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怆的黄万里

　　◎黄万里与三门峡

　　

　　黄万里是黄炎培的三儿子,也是他最著名的一个儿子。他是我国著名的水利专家。

　　黄万里的遭遇和命运,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符号,他被称为一个敢讲真话的科学家,一个只讲真话的水利专家。黄万里注定要被写入社会发展史、科技史、水利史、党史,总之,历史会把他浓浓地记上一笔,就像他的父亲一样。

　　黄万里的一生可用“五个一”来概括:一座大坝;一篇小说;一个右派;一本著作;一生执拗。

　　黄万里在黄家活下来的男丁中排行老三,人称三哥,他之所以选择学水利工程,也是缘于父亲黄炎培的一句话。黄炎培说:“我一辈子要为农民服务,所以我不能看到祸及农民而不顾……”

　　水利与农业和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黄万里便在父亲的影响下,选择了水利工程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1932年他从唐山交通大学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就改修水利工程,后来分获康乃尔大学硕士学位、伊利诺伊大学工程博士学位,是第一个获得美国工程博士学位的中国人。

　　黄万里毕业后曾在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工作,也在国内各地从事过水利测量和规划工作,还当过甘肃水利局局长。长期行走江河,使得他习惯于跳出书斋看问题,和一般的学者有着不同的视野,特别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而不是在书斋中指手画脚,黄万里这种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他长期工作积累的经验,也是他践行父亲黄炎培倡导的手脑并用教育思想的结果。

　　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扎实的理论基础,让黄万里对自己的工作和专业充满自信,一种超强的自信。

　　没想到的是,一座大坝,开始悄悄地改变了他的命运,这座大坝就是三门峡水库大坝。

　　黄河水在河南省的潼关至孟津,也即陕县一带为太行山脉所阻,以巨大的水力,冲出三路山口。后人把这三道激流,自东至西,称为“人门”、“神门”、“鬼门”三门,这个峡口因此得名三门峡。

　　1953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它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第一年。全国人民都充满着高涨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这种热情充斥着每个人的胸膛,也影响着决策者的神经。在水利部和黄河水利委员会的要求下,中国政府经过与苏联政府商谈,决定将根治黄河列入苏联援助的156个工程项目。在三门峡建设黄河上第一个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实现防洪、灌溉、发电的综合效益,一举改变黄河旧貌,实现“圣人出,黄河清”这一古愿。

　　之所以选择黄河,这好像也是中国人的宿命。治黄,在历朝历代都是国家大事,此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全国上下意气风发,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从这样的背景看,没有再比治黄工程更显威力的大事了。

　　1954年,国家计委正式成立黄河规划委员会。在苏联专家组的指导下,编制黄河流域规划。1955年4月,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动工。同月,由周恩来总理主持,水利部召集学者和水利工程师70多人就已开工的黄河三门峡水利规划方案进行讨论。

　　就在这个时刻,44岁的黄万里站了出来,在众多的与会专家中,他的声音很特别,很刺耳。他没有对设计方案本身提出什么论证意见,而是从根本上否定了这项工程,他认为:三门峡根本就不适合建坝!

　　黄万里一鸣惊人,他成了唯一一个站起来反对修建三门峡水库的人。

　　黄万里的反对理由很简单,他认为:黄河含沙量巨大,一旦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潼关以上流域会被淤积,并不断向上游发展,到时候不但不能发电,还要淹掉大片土地。他同时还说,“黄河清”只是一个虚幻的政治思想,在科学上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于是,接下来的7天讨论会,黄万里舌战群儒,与其他专家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到最后,会议就开成了对他的批判会,人家再开会讨论时,干脆就不再邀请他参加了。

　　不过,接下来的事实证明,黄万里的论证是正确的。

　　1958年11月25日,三门峡工程开始截流。1960年6月高坝筑至340米,开始拦洪。1960年9月,三门峡大坝建成,大坝下闸蓄水。工程总投资预算为13亿元,而工程总结算时实际耗资达40亿元。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这相当于40座武汉长江大桥的造价。是年,潼关以上渭河大淤,淹毁良田80万亩,一个小城被迫撤离。渭河泥沙淤积直到距西安仅30多公里的耿镇。

　　结果,第一台15万千瓦的发电机组刚刚披红挂彩地发电不足一个月,便没有了用武之地,后来只好被拆到丹江口电站去了。此后多年,三门峡工程不停地改造修建,成为典型的烂尾工程。

