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_灿烂千阳_中胡塞尼的女性观_李宛悦
第34卷第3期通化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Vol.34№3May. 2013
2013年5月JOURNAL OF TONGHUA NORMAL UN IVERSITY
论《灿烂千阳》中胡塞尼的女性观
李宛悦
(燕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河北秦皇岛066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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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灿烂千阳》以阿富汗战乱为小说的背景,以男作家少有的极其细腻感人的笔触描写了两个普通
的阿富汗女性的代表人物———玛丽亚姆和莱拉的悲惨命运,展现出阿富汗旧家族制度下苦苦挣扎的妇女所怀抱的希望、梦想以及对命运反抗精神。作品中积极肯定了广大妇女的“姐妹情谊”在妇女解放道路中的作用,希冀人类仁爱、平等的阳光也能无性别差异地照耀男女二元世界。
关键词:灿烂千阳;女性命运;女性观中图分类号:I 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974(2013) 03—0070—03
一、女性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文学如同人类历史一样,是由男人和女人共同创造的。但遗憾的是在这部历史中女性是缺席或缄默的。正如英文单词history 一样,人类的历史是his
+story 构成的, 是一部男人的历史。19世纪后期崛起
的文化人类学研究表明,性别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现实,对于文化生产具有潜在的制约作用;而文学作为其中的一个领域,自然与性别问题密切相关。虽然男女平等的观念早被提出来,但在人类的历史长河里,由于女性深受父权制文化的打压与宗教思想的统治,在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的社会实践相对极少,女性的作用仍然处于被遮蔽状态。所以,女性自我话语的形成仍然是艰难的,基本上是处于失声的状态,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也没有人听到她们的声音。[1]一些作品虽然否定了女性的被动地位,也否定了女性为抽象的空洞的政治符号。然而,要想达到真正的女性话语与男性话语的双声共振,男女话语的互相照应、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主题研究性别维度,还需要男作家改变过去作品中的单体演说的霸权思想,从女性角度去体会女性本身的心声、生理、需求和命运,肯定女性的话语权和价值观,彻底改变
收稿日期:2013—02—26
作者简介:李宛悦(1974-),女,吉林白山人,副教授。研究方向:女性文学与犹太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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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在其作品中“他者”(other )的地位。
小说《灿烂千阳》(TheThousand Splendid Suns) 自出版发行以来,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社会界和文学界强烈的反响并被搬上了银屏。以《灿烂千阳》为题目,可谓寓意深刻。在人类有史以来,女性是无史的,是被阳光遗忘的角落。作者胡赛尼巧妙地运用这首古阿富汗诗歌《灿烂千阳》为题目,来寓意期待人类平等博爱的灿烂千阳也能照耀女性世界。这是在21世纪以来,后父权制男女二元共存的新思想的基础上,对深受宗教、父权制与战争迫害的阿富汗女性形象第一次进行正确、积极的品评,并勇敢地向传统文学中的男权话语提出了挑战。
二、胡赛尼对男权文学思想的挑战
在父权制社会中,话语的主动权掌握在男性的手中,它一直使得女性处于沉默的状态。而在男人写的历史与文学中往往只能从与男人的关系中去界定女人,即以男人的“眼睛”看世界,以男人的价值观来评定世界,界定女人的感受和生存状态,女人只能作为男人的镜象而存在,这是一种显然的男权霸权主义思想的折射。因而,在男性中心的社会文化里,对女性的认识是站在男性的角度上,以男性为立场,用
论《灿烂千阳》中胡塞尼的女性观
男性话语来述说女性的。由此建立起来的审美原则、女性规范和话语权并不能真实地反应女性的心理需求、思想面貌和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境遇,而是对女性的压抑、扭曲、异化。女性所代表的已经不是具体、真实的女性,而是作为符号“被构入男性为自身统治创造的神话谱系中”[2]。
