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加速蒋介石的败亡
(2011-07-18 16:42:02)
在前不久一篇相关的文章中,我笼统大概的讲述了一下蒋介石失败的原因,主要侧重于政治和军事方面,经济方面提到很少,这篇文章就主要分析一下,国民政府蒋介石时期的经济状况。
国民政府黄金十年的经济状况
在蒋介石统治的前十年,即1927——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时期,史上有一说法,叫“黄金十年”,指,国民政府在此期间,经济取得高速的发展。仅在1931-1936年期间,中国工业成长率平均高达9.3%,创下民国以来第一次经济奇迹。同时交通事业的发展尤为蓬勃,除电讯、邮政快速成长外,铁路修建达2万余公里,公路增开了8万多公里,民航空运在这十年间开辟了12条航线,长1万5千多公里。
而取得这些经济成就的前提是,当时国民政府在国家预算中每年要负担的前清遗留国债占32%,军费支出则占到40%,而建国经费仅仅只有20%。前清遗留的国债,大部分是当年清政府为还“辛丑条约”而向国外银行高利贷借的战争赔款。而军费支出,则一直都是国民政府的重中之重,即使在“黄金十年”经济高速发展期间,战争的阴影始终笼罩在民国政府头上,期间爆发了“中原大战”、“九一八事变”、“淞沪抗战”、“ 宁粤分裂”“福建事变”,并且当时的反政府武装“红军”也不断扩张势力,一度威胁到国民政府的统治。
在黄金十年期间,国民政府为解决财政危机,实行以下几个措施:实现关税自主,裁撤掉厘金,发行公债,改组银行,币制改革。
首先来看一下关税自主。关税自主有着财政和外交两方面的意义。征得关税自主权,不仅是一个国家面子问题,而且还关系国民政府生死存亡的实质问题,因为当时的关税收入要占国民政府全部税收的半数以上。在1928年7月25日,美国驻华公使马克谟与宋子文签定了《中美关税条约》,承认了中国的完全国税自主权。接着,挪威、比利时、意大利、英国、瑞典、法国、西班牙等国先后都与中国缔结了关税条约,承认中国关税自主。1930年5月,日本也与国民政府缔结了关税条约,关税自主终于实现。
其次是裁撤厘金。厘金是晚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时采用的一项特殊征税措施,对于国内工商业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消极阻碍作用,对此国民政府为此专门召开了裁厘会议,决定从1929年开始裁厘,半年完成。在中国历史上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厘金制度,最终在南京政府手里寿终正寝。裁厘后,国内商品流通条件有了重大改善,加上度量衡的统一,交通的统一,国内市场的大环境有了改观,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再次是发行公债,改组银行。国民政府在发行公债中,采取了极大的让利政策。1927至1931年,政府共发行公债10.58亿元,而实际收入为5.38亿元,让利达5.2亿元,几近对折。这些巨利,使银行业迅速发展起来。并且国家资本在金融业中占据了主体和主导位置。
最后是币制改革。币制改革可以说是国民政府最成功的措施。1935年,南京政府推出了根本性的币制改革方案。从1935年11月起,币制改革方案正式实施,宣布“白银收归国有”,民间的生银、银元,均在三个月内兑换成法币。币制改革后,物价上扬,货币供应增加,民众购买力上升,银行利率普遍下降,储蓄增加,用于工商业的投资大幅度增加,外汇率的稳定也促进了外贸,出口额迅速增加,外贸赤字迅速缩小,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势头。
国民政府抗战八年的经济状况
由于全面抗战的爆发,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在战争中落下帷幕,中国的复兴之路被迫中断。随着日军迅速攻占中国东部和南部的沿海省份,国民政府十年所取的成就也几乎毁于一旦,面对着西部省份薄弱的经济基础,财政税收的大量丧失,因战争带来的物资短缺,物价上涨,为适应战时经济的需要,国民政府决定实行战时财政经济体制。
民国二十七年三月,国民政府在武汉召开了临财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并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和《非常时期经济方案》,作为国民政府战时施政方针。该纲领全文32条,其中关于财政经济方面的为第十七——二十四条:
十七,经济建设以军事为中心,同时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本此目的,以实行计划经济,奖励海内外人民投资,扩大战时生产。
十八,以全力发展农村经济,奖励合作,并开垦荒地,疏通水利。
十九,开发矿产,树立重工业的基础,鼓励轻工业的经营,并发展各地之手工业。
二十,推行战时税制,彻底改革财务行政。
二十一,统制银行业务,从而调整工商业之活动。
二十二,巩固法币,统制外汇,整理进出口货,以安定金融。
二十三,整理交通系统,举办水陆联运,增筑铁路公路,加辟航线。
二十四,严禁奸商垄断居奇,投机操纵,实行物品平价制度。”
战时财经统制,是在战争情况下,国家政权按照战争的需要,利用国家行政的法律的力量,采取强制的手段,直接干预或管制国民经济的各个主要部门以及社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各个主要环节。这种体制,从总的来看,对于坚持抗日战争,对于赢得最后胜利,取得了明显成效。同时这一统制政策,注意改善人民生活,保证人民基本生活需要,注意开发大后方的经济,对于促进大后方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这一统制政策是在非常时期从服务于战争的目的出发用强力实行的,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克服社会经济的深层问题。而且,由于全面推行统制,造成各级政府权力巨大,一部分官僚贪污受贿、假公济私等腐败行为愈演愈烈,不仅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恶劣影响,而且严重影响了国民政府的在民众中的公信力。
这时候对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来讲,更严峻的问题是如何维持国民政府的法币的汇率。法币维系着国民政府的财政信誉,币值稳定与否,关系极大。为了维护法币的汇率,1938年7月,英国与法国表示如果有美国参加,他们可以资助中国维持法币。然而美国对借款迟迟不决,影响英法的行动,英国认为单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挽救法币,也就是无法挽救国民政府的财政危机。至1939年3月,即中美桐油借款成立时,法币汇率已较战前跌落了46%,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近枯竭。
即使英国决定采取平行政策,向中国政府提供五十万镑的信用贷款和五百万镑的平准基金贷款,但这对风波四起的上海外汇市场来说,纯属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仅仅三个月,即6月7日,平准基金会就宣布放弃维持汇率,法币汇率立趋下跌。由于跌风过猛,平准基金会曾几度出面维持,然而法币颓势已无可救药,几个月内,贬值一半,降到三便士。法币汇率遂受市价支配,成为自由浮动的货币。由于蒋介石单凭外援支持而外援久候不至,国内经济遂濒于崩溃,通货膨胀的种子在此埋下。
在这种情况下,为增加财政收入,保证抗战军政开支,国民政府采取了以下政策、措施:
(一)大量发行法币。民国二十六年六月,国民政府共发行法币 14.1亿元,民国二十七年达23.1亿元。从民国二十八年以后,国民政府通过中、中、交、农四大银行大量增加法币发行,民国二十九年,法币发行额共达78.7亿,民国三十三年达1895亿元,到民国三十四年八月止,发行额共达5569.1亿元,比战前增加393.97倍。
(二)调整税制,增加税收。税收是国民政府实际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抗战开始后,关税、盐税、统税三大税源减少。国民政府为增加财政收入,调整了税制,增加新税,开征食盐战时附加税、货物税和直接税。
(三)举借内外债。举借内债,主要是发行公债,在8年内共发行公债18种,150亿元,实收公债总额61.08亿元,为发行额的40%。举借外债,民国二十八年以前主要是向苏联举借,此后主要是向英、美、法等国举借。8年中共借外债25种,计10.014亿美元,7454.7万英镑,10.3亿法郎,1.3亿法币。此外,民国三十一年六月中美签订《中美租借主体协定》,规定美国向中国租借8.4亿美元的军用物资。
(四)实行专卖制度。从民国三十一年起,逐步对盐、糖、烟、火柴实行专卖,专卖利润归国家所有。三年中专卖收入共74.29亿元。
这样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民政府的财政危机,但是实行通货膨胀政策,滥发钞票的恶果却必须要由国民政府承担。这期间,国民政府统治区,货币贬值严重,物价飞速上涨,而且由于商业利润超过工业利润,大量货币进入流通领域,商业投机猖獗,而工业却纷纷破产。各种各样的税收摊派则继续加深老百姓的苦难,用“民不聊生”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国民政府1945——1950年的经济状况