　　一千多年前,唐代诗人罗隐曾专门写过一首《黄河》诗,不知是否算是对后人的预警:

　　莫把阿胶向此倾,此中天意固难明。

　　解通银汉应须曲,才出昆仑便不清。

　　一千多年以后,黄万里一语成谶。此后他也不停地向各个方面反映,并且,多次向中央领导上书,以证明自己的观点。

　　然而,适得其反,他不断反映的结果,就是他逐渐成了众人眼中的另类,特别是水利专家中的另类,他被空前地孤立着。他的反映,大都如泥牛入海,没有人再提及此事,也没有人愿意提及此事。对于决策者来说,三门峡已经成为历史了,出现任何问题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建坝有建坝的理由,修坝有修坝的道理,即使将来把三门峡大坝炸了,也有炸的道理。这些,显然超出了黄万里的理解范围。

　　此后,黄万里把三门峡大坝结结实实地背在了背上,也被这座大坝结结实实地压着。

　　

　　◎诗人黄万里

　　

　　写诗的人和诗人有什么区别吗?当然有!李白写诗,因为他有着诗人的个性,所以他是个诗人。毛泽东也写诗,但他只有诗人的情怀,没有诗人的个性,所以他并不是纯粹的“诗人”。

　　把黄万里作为诗人来理解,只是依性情而论,并无他意!他曾对学生说过:“你们是以一个科技工作者的态度搞水利。而我既是科技工作者,又是诗人。我是用诗人的感情搞水利的。”

　　可能就是这个诗人感情,让黄万里命途多舛。

　　三门峡的事还没完,不久,他的命运又被一篇小说,确切地说,是被小说中的一首小词再次改变。

　　1957年,黄万里在清华校刊《新清华》上发表了短篇小说《花丛小语》。这是一篇讽刺小说,里面嘲讽批判的对象主要有四类:一是批评北京的市政建设,有“豆腐渣工程”;二是批评在三门峡方案中,有些专家不讲真话;三是批评了当时盲目学习苏联的高校教育模式;四是嘲讽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和风气。小说中有一首他自己创作的小词《贺新郎•百花齐放颂》,格外引人注目:

　　绿尽枝头蘖,

　　怎当他,春寒料峭,雨声凄切?

　　记得梅花开独早,珠蕾偏曾迸裂!

　　盼处士,杳无消息。

　　桃李临风连影摆,怯轻寒,羞把嫩芽茁。

　　静悄悄,微言绝。

　　忽来司命护花节,

　　乘回风,拨开霾气,宇清如澈。

　　人世乌烟瘴气事,一霎熏销烬灭。

　　翻潋滟,芳香洋溢。

　　好鸟百花丛里舞,这当儿,鼓起笙簧舌。

　　心自在,任翔逸。

　　这首小词,本是自嘲自娱的小品,读起来甚至有些拗口,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过,当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给毛泽东送去了这期《新清华》之后,事情的发展,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了。蒋南翔为何给毛泽东送这本书,目的尚不得知。总之,毛泽东看到了黄万里写的《花丛小语》,也读了他填的《贺新郎•百花齐放颂》……

　　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总会发生一些特殊的事情。1957年6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社论,时风剧变,帮党整风迅速转为反右。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几经修改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文章。就在同一天的《人民日报》第六版上,在毛泽东亲自题写的“什么话”的栏目下,发表了黄万里的《花丛小语》。

　　黄万里上了《人民日报》,估计他自己都没有想到。接下来的事则更让他目瞪口呆。

　　随即,《人民日报》连续刊登了批判黄万里的文章,一夜之间,黄万里成了全国知名的大右派。

　　对于个中曲折,黄万里在1995年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有一次,毛泽东遇见我父亲黄炎培时很不高兴地对他说:你们家里也分左、中、右啊。《花丛小语》里把实行百花齐放政策后的国内形势,描绘成‘春寒料峭,雨声凄切,静悄悄,微言绝’。这是什么话?”

　　如果毛泽东的确讲了上面的话,那么可以看出,他不仅读了那首词,还牢牢地记着其中的几句话,可以脱口而出。

　　没想到吧,黄万里的小说给毛泽东留下了这么深的印象。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还在各小组组长的会上说:“有这么一些中国人,说美国一切都好,月亮也比中国的好。……黄万里的诗,总还想读的。”

　　他这里说的“诗”,指的就是前面提到的那首词《贺新郎》。

　　也许毛泽东确实喜欢黄万里写的东西,他曾对黄炎培说:“你儿子黄万里的诗词我看过了,写得很好,我很爱看。”只是不知道下面这首诗,毛泽东读过否?

