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民工的暑期社会实践调查报告

引言：在我国，一般“农民工”泛指无某地长住户口而在该地从事各种活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口。自二十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且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高速增长，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在大步伐的向前迈进着，而当前，农民工的数量也在迅速的增长着。这个庞大的特征群体一方面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也相对阻碍了城市的发展（个人意见）。据媒体报道，目前在京的农民工数量已接近300万，占外来人口总数的70%左右。那么，究竟他们的生活状况怎么样呢？做为一名大学生，有权力去了解，更有义务去关注。所以，我和同宿舍的一名同学就是怀着这样的初衷进入了在京农民工的工作现场，与他们进行了面对面的交谈，看到了听到了一些平时接触不到的情况，感受很深刻。

调查对象：在京外来务工人员，主要包括了从事第而行业建筑业及餐饮、服务性的第三行业。

调查时间：7月25日——8月15日前后

调查地点：北京石油化工学院迎教评校园美化建设的施工现场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某建筑工地施工现场

北京市海淀区某宾馆

调查方式：聊天式询问

下面就是主要的调查事实：由于调查者本人暑假没回家，故此有大量的时间去接触这些外来务工人员。首先，就自己最近的本校由于校园美化，所以有不少的农民工在这里找到了活干。最先接受我们调查的来自河南安阳的三位男性农民工。其中，年龄最长的43岁，有两个孩子，姓王；最小的30岁，有个4岁的女儿，姓郝；另外一个姓张，40岁。当时接受我们调查采访时，着三位师傅正在吃晚饭，且不时的用家乡话交谈着。王师傅懂一些普通话，他诙谐的说这是由于经常在外地做工的缘故。他告诉我们，他们不是那种常年在外的务工人员，这次出来是经过年轻的老乡介绍的，因为是老乡介绍，他们还是比较满意的。这次包括临村一共出来了8、9个人，他们自己的村子共有4、5个人，村子都是很小的。一般情况下一年可以出来干活200天左右，每年都是刚开春，过完春节就走，然后等到小麦熟了的时候就得回去。因为家里还是很缺劳力的。下一次等到种上玉米，把一切家务活干完后再重新出来。王师傅一边抽着烟卷，一边用叹息的声音告诉我们每次出来都得换好几次地方，就象现在这份活8月底就完了。是啊，9月份我们就开学了。当问及这样来回折腾累不累时，他只轻描淡写一句：“习惯了”这话中谁知道有包含着数不清的艰辛啊！郝师傅也告诉我们，他们这次出来，火车费用是由工头报销的，并且包吃包住，对此他们感到很满意。当问及这几位师傅业余生活都干吗时，他们一脸无奈的打量着我们俩，唏嘘着告诉我们他们基本是没有业余时间的，经常要换班、赶工期，包工头为了按时完成工程，就不断的给他们增加活干。张师傅笑着告诉我们，现在是吃饭时间，这是他们一天当中最快乐的享受。当听到这句话时，我的心寒了起来，脑子里闪现出了夏衍先生的《包身工》，那一片肮脏不堪的地方……正说话间，已有不少另外的工人吃完了饭，拿起了工具走向了工地去加晚班了。三位师傅告诉我们，待会他们也得加班，学校的后门改造工程是要求提前完成的，工头催得很紧，加班也不给他们多算加班费的，每天晚上都得加班到11点左右，早上5、6点还得起来出早工。对于这样长期干苦力的他们来说都过早的衰老了，他们明显的略微显老，我和另外那个同学都猜错了他们的实际年龄。像他们这种工种，大工一般是每天40-50元，而小工只有20-30元。虽说是国家这几年都在不停的抓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但工头也聪明起来了，都是每天少给几块，这样时间一长，就榨取了他们好几百块。我们俩天真的告诉他们可以运用法律武器去捍卫自己的权益是，他们说根本就没有想过，活计太难找了，找到都算很幸运了，怎么还敢去告人家呢！后来我们又问起了对这样的状况有什么感受时，这时似乎是我们触动了他们久违的痛楚了。师傅们一字一顿的告诉我们，他们的想法和感受实在是太多了，期待也是太多太多了，但最希望的还是工头不要找茬，每天多加几块钱，能够长时间的多干几天。更希望自己出来做工后家里一切都好，家人平安，儿女好好学习，以后不在象他们这样！是啊，这或许也是所有在外的农民工共同的心声了！最后三位师傅还说石化学院做活很好，这里的食宿条件等都很好，再说工头也不敢明目张胆的胡乱来。是啊，到底是在学校，但愿他们以后也能找到更好的工地去做工……

后来我和同学又就近去了芳庄某工地，发现这里的农民工业余生活很贫乏，大部分时间都只能睡觉、打扑克、侃大山，或者上街闲转，连看电视也都成了一种享受。城市的文化设施与休闲设施从来都与他们无关的！当然他们的业余时间也只是在有阴雨天时。32岁的甘肃籍民工陈文化告诉我们，他们也有一些乒乓球馆，可从来都不开放，只是为了应付上面的突击检查而已。这里的施工条件明显恶劣与学校：工地四周都是全部封闭的矮墙，只有一个门可以出入，我们进去是费了好大的口舌才得以进去。在这个工地上，我们还看到了与我们年龄相仿的工人，本来他们也应该在校园里读书的，他的眼神让我永远难忘。他告诉我他的家乡很穷，或许只有靠出卖青春，或许只有在繁重的劳动压力下度日了，而他们的付出却又是如此的廉价！