在小说《灿烂千阳》中,胡赛尼没有沿袭传统男性作家的写作模式与写作心理,也没有用男性单体言说的霸权语言,而是客观、现实、细腻地描绘出历经战乱的阿富汗妇女的生活及命运的真实写照。用对比的手法把现实生活中的阿富汗妇女的生存状态与题目中的深刻寓意联系起来,展现作家自己和女性们共同对美好生活的希冀。小说中的两位女性不再如传统文学中的女性在悲惨的生活中顺从、放弃与自我压抑中疯狂,而是被抗争与反抗所代替。由此可见,胡赛尼的写作彻底脱离了“菲乐斯“中心,发出了不同于以往的“另一种声音”[3]。
作者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命运来比喻阿富汗女人的命运。喀布尔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城,然而伴随着他国的入侵、宗教与军阀的圣战,如今的喀布尔硝烟弥漫、爆炸声声,无数人心中的太阳被战争毁灭。喀布尔给人呈现出的就是这种真实地残忍。阿富汗妇女的命运与生活的希冀也如破碎的炮弹一样被摧毁了。阿富汗女性无疑是各种灾难的牺牲品。在漫长混乱的战争中,很多女性因失去贞节自杀或被自己的亲人作为耻辱的对象杀害或贩卖。而侥幸活下来的女人,就要承受死去的和活着的女人所承受的各种痛苦。玛丽亚姆和莱拉是书中的两个女主角,是阿富汗女性悲惨命运的代表。玛丽亚姆是个“哈拉米”,在阿富汗语中意思是“私生子”,她的母亲是富商家的女仆,因与富商私通而生下她,母女俩后又被富商父亲抛弃。在阿富汗,私生子绝对是屈辱的代名字。这个单纯而饱受苦难的小姑娘为了生父那虚伪的承诺,可以和她一起共度一个生日而离家去寻找生父,虚伪自私的父亲为此感到惶恐不安,父亲的三个妻子因她的出现感到羞辱不堪,伙同生父一起把她嫁给了远在喀布尔的一个又老又残暴的鞋匠拉希德,母亲听到后随即自杀而死。婚后的生活中丈夫只把她看成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和泄欲的工具,在接二连三地流产后,玛丽亚姆失去了生育能力,随后成为丈夫暴力与泄愤的牺牲品,殴打、辱骂、变态的虐待成了家常便饭。母亲的自杀、父亲的绝情、丈夫的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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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让她的世界无比阴暗,丝毫感受不到阳光的温暖。莱拉同玛丽亚姆相比,她的童年是无比幸福的,因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天生丽质、受过良好的教育,她对未来和人生充满了玫瑰色的梦想。然而,战争彻底打碎了她阳光下的美梦。家人在战乱中相继死去,恋人逃亡在外杳无音讯。虽然她被拉希德从弹火中救出,却早已经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为了肚中自己与情人的爱情结晶,14岁的她也被迫嫁给拉希德。婚后拉希德对她的自我主见不屑一顾,当他知道自己不是孩子父亲的时候,便开始了他对莱拉的家庭暴力生活。但为了那生命中灿烂的千阳,两个命运相同的女人最终联合起来走上了抗争的道路。
三、胡赛尼对“姐妹情谊”的肯定
“姐妹情谊”理论是指妇女联合起来的观念和实践,以及以妇女为中心的自我肯定和认同。“姐妹情谊”对整个女性地位的争取和女性的话语言说都具有重要意义。“姐妹情谊”还要求解放和自由、要求有爱的权利、发展事业的权利和“寻找自我”的意识要求。因它超越了种族、阶级、社会制度的差异,建立了基于男女性别差异的性别路线,这种性别路线号召每一个妇女从家庭与男人的关系中分离出来,强调妇女间形成姐妹情谊。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们甚至用“同性恋”来描述与强调妇女间的姐妹情谊。女性在千百年来的历史长河中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独立的人格价值,才使得“寻找自我”成为女人精神探索的前提[4]。“姐妹情谊”是女性艺术创作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母题。在文学写作历史中,都是女性作家在探索呼吁“姐妹情谊”的作用和价值。其中最著名的要数黑人女性作家爱丽丝·沃克的作品《紫色》,在小说中鲜明地体现了“姐妹情谊”对妇女解放的作用。而过去在这一领域里男作家从未涉足过,都是女性在言说呐喊。他们或是以旁观者的态度,或者对此不屑一顾。胡赛尼是西方男作家为“姐妹情谊”言说的第一人,进一步论述姐妹情谊及妇女同性爱在女权主义理论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它对女性解放这一历史使命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胡赛尼用敏锐的观察力来洞察生活中的阿富汗女性,摈弃宗教和大男子主义的主观思想来看待战火、宗教、性别歧视下的女性真实的命运与生存状态。
