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关联

　　【摘要】公民政治参与的扩大对我国的政治制度化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的政治制度化水平与新形势下公民政治参与扩大化的要求相比存在着一定的不均衡性。保持公民政治参与扩大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协调发展,是保持我国政治稳定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保障。 　　【关键词】政治参与 扩大化 政治制度化 　　 　　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扩大化的基本趋势 　　“政治参与”在普遍意义上,是指政治共同体的成员通过一定的方式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决策以及与政府活动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并以满足自身利益要求和实现自我价值为目标的政治行为。政治参与是政治发展中永远无法回避的一个变量,因为任何类型的政治体系都存在着范围不同的政治参与主体,而且“政治参与”本身也是政治活动所要实现的主要目标之一。 　　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高速发展,已经进入了现代化进程的加速阶段。工业化、城市化水平正在迅速提高,这有力推动了公民社会的崛起和公民意识的普及。公民意识的内涵丰富,但其思想核心是公民参与意识,即公民意识到了自己作为政治共同体成员的身份以及所拥有的公民权利,进而具有积极参与(包括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公共权力运行的主人翁意识。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产生和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它推动了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多元化、大众化、民主化发展,拓宽了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基本面。 　　经济发展为政治参与扩大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社会动力。经济腾飞使中国解决了温饱问题,初步进入了小康社会。人们在基本生存安全得到保障之后,便有物质基础和心理意愿去追求财富、自由、公正等社会经济权利。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逐步建立起来,市场竞争引起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利益诉求多样化都促使公民通过政治参与来争取、维护和实现自身的公民权利及物质利益。经济的发展带动人们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提升了公民的政治参与能力。 　　政治发展和改革拓展了公民政治参与的空间。中国无论在传统上还是现实中都是一个“大政府,小社会”的国家,政府对于制度安排的塑造能力是十分强大的。某种程度而言,中国政治参与的程度是与政府对政治领域的开放程度成正比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改革虽然相对于经济改革而言显得较为缓慢,但确实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党对新型社会阶层精英的吸纳、人大和政协制度的不断完善、基层民主自治的发展、公民结社及政治表达自由度的提高等,无疑都拓展了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途径和空间。 　　民主价值观的普及增强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意愿。民主政治是当今世界政治文明发展的主题,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目标。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外各个层次交往的日益频繁,西方的民主价值观也逐渐广泛地影响了中国社会。而从内部看,党和政府也日益重视民主政治的发展,党内民主、协商民主、基层民主的发展都在不断丰富着社会主义民主的内涵。“民主”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已经被中国社会和公众所认可和接受。 　　当前中国公民政治参与扩大化的不均衡性 　　政治参与扩大化的趋势在我国已经表现的十分明显,但其中也包含着相当明显的不均衡性,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有序参与和无序参与同时扩大。一方面,随着我国公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其对现有政治参与的途径、形式、方法有进一步的了解,认同有序政治参与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公民在实际的政治参与过程中却又受到客观条件制约、人为设置的制度障碍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使公民“被迫”以非常规、无序的方式参与政治。 　　制度内参与和制度外参与同时扩大。原有政治参与平台,如党组织、人大机构、政协组织、人民团体等,在动员自身成员进行有效政治参与方面都有了明显的进步。社会经济转型也激发了一些原来政治参与意愿较低的群体(如农民工、民营企业家群体等)政治参与积极性的提高,但当前政治体系中却没有相应的、专门制度途径和机构平台去接纳这些“新兴政治参与者”。 　　支持性参与和抗议性参与同时扩大。