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公子钟会:嵇康之死与我无关!(钟会上)∣魏晋风骨

“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俊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喜欢嵇康的人大概会因为《世说新语》中的这则记载而厌憎钟会，因为后世史家大多论断，正是因为嵇康的这次怠慢，让钟会心存怨怼，继而在司马昭面前进谗，最终导致嵇康被杀，而钟会也因此得到一个报复心极强的评价。但事实上，魏晋名士是以这种“不发一言而内心自明”为相交最高境界的，反观钟会与嵇康之间的问答，也颇有玄风，问何处来，对去何去，其内包含的，不仅仅是两人相遇之情景，还包含了人生至理。但鲜少有人知道，钟会拜访嵇康，是想让他指点自己的著述《四本论》。按魏志记载，“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可谓是魏晋清谈中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直到南北朝时，萧齐司空王僧虔都还告诫自己的子孙一定要阅读《四本论》，“清谈之重四本论如此，殆如儒佛之经典矣”。

我向来喜欢机敏有才辩的人，因此不能不喜欢钟会。正是因为如此，对史书中关于钟会的记载以及后世对他的评价，我是抱有相当质疑的。

钟会，字士季，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东）人。其父钟繇，不仅是曹魏司空（官名，位次三公），去世时“帝素服临吊”，更是一名出色的书法家。为后世称道的“钟王小楷”，王是指东晋王羲之，钟便是钟繇了。《世说新语》曾记载过这样一则轶事，有一次司马昭与陈骞、陈泰一起找钟会游玩，但与他开了个小玩笑，等钟会收拾出来以后，几人已经驾车扬长而去，还故意问他为什么迟到，“与人期行，何以迟迟？望卿遥遥不至”。其中“望卿遥遥不至”，是借用了钟会父亲钟繇的名讳，而钟会则反唇相讥，以为“矫然懿实，何必同群”，一方面是说我比你们几个品格高尚，因此不屑与你们为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陈骞的父亲名为陈矫，陈泰父陈群，两人的祖父名讳陈寔，司马昭的父亲是司马懿，四字刚好将长辈们的名讳包揽其中。司马昭不甘示弱，又问“皋繇何如人”，乃是直接唤起钟繇名讳了，而钟会则对答如流：“上不及尧、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时之懿士”，直指司马懿。这件事不同文献记载略有差异，然而从中可见，颍川钟氏与陈氏，乃至与司马家的关系，都是十分亲厚的。

而正如这个故事中所体现的一样，钟会“少敏惠夙成”，自幼便十分聪明，中护军蒋济以为他是非常人。他小时候与哥哥钟毓一起趁着父亲午睡时偷喝药酒，被钟繇发现了。钟繇继续装睡，暗暗观察两个孩子，发现钟毓先拜后饮，钟会则直接拿起来喝掉。醒来后钟繇问两个小孩子，钟毓回答说：“酒以成礼，不敢不拜”，而钟会却更加坦然：“偷本非礼，所以不拜”，我本来就在偷酒喝，于礼不合，还拜什么拜？其机敏可见一斑。但若只是如此，钟会大概也不过是比其他小孩子更狡黠，更擅于言辞对答而已，实际上，钟会长大以后，不仅“有才数技艺而博学，精练名理，以夜续昼，由是获声誉”，非常擅长清谈妙理，还相当有政治才干。

