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戒子益恩书]反观郑玄的人生志向

Jan.2006, Volume 3, No.1 (Serial No.14) 美中教育评论 US-China Education Review, ISSN1548-6613,USA 从《戒子益恩书》反观郑玄的人生志向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任颖栀*

摘 要：两汉是我国古代家教的萌芽时期。一代经学大师郑玄的《戒子益恩书》，通过对自己人生历程的阐述和人生经验的总结，对后代的道德、学业、生活等方面提出了期望与要求。其中不乏为学的宝贵经验、为人的高德懿行和为父的深情厚望，堪称后世为学、为人、教子的良好借鉴。

关键词：郑玄；经学；家教

郑玄（公元127－200年），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西南）人。据郑玄本传记载，其八世祖郑崇在汉哀帝时任尚书仆射，但到郑玄时已家道中落。郑玄一生淡薄名利，痴心学术，他不但是汉代最卓越的经学家，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学术巨匠，他巨大的学术成就和高尚的人格操守受到历代后人的敬仰，对此，学者己多有论述，但尚未见学界有以郑玄家教思想为切入点的研究，考之郑玄的《戒子益恩书》，一代经学大师为学的宝贵经验、为人的高德懿行、为父的深情厚望跃然纸上，堪称后人为学、为人、教子的良好借鉴，成为后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财富。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郑玄七十岁时身染重病，他恐怕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便给他唯一的儿子益恩写了一封相当于遗言的教子书信——《戒子益恩书》。

所谓戒子书，是指家长要求、训诫子弟立身处世的行为规则，是古代家训的形式之一，它蕴含着一定的强制性、约束性和训诫性。从先秦开始，古代家训文化不断得到丰富与发展，到汉代，出现了诸多著名的家训，如刘邦的《手敕太子书》、杨贵的《病且终令其子》、司马谈的《命子迁》、欧阳地余的《戒子》、尹赏的《临死戒诸子》、陈咸的《戒子孙》，后汉樊宏的《戒子》和《遣敕薄葬》、蔡彤的《临终敕其子逢参等》、袁闳的《临终遗令》、崔瑗的《敕妻子》和《遗令子实》、张奂的《诫兄子书》等。与其它的戒子书不同的是，郑玄的戒子书较少赤裸裸的道德说教，“雍雍穆穆，隐然含《诗》礼之气”1。他以主要篇幅阐述了自己一生的求学经历和人生志向，通过对自己亲身经历的娓娓述说，表达了自己淡薄名利，一心追求学问的坚定志向。

一

郑玄自幼聪慧好学、志向远大、卓尔不群。史载他“好学书数”2，八九岁即“能下算乘除”3。十一二岁时，郑玄随母还家，“正腊会同列十数人，皆美服盛饰，语言闲通，玄独漠然如不及，母私督数之，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愿’也”4。可见，华衣美食、嘻笑玩乐决不是少年郑玄的兴趣所在，他也不屑于附庸与迎合。天生聪慧加之年少好学，他的学问不断长进，十三岁能“诵《五经》，好天文、占候、风角、隐术”（《后汉书》卷35《郑玄传》，以下凡不注明出处者，皆出此传。），二十一岁就“博极群书，精*任颖栀，男，教育学硕士，中国山东省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教育史、课程与教学论；通讯地址：山东省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邮编：273165。

1 刘熙载. 艺概[M]. 北京富进书社，1927，转引自马镛. 中国家庭教育史[M]. 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 53