在后来我们去了西三环边一家规模中等的饭店，点了菜之后便和一位忙着拖地的同龄山东籍于姓员工说了起来。他告诉我们，他每天早上从5、6点一直工作到晚上10点钟，并且和老板签了一年的合同，每月工资大概是500元，实行的是年终发放制，平时只给60-80元生活费。其实他们在签合同时就等于把一切都押给了老板，如果在这期间有什么旷工或其他以外情况时，老板则会狠命的克扣工资，他还告诉我们。老板之所以实行年终发放制，是为了把钱存入银行获得不匪的利息收入。哦，原来老板时时刻刻都在盘算着自己的利益。我问他是不是住在饭店，他来了一个大力度的摇头后告诉我，这一个饭店共招收了15个像他这样的人，他们住在一起，一起住在公主坟一个地下室里，条件极其恶劣，是大通铺，阴暗无比，而且空间很小，加上现在是大热天，蚊子能把人吃掉，没有风扇，简直快要死了！听到这时我要求去看看，可他表示很忙，而且不一会就离开了我们。

的确，通过这次亲身调查研究，是我们这个整日只呆在教室里的理论型大学生感受很深。城市农民工，作为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新生的社会群体，目前大多从事着脏、重、苦、险等粗放型工种。他们的生活状态如此之差。令很多农民工不满的告诉我，自己也为北京的建设做出了贡献，凭什么就瞧不起人。是啊，我想社会是应该高度重视这个特殊群体，为他们寻求更好的出路！后来我们在阅读和研读了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并且针对我们的调查给出了一些建议，我们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应该从以下几点做起：

一、政府重视，政策扶持。

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树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群众观，出台一系列鼓励和支持农民进城打工的相关政策，为加快城市发展，为增加农民收入提供政策支持。逐步完善有利于农民外出打工的各种优惠性政策，清理和取消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简化农民跨地区就业和进城打工的各种手续，为农民进城打工提供政策和法律支持，通过媒体加强对农民工的正面宣传，促进农民工与现有城市居民间的良性互动，增加群体间的信任，提高农民工的社会地位。须知，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会切实让民工们感到党的伟大和体贴。

二、改善劳动生活条件。

针对农民工工作环境较差的不良状况，用工单位要改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消除农民工后顾之忧。各用工单位更要逐步改善农民工的居住条件，真正建立一个良好而又温馨的工作氛围，多一份关心，多一份爱心，让他们能够愉快生活，愉快工作。千万不要让农民工们离了猪圈又进了人圈！让人寒心啊…

三、规范用工行为。

各级用工单位要按照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规范企业用工制度，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要求，实行“凡是用工、务工一律签订合同”的用工制度。各劳动部门应根据当地劳动力市场实际情况，完善用工制度，规范用工行为。

四、加大农民工工资拖欠的兑现力度。

各级劳动执法部门要积极受理农民工的投诉案件，对上报的投诉案件要建立详细登记制度，做到受理一起，查处一起，震慑一片。对不接受劳动部门受理的个人或团体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把长久拖欠克扣工资的私营业主的丑恶行径要在社会上“曝光”。在拖欠工资现象严重的行业，建立工资支付信用档案及工资支付基金制度，由用工单位出资建立，保证农民工能按时、足额拿到工资。各级劳动、建设、工会等部门加大劳动监察力度，建立健全用工监控制度，严惩那些不具备合格资质，违法违规运作，侵害农民工权益的劳务企业。此外，要定期进行专项检查，建立良好的工作查处制度，为农民工撑起一把健康、持久、耐用的打工“保护伞”。最好不要让工头的各种小伎俩得以实现，钻了空子。

五、提高农民工自身素质。

当然，农民工自身也有一些不能适应现代城市和工业化要求的缺陷。各级政府部门要加强对农民工就业技能的培训，对农民工要在技能、法律、卫生、城市生活知识等方面进行综合指导，提高农民工的劳动技能和工作水平，将其作为一项长期的任务来抓。一是要根据市场和企业的需求，按照不同行业、不同工种对农民工基本技能的要求，安排培训内容，提高培训质量；二是在培训过程中，找准市场定位，有所为有所不为，有计划、有目的、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地开展农民工培训教育，使农民工由体力型向技术型和智力型转变，努力打造劳务精品，推动劳务经济持续发展。

总之，我们整个社会都要时时刻刻把解决农民工的问题牢记在心里，把他们的寒暖记在心里，这或许就是我们此次调查的意义所在了！

实践报告参考资料：篇名：《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的特征和差异分析》 作者：刘旗、张东平。刊名：《农村经济问题》 xx年05期

篇名：《当代城市农民工问题》 作者：胡小双、刘用进。 刊名：《合作经济与科技》 xx年14期

篇名：《尊重劳动 善待民工》 作者：李智玮 。刊名：《经济论坛》 xx年11期

篇名：《建筑业农民工生活状态调查》 作者：石振、林锟。刊名：《求索》 xx年06期，北京工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