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在常州召开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中等城市经济研究会、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城市发展研究会主办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2005年9月20日至21日在江苏省常州市召开。全国22个城市的党政领导、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工作部门、社会科学研究单位近60名同志出席座谈会。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名誉会长汪道涵给会议发来贺信。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城市经济学会高尚全、陈鸿昌、杨重光、张巨功出席会议。常州市党政领导范燕青、王伟成、陈玉英、汤永安、俞志平、周亚瑜、韩兆春以及江苏省原常务副省长俞兴德，原江苏省体改委副主任翁展、徐觉参加座谈会。 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是从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启动的。常州是我国最早进行综合经济体制改革的两个试点城市之一。与会同志高度赞扬汤永安最近出版的著作《地区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汤永安是常州当时经济体制改革试点的实践者和领导者，在他的著作中翔实反映了我国改革初期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过程和成功经验。与会同志联系常州的经验，座谈了当前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探讨了现阶段改革的特征、重点与对策。 会议认为，我国浅层次的改革任务已基本完成，现在改革已经进入更深层次的攻坚阶段和关键时期。会议指出，现阶段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改革面临着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更为复杂的利益关系，带来许多不和谐的社会现象。一方面，国民经济发展势头很好，改革的成就有目共睹；另一方面，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引发群众不满。出现这样看似矛盾的现象，大家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改革在本质上说就是利益格局的调整。现阶段改革不再像初始阶段那样使大家都能受益，对改革成果的分享出现了差异，而有些差异并不合理，尤其是弱势群体没有分享改革的成果，使矛盾尖锐起来。其次，近几年重发展，轻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滞后，而经济发展着力追求的是GDP增长、形象工程，并不能促进社会公正与公平，相反加剧了社会矛盾。再次，也因为某些改革措施的不当与失误，如农村征用耕地补偿不足，城市医疗、社保、教育、住房等改革不适当的市场化运作，公有制产权改革中存在的漏洞，以及腐败之风屡禁不止，都会引起群众的不满。 会议认为，上述问题的产生，不应归咎于改革本身，恰恰相反，主要是因为改革的不到位所造成的。现在改革实际上处于低潮 。只有排除干扰，改变强调发展、忽视改革的非均衡策略，纠正以发展代替改革的倾向，切实加大改革力度，全面深化经济、政治、行政、科教、文化各个方面的改革，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也才能够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对此有人说得好：现在最大的危机是不改革。 座谈中有人把当前改革中的问题形象地说成是“GDP改革”和“富人改革”。改变这种情况，有必要对改革的目标和重点重新加以思考。一是改革的目标应该从单纯的GDP 经济增长转变为人的全面发展。发展和改革的目的说到底都是为了人，是为了人的素质的提高，人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这种以人为本的改革观，一方面要求确立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激发人的内在积极性、创造性，使改革有广泛的社会参与；另一方面要求使多数人能够分享改革的成果，通过政府的再分配功能解决公平和效率的失衡问题，做到公平与效率并重，并高度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要求，以实现社会的稳定，防止两极分化。二是改革的重点应该从提高企业的活力转变为提高政府的活力，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应该成为各项改革的中心环节。大家一致强调政府改革的重要意义。政府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把原来管制型的、“无限”的政府转变为有限的、法治的、公共服务型的政府。政府实现了这样的转型，才能真正从体制上解决行政性资源配置的权力市场化问题，对权力运行进行有效的监督，纠正政府的“越位”、“错位”和“缺位”，减少政府对微观主体的直接干预，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同时，政府改革也是深化其他领域各项改革的重要前提。 会议也谈及推进城市化问题。按照逻辑斯谛曲线揭示的临界值，本世纪我国已进入城市化高速发展时期。能否顺利实现城市化，避免出现“城市病”，也同样依赖于改革，取决于是否有一个良好的体制和机制。这就要求我们树立科学的城市发展观，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模式。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城市化发展必须同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和城市的承载能力相适应，片面追求城市地域规模的扩张，过高的城市定位，结果只能是拔苗助长。现代工业化正在进入信息化阶段，城市的增长潜力将越来越不取决于城市的规模，而是取决于城市的功能和其辐射的范围。这就要求我们注意提升城市竞争力，打造城市个性，突出城市特色，特别是高层次的文化特色，优化城市的生态环境，走内涵型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道路，实现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统一。同时强调，城市化应该建立在城乡统筹发展的基础上。要彻底摒弃城乡隔离、城市偏向的观念，真正重视农业的基础作用，促进工业与农业协调发展，引导农村人口有序转移，使城市与农村在城市化过程中共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