2《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玄别传》

3《太平广记》卷215注引《玄别传》

4《后汉书》卷35《郑玄传》注引《郑玄别传》

73

历数、图谶之言，兼精算术”5。颖悟好学、少年立志是他成功的良好基础，但更重要的则是后天的不懈努力。郑玄家境贫寒，父母兄弟寄希望于郑玄任“乡啬夫”来改善境况，可他“不乐为吏”，任职之余“常诣学官……父数怒之，不能禁。”对学问的追求与痴迷促使他毅然冲破了家庭的巨大阻力，“去斯役之吏”，从此辞职离家，踏上了艰难、漫长的求学之路。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一个人积累才干、获取学问的必备条件。郑玄的足迹遍及“周、秦之都”与“幽、并、兖、豫之域”，这些地方多是文化底蕴丰厚、大师名士云集之地，游学使他大大开阔了眼界，增长了才智。他始随著名的今文经博士第五元先习《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等今文经及天文历算经典；继从主治今文经、兼通古文经的张恭祖习《周官》、《礼记》、《左氏春秋》、《古文尚书》等古文经典籍，以及《韩诗》等今文经；终在当时最富盛名的古文大师马融门下受业数载。除此之外，他还向一些学识渊博的官吏或隐逸的著名儒者执经问难，虚心讨教，“获觐乎在位通人，处逸大儒，得意者咸从捧手，有所授焉。” 郑玄学问日进，数年之间，已成为造诣颇深的学者，以至于“山东无足问者”。当然，求师的道路也不总是一帆风顺的，郑玄在向一贯狂傲、“骄贵”的马融求教时，就“三年不得见，乃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在如此令人失望、懊恼的情况下，郑玄没有自暴自弃，而是抱着坚定的求学之心“日夜寻诵，未尝怠倦”，最终以自己的“善算”才华引起了马融的注意和欣赏，郑玄趁机向马融“质诸疑义”，把积累已久的诸多问题全部请教清楚了。当他学成辞归时，学业已大成，马融由衷地发出了“郑生今去，吾道东矣”的感叹，承认郑玄代表他的学术。郑玄前后游学十余年才回归故乡，其间长途跋涉、风餐露宿之苦可谓多矣。后来，党锢之祸兴起，在“遇阉尹擅势，坐党禁锢，十有四年”的恶劣环境中，郑玄“隐修经业，杜门不出”，在这漫长的禁锢岁月中，郑玄却取得了他这一生中最主要的成就，他先后完成了《三礼》注（即《周礼》、《仪礼》、《礼记》）及为批驳何休而作的《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三书。

郑玄涉猎广泛，但主次轻重分明。他在《戒子书》中将其总结为博精结合的读书之法：“博稽‘六艺’，粗览传记，时睹秘书纬术之奥”，即对那些儒家经典应该广泛精读、深入钻研，对一些资料性质的文字则可粗略泛读，对一些谶纬方面的书也应偶尔翻阅，知其大意。

二

郑玄认为，树立坚定不移的志向是一个人能否取得事业成功的前提和关键。在注释《论语・子罕》“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一语时，郑玄云：“匹夫之守志，重于三军之死将者也。”在注释孔子的 “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时，郑玄云：“乐谓志于道，不以贫贱为忧苦也”郑玄既重视守志更重视立志，而且认为志向是不应以贫贱为转移的，主张通过艰苦奋斗去实现自己的志向。郑玄本人即是“志于道”的典范。在《戒子书》中，郑玄表明自己的志向是“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亦庶几以竭吾才，故闻命罔从。”这种志向贯穿了他人生的始终，贫穷的生活、战乱的社会、艰难的求学没有动摇他的意志，那么，高官厚禄的诱惑他能抗拒吗？

自儒学取得独尊地位之后，儒学之士便成为政府各级官吏的首要人选，读经成为通向高官厚禄的康庄大道，“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成为时人共识6，通经入仕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和时代潮流。“汉时贤俊，皆以一经弘圣人之道，上明天时，下该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7对郑玄来说，作为两汉经学的集大成者，凭借高深的经学造诣及崇高的社会威望，步入仕途、获取官职不是一件难事。但他不仅未赖此挤入卿5《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玄别传》

