来说，尤其是对长篇创作来说，不可能全部靠意外取得成功。扎扎实实地深入生活，认识生活，应该成为一个永久的话题。我们大可不必为我们所生活的这块地方闭塞落后的经济等观点所束缚，一种反差极大的生活现实有可能成为我们再创辉煌的最有利条件。

　　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提及另一个重要经验，这就是面对近几年各种社会思潮，文学思潮的冲击，我们这个群体有过迷乱有过徬徨，但基本上还是保持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和十分坚定的信念，否则将不会产生多部在全国引起反响的长篇。大家一定注意到了这样一种现象，一些最具影响力的作品正是在商潮冲击最厉害的时期所产生的。这一方面说明，我们这个群体一如既往地让文学面对人生，面对现实，面对未来，同时也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十分广阔的文化市场。对于今后，长篇小说创作能否被“上帝”欣悦接受，我持乐观态度。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全身心地投入更为艰苦的创造，赢得更为广泛的支持。由此看来，严肃地面对读者不能不说是我们最为重要的经验之一。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面对读者这一悠久的文学创作传统。

　　三、期待与展望

　　切实说来，陕西新时期以来所形成的作家群体，是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创的国家和民族全面复兴的大气候而形成的。国家兴旺，文学繁荣，这是一个规律。能遭遇到今天这样的平和、稳定、开明、实事求是的社会大环境大气候，是我们这一代作家的幸运。因此而可以说，陕西作家十年以来的长篇小说和新时期以来的全部文学创造活动，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富有群体地域性特征又艺术个性鲜明的一部分，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百花园地的花色品种。

　　对于未来，对于今后这个群体创作发展，我们寄以希望和期待。

　　一、希望作家们毫不动摇地继续关注当代生活的发展。党所领导的改革，对于一个饱经忧患和灾难的国家和民族所显示的成就，已经为整个世界所瞩目所震惊，这场改革对于这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其历史性意义不亚于49年的解放。改革对于旧秩序旧观念的革除和新观念新秩序的重新建立，不会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而是一个剥离脓腐滋生新肌的过程，是一个民族心理结构重新安排的过程。作家不应该回避这个带着阵痛的蜕变过程，应该投身到这个新旧交替的过程中去，感受变革的欢乐也感受改革的痛苦。深入生活是一个永远不会过时的口号，对于任何艺术流派艺术形态的作家都是第一性的，转眼即逝的生活过去以后就成为历史，放过了体验感受的机会就会在心灵的感光板上留下空白，这是永不复返的遗憾。我们仍然倡导作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去观察体验和感受，而不仅仅把自己拘囚于文化人活动的小圈子里。期待陕西作家能戒除文坛上的某些浮躁萎靡之气，写出深刻反应生活发展的大气之作。

　　二、期望作家能广泛读书，开扩艺术视野，更新知识结构，使自己的生活思想和艺术思维永远保持最新最活跃的状态，才会对发展着的生活和生活中出现的某些复杂现象保持最冷静最灵敏的感受。而这种最新的感受往往是小说创作的最初冲动。这里需得提及一个自信与自满的界限和不同内含。自信来自于孜孜不倦的学习和吸收新的知识，不断更新观念，不断调整自己的心理结构，使自己永远处于一种清醒而又鲜活的思维形态。这种自信无疑是作家创造劳动的最佳精神状态和心理状态。自满是一种自我封闭，得于一隅而滞留不前，排斥吸收人类的新的精神发现和新的艺术形式，久而久之便形成一种习惯性思维定势，它从根本上排斥艺术的新鲜排斥艺术的更新，因此也排斥艺术创造。思维定势所直接造成的后果是艺术上的陈旧和重复，而陈旧的艺术重复，无论重复别人或重复自己，都只能造成艺术世界的萎缩。

　　但愿我们这个群体的作家，不要因为年岁的增长和艺术成就的取得而停止吸收，年岁可以老化而艺术思维却依然可以保持活跃，中国和世界上许多优秀的作家都提供了典范。

　　3、我们期待这个群体共同创造一种艺术创造的和谐气氛，大家互相尊重别人的艺术探索和艺术个性。因为在任何时代任何民族的艺术世界里，根本不存在如哥德巴赫猜想那样一个陈景润式的唯一正确的答案。作家不同，艺术体验便不同，强求一律早已被文学的发展所摈弃所淘汰，真正实现百花齐放的时代已经到来。现在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倒是花们要互相尊重互相宽容，红花不要讥笑白花，黄花也毋需嘲弄紫花，家花应该容忍野花，洋花也不必吓唬土花；如果能够互相取长补短土洋结合家野合璧而生出一些杂种新种，可能不失为一种创造。

　　社会已经提供了一个宽松的适宜文学发展的大环境，花们自己也当创造适宜文学发展的小环境小气候。

　　4、我们还希望和期待这个群体的朋友，在艺术创造的同时注意自身修养，不断强化自己的人格力量。社会发展的某个时期，在多样化的同时也会呈现某些复杂化现象，甚至某些陈腐的市侩哲学平庸观念也会浮泛喧嚣，作家唯一能够保护心灵洁净的便是人格修养。人格修养不是一个空泛的高调，对于作家的创造活动甚至可以说是致命的。市侩哲学、平庸观念、急功近利，首先伤害的是作家心灵中那个无形的感受生活感受艺术的感光板，这个感光板被金钱虚名被一切世俗的东西腐蚀而生锈，就在根本上窒息了一个作家的艺术生命。

　　爱护和保护自己的心灵，铸造自己强大的人格力量，才会对生活和历史保持一种灵敏的感受能力，才会永久不悔地保持对这个民族的深沉不渝的责任心。

　　我真诚地希望会议取得期望的效果。陕西的一批专门和业余文学评论家，始终不渝地追踪关注着陕西作家的创作发展，他们的研究对于今天的创作成果起到过重要的作用，我和这个群体的所有人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现在唯一期盼的是你们最冷静最科学的评论，捧杀和棒杀曾是老话，今天却并不过时而浮泛于中国文坛。我期待我们从这个会议开始，重新建立真正的文学批评的品格。

　　同志们，文学把我们扭结在一起，文学依然神圣，这是最重要的，其它一切都不必太重视，我仍然重复九三年换届会上的一句口号，一切陕西作家理应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作出无愧的贡献。

　　（本文是作者在“陕西长篇小说座谈会”开始时的讲话，本刊发表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