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北作家语言特色

内容摘要……………………………………………………（2）

一、语言简练、意蕴丰富。

二、语言充满西部风韵的诗意。

三、民歌俚曲和方言俗语的运用带来浓郁乡土色彩。

四、以贾平凹为代表的西北语言特色

1. 贾平凹小说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方言土语

2、贾平凹小说追求用词的韵律和谐，内容丰富

3、贾平凹小说具有神秘主义的非理性、超自然等特点

4贾平凹语言雅俗交融的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10）

论西北作家语言文学特色

【摘要】 语言是文学作品的表现形式, 语言的风格与作者的文学修养和作品的主题密切相关。西北作家的语言的特色，主要表现在造作风格和创作主题两个方面，西北作家们在小说的写作风格、创作主题等方面都各有特色，但在他们的作品中却可寻到一个共同的脉络，那就是独特的语言魅力。要做到这一点，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语言的技巧。。因为小说的安身立命所在是语言，“情节和人物形象很大程度上依靠语言，怎样去说这个故事，用什么样的语态和语言，也就是说，用什么样的句子，来构成一个通篇的语境。一篇好的小说，必须用最漂亮的语言去完成。”在西北作家们的小说中，人物是会呼吸的，语言是有劲道的。语言质实朴素、生动鲜活如西北农民一样的语言，那充满浓烈抒情风格的如诗歌般的语言，都显得十分精彩老到。本文通过较为具体地分析西北文学创作中的语言特色, 从几个主要的方面分析了西北文学创作中的语言特色, 挖掘出西北文学创作语言的通俗性、个性化、诗化、心理探究以及综合运用的巧妙作用等, 文中以贾平凹为代表，具体描述了西北作家的语言特色

Language is the expression of literary works, the style of language and the author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heme of the literature

accomplishment and works. Northwest writers in fiction writing style, theme, etc all have distinguishing feature each, but it can be found in their works in a common context, that is the unique language charm.

To do this, to a large extent depends on the language skills.. Because the novel is the living place of the language, "the plot and characters to a large extent depend on the language, how to say this story, what kind of voice and language use, that is to say, what the sentence, to form a the whole context. A good novel, must use the most beautiful language to accomplish." In the northwest writers of fiction, character is

breathing, language is a powerful way. Language quality, and the real simple, vivid, such as the westThis paper represented by jia pingwa, detailed describes the language features of northwest writers

【关键词】 西北作家，语言特色，贾平凹

一、西北语言简练的、意蕴丰富。

西北作家的小说中，看不到极尽雕饰、华丽的用语，只看见简洁质朴而又富有内涵的艺术语言。别林斯基认为，一篇引起读者注意的小说，内容越是平淡无奇，就越显示了作者过人的才华。当庸才着手去描写强烈的热情、深刻的性格的时候，他可以奋然跃起，说出响亮的独白，侈谈美丽的事物，用辉煌的装饰，圆熟的叙述，绚烂的词藻这些依靠博学、智慧、教养和生活经验所获得的东西来欺骗读者。可是如果要他去描写日常的生活场面，平凡的散文的生活场面，这对于他将成为一块真正的绊脚石。甘肃青年作家雪漠的创作为这段话做了最好的注脚。如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大漠祭》，书中没有中心事件，没有英雄

人物，更没有复杂的故事情节，有的只是普通的无法再普通的农家琐事：驯兔鹰、捉野兔、打狐子、劳作、偷情、吵架、捉鬼、发丧……不过是生之艰辛、爱之甜蜜、病之痛苦、死之无奈而已。这些的确是小事，但在雪漠的笔下，这一切却有着不可思议的魅力。在他的书中，杜绝一切干巴无个性的书面语，也没有诘屈聱牙的欧化句式，贯穿始终的是平白但不乏鲜活的口语，是简短但富有动感的简单句式。