6《汉书》卷七十三《韦贤传附子玄成》

7《颜氏家训・勉学》

74

相行列，却屡屡拒绝各种征召、举荐，史载 “州辟举贤良方正、茂材，公府十四辟，（郑玄）皆不就”8 。仅《后汉书》就记载他先后拒绝了八次各种征召。郑玄一次次地拒绝了送上门来的荣华富贵，他为自己的这种选择感到骄傲。在《戒子书》中他谦虚地认为，那些和他一块儿被征召且早已作到卿相的人拥有“懿德大雅”，堪任重位，而自己是胜任不了的。自认为“虽无绂冕之绪，颇有让爵之高。自乐以论赞之功，庶不遗后人之羞。”他认为自己虽然没有显赫的官位，却有拒绝征召、辞官让爵的高风亮节，自己以著述、讲学为最大乐趣的一生，是不会让后人蒙受羞愧的。这是一位名垂青史的经学大师的人生价值观和清醒的人生定位，他留给后人的不是过眼烟云般的高官厚禄，而是世世代代享用不尽的精神财富。郑玄可谓是“淡薄明志，宁静致远”的典范，他又把这种教诲很有说服力地传输给儿子，体现了父亲的一片良苦用心与挚爱深情。

郑玄何以不乐为吏呢？儒家学者尽管主张积极入仕，做官从政，但其入仕并不是无条件的，如孔子就倡导“危邦不入，乱邦不入”。郑玄生活的东汉末期已是政治黑暗、阶级矛盾尖锐的“乱邦”与衰世，他亲眼目睹大批士人横遭囚禁、杀戮的残酷事实，自己也饱尝十四年禁锢之苦，由衷地感到“衰乱之世，贤人君子虽无罪，犹恐惧。”（《郑玄笺诗》）于是，他那本不强烈的入仕之念愈来愈淡薄。但最根本的是“他认为自己的价值在‘学’，而不在‘官’，汉末社会少一个郑玄做官对官场与百姓不会有什么影响，而汉末经学如果少了一个郑玄和他的著作则犹如天缺一角。官场少一郑玄可递补者成百累千；学界少一郑玄，可递补者一个也找不出来。所以，郑玄的人生抉择是正确的。他拒做官而致力于学，正是扬己之长而避己之短。他这样做使官场少了一个平庸的官吏，而使经学领域有了一颗璀灿的巨星”9 。郑玄“不乐为吏”，但也决不意味着他是一个对政治漠不关心的迂儒。如大将军何进辟郑玄三司府，郑玄对何“多所匡正”10；他还曾和陶谦等人联合推荐名臣朱儁辅佐献帝11。另外，郑玄的经注中也有多处流露出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和对时事的感伤之情。勿庸置疑，作为经学大师的郑玄也不乏诸如理想精神、自由人格、社会责任感等古代优秀的士人素质。

广泛的读书求学加之坚定的意志使郑玄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就，他站在“通学”的立场上遍注群经，“整”而“齐”之，“凡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又著《天文七政论》、《鲁礼禘袷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余万言”，至今保存完好的《三礼注》和《毛诗笺》，都成为后人研治经史的重要文献。范晔赞其“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郑玄的经学成就及由其学术而形成的学派，后世称之为“郑学”、“通学”或“综合学派”。“郑学”的出现，使经学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变化，两汉经学从此进入了一个统一的时代，“郑学”成为“天下所宗”的儒学。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郑玄已七十四岁高龄，且重病在身。时袁绍与曹操正相拒于官渡，绍令其子遣使逼迫郑玄从军，郑玄被迫抱病到元城（今河北大名东），因“疾笃不进”。就在病居元城、生命垂危之际，郑玄还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周易注》，不久病逝。为了学术，郑玄实践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境界。

三

郑玄在《戒子书》中看似不经意的人生独白决不是什么题外之意，他以现身说法的方式含蓄地向儿子传输了治学、为人的宝贵经验，其中贯穿着丰富的家教思想，堪称活生生的人生教材。除此之外，郑玄着8

9《抱朴子外篇》卷二《逸民》 孟祥才. 论郑玄的“官”意识[J]. 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3）