　　自古长才难为用,

　　孔丘汲汲屈原恸。

　　居然白首成葫落。

　　忍对黄河哭禹功。

　　从此,黄万里“一右”就是23年。在这23年中间,他曾被下放到江西鄱阳湖劳动,也被安排到水利工地干活,打扫厕所。还被揪回清华大学批斗,该干的,不该干的,他都消受了,也挺住了。

　　黄万里的妻子丁玉隽也是清华老师,早年曾留学日本学医,她也是名门之后,她的父亲丁惟汾是国民党元老。此时,也和黄万里一道下放农村,她回忆说:“我们住在像兵营一样的大仓库里。黄万里被斗得精神恍惚,连自己都搞不清是不是特务了,还给大女儿写信,让大女儿帮助回忆一下,自己是不是特务。”

　　即使如此,黄万里念念不忘的还是治黄,在此期间,他还完成了他的论文《论治理黄河方略》。

　　1980年2月26日,黄万里被清华大学党委“平反”。他是清华大学倒数第二个被平反的右派,倒数第一的右派比他的名气还大,是钱伟长。

　　右派改正后,由于各种原因,黄万里没再给本科生上过课,仅在上世纪80年代招过两个硕士生,也没有带过博士生。以黄万里本人的学术建树和在国内外的影响,他具备在中国一流大学当博导的资格,为什么清华没有聘他?原因说来很滑稽,按照规定,做博导,先得写个申请,这样的要求,黄万里很不爽,性格倔犟的他不肯屈从,他愤愤然说:“写申请,多此一举,有资格的人,就是能带博的人,还要写申请吗?不够资格的才写申请,我够资格为什么写申请?”

　　当然,没有人回答他的为什么,当然,也就没有人聘请他做博导了。

　　还有更令人伤心的事,按照现在流行的标准,作为学者或教授,必须要有一定的专著,著作等身虽说不可能,但随便也能拿出几本专业书籍。看看教授们的简历,后面往往是一长串书名,这样的才叫学者,才够派。

　　可怜的黄万里虽然有惊世之才,但他的学术著作却无人问津,只能束之高阁。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万般无奈下,他只好自费印了论文集《水经论丛》和诗文集《治水吟草》,在亲友中散发。这可算是今古奇观。

　　2001年,黄万里已经90岁了,他已经不能再讲学著述了,在他寿辰前,经领导默许,清华大学水利系的老师们从各自的课题费中拿出一部分钱来,为他印了一本非正式出版物《黄万里文集》。这是一本16开本、360多页的大书,不过,由于费用原因,只印了不到500本。

　　诗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做了一辈子教授的黄万里,一生只出了一本书,一本没有版权,没有公开发行的书,这更是今古奇观。

　　

　　◎悲怆的黄万里

　　

　　2001年8月27日下午3时5分,在清华大学校医院一间简朴的病房,90岁的黄万里溘然而逝。一个一生不屈不挠的战士、诗人倒下了。

　　一座大坝;一篇小说;一个右派;一本著作;一生执拗,构成了黄万里一生的关键要素。

　　在他的追悼会上,他的一位学生说:在国内水利学界,多年来,黄万里代表着科学家的良心。

　　黄万里的悲剧令人扼腕,他去世后,开始有人撰写有关他的文章和书籍,每出现一本,都会引起不小的轰动。有更多的人,开始从各个层面剖析黄万里的人生,以及他的社会意义和价值。

　　有人说:黄万里的命运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他就是中国水利界的马寅初、陈寅恪。

　　有人说:黄万里的一生是追求民主科学的带有悲怆色彩的一生。我们用了45年的时间,才印证了一个科学家的论断是正确的。

　　有人说:他的学问主要是致用之学,但他没能致用,从这一点上说,他可能是个失败者。他真正想做的并没能做,只能发出些声音。科学家黄万里变成了思想家黄万里。

　　我们必须承认黄万里一生是个悲剧,而更大的悲剧在于他一生挥舞着科学的大旗,手中攥着真理,看似很强大,但最终倒下的却是他。他甚至不知道他的对手是谁?这是为什么呢?

