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言微中特立独行_商友敬
中国教育报/2006年/3月/2日/第005版
读书周刊
谈言微中特立独行
——送张中行先生远行
商友敬
97岁的张中行先生走了。这么大年纪的人,说走就走,留也留不住,也许是那边有许多老朋友在等着他去说话,老夫人也在不久前先他而去。他是讲究“顺生”的,这回“顺其自然”真的走了。只是我们这里有些“空落落”的感觉。只能把他的书从书橱里捧出来,供在案前,摩挲一番,也算是“望空一祭”吧。
他有一篇《自祭文之类》的文章,最后说:“走时仓卒,来不及自己论定,但一生得失,尚有自知之明,敢请有成人之美的善意的诸君,不必费神代笔;如固辞不得,仍越俎代庖,依时风而好话多说,本人决不承认云云。”(《补学集》170页,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1月版)他是这么说,我写还得要写,不是因为他不能再回来看一眼,而是想告诉比我更年轻的读书人:曾经有过这么一位可敬又可亲的长者,一位思想和文化的前行者,一位纯正的读书人。
《负暄琐话》1986年由黑龙江出版社出版时,我也许是第一批读者,这书拿在手上读,不是“眼前一亮”,而是心一沉,感到“这是有分量的”。这以后,读他的文章,不论是忆人的还是记事的抑或是说道理的,透过他那从容不迫又深沉稳健的言语,总有一点两点鼓槌一般敲击在我的心上。如他在一篇怀念顾随先生的文章中这么说:“古语提到文人,有时说文人无行。顾先生正好相反,是文人而有高尚的品德的人。他精通诸子百家,可是用‘道’只是待己,待人永远是儒家的‘己欲言而言人,己欲达而达人’,加释家的‘发大慈悲心,度一切众生’。此外还要加上,他心道学而情不道学,所以能够典重而有风趣,写出了那么多缠绵悱恻的诗词曲。我说这些好像是在作颂词,其实我只是想说说自己的心境:因为他为人这样好,学术成就这样高,我常常想减少一些因为怀念而生的怅惘,但做不到。”(《负暄琐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第一版,第60页)———他说的是顾随先生,恰恰也是今日我们心中的张先生他自己。我看,这些前辈老先生,在根本的方面都是相通的,都是代代相承的。张先生的笔下有许多前贤的影子,他自己身上也有许多前辈的影响。
这么多年来,我就是喜欢听他谈,当然是笔谈,是透过他的笔墨来听他娓娓而谈。我一点也不会把文字看成一种障碍,而总是觉得这些文字如唱片一般留着他苍劲的声音,他说话(行文)的确与众不同,绝对不像现代文人那样“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但也绝对不是“云遮雾障”、“藏头藏尾”。他说的过程就是他“思”的过程。有时听上去有点乱,但是渐渐地思绪就理清了,慢慢地智慧的光芒就显露出来了,你只要跟着他的思路走,不管怎么东绕西拐,自然会有“渐入佳境”的乐趣,然后,戛然而止,你自己去想,去回味吧。这恐不只是一种笔法,甚至也不是一种文风,而是他的性格,他的为人,他的人生态度,他的特立独行之处。
张中行先生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大学毕业的。他自己认为,在北大所受到最大的影响,是得到一种怀疑的精神,因为怀疑而思考,因为思考而进一步怀疑。这可以看他为纪念北大建校九十周年而写的文章《怀疑与信仰》。他在文章中说:“绝大多数也许是没有实用价值的,总的说,是常用较冷的眼看一切。这样看,事物就常常不像说的那样单纯,接受整体之前,要分析。就是说,还是怀疑的精神占了上风。其间一件小事可以说明这种心情。那是读英国罗素的《怀疑论集》,现在还记得有一处说,历史课本讲打败拿破仑,英国的说功劳都是英国的,德国人说功劳都是德国的,他主张课堂上让学生兼念两种,有人担心学生将不知所措,他说,“能够教得学生不信,
就成功了。我欣赏他这个意见,因为是擂鼓助了怀疑之兴。”在此文的最后他又说,“如果人可以切为身心各半,我的心一半已经超过半个世纪,是在母校的怀疑精神的笼罩下,摸索着走过来的。这使我有所得。但没有大得,因为未能‘终于信仰’,这样说对于母校,我的心情就不能不分而治之;有时感到惭愧,因为没有成才;有时也感到安慰,因为没有忘本”(《望道杂纂》,239—241页,群言出版社2000年3月北京第一版)。
张先生的一生,应当归结是怎样一个人呢?专家学者?教授大师?散文专家?思想家?……我看没有一顶帽子对他是合适的。我把他看作一个特立独行的读书人,他是以一种怀疑的精神和独特的眼光,去读去想;然后又用自己独特的述说方式,来讲来写。有的人居然把他看作“中国文化”的“传人”,甚至错误地称他为“国学大师”,我想他是根本不会承认的。张先生当然有深厚的中国文化修养,经史百家都懂,而且懂得不少;同时,他还有着精深的西方文化的修养。他在观念与方法上都是“五四”的传人,实际上他是在不断地古今交会、中西交融。他这一生,不偏不党,不依不傍,不跟不随,不卑更不亢。他用自己的心与眼去读书,而丝毫没有衰颓迟暮之气;他默默耕耘了一辈子,从来没有沾染过浮躁偏激的习气。他这个人,你面对面时,以为是个乡下的老头;他真的走了之后,再看他的背影,想一想,真的不容易啊!
10年前,我由邓云乡先生带着,到北京拜识张先生。邓先生是很讲究礼节的,他比张先生年轻十几岁,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北大毕业的,所以看到张先生执礼甚恭;我又比邓先生小了十几岁,子辈的,更不敢放肆。但见到张先生十分谦和,慈眉善目,满座的人都乐于同他交谈。前几年,我又与几位好友一起到他家拜望,问起他还有什么新作的打算?他说:“我都九十多岁了,每天早晨起来,一看,我还活着,那就看看书,能写点什么也行;明天早晨起来,再一看,我还活着,就再看看写写,长远的计划是没有的了。”他是如此达观如此坦荡,我以为是老年人的最好心态,这种心态当然是一种精神修养的反映,硬学是学不到的。
去年张先生的好朋友启功先生走了,如今,张先生也随他而去。令我景仰的一代人差不多走完了。剩下有他们那么大学问的,不多了;有他们那么好性情的,更少。他们虽去了,但他们的书还留在世间。他们的精神和影响,只要读他们的书,是不会消失的。只要我们像他们那样认真而执著地读书与思考,像他们那样说真话、说实实在在的话,我相信中国的“文脉”是不会断的。 最后该用老例献上一副挽联吧。有两则成语正好对得上,而且嵌上张先生的名讳:谈言微中特立独行(注:谈言微中的“中”字读仄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