10《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玄别传》

11《后汉书》卷七十一《朱儁传》

75

重强调了以下内容。

道德上，郑玄向儿子提出了“勖求君子之道，研钻勿替，敬慎威仪，以近有德”的要求，即希望儿子遵循君子之道，敬重有道德的人，不断完善自己的德行，最终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显誉成于僚友，德行立于己志。若致声称，亦有荣于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强调一个人的声誉要靠僚友的推崇，自己不应刻意去追求，而德行却要靠自己的志向和努力来培养，而无法依赖别人。若能养成卓著的声誉，也是父母及家族的荣耀，这个问题意义重大！这里反映了一个经学大师对儒家“修、齐、治、平”伦理思想的推崇与领悟。人的思想品德会受到周围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如孔子所言：“与善人居，如入芝芷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则与之化矣；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12。所以，在品德的形成过程中应该杜绝一切不良影响的来源，达到防微杜渐的目的，这种真知灼见是我国德育理论中的宝贵财富。郑玄在《诫子书》中对 “勗求君子之道”、“以近有德”、“显誉成干僚友，德行立于已志”的强调正是对这种家教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生活上，郑玄要求儿子“勤力务时，无恤饥寒。菲饮食，薄衣服”，教育儿子走勤劳、节俭、自立自强的生活道路。古人历来重视节俭，并把它作为为人处世的一个重要课题，甚至把“俭”与“侈”提到关乎个人品德高低的高度。孔子就认为，以道为自己终生追求的士，是不应该以“恶衣恶食”为耻的。郑玄也主张：“乐谓志于道，不以贫贱为苦也。”13郑玄一生不辍耕作，生活俭朴，认为自己在勤、俭方面令其“寡恨”。“菲饮食，薄衣服”的要求既是郑玄对前人思想的继承和对前人经验的借鉴，更是自己修身、齐家之道的概括。郑玄少年家贫，在孔融的资助下才得以游学，归乡后一面“假田播殖”，供养父母，一面收徒讲学。黄巾起义爆发后郑玄在战乱环境中“客耕东莱”，继续着他的教学生涯。在社会底层的亲身劳动与生活实践中，他饱尝了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更加坚定地反对奢侈、提倡节俭。病逝元城后，郑玄“遗令薄葬”，但“自郡守以下尝受业者，缞绖赴会千余人。”作为文化巨匠，郑玄在物质方面是贫乏的，但他的精神世界却是丰富的，人们以这种方式表达了对一代经学大师的崇敬之情。

郑玄没有明确提出对儿子的学业要求，但他讲到自己学术上的最大遗憾是“所好群书，率皆腐敝，不得于礼堂写定，传与其人”。现在自己已经年老体衰，只怕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这些任务了。《礼记・中庸》曰：“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也。”作为人子，了却父母的心愿，完成父母未竟的事业，是比养乃至敬都更为深邃的孝。郑玄向儿子表明自己学术上的担忧与遗憾，其中不乏时不我待的无限感伤及对儿子继承父业、钻研学术的深厚期望之情。七十岁的暮年老人念念不忘的是自己旧时的学业素养已荒疏，著作中还存在不少谬误，其中的期待之情自是不言而明的。

“身教重于言教”，郑玄卓越的学术成就和崇高的人格风范给后代子孙以潜移默化的影响。郑玄独子益恩被北海相孔融举为孝廉。孝廉科于汉武帝时始设，是汉代察举制度最有代表性的典型科目，重视所选人才的品德修养，强调为人立身的“孝”和为官从政的 “廉”。东汉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颁布郡国举孝廉的标准是“限年四十以上，诸生通章句，文吏能笺奏”14。关于益恩的史料不多，他能任孝廉一职应当是具有一定儒学修养的。汉献帝兴平二年（公元196年），孔融被黄巾军围困，益恩赶去救援，不幸陨身，此时其父郑玄还健在，益恩的行为充分体现了儒者的气节与人格。益恩有遗腹子，郑玄以其手纹似己，名之曰小同。郑小同承继了家学，道德、学问皆为时人敬仰。 史载“（小同）及长，尽传玄学，为巨儒，教授乡里”15。曹叡立（公元227年），太尉华歆表曰 ：“（小同）少有令质，学综六经，行著乡邑。海、岱之人莫不嘉其自然，美其器量，迹其所履，有质直不渝之性，然而恪恭静默，色养其亲，不治可见12