其中有一位甘肃的青年作家马步升，他的小说一波三折，情节推进快而巧妙，在叙事上力避拖泥带水的滞涩和累赘，他的语言因而显得朴素而又生动。如《鱼蛋蛋的革命行动》(《上海文学》，二零零二年第四期) ，反思“文革”时期一个小孩子的“革命”行动的盲目性与残酷性。小说一开头就介绍鱼蛋蛋命名的含义：“黄土沟壑区，鱼很少，驴很多，鱼与人基本上无甚关系，驴却与人形影不离。耕地用驴，拉车用驴，磨面用驴，娶媳妇用驴，驴是家中一口人。当地口音中鱼驴不分。发的完全是鱼音。说鱼时，完全说的是驴。因此，鱼蛋蛋其实是驴蛋蛋，而蛋蛋又暗指男人和雄性动物的生殖器。”这段介绍语言相当简练，但却幽默诙谐且富于暗示。“蛋蛋”这个名字实际是一种雄性生命的象征。而鱼蛋蛋的一生就是这种雄性生命对个体存在意义不断进行追寻、最终证明了个体存在的荒诞的一生。

西北的语言的简练、质朴并不意味着简单、粗糙，相反，这些作家都非常注意细节的刻画，其中新颖别致的比喻是他们最喜用的工具以帮助自己达到细节的传神与巧妙。

比如说王新军的《大草滩》(《小说界》，二零零零年第二期) 中，一系列的意象都是以形象的比喻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眼前：羊慢慢地走，“如一群散步在大海边上的英国绅士：那样迈着款款的步子”，“一边吃草，一边排泄着黑玛瑙一样的粪蛋蛋”；疏勒河则具有“像从漂亮女人脸上流泄下来的那一缕美到极致的神韵”，而牧羊人许三管的心里“水一样舒缓地流淌着夏天的气韵”，人、物、景相知相融，勾勒出一副自然自在、野趣悠然的图画，作品在不经意的铺叙中总有一股淡淡的温情汩汩浸润着读者的心田。

在比如在宁夏作家中，石舒清、漠月等对细节的把握都非常独到。石舒清的语言宁静、清新又含蓄，给人一种近乎沉默的感染，就像那片土地上内敛深沉的人民，沉淀着对生命的一份奇异的爱意。其作品中的一人一物一景一事都显示着西海固人民的生命激情和情感力量，如白净的门帘“花瓣一样的安静”；女人“像一片宁静的、叶片尽皆转黄的树林”，浑身散发出一种难言的美好；清水清得“像能生出莲花来”；母亲扫院子的声音清爽而忧伤，“像一片一片荫凉落在我们身上”；坟地里的草“干牛粪一样局促而绝望地长在地表上”。这样精确的用语在石舒清作品里比比皆是，荒凉、焦渴的西海固就这样被他引到了文化的台前，用平静的眼神与广大的

世界对话。又如漠月的小说《锁阳》(《朔方》，二零零一年z 一期) ，在对“锁阳”这一植物进行介绍时，作者写道：“锁阳长在白茨的根上。春月里破土顶缝儿，像极了一条蛇，身上布满密密麻麻金黄的鳞片，还有一股锁人嗓子的香气。”由于这段描写的视角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且这段描写是与一个少年人隐隐萌动的春情交融在一起的，所以看似简约的描写实际上已经暗含了某种隐秘和象征。

还有新疆青年作家董立勃在长篇小说《白豆》中描写春天播种时的一个片断：“下野地，这个时候，像个女人。像个发情的女人，一点脸面也不要了，把自己脱了个精光。裸露在阳光下面，躺着的姿态，天下任何一个放荡的女人不能比。起伏的高坡，伸展的平地，浑圆的长垄，弯弯曲曲的深沟，没有一处不在激动，不在渴望。它把身体的每一处都变得湿润，并无边无际地开放，温柔地拥抱着所有雄性的进入……”董立勃的小说总是以女性为主线，“女性”这个意象对于准军事化的下野地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而作者此时从自己独特的视角捕捉进入他视野的景物，用一个饱含着欲望与激情的女人来比喻春天的下野地，以清丽、简洁、富有音乐性和诗意的比喻，营造了一种空灵、淡远、含蓄的艺术境界。