正始五年（公元245年），二十岁的钟会被提拔为秘书郎，不久后迁任尚书、中书侍郎。在这期间，钟会仕官的经历，大多是当时名门贵公子的惯常路线，在政治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作为。一直到嘉平元年（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变，朝中局势发生了变化以后，钟会才被司马师重用，逐步进入政治核心。关于钟会被司马师起用一事，《世语》中的记载十分传奇。当时司马师让中书令虞松作表，虞松反复修改都不能使司马师满意，就在他殚精竭虑而不可得的时候，钟会适时出现，帮他修改了五个字，司马师见了很是满意，于是召见钟会，钟会“绝宾客，精思十日，平旦入见，至鼓二乃出”，其言辞之精妙，果然为司马师所激赏，以为“真王佐材”，于是委以重任。对此裴松之早有异议。正如前文所述，钟家与司马家素来交好，钟会兄弟与司马师兄弟更是一起长大，感情深厚，司马师又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才发觉他的政治才干呢？更多的可能性在于，高平陵事变以后，司马氏虽然把持了朝政，但局势仍然相当不稳，因此需要任用亲贵以培养自己的羽翼；而与他们一起长大的钟会，自然就是不二人选了，虞松的推荐，更可能只是一个过场。这一点从嘉平四年（公元252年）的人事任命上也可以看出一二。其时司马师被朝廷授以大将军，加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一掌朝中大权，“钟会、夏侯玄、王肃、陈本、孟康、赵酆、张缉预朝议”。在这些重臣之中，钟会年纪最小，却是排在第一位，即便与司马师有姻亲关系的夏侯玄也位居其后，由此可以看出钟会鲜明的政治立场与司马师对他的重视程度。

正元元年（公元254年），因为不满司马师干涉朝政，曹芳与中书令李丰、皇后的父亲光禄大夫张缉等人密谋，想以太常夏侯玄替代司马师辅政。这件事被司马师知道了，于是杀掉李丰，逮捕了夏侯玄、张缉等人，夷三族。这件事发生后，曹芳与司马师的矛盾激化，不久司马师便以“皇帝春秋已长，不亲万机，耽淫内宠，沈嫚女德，日近倡优，纵其丑虐，迎六宫家人留止内房，毁人伦之叙，乱男女之节。又为群小所迫，将危社稷，不可承奉宗庙”为由，废掉曹芳，打算改立彭城王曹据为帝，但因郭太后的反对而作罢，改迎高贵乡公曹髦。曹髦个性强势，绝不是一个甘心成为傀儡皇帝的人，他对司马师的干预更是不满，主臣之间不免相互防备试探。司马师曾询问其时赐爵关内侯的钟会曹髦这个人如何，钟会评价说：“才同陈思，武类太祖”，是个文武兼备的人。司马师虽然表示，如果真如你所说，那就是社稷的福气了，但也不过只是矫饰之言罢了。不过，我们从中可以再次看出，司马师对钟会的确非常重视，而钟会也不负所望，将曹髦的一举一动告知于司马师，成功扮演了监视者这一角色。

然而不待曹髦与司马师之间的矛盾正式爆发，正元二年（公元255年），与夏侯玄、李丰交好的镇东将军毌丘俭就联合扬州刺史文钦，以讨伐司马师的名义起兵了。钟会跟随司马师东征，“典知密事”。文钦的儿子文鸯袭营，司马师受到惊吓，加上素有眼疾，不久后便在许昌去世了，以司马昭统领诸军。曹髦想借司马师新死，政局不稳的机会重掌政权，便命尚书傅嘏传诏，认为叛乱才平定，让司马昭留在许昌，傅嘏率军回洛，意在夺取司马昭的兵权。但傅嘏也是司马氏政治集团中的一份子，素来又与钟会要好，怎么可能遵从曹髦的意思？因此与钟会商议后，傅嘏与司马昭一起出发，屯兵于雒水南。朝廷不得已，只好拜司马昭为大将军、辅政，钟会迁任黄门侍郎，封东武亭候，邑三百户。司马昭得以如此，钟会功劳不小，因此难免自矜起来。傅嘏见他如此，告诫说：“子志大其量，而勋业难为也，可不慎哉”！傅嘏弱冠知名，为人持重，很有政治才能。朝议伐吴三计，傅嘏以为三计均不可行，朝廷不听，果然“不克而归”。后来更因为评价时有高名的何晏“外静而内铦巧，好利，不念务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将远，而朝政废诶”而被免官。千百年后读史，他给钟会的这个评价，不得不让人唏嘘，一语成谶。

