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雅尔塔协定的再认识4

四、斯大林的扶蒋远共政策早已浮出水面

蒋介石并非不重视斯大林放弃意识形态隔阂的许诺，但它不足以抵消蒋介石一心回收东北主权的强烈愿望，更何况斯大林的扶蒋远共政策早已浮出水面。

陶希圣说过，罗斯福是理想主义者，斯大林是现实主义者。自1943年起，苏联开始重新考虑战后远东战略格局问题，斯大林基本继承沙俄时期的思路，以夺取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冻港为目标，建立远东安全带。雅尔塔协定体现了苏联这一意图。

为实现在远东的战略利益，斯大林需要获得美国的支持并与国民政府修好。因此，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赞成美国的对华政策。这也是罗斯福自1944年11月以来所作的努力，即争取苏俄支持中国国民政府为中心的、统一的中央政府。于是，战后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成为美、英、苏三国的共识。苏联获得在领土、安全和势力范围方面的利益,罗斯福则得到斯大林扶蒋承诺——这也有利于实现美国在中国的战略目标。于是在雅尔塔会议期间，斯大林再次申明以国民党中之“俊杰人士”来“襄佐蒋介石”等语。对于斯大林来说，承认国民政府是唯一合法政府，有助日后促使蒋介石政权奉行对苏友好政策。

雅尔塔会议后，美苏在支持蒋介石为首的中国中央政府方面的步调更趋一致。1945年5月28日，斯大林与美国特使霍普金斯再次达成如下共识：“史达林明白表示将尽一切可能促成中国在蒋委员长领导下之统一，并特别声明没有一个中共领导者有足够力量统一中国。”64斯大林对蒋介石保证：我们不支持他们（中共），不帮助他们，我们不打算这么做。……以前我们向蒋介石提供了援助，今后还将是这样。如果有必要援助中国的话，那么这种援助将提供给蒋介石政府。斯大林还答应不向中共提供武器，认为国民党政府力求合并军队和建立国家统一的政权，是“完全合法的愿望，因为国家应有一支军队和一个政府”。65

历史是吊诡的。抗战胜利前夕，关于中共问题的解决，竟然是由斯大林主动提出。

苏联重视它在中国的战略利益如何得到保障，因而在国共问题上不愿与美国和国民政府对抗。此时，扶蒋远共政策更符合现实需要，毕竟“中国的共产主义此时在其纯粹的革命能力上对于俄国几乎没有什么利益”。66从战略地位上看，“延安毫无价值”，因此“对中共则完全不予以正式承认”。67斯大林对共产党也好，对国民党也好，其对华政策，主要是以自身利害得失为衡量。

为实现战后战略目标，苏联对中共采取消极态度。在斯大林看来，中共越来越像代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追求民族利益和社会福利的政党。为表示对国民政府的诚意，避免被“重庆控诉共谋”，从而影响雅尔塔协定的履行和中苏条约的缔结，斯大林一再声称，苏联与这些自诩为“共产主义者”没有任何关系。苏联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帮助中国共产党人。68斯大林还批评中共为“人造奶油”。在延安的毛泽东也说过，“我们不指望俄国人的帮助”，“对我们来说，寻求俄国援助只会使中国局势更糟”，69毛泽东特别强调全党要自力更生。这一时期，支持“一个政党“、“一个政府”是苏联对华政策的一项既定方针。既然是既定方针，作为交换筹码的分量当然大打折扣。

蒋介石也清楚苏联在远东的最大对手是美国，只要美国立场鲜明支持蒋介石政权，苏联断然不会反蒋。蒋之前权衡过：“只要美国不为中共声援或袒护，则俄国亦决不敢以武力助共，故对共问题，我必能自了之。”70况且，蒋介石早已获知“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与罗斯福、丘吉尔统一步调”的情报。因此，斯大林这一许诺筹码，在蒋介石看来，并不是意外的“红利”。

蒋介石还认为，“俄国已视美国为其假想敌，故其不能不以我国为其外交政策重大之目标”，“我国实力虽未充足，但在东亚与太平洋上国际之地位，对苏俄与英、美已居于举足轻重之势，故彼不能不厚交于我也”。71这一看法在国民党上层普遍存在，我们从侍从室秘书邵毓麟的话中，推出蒋的左右也持有这种心态：“苏联与英、美已行对立，我介期间，举足轻重。从世界全局看去，苏俄得我则胜，失我则败。”72这话显然自视过高，但也认为中共背后的苏联，并非总是支持中共。只是他们没有考虑到，审时度势的斯大林会将中共问题转化为向蒋介石施压的砝码。下面，我们将看到，随着苏联出兵，中共问题如何成为斯大林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有力武器。

意识形态的一致并不能掩盖各自利益的分歧，反之亦然。抗战胜利前夕的中苏关系，双方的国家民族利益明显占据主要地位，意识形态地位反在其次。如果说，4月突然更换俄国大使时，蒋介石警惕苏对华政策有变。那么，在6月的大半个月里，蒋介石连续三次召见俄国大使彼得洛夫，就是为即将展开的中苏谈判摸底和定调。