二、语言充满西部风韵的诗意。

中国的西部，在很多人的眼中，意味着偏远寂寥。但在第三代西北作家的笔下，在被风沙和干早肆意围困的漠野深处，在平静和寻常的农家生活状态中却呈现出无限动人的诗意。一向被认为是枯寂、无趣之偏隅，突然生机盎然地呈现了人间的诸多欢喜与温情。显然，这种源于西部地域生活的审美发现，对近些年来过于甜腻和过度私语的大陆文坛，无异于吹来一股清新凉爽的风。

然而陕西作家黄建国的小说却主要描写现代关中平原的乡村，他用自己的笔写出了生活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的人们的复杂品性，他们愚蠢、狡猾、憨厚、老实，可爱又可怜。作品中运用了大量ABB 式表颜色的叠音词，为小说营造了一个五彩斑斓、韵味无穷的意境。如“红星星”一样的枸杞；“金灿灿”的油菜花；

“绿汪汪”的水库；“蓝蒙蒙”的雾气、“蓝莹莹”的远山；“粉扑扑”、“红亮亮”的脸蛋；“白蜡蜡”的豆汁、“白晃晃”、“亮灿灿”的太阳、“白生生”的绵柳条；“黄蜡蜡”的衣服；“白花花”、“黑糊糊”的天；“灰沓沓”的村子等。它们融汇在一起，将多姿多彩的关中平原展现在读者面前，不由令人眼花缭乱、浮想联翩。从这些打上陕西关中烙印的叠音词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对这片土地的诸多情绪，有爱有怜有怒，但惟独没有“恨”。对这些艰辛生活着的农民，作者“哀其不幸”，但从不“怒其不争”，因为他们曾经争过，只是毫无策略的争。这就是作者心中的关中父老，不了解这些，就不能真正理解黄建国的作品。

还有董立勃的作品被誉为自沈从文、孙犁、汪曾祺先生辞世之后再难见到的具有“超凡脱俗的乡土凄美”的西部经典。在《白豆》、《乱草》、《静静的下野地》等小说中，董立勃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独特的下野地文化世界，以这个特殊的地域下野地为摇篮，孕育出曲折凄美的人生故事。早年的诗歌经历，让董立勃的小说有了一种浓郁的诗歌氛围，他用诗化的语言为读者奉献了干净的文本。虽然作品涉及的几乎都是日常生活但董立勃的叙述却充满了柔情，我们可以从其小说语言中感受到他对作品中人物满含的浓浓的温情。尤其在男女情事的叙述上，董立勃从不会用赤裸裸的描写去取悦读者，而是用一种简洁但却含蓄、丰富的语言为读者营造一个充满温情的氛围。如《白豆》：“白豆用她的嘴把胡铁的嘴堵上了。牙齿退到了一边，把地方让给了柔软的舌头。舌头和舌头的肉搏，比所有的格斗都要激烈。其实人的嘴，在不说话时，做出来的事，比任何一种语言都动听，都美妙。”