甘露二年（公元257年），司马昭征召诸葛诞为司空，要求其入朝为事。诸葛诞曾任御史中丞尚书，与夏侯玄、邓飏等人交好，但因为受到魏明帝曹叡太和年间的浮华案牵连被免官，直到正始年间才被擢用，以为御史中丞尚书，出为扬州刺史，加昭武将军。他的再次出仕，无疑是司马兄弟的功劳。诸葛诞很有才干，司马师曾命他讨伐毌丘俭、文钦之乱，因功进封高平侯，邑三千五百户，转为征东大将军。钟会当时丧宁在家，听说司马昭征召诸葛诞的消息后，认为他一定不会从命，连忙驰马觐见司马昭，要求其收回成命。然而司马昭却认为诏令已行，不好再作变动，因此作罢。《三国志》中有此记载，无非是想表现钟会预先知事，有谋略，但其实诸葛诞与司马家之不协，司马昭心知肚明，甚至可以说，这次征召诸葛诞入朝，乃是司马昭有意为之。因为在这个时候，曾与诸葛诞交好的夏侯玄等人先后被司马氏所杀，王凌、毌丘俭也被一一铲除——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诸葛诞不能不寻求自保，他不仅“倾帑藏振施以结众心，厚养亲附及扬州轻侠者数千人为死士”，还在甘露元年冬（公元256年）借东吴意欲攻打徐堨一事，上表请朝廷增援十万兵众守寿春，并在淮河边筑城御敌。诸葛诞兵力强盛，对付东吴不在话下，此次求兵，意图已经十分明显，因此仓促掌权的司马昭不能没有“方镇有异议”的担心。也许司马昭是希望和平解决这件事的，于是他让自己的亲信贾充去拜访诸葛诞，带着一些试探，带着一些敲打，“阴察其变”。

《晋书·贾充传》中记载，贾充对诸葛诞说，“洛中诸位贤达，都盼望着新君禅代，您觉得这样如何呢”？诸葛诞未必不知道这是一次试探，但却十分不给面子，声色俱厉，怒斥贾充世受魏恩，如今竟然要背叛曹魏，“若洛中有难，吾当死之”。这样鲜明的立场，加上诸葛诞“在扬州，有威名，民望所归”，无疑成为了司马昭心中的一根刺，“乃征诞为司空，而诞果叛”。

作为当事人之一的贾充，无疑又成为了后世谩骂嘲讽的对象，以为其诱反诸葛诞，残害忠良。然而如果我们从全局来看，首先，诸葛诞虽然名为自保，但此时未必没有反叛之心，之所以没有起兵，恐怕是因为不到时候；其次，诸葛诞的态度很鲜明：我不服气你司马昭执政，我还是忠于曹魏社稷——这是一颗手握重兵的不稳定棋子；第三，司马昭对诸葛诞的意图心知肚明，让贾充前去，不过是想采取一种更加迂回柔和的态度，虽然并没有达成目的；第四，贾充回来后告知司马昭的是：“诸葛诞在扬州很有威名，现在看他的态度，应该是逼反无疑。如果现在策反他，祸端小一些，如果将来等他自反，恐怕就难以制衡了”。以贾充的政治立场来说，他对司马昭所进言的，包括他所采取的作为，都是无可指摘的。

于我而言，《三国志》和《晋书》有两个地方很有意思：第一，它们的记载一开始就对立了曹魏与司马氏，认为司马氏篡魏乃是蓄谋已久；第二，魏晋交际时的君主形象被弱化，仿佛所有的计谋决策都是出自司马昭与司马炎的亲信，钟会所白诸葛诞必不从是一事，煽动司马昭诛杀嵇康是一事，贾充说诸葛诞有反心是一事，阻止伐吴是一事，荀勖间接导致八王之乱引起晋室动荡是一事，还有很多其他的事迹，造成了一种“权臣当道，而天子不能制”或天子过分倚重权臣的假相，但真实情况绝非如此简单，甚至可以说，这些人的言行背后，都是出自司马昭与司马炎的授意。