玛丽亚姆和莱拉,虽年龄相差19岁,在阿富汗这个父权制和宗教色彩过度浓重的社会里,她们共同经受着战乱、贫穷、无声忍耐、家庭暴力的生活,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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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了姐妹般的情谊甚至是母女般的情谊,携起手来共度苦难生活。她们联合起来,在绝望之际用自我的觉醒和反抗为惨淡的人生寻求缕缕阳光的暖意。当拉希德发现自己不是孩子的父亲的时候便恼羞成怒,想杀死莱拉。这个时候既是“姐姐”又是“母亲”的玛丽亚姆站了出来,在拉希德的身后用铁锹杀死了共同折磨她们多年的家庭暴徒也是她们共同的丈——拉希德。随后,一个人承担了罪责,善良的玛夫—
丽亚姆让莱拉带着孩子去寻找远方的情人,用自我的牺牲换取身边姐妹的解脱和幸福。在小说的结尾处,当莱拉从巴基斯坦回到久别的故乡———历经战乱、百废待兴的阿富汗时,她怎么也不会忘却昔日与她携手共度苦难,用姐妹和母亲般无私的爱来呵护她的玛丽亚姆。莱拉来到玛丽亚姆少女时代生活过的地方,缅怀这个给了她幸福的人。虽然时光荏苒,早已是物是人非,但莱拉依稀看到了善良的玛丽亚姆端坐在挂满灰网、凌乱、破旧的小屋旁冲她微笑,为她祝福。正是玛丽亚姆的善良、宽容、牺牲和爱造就了莱拉的明天。在生生不息中,爱得以传递,希望的种子才得以播种。胡赛尼以独特的视野和创作,表现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独立存在的价值[1]。
(上接第69页)不做主观预设地呈现生活‘原始’状
(1).
女性们只有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残酷的现实和悲惨的命运,她们才能等待到灿烂千阳的照射。
四、结语
胡赛尼纠正历史上形成的带有深刻文化烙印的性别歧视,突破和修正了父权制文学下为女性设定的“屈从”的刻板角色。作家借助玛丽亚姆和莱拉两位女性来展现阿富汗旧家族制度下苦苦挣扎的妇女所怀抱的希望、梦想以及对命运的反抗精神。玛丽亚姆的自我牺牲让姐妹情谊和自我人生价值得到了升华,折射出震撼人心的人性光辉,体现出女性只有相互扶持、帮助才能共同走上反抗压迫、自我解放的道路。胡赛尼希冀人类平等博爱的灿烂千阳也会给女性世界带来万丈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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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林凡)
不是培养作家。以前武汉大学文学院有个作家班,德本加倒可以试试。德本加一些作品,还有魔幻现实主义的痕迹,如《像是一天里的事》、《“工具”手记》,说明作家对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阿根廷的博尔赫斯这些作家作品是熟悉的[9],笔者倒建议德本加多学习外国小说,即使是翻译过来的,也会有很多小说技巧的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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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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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生歌谣》的后记里,有学者说过,德本加天真、固执、不善言表。但这不是大缺点,作家不必随波逐流,要有艺术坚持。“必须是个生性孤僻、好深思、爱正义的人,是个慷慨豪放、容易激动的人”[8]196有学者还说,德本加长期在青海省贵南县工作,有碍作家本人进一步拓展发展的空间。作家的《人生歌谣》这本小说,其中的几篇,如《人生歌谣》、《“工具”手记》、《哈巴狗收养记》、《枯叶》、《村长》,多是平静生活的讲述,笔调舒缓、从容,风格成熟。艺术表达、结构安排、叙事策略都相当稳定。不怕艺术粗糙,只要有对生活的热情与深刻把握,也会有好作品。如李存葆发表《高山下的花环》、刘半农发表新诗之时,都还不是艺术家的精雕细刻。
但是,作为有理想的民族作家,需要不断超越自我。如果能够跳出现有生活的圈子,扩大阅读视野,广罗博采,融会贯通,艺术前途实在不可限量。有学者建议上北大或鲁迅文学院学习,笔者看来,大可不必,因为北大中文系固然可以开阔眼界,但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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