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商人阶层的崛起

２０１０年４月

总第１９３期第４期学术交流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Ａｐｒ．，２０１０ＳｅｎａｌＮｏ．１９３Ｎｏ．４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中国商人阶层的崛起

杨松涛１，王彦章２

（１．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社科部，浙江温州３２５００３；２．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安徽芜湖２４１０００）

【摘要］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商业被“贬之日末务”，商人也位于“四民”之末，士农工

商的地位归序似乎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亘古不变的模式。然而到了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随着民族

危机日益加深，“商战”呼之欲出，商人团体相继成立，商会诞生，商人政治意识提高并且对政治广

泛参与，使商人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商人阶层坚持不懈地努力终于迎来了清政府自

上而下的重商措施的出台。清延设立商部以指导商人组织，制定商律以规范商人行动，颁行一系

列工商的法规以奖商恤商。一系列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社会舆论开始从抑商转为誉商，商人在社

会上广受赞扬，官员也开始纷纷投资经商。所有这些，促进了中国新的绅商阶层的形成，并进而带

动了整个商人阶层随之崛起。

［关键词］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商人阶层；商部；商律；奖商章程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文献标志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８２８４【２０１０）０４—０１９４一０５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中，历代封建王朝都不同程度地实施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业被“贬之日末务”，商人也位于“四民”之末，曾被“卑之日市井，贱之日市侩，不得与士大夫伍”。士农工商的地位排序似乎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亘古不变的模式，贱鄙商业轻视商人的思维习惯似乎在传统中国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积重难返。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增长，不同历史时期商人的社会地位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特别是是在１９世纪末到２０世纪初，商人的社会地位明显提高，几乎跃居“四民之首”。之所以如此，可以说是由于鸦片战争后随着民族危机的日趋加深，许多有识之士以“商战”来抵抗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必然结果，也与晚清政府实行的重商恤商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重商思潮与商会的兴起

１．重商思潮的兴起。中国近代重商思潮首先滥觞于郑观应等商人和士大夫提出的“商战”思想。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势力的入侵，中国许多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商业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们把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归结为军事侵略和经济侵略两种方式。其中经济侵略更为严重，更为危险。针对侵略的两种方式中国也必须用两种方式进行抵抗，即以“兵战”来抵抗外国的军事侵略，以“商战”来抵抗外国的经济侵略，而且还要把商战放在首位，所谓“习兵战，不如习商战”¨脚２。１８９５年爆发中日甲午战争，至１９００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后，中国的门户已被完全打开，列强不仅进一步扩大对华商品倾销，而且取得了在中国通商口岸投资设厂的权利，使中国商战更趋激烈，但是中国商人往往在激烈的商战中败下阵来。

外商何以能在商战中着着取胜，华商为何在商战中步步败北，这是２０世纪中国爱国商人和有识之士们冥思苦想的一个问题。他们通过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教训，终于得出这样的结论：外商之所以能在商战中取胜，皆得力于商会，有商会而使列强官商一会，众商一心；华商之所以会在商战中失败，则由于官商隔阂，众商涣散。虽然早在１６世纪中国某些地方出现了商人的联合趋向，但以会馆、公所为早期商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一Ｏｌ一１７

［作者简介】杨松涛（１９７０一），男，黑龙江富锦人，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２０世纪中国史研究。・１９４・

人组织形式的商帮并未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群体社会力量，其组织要么存在行业帮派的严格划分，要么拘泥于同乡会的组织色彩，并没有真正联合起来。为了适应商战的需要，行会出现了自发联合的趋向。正所谓“欲兴商务，必以各设商会始行之有效，各商会再联一大商会，庶由点成线，由线成面，内可与政府通商人之情况，外可与各国持商务之交涉，非设商会不为功也。”怛。至此，成立商会以备商战已成为时代之所需。