6月3日，蒋介石首次会见苏联新任驻华大使，重述列宁时代的对华政策，希望中苏交往能以此为基础。蒋介石郑重地对彼得洛夫说：

苏联自革命以后，帮助我国争取独立、领土主权完整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已于民国十三年先于其他国家，正式宣布取消帝俄与中国所缔结之不平等条约，及放弃其一切特权……本人认为此乃中苏友谊合作之历史基础，并认为现在仍有恢复民国十三年时代中苏合作之可能。本人希望苏联能帮助中国的独立、行政与领土之完整，希望恢复东三省领土主权完整与行政独立。盖我国人民咸认不平等条约、领事裁判权及租界等事为国家的耻辱，一致痛恨，吾人为革命党人，自应注意人民之心理与要求。……希望苏联能帮助中国的独立、行政与领土之完整，希望恢复东三省领土主权完整与行政独立。……如苏联能帮助我国恢复东三省领土完整及行政独立，以后东三省的铁路与商港当与苏联以便利，如有军港需要，则军港亦可为苏联使用，决不致于苏联有不利之措施。73

蒋介石还专门对俄大使说，“香港问题虽尚待与英国商议，但九龙必须收回。”这是针对俄大使之前对王世杰说的“英国如能保有香港，苏联应亦可以保有旅顺“的正式回答。74这是蒋介石就雅尔塔协定第一次明确回应苏联。

这一天，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与俄大使谈话，关于东三省及军港、商港等主权行政必须完整之意见，明白对其表示；并说明中、俄利害关系，不可为小失大也。”75对这番话的用意，蒋介石有过这样的说明：“旅顺问题如我不先表示可与俄共同使用一点，则俄不仅对我绝望，而且对美更不谅解，盖曾其疑虑；故余一面严拒其租借之谬说，而一面不得不自动允其共同使用以慰之。”76蒋介石认为这是符合他原先定的原则。他对王世杰说过，应“在不妨害中国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及行政完整之原则下，可容纳苏联对东北之合理主张。”77

蒋介石的这一态度，是对带有强制性的雅尔塔协定的有限反弹，毕竟蒋不可能与大国协定相抗衡。在一种现实主义的审慎外交政策下，蒋介石把它的“可容纳”视为“绝非寻常”的外交手段，所谓以曲求伸谋略。在雅尔塔协定的有限框架内，蒋介石自以为能够咬住大体不变的目标而作灵活变化。这天，他在日记里写道：“此种外交方针，绝非寻常外交家之所能知者也。”78

6月12日，蒋介石再次接见苏大使，彼得洛夫端出中苏谈判的“先决条件”，其中引起最大争执的是“恢复旅顺港之租借，建立苏联海军根据地”。双方都亮出了各自论点，互不让步。

蒋介石说：“租借地一类的名义，我中国人民认为是国家的耻辱，我们不好再用这种名义，中苏友谊互助条约是一种光荣的条约，如有租借地一类的名义，则将失去条约的原意。”

彼得洛夫坚持说，“‘租借地’与‘租界’不同，‘租界’的意思包含着领事裁判权等等的特权，‘租借地’却不包括这样的特权”，它的“领土主权完全属于中国。”

蒋介石反驳道：“既有租借地，便是领土主权的不完整，因为中国的军港，自己不能管理，不能使用，便是领土主权不完整，所以租界这种名义，切不可再用。”

蒋介石还说：“请大使报告政府，在历史上，一八九八年中国旅顺被帝俄租借之后，继之有青岛之租界于德，威海卫租借于英，广州湾之租界于法，那是中国人民所最反对的，认为是民族的耻辱。”

彼得洛夫说，苏联出于安全考虑，在太平洋需要有不冻港。

蒋介石反唇相讥：“苏联在太平洋要求安定，中国亦然。”

彼得洛夫搬出丘吉尔和罗斯福是支持苏联这一要求的，表示租用旅顺决不会用以反对中国的。

蒋介石丝毫不让步，“当然不会反对中国，但不可因此使中国变成不平等的国家。”

最后蒋介石强调：“条约无论在名义和内容上，都不好用租借地一类的意思，……希望将本人这点意思郑重地报告贵国政府。” 79

蒋介石始终将“租借”看成极为严重的国家主权问题。关于租借旅顺一项，蒋介石明确表示“反对到底”，中国再也不能接受耻辱的“租借地”协定。蒋介石划定的底线是：“最大限度亦不能超过与其同盟者共同使用之程度。”80蒋介石请彼得洛夫将其要求告知苏联政府。这次与俄大使交涉未果，亦在蒋介石意料之中。此时，蒋对宋子文赴美求援仍抱期望。

6月26日，中国代表团即将赴苏前夕，蒋介石再次接见彼得洛夫，宣示了中方对苏的立场，主要精神是：凡涉及中国的条件必须由中国本身决定，其他任何国家不能代决，中国今后所有条约都不能再出现租借与特权的文字；如果苏方提出不解决租借旅顺问题就不要派代表团赴苏，那么中方将拒绝交涉，一切责任均在苏方。蒋介石还强调：“关于外蒙问题，苏联于一九二四年在条约中，曾经承认外蒙的领土和主权是应属于中国的。”81“外蒙不可脱离中国，中国亦不能放弃其宗主权，否则即为中俄两国将来纠纷之恶因。但我中央政府可与外蒙以高度自治也。”82

通过综述蒋介石三次召见俄大使的情形，我们可以概括蒋对苏交涉的几项基本原则，第一，对涉及国家民族利益的旅顺租借问题上持强硬态度；第二，对外蒙古问题定位在允其“高度自治”上，并建议内蒙问题最好是不提；第三，越来越重视内政问题，提出“关于政治问题，希望能彻底商谈”。83政治问题即指中共问题。

尽管如此，我们还不能由此断定，蒋介石将解决政治问题转变成为与苏谈判的先决条件。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李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