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家的故事--大师的大师叶企孙先生(1)

最近中央台有一档很火的节目“诗词大会”，很多小朋友一下子能背很多诗，大家都很佩服。背诵是中国传统的学习方法，在中国流行一千六百年的科举制度，考试最主要内容就是考背诵的本事。科举考试的试卷分为三个部分：帖经、策问、诗赋，考的都是背诵，不考学生思考的能力。其中帖经就是考官给一句诗，或者圣贤书里的一段话，考生根据考官给的这句是或者圣贤的话，写出这首完整的诗或者圣贤书的下文。帖经很像“诗词大会”里，给一个春字，然后背出一堆与春有关的诗。这些训练的是背诵的能力，对思考几乎没有意义。中国没有产生科学的根源其实不是中国人笨，是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

中央台的节目里没有思考，却引起了老多的思考，于是我想起几年前写的书，《贪玩的人类2——穿越百年的中国科学》，这本书里老多写了很多中国早期老一辈科学家成长的故事，这些故事。也许能帮助我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有一点点帮助，让我们不是去背诵圣贤的名言，圣人的诗篇，而是自己去创造更有意义的名言，更美的诗篇。

下面是关于早期清华大学，以及一位科学家叶企孙先生的故事。现在的小盆友基本都不认识，也没听说过叶企孙先生了，但是对于中国早期的很多科学家，很多两弹一星的元勋，叶企孙先生是他们心中的一座山。叶企孙先生是中国科学的一座丰碑！

按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尊重知识的国家，公元7世纪出现了一种以知识为衡量标准的国家考试制度，那就是科举制，比现在的公务员考试难度大多了。古代书呆子们苦读圣贤书讲究的是“学而优则仕”，啥是“仕”？仕就是当官儿。在中国当官儿不太需要懂得如何对付外面的世界，可一定得学会怎么对付人。所以一两千年来无论太学、国子监或者岳麓书院都和现在的清华、北大这样的大学不一样，古时候没有老师会教你自然科学知识。现代意义的大学在19世纪中后期出现在华夏大地上，一批批具有科学思想、学贯中西的谦谦君子走进了中国历史，从此“灵芝生了，新生命来了”。

如今大学教育在中国已经非常普遍，每年考进大学的小丫头小伙子有数百万之多，估计早就在全世界排第一了。所以考大学也是所有家长最关心不过的事情，孩子如果考上大学，家长的心里马上乐开了花，如果孩子考上了北大或者清华，那家长的假牙肯定就会笑掉地上。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具有良好教育风气的国家，从古代全家人凑足了盘缠，烙上几斤糖饼让犬子进京赶考，到如今满头大汗送“小公主”“小皇帝”每年大夏天参加的两天高考，本质上都是一回事，目的是望子成龙，希望城门口贴的皇榜上写着犬子的大名，或者楼门口的邮箱里发现某大学寄来的录取通知书，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延续了千百年。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古代进京赶考和现在大夏天的两天高考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古代科举考试主要的科目应该是：帖经、策问、诗赋等等，帖经怎么考法呢？这个有点像现在的填空题，考官把某圣贤的一首诗或者像《大学》、《礼记》、《论语》等圣贤书里一小节写在卷子上，学生要把这首诗或者这一节前后的文字写出来。策问是考官出题，学生做答，有点现在论述题的意思。诗赋就是做一首诗或赋。而现在的高考，考试科目是：数、理、化、史、地、语，虽然卷子在形式上和古代都差不多，但内容就差老鼻子了，读的书也完全是两码事，要是现在的学生考帖经、策问，那肯定全考糊，彻底砸锅。如今盛行的高考补习班如果交了钱，补习班里让你猛背《大学》、《中庸》和《唐诗三百首》，那不但交的钱要退，补习班的老师也肯定会遭到愤怒家长们的群殴。

其实现在无论是小学（elementary school）、中学（high school）或者大学（university），从形式到内容基本都来自西方，古代中国那套学习方式和内容已经在100多年前退出了历史舞台，读书人写文章的基本套路也彻底改变，现在如果有谁还用文言文写文章织围脖，不但能看懂的人不多，作者估计不是瞬间被板砖拍死，就是被叫做老腐朽。

1905年慈禧老奶奶一声令下，在中国实行了1500年的科举制给废了，各类新学兴起。所谓新学就是学习西方办学方式的学校，因为在中国还是个新鲜事，所以称为新学。不过在科举制被废除以前好几十年，也就是19世纪中期，新学就已经出现，像严复读书的福建船政学堂，还有北京同文馆等。只不过新学的兴起并不那么顺利，从古代传统走进今天这样的小学、中学和大学的路是极其艰难的，想从那条在历史长河中游荡了上千年的大船里爬出来，让学校的风格做一次脱胎换骨的改变，可不像辛亥革命剪了大辫子，或者把长袍马褂换成西装那么容易。