而王新军的作品，大都具有西部牧歌风味的悠闲，读来如一首首散发出自然气息的乡土抒情诗。如《大草滩》，在广袤的草地上，“草那么绿，一直绿到天边去了”，“羊那么白，像玉石珠子一样在厚厚的草面上滚动”，疏勒河更有“那一缕美到极致的神韵”，不管怎么看，“都会叫你湿漉漉的眼睛眨巴上好半天”。在主人公许三管眼中，他看不到别的，只看到了“羊白、草绿、太阳红”。他用散文诗般清新自然、温婉质朴的语言承担叙事文本，诗意的游牧，诗意的栖居，诗意的情爱，共同构筑了陇上千里河西走廊上游牧民族诗意的人性美的世界。在小说中他把这种游牧诗意描绘得令人神往，如《牧羊老人》(《小说界》，二零零零年第四期) ：“羊群在草地上云一样飘过来又飘过去，不发出一点声响。草如同天空一样深远地绿着，玉根老人走在羊群里，他完全不是一个牧者的形象，羊群在他周围散开，交叉地错落着游动，它们像鱼一样游弋在如水的绿色里。”此时在牧羊人、羊群、河流之间，生命与大自然是如此的融洽。诸多如许三管、玉根老人一样的牧人，他们日出而牧，日落而息，与人为善，亲近自然。怡然自得地享受着自然、人生的一切。许三管在草滩上忆及过去，感慨十几年的青春岁月像一个早晨一般不知不觉就流逝了。“多年来许三管就喜欢看着这片大草滩，看着草滩由绿变黄，再由黄变绿。这草滩好像一唿闪就绿了，一唿闪又黄了。他的羊在草滩上用小巧的蹄子嘣哒嘣哒地敲打着四季，将连绵不绝的日月年推敲到了熟视无睹的程度。”他们洗涤心境，感悟人生，这种人生是质朴的。他们愈是伤心卖羊，愈显示出他们心灵的质朴、纯善和纤尘不染。

三、民歌俚曲和方言俗语的运用带来浓郁乡土色彩。

正像人们所知道的那样，中国当代西部小说是以鲜明的乡土特征进入到人们视野中的。“乡土特征”的一个鲜明表现就是在作品中大量使用民歌俚曲和方言俗语，这体现了作家以此来建构民间写作的姿态，体现了他们关注底层民众生活，弘扬一种高贵的写作的理念，同时也展示了西北地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浓烈的乡俗乡情。

西北民歌俚曲出自民间、流行于民间，往往蕴含着一方水土的社会现状和民情民俗。冯梦龙在《叙山歌》中说：“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正是这些民歌俚曲才能表达出山野乡民对食欲性欲得不到应有的满足的渴望以及发自内心的叹息。如马步升的长篇小说《青白盐》，充分利用民歌小调所负载的民间意义以建构小说的内涵意蕴，使民俗文艺和小说意蕴达到了完美的统一。如“石崖头上的白鹁鸽，要喝个清泉的水哩。睡到半里没瞌睡，心里想着要吃个嘴哩。山里的麻雀儿山里飞，回来时要配成对哩。一天的日子盼不到黑，盼黑了一个人睡哩。”这首山歌痛快地宣泄了人的七情六欲，充满了原始生命力的自然真趣。同时也真实地反映出陇东地区老百姓的真实生活状态和内在情感，渗透了山野乡民这种源于远古世界的生命意识的原始积淀。

方言词语代表了一个地方的民风民俗，缺了它，文本的地域性和民间性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西北小说家们都非常擅

长运用当地的生活语言来表述底层世界的存在形态，呈现大西北这一方世界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处境，如王新军的玉门方言、马步升的陇东方言、石舒清的西海固方言、冯积岐、黄建国的关中方言等。方言词语在小说中的运用具体表现在以下两点：一是地域文化心理对人物命名的用意的影响。不同的地域的命名，显示出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民俗模式。在西北地区多用卑贱的字义取名，甚

至人可以和家畜、器物同名，这是西北乡村民俗定势的体现。因为人们认为名字卑贱可免遭折损，子女可长命百岁，福寿延年。故人名实际曲折的表达出乡民祈求富贵荣华和延年益寿的集体无意识。如杨争光小说中的老旦、驴驴，马步升小说中的秧歌、鱼蛋蛋，石舒清小说中的马八斤、牛儿，黄建国小说中的铁桶、麦碗、梆子等；二是原汁原味的方言土语的运用，折射出大西北乡民生活的原态。这点在陕西籍作家如冯积岐、黄建国等的作品中比较突出。从带有浓重地域特色的名词，如日憋事、香香肉等，到贴切、形象的动词、形容词，如岔心慌、孜乱、栖惶、活人、醋心等，其小说简直就是一部陕西关中方言大全。

