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举制度的新认识

(2010-01-18 18:5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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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褒贬不一，备受争议的中国科举制度，需要重新审视。其实我们更多地是被历史假象所蒙蔽。曾经很先进的制度由于缺乏不断的创新，一直藏身于历史的阴影之中，这并不奇怪。诺贝尔获奖者杨振宁也把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原因归结为科举制度。我们无法回到过去，但是，我们再不能从历史的分析中推断出错误的结论。将错就错，一错再错，不能固化为民族的秉性。

关键词：科举制度 再认识

在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度作为通过选拔官员的一种制度安排，从隋朝大业元年（605）的进士科算起，到清朝光绪三十一（1905）年正式废除，整整延续了1300年。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世界大格局骤变一样，一百多年前的1905年9月2日，清朝政府发表了上渝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出乎意料地风平浪静，举国上下几乎波澜不惊。相反，当时的《万国公告》载文欢呼并预示：“中国近于改革之事颇有改观。而立废科举一节，取数百年以来败坏中国及近日屡蹶屡起根深蒂固之附属物，一旦拔弃之，是真中国历史上之新纪元，而东方大局之转移在此矣。”可见历史发展常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抚今追昔，国内学术界对于科举制长期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但是，在国际学术界，似乎扬胜于抑。这可能是因为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视角更开阔，看问题可以更超脱更清晰。哈佛大学中国专家费正清曾经说过：“废除科举不是明智之举，就挑选人才而言，世界上似乎没有更好的方法，科举的不足是考试的内容，但是当时中国废除科举等于是把洗澡盆和盆里的孩子一起倒掉了。”现在，国人总把僵化的八股文等同于科举制度，自然觉得科举制度已经没有生命力了，其实八股文只是考试的形式而已，作为一项人才选拔制度，不仅影响西方文官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也对今天的中国公务员制度产生作用。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当时的世界，那个时期中国的科举制度无异是全球范围内的制度创新者，大唐盛世与推行科举制度不无存在逻辑联系。

一、中国科举制度的渊源和发展

中国科举制度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善于宋朝，到了明清从登峰造极转为衰败。但不同于血缘选拨人才的思想和做法可以追溯到中国的远古时期。孙子的“学而优则仕”的观点可以说是科举制度的思想基础。

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应该说是脱胎于汉魏以来察举制度的母胎之中。“取士不问家世”的实践在汉朝已初具规模，汉高祖刘邦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发布了“求贤诏书”，标志着中国科举前身的察举制度的形成，这也是中国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的里程碑。

科举制度因分科考举人，故名科举。隋朝开皇七年（公元587）、隋文帝杨坚(541—604)废除流行南北朝时期（420—581）“九品中正制”，规定了采用考试方法选拔官吏，并于开皇八年设立“走行修谨”和“清平干济”两科以选拔人才。隋炀帝杨广继位后以，又在大业元年新设立考试文辞的进士科取士，至此，“秀才科”、“明经科”再加“进士科”标志着中国科举制度的正式诞生。

隋朝以后的科举制度坚持“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士，公开张榜”的原则，比起以前的选官制度，如早期世卿世禄的分封制，无疑是革命性的创新和进步。它铲除了以血亲关系为纽带的世袭制，堵塞了重血统、论门第、徇私情、拉关系、结帮派的陋习，起到了抑制门阀、奖掖寒庶的作用。虽然“唯才是举”的思想和实践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历史，但是一千多年来，由于缺乏相应客观的考核和筛选手段，一直未有实质性进展，到了隋朝才有了系统性的制度安排。

唐朝的科举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形成一整套不同于其它选官方式的规范性原则，主要是：允许“怀牒自荐”，报考自由；“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淘汰与否以考试成绩为准；确立以“进士”和“明经”为主要取士常科，一般进士要获取官职就要经过朝廷考试。还有一个特点，唐朝设立学校，成为科举的蓄水池，朝廷设立两监、三馆，各都督府、州、县也开设学校，为乘兴开辟生源。这些人格淡化、取士之途和考试内容趋一的特点，意味着尽量以客观、中立、平等的标准来选拨人才已成为当时科举发展的大趋势。