　　有人曾给黄万里找了一个对立面,同样是清华大学水利系的教授张光斗,说张光斗一直在支持建三门峡、建三峡。这种说法,看起来好像是对的,其实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有悖常理。一个张光斗奈何不了黄万里,张光斗支持建三门峡、建三峡都没错,问题是不光他支持,站在张光斗身后和身边的是强大的专家团队,无处不在的行政力量,还有党和人民的意志和愿望。而黄万里,更像是现代版的堂吉诃德,他挥舞着长矛,却看不到敌人。在他看来,是众人皆醉我独醒。而在别人看来,他醉得不省人事。

　　道理其实很简单,站在科学对立面的,不是某个人,而是封建的专制和愚昧,是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无处不在的封建意识,正是它窒息了众人的思想,也扼杀了黄万里的正确,让他倒在了一座坝下。

　　试想一下,难道那么多的水利专家真的不知道三门峡不能建坝吗?

　　这让我们想起了最近发生的“华南虎假照片”事件,看起来是一个农民造假,但后面的援手,有专家,有官员。故事发生的舞台,虽然是21世纪的今天,但后面的背景还是几千年香火不断的封建阴魂,还是许多朝代都玩过的那套盛世献祥瑞的把戏。就是这种看不见的意识,推动着华南虎一步一步走上前台。想想看,难道那些官员、专家真的看不出那是一只纸老虎吗?真的能被一个农民所蒙蔽吗?真的没作为吗?还是他们宁愿把这只纸老虎献上去,讨得欢心呢?恐怕是后者。

　　几十年来,黄万里一直上书,从几任总书记,到几任总理,持久不息。希望得到上层的支持,反败为胜。然而他屡败屡战,最终由一个科学家,变成了一个思想家,变成了一个诗人。而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将军,像张光斗一样,带领更多的人,建更多的坝,或者拆更多的坝。但是他却选择做一名诗人,单枪匹马,赤膊上阵,站在城门外,不停地搦战,最后力竭而亡。

　　我们还是回到家庭里,再看看黄家其他人的说法。

　　黄万里的侄子黄孟复说:“在儿时的记忆里,三叔为人谦和。因为三叔待人亲切,孩子们时常在假期云集清华。后来听大人们说黄万里性格倔犟,为人耿直。……三叔从1957年获罪,直到去世,从未停止过学术研究。去世前几年还曾对我谈及治理黄河的问题,他的身上有着中国知识分子所共有的特点:对学术执著。这一点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

　　他的女儿黄肖路说:“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政治条件适合的时候,他讲真话;政治条件不适合的时候,他讲真话。对他有利的时候,他讲真话;对他不利的时候,他还讲真话。”

　　黄万里的女婿杨乐是中科院院士,著名的数学家,他评价岳父说:“他在任何情况下从不随大流,只按科学规律实事求是地说话。”

　　我曾问黄大能,怎么评价哥哥黄万里,他说:“无法评价。”

　　但此前,他曾在自己的书中和文章中也多次提到黄万里。黄大能如是说:“至于他有没有做到父亲教导的‘和若春风’,或是有没有完全做到,我并不清楚,但‘肃若秋霜’他是做到了的。”

　　让我们回到过去。

　　1933年,朝气蓬勃的黄万里准备到美国留学,临行前,黄炎培再三叮嘱道:“专门学者,必须熟悉人情世故,考虑自己的主张必须行得通,否则将一无成就。”

　　这些话仿佛就是对黄万里敲的警钟,换句话说,发生在黄万里身上的故事,不需要出门,回到家中,听听父训,抖擞一下精神,转身出门,一切自然就解决了,根本就不需要上书各类大人物。

　　黄万里自己总结人生时曾说过:

　　“父曾多次戒我骄傲,多次垂训。古人云:‘虽有周公孔子之德之能而骄,则其人决不得称贤。’戒骄必须从内心出发,仅在形态上不骄,虚伪,犹不足道也。他内心颇赞我的才能,特别是诗文,但终其生未赞我一词。父尝与老友背后朗诵我的诗句,事传到我的老师,父的后辈学生,我才知父背后赞我。我力遵父训,但最后一点终未能做到。我在成人后所犯错误,要皆出此!”

　　1959年,黄万里和黄大能两兄弟到北京医院,看望住院的黄炎培,此时,二人皆为右派。黄炎培担心地说:“今天看来,万里是反对三门峡工程,写了得罪人的文章。大能是因为得罪了民主党派内的某些人,总之,或多或少都是没有掌握好做人之道。”

　　知子莫若父。黄炎培好像没有提到黄万里的对错,只是说他没有掌握好“做人之道”。这该是最准确的!

　　

　　(选自《大家风范》/肖伟俐 著/新华出版社/2009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