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沉疴"须用猛药

　　近一段时期，媒体对“三公消费”进行了大密度、重分量的报道。翻检一下这些报道，可谓各种媒体齐上场、各种体裁应有尽有：既有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这样的国家级党报党台、国家级通讯社，还有地方的各类都市报、生活报、晚报，以及更加大众化的博客、微博、论坛跟帖等；既有消息报道，又有述评性的深度报道，还有直接表达观点的评论；既有尖锐的批评，又有想办法、提建议的建设性报道，林林总总。 　　媒体报道以解决问题为准，最关键的是拿捏一个“度”，这是非常难的，也是最能体现媒体人的能力和水平的。关于“三公消费”的报道是否把握好了度？是否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成都武侯祠有一副著名的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一个成熟的媒体进行报道，需要在“深思”后进行正确的“审势”，从中央的态度、事件的性质、群众的呼声等方面，综合判断，然后决定报道的“宽”和“严”。如果形势需要“宽”则报道就要“宽容”，形势需要“严”报道就要“严厉”，如果不审势，则无论是“宽”是“严”都是错误的。“三公消费”报道面对的是一种什么形势？ 　　首先，中央对这个问题高度重视，媒体对“三公消费”报道有“尚方宝剑”。在当前体制下做报道，这是相当重要的一条。去年2月，温家宝总理通过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与广大网友在线交流时，就对消除“三公消费”有明确表态，并且提出了公开透明、民主监督的方式方法；国务院今年对中央部门公开“三公消费”制订了时间表，明令要求进行公开；去年年初公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也对“三公消费”明令禁止；2008年开始实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从制度层面明确了政府公开信息的责任。这些都说明党和政府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媒体也就有了“后盾”，可以施展手脚进行报道。 　　其次，非正常的“三公消费”是影响党和政府形象、破坏干群关系的“沉疴”，治沉疴须用猛药。笔者记得自改革开放以来，就有非正常“三公消费”的报道，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赵本山演的一个讽刺公款吃喝的小品，都上了那个年代的央视春晚。这么多年来，非正常“三公消费”愈演愈烈，造成了恶劣影响。今天社会结构调整，社会思想多元，社会矛盾集中，人民群众的公民意识日益强烈，如果不消除这个本可消除的“肿瘤”，将会更加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消除的途径就是公开透明，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因此，媒体在这方面的报道无论有多大密度，或者言辞有些激烈，都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必需的。当然，要尽可能地去除那些情绪化、冷嘲热讽式的报道，抱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去做报道。 　　再次，“三公消费”自去年全国两会起就引起高度关注，除了温家宝总理在两会前作郑重表态外，在两会期间不同层级的人士都作出反应，如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高强，就从操作层面作了解读，众多官员、专家、学者也进行了表态。由此看，推动“三公消费”公开这一轮热潮已持续一年半，时间已不短了，但有的部门还是拖拖拉拉，身在漩涡中故作“冷静”状，怎能让人民满意？在这种情势下下点猛药是必须的。 　　第四，国务院在今年年初就对公开“三公消费”制订了时间表，要求在6月底前各中央部门都要公开，但至今仍有部门“大门紧闭”，就是公开的也语焉不详，让人无从查起，如此不负责怎能不用“猛药”？ 　　总之，媒体关于“三公消费”的报道，是从当前“三公消费”的形势出发的，担当起了媒体的社会担当，亮点频闪，引人关注，直接推动了“三公消费”公开，推动反腐倡廉更进一步，推动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更贴近一步，发挥了积极作用。当然，“三公消费”报道中也有瑕疵，例如要尽可能地理性，这是在今后的报道中要改进的，但瑕不掩玉。 　　形势在发展，关于“三公消费”的报道要随着形势发展不断深入。消除非正常的“三公消费”，不仅需要透明，还要有必要的监督措施，即对违法者进行必要的惩处，否则“透明”就失去了其意义。前一段时间，媒体对“三公消费”要“透明”的报道排山倒海，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也取得了重大成果，下一步除了巩固成果，还应该加大力量，在怎样“惩处”、“治理”上下工夫，多提建设性意见。这是形势发展对报道提出的要求，也是负责任的媒体应尽的责任。 　　（作者为大众日报首席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