改革开放事业的纵深推进使得更多公民享受到了改革的成果,整体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大提高,增强了公民对政治体系的认同和支持。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贫富分化、腐败增加、环境恶化等社会问题,公民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也使得抗议性参与增多,如近年内发生的一系列群体性事件。 　　自主性参与扩大与政治冷漠并存。中国社会里公民意识的逐渐形成使公民在争取、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的过程中,意识到了政治参与的必要性,从而更加主动、自主地参与政治过程。而在现实中,一些政府机构、政治组织的官僚作风和僵化体制却使公民的政治参与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挫伤了一部分公民的参与热情,导致了政治冷漠的出现。 　　中国的公民政治参与扩大之所以会出现不均衡的状况是有着“特殊”背景的。中国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之处在于,中国在政治参与扩大化出现之前就已经建立了强大的政府和制度化水平较高的政治体系,现代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主导和推动的。在中国,政治制度化不仅是政治参与扩大化的结果,同时也是塑造政治参与的重要力量。 　　当前中国政治制度化水平对公民政治参与扩大的影响 　　政治制度化是指政治组织和施政程序获取公认的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过程。亨廷顿在提出政治制度化概念的同时也提出了衡量政治制度化四项标准――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聚力。这些标准的科学性可能确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却并不妨碍我们将其作为衡量中国政治制度化水平的一个工具。当前中国政治制度化总体水平较高,亦可从这四个方面得以体现。 　　第一,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顺应时代潮流和国家发展需要,不断提升党的执政水平和政府的治理水平,使我国政治体系保持着强大的适应性。第二,党和政府对组织和机构建设的长期重视,使我国的政治体系具有高度的复杂性。第三,党中央和中央政府保持着强大的领导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其政治活动不易受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和利益集团的影响,具有很高的自主性。第四,党在政治、思想、组织上的全面领导以及政治协商制度、爱国统一战线的不断完善使我国的政治体系保持了强大的内聚力。 　　中国政治体系对政治参与的发展有着前提性的影响,其制度化水平虽较高,但其本身发展存在的一些不均衡性也是导致政治参与扩大化不均衡的重要原因。 　　既有政治参与途径的阻塞导致无序参与扩大。从我国政治体系的制度设计上看,公民的政治参与途径是多样化的。公民实现政治参与最重要途径是通过民主选举,但我国的民主选举机制尚处在初级阶段,政治参与的民主监督机制也尚不健全,公民在政治参与中表达的诉求很难通过民主机制真正输入到政治决策过程中,既有的政治参与途径实际上没有被完全激活,公民被迫寻求个体化或群体化直接诉诸于政府的表达,越级上访、群体事件便是典型的表现形式。 　　新型政治参与平台的缺乏导致制度外参与扩大。当前中国政治体系在有效吸纳不同阶层,尤其是新兴阶层公民进行政治参与方面存在较多问题。现有的政治组织和社会团体已经很难有效代表和反映中国不同群体的政治意愿和利益诉求。党组织领导下的社会团体(工会、共青团、妇联等)是公民政治参与最主要的平台,而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却难以找到一个能真正体现和反映其阶层利益、又被现有政治体系认可的政治参与机构。制度内参与无法实现,则制度外参与的扩大便是必然。 　　地方政府机构自主性的弱化导致公民政治参与效果的弱化,引发抗议性参与扩大和政治冷漠的出现。由于地方政治机构掌握行政权力,承担着资源分配和利益分配的职能,因而其不可避免地成为强势利益集团追逐、寻租的对象。社会经济发展又使得政府管理的公共事务日渐增多、职权渐重,却又没有完善的权力制约监督机制。官商勾结、权力腐化、与民争利都是地方政府自主性削弱的体现,这造成公民正常政治参与和诉求表达的无效化。公民自身合法权益遭到侵害却又无法通过制度化、合法化的途径得到维护和解决,其或者是以较为激烈的方式表达不满和反抗,或者是以政治冷漠消极对待。 　　以制度化政治参与维护中国的政治稳定 　　由此,我们了解到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扩大化的发展是由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化建设所共同主导的。要维护中国政治稳定,其政治制度化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不仅是如何创造权力、增强政府权威、约束公民政治参与扩大并使之与政治制度化水平相适应,更重要的是如何更加合理有效地运用政治权力,实现政治制度化的均衡发展,构建和保证公民政治参与的实现途径。这就要求我国公民政治参与沿着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方向发展,努力实现公民政治参与的扩大化与有序化相统一。在完善现有政治参与方式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构建新的政治参与途径和形式,增加政治参与的主客体,扩大政治参与范围、深度和质量。同时,加强与政治参与相关的民主选举、权力监督等制度的完善,推动公民政治参与的合法化、理性化、程序化。(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