13 颜氏家训集解[M].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30 《郑氏遗书・论语注》卷一

14《后汉书》卷六《顺帝纪》

15《郝氏续后汉书》卷七十一上

76

之美，不兢人间之名，斯诚清时所宜式叙，前后明诏所斟酌而求也……于是征为侍中，赐爵关内侯。”16甘露三年（公元258年），小同又因“温恭孝友，帅礼不忒”被任为五更17。小同秉承了父祖的正直尚义之风，甚至不惜以生命来捍卫名声的清白。《三国志》卷四注引《魏氏春秋》曰：“小同诣司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厕还，谓之曰：‘卿见吾疏乎？’对曰：‘否。’文王犹疑而鸩之，卒。”在郑玄高尚情操的感召下，其子益恩忠诚无畏，英勇捐躯，他的死令人赞叹；其孙小同视清白重于生命，不惜以身祭之，却不免令人扼腕！郝氏议曰：“小同以硕儒重徳，若介然知止，则果同夫祖矣，方盗憎主人，乃珥貂佩剑，备顾问，管喉舌，位通侯，岿然为国老，触忤险几不得其死，视康成之雍容进退，不污袁董，卒全其髙，而考其终，则大不同矣”18。郑玄的家教可谓是成功的范例，基本实现了使子孙后代具有“孝友之内行”和“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的家教目的19。益恩为郑玄独子，先郑玄而亡。小同为益恩的遗腹子，小同被鸩杀后，这一支发展状况不详，但在唐人墓志中有人称为此支遗胤，以“家本儒林”为骄傲20。

郑玄的家学不仅塑造了子孙的人格，他家佣人也有不俗的表现。《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了郑家婢女的一则趣事：“郑玄家奴婢皆读书。尝使一婢，不称旨，将挞之。方自陈说，玄怒，使人曳箸泥中。须臾，复有一婢来，问曰：‘胡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看来，郑玄家的佣人也喜欢读书，通晓经典，两位婢女之间的对话竟能那么娴熟地引用《诗经》的语句进行问答，且诙谐隽永、恰如其分，我们所感受到的是那种强烈的家庭文化气息与文化氛围。此外，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长庆集》卷五十六《双鹦鹉》一诗中自注云：“古谚有：‘郑玄家牛，触墙成八字。’”后人常用此语来比喻主人风雅，牲畜亦有灵性。

经学大师郑玄在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之际，坦然安祥地总结了自己的一生，对后人一字不谈功名利禄，只是谆谆教诲其子继承自己未竟的事业并培养优秀的品格。郑玄的《戒子益恩书》中蕴含着丰富的家教思想，字里行间充满着父亲对儿子热切的期望，情深意切。这既是他对晚辈的临终教海，也是他自己为学、修身经验的结晶和生活、治家之道的概括，至今仍具有鲜活的时代意义。在注释儒家典籍的过程中，郑玄将其中蕴含的丰富的教育原则和方法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和系统的研究，进而充实和发展了儒家的教育理论，提出并实践了诸如：重视身教、以身作则的家教原则；“近有德”的品德培养原则；终身学习的为学原则等。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伟人，郑玄的道德学术为后世所敬仰，考之郑玄的《戒子益恩书》，其成功的答案是不难找到的。

参考文献（见注释）

（责任编辑：周群英、陈珊） 16

17《三国志》卷四《魏书四・三少帝纪第四・高贵乡公髦纪》注引《魏名臣奏》 《三国志》卷四《魏书四・三少帝纪第四・高贵乡公髦纪》

18《郝氏续后汉书》卷七十一上

19 钱 穆. 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N]. 新亚学报，vol5（2）. 54

20《唐代墓志汇编》永泰00六《大唐故郑府君（守讷）墓志铭并序》

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