钟会之谏也是如此。钟会之所以有这样的举动，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不察上意，做了多余的事；另一种则是通过钟会之劝，司马昭之不纳的姿态，以退为进，逼反诸葛诞，师出有名。从后来“及诞反..文王至寿春，（钟）会复从行”的情形看，原因应当是后者。诸葛诞对此也心知肚明，因此在接到诏命以后，双方等于完全撕破了脸。诸葛诞杀掉了扬州刺史乐綝，又召集淮南及淮北郡县屯田口十余万官兵，扬州新附胜兵者四五万人，“聚谷足一年食，闭城自守”，并派遣自己的小儿子诸葛靓到东吴求援——这成了司马昭出兵的最好理由。

甘露二年（公元257年）六月，司马昭督中外诸军二十六万众，出兵讨伐诸葛诞。而吴将全端、唐咨、王祚等人则前来支援诸葛诞，文钦也秘密加入了战团。双方实力不相上下，战事原本呈胶着状态；但东吴权臣孙綝却以吴将硃异发兵不利为由，将其斩杀。对于这一点，诸葛诞的幕僚蒋班、焦彝看得很清楚，认为东吴出兵只是走个过场，孙綝更多的是坐观虎斗，一收渔人之利；文钦却认为战争持续了近一年，曹魏军民并疲，内乱将起，应当再坚守一段时间。双方意见不统一，文钦十分恼恨，更是欲除蒋班而后快，蒋班、焦彝二人担心被杀，便投靠了曹魏。蒋班、焦彝离开后，城中粮食日益减少，诸葛诞愈呈败势。钟会则落井下石，给了他另一击。

当时东吴派右大司马全琮之子全怿等人援助诸葛诞，与此同时，他的侄子全辉、全仪在建业与人起了纷争，携带家眷部曲投靠了司马昭。这是一说，另一说则是全怿的母亲，“得罪于吴，全端兄子祎及仪奉其母来奔”。这两种说法其实都对。全琮是皇室姻亲，孙权与步夫人的长女鲁班初嫁周瑜的儿子周循，后改嫁全琮。全琮得此殊荣后，宗族子弟也因之而被赐千金，恩宠有加。事实上，岂止宗族子弟得蒙恩泽，孙权在世时，全夫人孙鲁班一度炙手可热，甚至干预了太子孙和废立一事，令孙权改立孙亮，以全琮的侄儿全尚之女为太子妃。但孙权死后的那个东吴，再也不是全家能蒙宠贵的那个东吴了。权臣孙綝与孙亮之间的矛盾重重，直接波及了全家。东吴太平三年（258年），孙亮与孙鲁班等人打算诛杀孙綝，然而事情泄露，孙綝先发制人，率兵包围了皇宫，废孙亮为会稽王，改立孙休，又迁孙鲁班至豫章郡，全尚至零陵郡。因此全家的这次出奔，其实是东吴内部政治倾轧的结果，刚巧被曹魏遇上了，真是时者，命也。