但方言俗语的过度运用有时会对读者的理解造成一定障碍。比如冯积岐小说中的“踏胡基”(指打土坯) 、“臊子面闻着了”(指人将死) ；黄建国小说中的“赛派人”(指骗人) 、“不谄活”(指身体不舒适) ；石舒清小说中“洗大净、洗小净”(回民沐浴的两种方式) 、“举念”(一种为逝者举行的、救赎生前罪过的仪式) 等。这些词语的适用范围比较狭窄，如果作者不加注释的话，就需要读者在上下文中细细体会，这势必影响了读者的阅读。

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西北作家小说的语言总体来说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在他们身上，很少看到都市“先锋派”卖弄写作技巧的花哨和渲染个人化写作欲望的俗气。因此，不管他们的写作存在多少问题，他们还是担得起人们的赞许和期待的。

四．贾平凹小说的语言特色

贾平凹, 中国当代的著名作家, 以现实主义题材为基本创作题材。作为一名多产的作家, 贾平凹在小说和散文等文学题材上都发挥出了自己扎实的文学功底和独特的语言特色, 使得他的文学创作能够快速引起读者共鸣而且贾平凹的重要创作指向偏向现实主义, 由此就使得他的很多文学创作语言都含有朴素的现实生活的影子。除此之外, 贾平凹文学创作中的语言特色还有更鲜明的丰富性。

4.1贾平凹小说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方言土语

贾平凹散文中极具地域色彩的世俗生活和地方方言土语。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作家将在生活中的审美感悟心灵化，再去物化表达的媒介。并且当作者要着力去表现反映出大众世俗化的生活面貌，展现出生活中的乡土风味、地域特色的那种根植于大地土壤之中，带有浓郁地方色彩的大众口信，无疑是最好的材料。因此作者在写作中，人物语言和叙述语言多采用大众的日常口语，但这些土语语汇不是原封不动移用的。因土语语汇中有许多外域文化人群不易理解，和难的表述的词。所以作者经过匠心的加工、提炼，得到那有地域气息，鲜活生动，又易于被接受的语句。文化是人的文化，生活也是人在生活。因此，平民化的生活琐事最能体现所在地的文化面貌，当作者极为熟谙当地社会生活及文化脉络后，其笔下的世俗生活也就在不经意间散发出浓郁的地域特色。

4.2贾平凹小说具有神秘主义的非理性、超自然等特点

秦地作家的小说中普遍弥漫着浓郁的神秘主义气息, 既有鬼怪精灵, 又有神秘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 它们出现在秦地作家的小说中, 形成了秦地小说的一道奇特的景观。其中, 贾平凹的神秘主义书写最为持久和令人关注, 同时也是最让人困惑和难解的一个话题。

贾平凹的小说首先为我们呈现了许多灵异的人事与物象, 如《古堡》中的白熊; 《美穴地》中的风水先生柳子言; 《废都》中的四朵奇花、四个太阳; 《白夜》中的再生人; 《高老庄》中的石头、白云湫; 《怀念狼》中的狼、《秦腔》中的疯子引生以及《古炉》中的狗尿苔。但是出现在贾平凹作品中的神秘物象与人的关系并不是高高凌驾于人之上的外在力量, 它们更与人的感性生命直接联系, 是人自我精神的某种外化或者说是人性本质的一种延伸, 它们与贾平凹作品的故事和人物血肉相连, 无法剥离。贾平凹一直在他的作品中表现这些超出人类理性认同的神秘现象, 通过他的不懈探索, 他对这些神秘物象的认识与表现也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意义空间。

贾平凹是一个有精神飞升能力和不断寻求超越的作家。

2005 年《秦腔》的问世, 表明贾平凹创作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作品通过一个叫引生的疯子的眼光, 书写了一个叫清风 街的陕南村镇农民沉重的负担及农村文化的失落, 对中国农 村 20 年的历史和乡村价值观念以及传统格局巨大而深刻变 迁的展示, 寄予了深切同情与深层忧虑。