２．商会的兴起。１９０２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立，这是我国的第一个商会组织。自１９０４年在清政府颁行《商会简明章程》劝办商会起，全国各地商会如雨后春笋般地相继建立起来，除西藏外全国各地都已成立了商会组织。至１９１２年全国商会已达９２２所，其中商务总会４９个，商务分会８４３个，商号近２０万家口】狮。全国各地商务分会通过商务总会与商部进行往来沟通，并通过商部与商务总会彼此互通讯息，改变了彼此互不统属的分散孤立状态，使全国商人形成一个整体网络，凝聚成了一个相对统一的整体。不仅克服了传统商会组织涣散的联合，改变了行帮的落后形象，而且增加了商人团体的凝聚力，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增强了他们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商人们纷纷表示：“今日实业之世界，论人数以商界为主众，论势力以商界为最优。”“迨文明进步，出产丰富，器用繁多，万国交通，因利生利，而商人居中控御，握一国之财政权，而农工之有大销场，政界之有大举动，遂悉唯商人是赖。”Ｈ脚此时他们已不再拘泥于士农工商的传统定位，社会的进步与时代的需要已把他们推到风口浪尖，对内则成为士、农、工阶层的依赖，对外则肩负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入侵抗争的使命，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何况“今日之商家，实操我支那民族存亡起废之权者也。””１可见，商会无论对内与对外都已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并在各种政治斗争中日趋活跃，成为近代中国历史舞台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二、商人政治觉悟的提高

１．商人改造社会的主张。１９世纪末以前的中国社会“自昔贱商，商人除株守固业，计较锱铢外，无他思想”［６１５＂ｍ。加之传统的士农工商阶层社会地位的归序，使商人无意参与社会政治，亦不会主动树立参与政治的意识，“在商言商，不问政事”成为当时大多数商人的生活追求。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商人的上述思想受到了一些挑战，一些商界代表人物，以“扩商权”相标榜，对参与国内政治表现出一定的兴趣和相当的热情，初步萌生出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责任感。中国商人的地位逐步提升，商人在政治上逐渐活跃，还提出了改造社会的政治主张。

在洋务运动期间，一些官商共同参与的企业顺势应运而生，最早采取“官督商办”的方式，政府希望利用商人的资本和管理技术，官员则保留全面的控制，公司或企业负责人基本上都有官衔，这些官方创办人不断鼓励商人们投资。一开始，一些商人对清政府洋务派利用“官督商办”方式发展近代民用企业抱有很大热情，但是经过长期参加洋务运动的亲身体验，商人们尝够了洋务派官僚“保护”的滋味。近世商人郑观应对洋务派压迫私人资本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揭露洋务派在“官督商办”企业中的种种弊端，提出开办近代企业应“全以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以官场体统”的主张。马建忠担任过李鸿章织布局总办，他曾批判李氏的“十年内不许他人再设织局”的政策。这直接反映了早期资本家的利益，但为李鸿章所不容，马建忠后来离开了织布局。这些亲身经历，使商人们深刻地认识到必须进行政治改革。

２．商人参与政治的状况。商人和早期的资本家积极地支持和参与维新运动，如郑观应积极倡导“君主立宪”和“开议院”，他尖锐地批评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体系，指出仅仅学习西方的“用”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学西人的“本”。郑观应和康有为之间的往来比较多，１８９５年１１月，康有为到上海组织“强学会”时，就找过郑观应，并由郑观应陪同一起去格致书院拜访王韬。１８９８年６月光绪帝召见康有为之前，康有为曾向郑观应请教。政变后，郑氏虽担心株连，对维新派表面有所谴责，但对六君子被害，康有为、梁启超亡命国外还是深表同情。其于政变后数日，即托人送银１００元资助逃亡在澳门的康有为父亲＂脚。另一个商人资本家经元善更是维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康有为、梁启超合作筹办女学堂，并创议设立妇女不缠足会等，作为维新运动的相应组成部分。戊戌政变后，经元善未退缩，当他看到社会上一部分随风倒的人，“噤若寒蝉，避如黠鼠”，从此不敢谈维新时，感叹地说，这是由于“君权压力过大，积威已久，绝无公是公非”¨Ｊ。１９００年１月２５日，当经元善听到慈禧废帝立储并打算改元保庆的时候，当夜即先电北京某大臣，“请其联合朝士力诤”，次日又列名“愈沪维新志士致电清政府，请求撤销废帝立储之命”，因而触怒了慈禧，慈禧下令逮捕经元善问罪，迫使经元善逃亡澳门。这些商人的政治思想虽然遭到抑制，但却促使更多的商人和其他社会阶层去“实业救国”，掀起了第一次投资设厂的热潮。据统计，从１８９５年到１８９８年的四年间，全国各省新开设的资本达万元以上的民族资本厂矿・１９５・