宋朝的科举较之唐代更趋完备，除了考试程序更加严密外，就是殿试的创立，形成完整的三级的考试系统，殿试复试之后，考生全部录取，根据成绩分为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三类，一般就进入仕途，前景光明。

科举选官制度到了明清，已成鼎盛之势。当时考试分为院试、乡试、会试、殿试，考中进士一甲即授官职，其余两甲参加翰林院考试，学习三年再授官职。明清科举又一个特点，就是进一步使学校和科举合流，只有读书才能入仕，只有入校才能科举，只有科举才能当官。这种科举加学校的模式绵延不断500多年，堪称世界文明史的奇观。

据不完全统计，两宋310年仅进士达43000人，当时的宰相135人，90％是通过科举选拨出来的。对清朝915份朱卷进行分析，这些获得功名的人，41％来自乡村，考虑到当时90％的人口集中在农村，但是城乡差距远比现在大，能够产生如此多的科举人才，足见当时社会的门槛不高。

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是中国选才制度由“人对人”到“人对文”的飞跃，本质上已经体现了“公开、平等、竞争”的人文精神，为大批天下寒士步入官场开辟道路，实现社会各阶层上上下下流动，实属一大创举，蔚为壮观。

二、中国科举制度在世界的影响

1582年，被誉为地球上第一位“世界公民”的利玛窦来到中国，之后他一直在中国传教和生活，1615年利玛窦书写了《利玛窦中国札记》在欧洲出版。《利玛窦中国札记》花了相当的篇幅介绍了利玛窦认为相当于西方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秀才，举人，进士的三级考试的科举制度，内容涉及考期，考场，考官，科考内容和规则，录取方式，授职仪式等具体问题。利玛窦观察到，“标志着与西方一大差别而值得注意的一大事实是，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的人来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交给他们来管理”。

伏尔泰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旗手，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和“最优秀的诗人”。伏尔泰认为中国是建立在家长式统治基础上的君主专制国，但科举制度使皇帝不能完全随心所欲，代表一种理性。他不无赞赏地指出：“人们完全不可能设想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在那里，事无巨细均由相互制约的大衙门审理，而只有通过层层严格考试的人才能进入这些衙门任职。中国的一切都通过这些衙门自我调节。”

魁奈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和首领，魁奈于1767年出版的《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书中认为，中国的先进性在于，中国不存在欧洲社会那种意义的阶级分野，没有世袭贵族，人们的社会地位和身份是可以变动的，一个人的功绩和才能是他可能获得显赫地位的唯一标准，科举制度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在于它使社会各个阶层处于流动状态。魁奈指出：“一个中国人必须获得通向进士的各种学位，才能成为一名朝廷官员。（进士）层次三个等级的那些人是最杰出的。皇帝便从他们中间选拔阁老或国务大臣，中央行政机构的堂官，各省和大城市的地方最高长官，以及帝国内所有其他的重要官吏。”他认为，中国公开竞争的科举制度堪称典范。

孟德斯鸠不仅是18世纪法国启蒙时代的著名思想家，也是近代欧洲国家中较早系统研究古代东方社会与法律文化的学者之一。他的著作影响相当广泛，《论法的精神》较早提出三权分立的思想，他认为中国的科举制度远比欧洲领先，他说：“中国没有世袭的官吏和贵族，皇帝通过科举街途径赞扬官吏。凡是具有真才实学的人，不论出身如何，都有经过科举考试成为官吏的机会。考试的内容是儒家经典，这有助于以儒家思想治国。除科举外，地方官吏还可以向朝廷荐举品德高尚的人充任官员，这种制度有得于提高官吏的素质。”

休漠是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经验主义哲学家，他说科举的优势是“平等竞争、公开考试、择优录取”的逻辑内核。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也作过评价：“在中国，我们看到的是绝对平等的现实，所存在的差别只是同政府机构的联系，个人凭借着才能在政府中担任高级职务……”