4.4贾平凹语言雅俗交融的艺术魅力

在贾平凹的笔下一切都保持着原生态的质朴、俚俗，但它同样饱含着儒雅的底蕴，寄寓着一种气度雍容、开人心智、扯人肺腑的动人情趣。这类散文的艺术情趣由两个相互依存的要素构成，一是主体观照的客观现象，一是主体的审美情感和情趣。在这里俗中含雅，雅中含俗。俗构成主观观照的客观物象的总体特征，它是扑拙纯正，率真融通的世俗画。雅构。成主体的审美情感和情趣，是闲适儒雅的主观审美情慷。当雅、俗交融时，产生物我同一的境界。但由于作者艺术处理不同，雅、俗交融方式也就不同。主要有以下几种：其一，将作品中所要描绘世俗生活的文词加以处理，使其文雅。由文词上的风韵，表现儒雅的主观审美情慷。如《商州又录(小序) 》里，讲那山里男人等着屋里女人的生产，写到“一个男人，蹲在屋后阳沟的泉上，拿一个杆杖在水里搅，搅得月亮碎了，星星也碎了，一泉的烂银，口中念念有词。”其二，将主观情慷完全的注入到客观俗事中，不可直寻。在《一位作家》中“写得累了，对着方镜看看天，再对着窗子看看楼的山，山上层层有凉台，台台种花草、养鱼鸟，城市的大自然都压缩在一个凉台上了。……”主体闲适儒雅的情慷，在几乎是不经意的描写景物中渗入到了景物上。其三、在“俗”的客观物象上，直接议论。此类作品，作者在记物、记事上由物联想到其它，直接议论。《凉台记》中，写到出外采访回家后发现鸡被悬空挂在凉台上，而将小鸡藏在花丛中突生感慨，直接写出：“我不觉喟然良久，怨妻竞这么糊涂! 生蛋之鸡囚之木棚悬空凉台之外，将小鸟珍藏在花草中，外表好叫声好可享这红花绿草之福，默默产蛋为业的鸡反遭冷落，难道这凉台愈是雅好，便愈隐藏丑恶? ! 随将花草撒去，小

鸟放归，空去凉台堆煤，放柴，存杂物归其原本作用罢了。”在文中直接议论也仅是点到为止，而深层的东西也就意在言外了。或许是作者自己那种闲适儒雅的主观审美情慷。

朱光潜认为：“它是物我交感、共鸣的结果，是艺术家在凝神观照中，不仅把我的性格和情感，居于物，同时也把物的姿态吸收于我。”使“我的情趣往复回流。”“达到物我同一的境界。”使作品中的俗事有了雅趣，雅趣也有了俗事的干苦，作品中雅、俗得到统一。但从审美品格上分析。俗”与“雅”是反向对立的，可在他的作品中，深含地域文化的俗与雅水乳交融。原因何在? 只因这里的“俗”是作者经心取舍、提炼，更不同与粗俗、浅陋的描写。最终使作品中的世俗生活透着一种自然、质朴和纯正的本色之美，而这里的“雅”是一种作者主体所透露出的闲适儒雅的人生情绪和审美风格，具有自然、平和、纯净的人生意趣和审美特点。在他的作品中，“雅”和“俗”找到了交叉点和凝聚点，在这个点上两者得以调和、交融，使质朴、自然、平实的“俗”衍变为自然、平和、纯净的雅，“雅”和“俗”成为和谐的一体。

由于上述因素，使作品呈现出一种俗中有雅，雅中有俗的美学品格，从而达到雅俗共赏，但其与普通的市井散文又有区别。它们不属于“下里巴人”也与“阳春白雪”有许多区别，介于雅、俗之间，又超乎雅俗之上。这种雅俗杂糅的审美特性使这类散文极好的体现着作者思情境界，及对宇宙人生的感应，从而充满了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李建军：《论第三代西北小说家》，《上海文学》2003年8期，第46页。 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1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 张贤亮等：《首届西部作家笔会发言纪要》，《朔方》，1999年11期，第75页。

雪漠：《大漠祭》，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