如此大好机会，曹魏当然不会放过。钟会假借全辉、全仪的名义写了一封信，派全家亲信入城告诉全怿说，因为全怿战事未克，因此要尽诛其家，他们没有办法，只好逃到北方投靠了曹魏。鉴于之前硃异行兵不克被孙綝所杀，全怿并没有怀疑，“遂将所领开东城门出降，皆蒙封宠，城中由是乖离”。不仅如此，诸葛诞与文钦之间也发生了争执，诸葛诞又杀文钦，其子文鸯、文虎出奔曹魏。之前司马师讨伐文钦时，因为受到文鸯的惊吓，目脱而亡，因此文鸯可以说是间接害死司马师的凶手，他投靠曹魏后，“吏请诛之”。但司马昭却认为城尚未破，若是杀掉这两人，诸葛诞守城之心更坚，因此不仅没有杀掉他们，还将他们擢为将军，赐爵关内侯，由是诸葛诞一方军心更加动摇。在这样的情况下，司马昭出兵时“城内无敢动者”，诸葛诞单骑出逃，被司马胡奋追上，斩首夷三族。这个记载我抱有一定的存疑，诸葛诞军中纵然人心惶惶，但也必不至于没有人敢与曹魏军伍抗衡。因为诸葛诞麾下百人，宁死不降，以为“为诸葛公死，不恨”。大约是因为当初诸葛诞礼贤下士，宁肯违纪枉法也要救他们一命，其间纵有他自己的打算，但终究成就了他麾下数死士的“士为知己者死”。司马昭命人将他们排成一列，每杀一人，就再劝降一次，但却没有一人投降曹魏——同生共死，只为诸葛公，其得人心如此。也正是因为如此，在除掉了诸葛诞这个心腹大患以后，司马昭十分高兴，对参预其间，屡献谋略的钟会也恩宠有加，以为“会典综军事，参同计策。料敌制胜，有谋谟之勋”，将其擢为司隶校尉。而这个时候，钟会的权势也达到了顶峰，朝中万事均参预其中。

《三国志》紧接着就写，在这期间，“嵇康等见诛，皆会谋也”。只有这样一句话的记载，相较起来，《晋书·嵇康传》就要详细得多：钟会认为嵇康有卧龙之才，之前又打算协助毌丘俭，幸而山涛将他劝住了；然而嵇康与其好友吕安等人“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若是不杀他们，恐怕无以正风俗。联想到之前钟会拜访嵇康时嵇康的态度，千百年来人们都认为，钟会之所以谗言司马昭，要求其杀害嵇康，乃是记恨之前嵇康对他的置之不理，钟会报复心强，心胸狭窄的评价泰半也因此而来。但如果我们就讨伐诸葛诞一事深入来看，钟会从中所起的作用，是离间诸葛诞与全家。这件事在《三国志·钟会传》中所写来，仿佛是钟会一个人的功劳，然而《三国志·诸葛诞传》中的记载却显得更加意味深长：大将军乃使反间，以奇变说全怿等。除开史书对司马昭统帅的粉饰，我们可以猜测，这次离间很有可能是司马昭授意乃至主导的，钟会在其中扮演的，可能是参谋加执行者的角色，因此在这次战役中，钟会“料敌制胜，有谋谟之勋”，有他一份功劳，但应该不会是决定因素。嵇康被杀也是如此。

嵇康之被杀，主要原因有几个，第一，嵇康的妻子是沛穆王曹林的孙女，算是曹魏姻亲；第二，嵇康先后多次拒绝出仕，表现了他的不合作；第三，嵇康素有高名，在司马昭决意杀他的时候，竟然还有三千太学生为之请命，这又一次触动了司马昭敏感的神经，因此嵇康不得不杀。至于钟会所进之言，可以说有一些影响力，但同样的也不是决定因素。第四，按《资治通鉴》记载，嵇康死于景元三年（公元262年），这一年，钟会被任命为镇西将军，都督关中，出征蜀汉，记载存在一定的时间差；这一点因为史书记载也语焉不详，因此并不能作为坚实的论据。不过，反观史书记载的钟会，他有贵公子的倨傲跋扈，有与生俱来的聪慧狡黠，有基于自己政治立场的言论行为，但是你很难在这件事以外，看到关于后世所谓的心胸狭隘，报复心强的记载。甚至就连这件事的真伪，其实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完全确定的。因此对于钟会谗言杀嵇康这件事，我一直心存疑问，并且对后世所谓，抱有一种不以为然的态度。

上一期：魏晋风骨∣王濬：故国江山英雄事

糖小晚：白羊座女子，好读书，好旅行，此生惟愿寄情魏晋，手不释卷，天涯浪迹，浊酒酹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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