随着日本投降,中国人民终于等来了抗战八年的胜利,但是,中国的经济并未因此好转。抗战期间,日军为实现“以战养战”目的,大肆掠夺沦陷区的财富和矿产,国民政府所面临的是一个百疮千孔的国家和已经数次濒于崩溃的国家的经济,而国民政府唯一能做的就是修补。
但是,有一个地区的工业基础却保持的很完整,这和日军的对华政策有关系,因为,日军一直把这个地区当成自己的大后方,而国共双方也看到了这一点,纷纷派兵抢夺。这个地区其实关系到中国未来的走向,对中国的局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个地区就是东北。
对于蒋介石来讲,他早已丧失先机,中共武装早已在苏联的帮助下进入了东北,接管了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在那里,一支装备精良的百万大军迅速建立,而完善的工业基础则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而蒋介石只能占据几座大城市,对东北的局势无能无力。
刚刚打完八年抗战的中国,再次面临着内战的风险。而中国却再也承担不起战争带来的苦难。国民政府不是想着如何恢复经济,而是在美国的支持下,意欲消灭中共武装。民国三十五年南京国民政府军费开支占财政总支出的59.9%,三十六年(1947年)占54.8%,三十七年(1948年)一至七月占 68.5%,带来的是财政赤字的成倍增加。
全面内战爆发后,货币发行额更为狂增,几达天文数字。民国三十五年六月,法币发行量达21125亿元,次年六月发行量达99351亿元,比一年前增加3.7倍。民国三十七年六月,法币发行量达1965203亿元,又比一年前增加 18.8 倍,到这年八月二十一日实行币制改革后,法币发行量共达6636944 亿元,比抗战胜利时增加了约 1190.8 倍。货币发行的猛增,不但未减轻财政危机,反而加重了这一危机,造成了金融的崩溃。
国民政府为挽回法币的信誉,维持法币的币制,曾于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开始抛售黄金和美元,然而到次年二月,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却发生了抢购黄金的风潮,人们争相抛出法币抢购黄金、外币,黄金对法币比价猛烈上涨,二月一日1两黄金合法币40.8万元,二月十日则涨至96万元,法币贬值已达极低地步,实际上已经崩溃。在此情形下,政府不得不于二月十七日起取缔黄金买卖、禁止外币在国内流通。这虽然抑制住了黄金风潮,但却无法抑制住法币的贬值。
货币贬值、通货膨胀、苛捐杂税以及官僚资本主义的垄断,则导致了工商业的继续衰落,企业纷纷破产,工人纷纷失业,这一切则进一步加剧经济的恶化,而农村方面,由于战争的破坏以及国民政府对农村经济的搜刮等,农村耕地荒芜严重。民国三十五年河南荒地占耕地总数的30%,湖南占40%,广东占40%,3省共有荒地5800万亩。民国三十六年,江苏省的抛荒耕地占耕地总面积的3/5,安徽、湖南各占1/3,河南占1/4,广东占1/3。
对于农民来说,更不幸的是抗战胜利后的几年中,自然灾害也连续不断。民国三十五年七至九月,湖北水灾蔓延18个县,被淹土地135万亩,灾民54万人。民国三十六年春,湖北又遭旱灾,受灾地区达31个县,受灾土地425.8万亩,灾民397万多人。民国三十七年,又发生全国性大水灾,水灾遍及豫、鄂、湘、赣、皖、苏、闽、粤、桂、滇等省。其中湖南全省普遍受灾,洞庭湖周围11个县,被淹土地280万亩,湖北30余县受灾,830万亩土地被淹,灾民370余万人,福建早稻损失达5成以上。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农民生产受到严重影响。
而这些受灾地区几乎全在国民政府统治区内。天时,地利,人和,国民党全已丧失,而美国政府也断绝了对蒋的援助,在物价飞涨、经济崩溃、百业萧条、人民生活恶化的情形下,广大人民群众已不满于国民党的统治,并起来反抗。民国三十六年,以上海为开端,全国40多个城市发生了抢米风潮。全国400多个县的50多万农民发动了起义斗争。城市中工人、学生不断举行罢工、游行示威。到处都有要和平、要自由、反内战、反饥饿的强烈呼声,国民党的统治已从根本上动摇。
资料来源:《中国全史》 史仲文胡晓林 主编 《民国黄金十年》 星岛环球报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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