中国科举制度不仅是理论上的影响，已经成为世界文明的组成部分，直接导致许多国家的政治实践，当时的日本和新罗的精英甚至来到中国参加科举考试，越南和新罗还模仿唐朝实行科举制度。德国、法国、英国以及日本基本上仿效中国的科举制度，建立起他们的文官制度。美国政府建立文官考试制度过程中，认为从中国的科举制度将获取巨大的收益，如果采用测试候选人能力的方法来为政府提供最佳人才，那将影响现代社会的彻底改革，对经济文化发展起到重大作用。1871年国会通过法案，授权总统建立文官事务委员会，宣称：东方世界最开明、最有持久力的政府选拨官员的方法，我们美国放弃学习将失去一个优势。

三、中国科举制度的历史贡献及局限

作为一种推荐选官的程序，察举强调“先贤任能”的原则，强调候选人在一方面的优秀素质，而不完全考虑其家世、身份或者特权。这一政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的有助于改变世卿世禄的传统，抑制贵族集团的膨胀，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同时，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也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中国经济曾在历史上领先，这主要归功于制度上的创新，即“唯才是举”的科举制度。这一点从中国与西欧人均GDP的比较中得到系统的证实，十九世纪中国当时大约占世界GDP的32-13％之间，人均占有量远远高于西欧。随着科举制度的取消，中国的经济实力每况愈下，到了改革前只占5％，虽然不能肯定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透过现象分析本质我们不得不想到这方面的原因。

在整个科举制度的历史上，唐代的科举效果是最好的。在考试内容上，最重要的进士科以诗赋取士，实际上是将录取的重心落到了“才”而不是“德”上，从而使得官僚体系得到了源源不断的人才补充，将全中国的精英吸到了国家的管理网络中，不仅使官僚获得了较高的管理效率，而且最大限度地消弥了士大夫离心离的德的可能。正如传说是唐太宗李世民所说的话那样，“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推行科举制的结果，对于官僚制帝国来说，最大的好处是削平了大门槛，扫荡了门阀世族的势力。科举实行多年以后，旧世族势力逐渐地不削而自削，一步步退出历史舞台了，无论什么人，只要不是法律规定不能科考的贱民，只要读过书，有相应才华和才能，就有可能通过考试进入仕途。历朝历代，从科举考试出息的人中，寒族子弟占了绝大比例，而王孙贵族则没有多少份额。唐代以后，即使是父祖都为官的人，往往也将家族的传统定位在读书上，强调子孙必须从科举上出息，在考试上见功夫。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自宋代开始，中国就没有了高门槛世族。

科举制的推行，还在客观上改变了社会文化面貌。唐朝诗歌的兴盛，显然与进士考试考诗赋有着很大的关系。唐诗繁盛，创造了中国文化的又一个高峰，以至于后人再也无法在诗的创作上超越唐人。科举对中国文化的改造，还体现在乡村社会的文化结构上。随着科举推行，原来统治乡村世界的精英发生了变化，从原来对门第的看重，过度到对文化的重视，拥有相应文化底藴的才是受人尊敬的资本。由于机会对多的人开放，人们对知识和文化的需求也逐渐旺盛起来。乐意读书的人越来越多，读书人学诗作赋的也越来越多。更重要的是科举使得乡村的文化教育，围绕着它来运行，从而使中国文化烙上了官文化的烙印。一个与国家政权密切相联的阶梯，从乡村一直连刀庙堂，使国家对乡村的控制得到了文化网络上的支持。科举制度也对官场风尚的变化有某种影响。这些人往往凭借这种关系，形成网络，相互攀援，人称“朋党”。科举正好给了进入仕途的人们一个非常合适的机会和凭借。

科举制度反映了中国最早基于理性考量所作出的具有微观激励和制衡的制度安排，不幸的是，一种基于人类理性的制度逻辑没能进一步扩展去涵盖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甚至不能克服自身致命的弱点。首先，它使得学校体系从此以后就和选官制度牢牢地捆绑在了一起，学校成了科举的福附庸，使中国本来就该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受到了影响，以至于长期无法进化。其次，科举虽然强化了官僚制，但也使得人才都被行政体系吸走，影响了人力资源合理布局，妨碍社会的整体发展。其三，科举制虽然推动了人们崇尚学习，但也极大地催生了官本位文化的生长。最后，由于僵化的考试内容最终导致思想的僵化，应试答卷从明朝开始以标准的八股文格式，作为传播儒学思想的表现形式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诟病，这也是科举制度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