洋务运动中出现的新型学校，是因为那时候洋人拿着来复枪欺负咱们这些还在玩大刀长矛的中国人，那时中国人手里最多有几杆火铳。火铳宋朝就发明了，一千多年来没人想起在枪管里刻上几条线，开一枪枪子儿不知打哪儿去了不说，开完一枪以后还要忙乎好几分钟才能放第二枪，根本别想和英国人拿的来复枪比。于是出于“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想法，想尽快学会造英国人的来复枪等西方的技术，以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于是这些学校开大价钱请来洋教授，开始向学生教授各种来自西方的学问，并且培养出中国第一批具有近代科学常识的学生，其中就有严复。

而这个时代西方许多大学已经建立了好几个世纪，比如欧洲被称为大学之母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建立于11世纪；12-13世纪建立的大学有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法国的邦索大学、还有伽利略当过教授的意大利帕多瓦大学等；14世纪有德国的海德堡大学、捷克的布拉格大学、波兰的克拉科夫大学；美国的哈弗大学也比中国最早建立的北洋大学堂大200多岁。世界上许多伟大的科学家，比如哥白尼、伽利略、牛顿、达尔文等等也都是这些大学培养出来的。而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却还完全没有自己开办综合性大学的任何经验，也没有老师，自然科学课程的老师几乎都来自外国，起码也是日本人。而且那时的大学还是沿袭传统的教育方式，和太学、岳麓书院或者私塾里的教育方法没有啥区别，不许男女同校不说，大学生们每天依然要晃着脑袋大声朗读：“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玩的基本还是四书五经里那点玩意儿。费正清在评价当时的北大时说：“20世纪初，北京大学的学生主要是官吏，授予极为有限的现代课程，但在辛亥革命前，对他们的成就评价极低。学生质量参差不齐。这些人的思想仍牢固地扎根在旧式文官考试制度中，他们把在新学堂的学历当作通向另一种资格的台阶，从而使学堂以颓废文明。”这样的大学显然培养不出严复，更别想培养出牛顿和达尔文了，这样的大学必须改革。

辛亥革命以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严复被任命为首任校长，严复，严几道这个没走过科举正途，一肚子洋墨水，被人说成鸦片烟鬼的人，做梦也没想到能当上北大校长这么体面的官，于是满心欢喜地走马上任。可没想到的是，这个满脑袋洋学问的大校长，却因为课程设置问题与保守派发生冲突，于是以事“齮龁”（这个词《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书）动1咬；啃。2 忌恨；倾轧。）愤然辞职，严几道老先生在北大一共没呆几天的时间。

严复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因为课程设置有不同意见，就愤然把一个堂堂北京大学校长的职位辞掉不干了呢？眼瞧着几百块白花花的袁大头不拿，严复跟钱有仇？这还真不是钱的问题，其中还有比钱更要命，更加根深蒂固的原因的。

中国的传统教育，无论是不是“学而优则仕”，是不是想从一个乡下穷小子，变成个体面的小官吏，学习的内容都是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仁、义、礼、智、信等；学习的态度讲究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学习的目的是饱读诗书，然后成为一个谦谦君子。这也没有什么错，走入仕途以前的中国读书人基本个个都是谦谦君子，可是一旦做了官，剩下的谦谦君子就没几个了，倒有可能混个脑满肠肥。这是为什么呢？那就是几千年来，私塾或者岳麓书院里的教书先生们忘了教孩子一些事情，啥事情呢？那就是抬起眼睛去看窗外。像傅斯年先生在批评他的好友俞平伯时说的那样：“又误于国文，一成‘文人’，便脱离了这个真的世界而入一梦的世界”。窗外有啥好看的？啥是真的世界呢？窗外的真实世界那可是丰富多彩的，窗外可能是天上的星星、满地长着的小草或者在草地上那棵苹果树。而西方的教育，尤其是文艺复兴以后的教育，无论是不是带有基督教的影响，却培养出了哥白尼、伽利略、林奈还有牛顿这些对天上的星星、吊灯的摆动、花园里的小草儿还有从树上掉下来的苹果感兴趣，对这些完全属于窗外，属于眼前的世界，属于大自然的事情充满无限好奇的学者。这种知识的积累加上好奇心可以让学生了解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于是科学也就从这些人中间诞生，这些贪玩的大玩家也都成为开创科学之先河，大名鼎鼎的科学家了。

而那时中国的读书人对关心大自然的科学还是一窍不通，饱读诗书而来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虽然一点错都没有，但是读书人一个个两耳不闻窗外事，除了会摇头摆尾地念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对大自然却没有一点点好奇。虽然中国自古就有“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但“天人合一”里的“天”并非我们可以看到的属于广袤之宇宙，属于大自然的天，而是指向人的内心，至于白天天为什么是湛蓝的，夜里天上为什么群星灿烂，大地之上庄稼是怎么长出来的，韭菜和麦子怎么区别，这些还是和几千年前一样基本没人关心，甚至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为荣。读书人的思维与大自然毫无交流，书呆子们成天与之交流仍然是那些根本说不清的，“恍兮惚兮，惚兮恍兮”的神德天道，这样教育出来的学者哪里会产生啥科学思维呢？可是，那时欧洲的洋人却了解到科学思维是解决现实问题唯一的钥匙，不懂得科学思维的中国读书人，做官以后仍然找不到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于是官越做越完蛋，就剩下一副好下水，一个个吃得脑满肠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