共６２家，资本总额共１２４６．５万元一¨”。这远远超过甲午前２０余年的总数。随着外国侵略者侵略的加深，他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清政府软弱腐败的本质，投身于救国救亡的运动中去。

在２０世纪初年兴起的地方自治运动，也有商人的广泛参与。关于地方自治，著名维新人士梁启超认为，“民权之有无，不徒在议院参政，而尤在地方自治，地方自治之力强，则其民权必盛，否则必衰”【１０Ｊ５９，地方自治乃争取民权之“第一基础”。康有为亦认为，“今吾中国地方之大病在于官代民治，而不听民自治也，救亡之道，听地方自治而已”，所以变法当从地方自治人手，以立国本。李平书等上海绅商于１９０５年创办的上海总工程局为上海总揽地方事务的综合性自治机构，其宗旨为“整顿地方一切之事，抵制外人侵占，开通内地风气，助官司之不及与民生之大利，……以立地方自治之基础”【ＩｌＪ。总工程局下设户政、警政、工政之科和一个裁判所，经办户籍、地产、收捐、巡警、消防、卫生、测绘、路工、路灯和普通民事纠纷。１９０９年清政府颁行《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之后，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照章改为城厢内外自治公所，在原有自治权力基础上，增加了部分工商、文教和卫生管理权。从其构成人员看，商人占的比重很大，在总工程局头两年（１９０５年至１９０７年）任事人员中，参事会领袖总董李平书，办事总董朱佩珍、曾涛、郁怀智、莫锡纶均为绅商，议事会３２名议董中，最具商人身份者有２０人，占６２．５％。著名商人张謇认为“国家之强，本于自治”，他以自己的家乡南通作为地方自治的实验基地，倡导“村落主义”，建设乡土社会，经营地方自治，先实业和教育，后水利和交通，再及于慈善和公益事业，践行了自己的地方自治理想，实现了农村地方自治事业。此外，各地商人通过参与地方自治而实际参政的现象非常普遍。例如，在苏州城市基层自治组织市民众社中，商人占绝大多数，有的市民公社甚至为清一色的商人，如渡僧桥四隅市民公社“缘起”中说：“合众联结工会，因尽出自商民，故日市民公社”。商人在参与地方自治运动中，实际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管理地方的实际政治事务。

２０世纪初商人还掀起了抵制美货运动，并在这场重大的涉外政治运动中提高了政治意识与政治觉悟。１９０５年５月，为反对美国排斥华工的苛约，上海总商会召开会议，号召全国商人实行抵制美货。号召发出后，全国各地商会和商人积极响应，“各省各业无不各自聚会，实行抵制”，相约“不用美货，不订美货”。抵货运动迅速从各通商口岸扩展到许多中小城市以及市镇，形成全国性的规模，１９０５年８月１１日《大公报》发表的文章描述说：“自抵制美约之问题出现以来，民气之发达光芒万丈，亘耀全球。……各省各业，无不各自聚会，实行抵制。”连美国的报纸也不得不承认：“华人此次实行杯葛主义，有条不紊，其团体之固，殊出人意料之外。”¨２＂１之所以能够出现这种过去所没有的现象，显然与商人群体意识及国民意识的形成紧密相关。

较之于抵制美货，在稍后兴起的范围更广泛、持续时间更长的收回利权运动中，商人的民族意识和政治意识又有了新的发展。在保路运动中，绅商们认为维护路权就是维护国家主权，其行动也从争取利权进一步扩充到维护国权，“窃维国家之权利，莫重于路政，而权利之竞争，亦未亟于路政”。所以他们提出铁路公路的修建“自行筹办，则保路权以保国权，亦即以保利权”【１３Ｊ”。收回路权运动，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阻遏了列强对中国铁路权利的掠夺，而且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商办铁路的发展。１９０３年至１９１１年，全国共成立了商办铁路公司１６家，集股达５９７７万元，兴筑铁路４２２公里¨４Ｊｌ…。当商人的切身利益受到威胁，他们把反帝爱国同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结合起来，把维护经济权益和争取政治权利结合起来，对清政府提出尖锐的批评。在各地保路运动中，由于清政府勒逼绅商借款，坚持出卖路权，进一步激化了清政府与绅商的矛盾。因而有的商人公斤呼吁：“我ｌ目政体专制，故人民无国家思想、权利思想。至外人侮我政府，压我而发起今日借款之Ｉ＇ｎＪ题。要知国家为人民之集合体，人民为国家之一分子，既担一分子义务，应享一分子权利……苟人人彳ｆ此观念。阳家何患小强？从前胶州、广州、威海各口岸之分割，皆不明此义，甘受政府、外人之愚弄所致，旌堪痛惜。，今Ｈ拒款风潮如此激烈，足见我民气民权发达之一征，于数千年专制政体上放一光明，诚小禁为前途贺。”¨孔”这段充满政治意识的激昂陈词，系金吟古在苏州商会保路集股大会上的演说。金氏奉人是否为商人不清楚，但既然是在商会的主持大会上演说，肯定多少能代表或反映部分商人的想法，这是小占而喻的。

综诸上述事例可见，商人或从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出发，或从民族利益计，不同程度地参与到政治中去，或发表政治主张，或参与政治活动，其社会地位在反抗外来经济入侵和争取自身政治权利中得到提高。清政府亦改变了传统的对商人的偏见，对其在维护本民族经济权利中所发挥的作用有了重新认识。此后，清政府在新政实施中开始设立商部以指导商人组织，制定商律以规范商人行动，颁行一系列工商法规以奖商恤商，这一系列新经济政策的实行成为中国近代商人阶层崛起的催化剂。・】９６・

三、商人地位的提高与清政府的重商政策

１．设立商部。在各种重商言论中，要求仿效西方设立商部，以协调管理全国的工商活动是多数人的共同见解。在各方面的压力下，清政府感受到确有设立商部的必要。１９０２年，清政府特派贝子镇国将军载振赴英美和日本考察商务，同年十月载振回国，即提出设立商部的请求。经过～段时间的筹备，清政府于１９０３年８月正式御令设立商部。在职能上，商郝系联络官商的国家机构，担负制定各种政策、领导发展国家工商业的重任，它的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

商部内设保惠司、平均司、通艺司、会计司，外设商律馆、商标局、商报局、高等实业学堂等专门机构，商部通过商务局“宣上意达下情”指导商会和商人活动，保护商人利益，振兴地方实业，为中国经济的近代化提供了组织保证，改变了过去人们对商入阶层的传统认识。对此，１９１２年出版的《东方杂志》评论道：“吾国人之贱视农工商也久矣，阶级之制深入人心。自商部开办以来，力惩旧习，积极进行……由是国人耳目，崭然一新，凡朝野上下之所以视农工商与农工商之所以自视位置较重。”

为提高商人地位，商部规定地方官对商户提供保护职责，但职责并非等同于权力。为明确权责划分，商部甚至从细节处规定了商会与各级地方官府之间的往来公牍程式。根据清朝传统成例，“移”、“咨”、“牒”等公文用词限于平级／藩／ｌ＇ｑ之间的往来公文使用，“呈”则用于对上级部门的公文使用。１９０８年吉林省延吉厅曾致函珲春商务分会要求公牍来文需按照下属机构上行公文格式使用“呈”，珲春分会则以“部章既未载明，至改用呈文一层，各处亦无此办法”为由，拒绝了官府的这一要求【１５Ｊ∞。为平息事端，商部在随后制定的《商务总分会与地方官衙门行文章程》中明确规定商务总会仅对督抚大吏的公文用“呈”，对司、道及以下各级衙门的公文均用“移”；商务分会对司、道以上衙门公文用“呈”，对府、厅、州、县等各级衙门的公文均用“牒”，仅以此便可窥见商部在提高商人地位中所做的努力。

２．制定商律。在中国由于商人长期处于“四民”之末，根本得不到法律的保护，用商人的话说“沉沉冥冥为无法之商久矣”。早在筹办商部的时候，清廷已下令载振、袁世凯等人参照德国和日本的商法，“先订商律，作为则例”，为日后制定完备的商法打下了基础。１９０４年１月，《商律》中的《公司律》先行制定出来，并由清政府颁布实施。作为《公司律》卷首的《商人条例》共九条，它首次具体规定了商人的法律身份和经商的权利，详细规定了贸易公司的组织形式、创办方法及经营管理方法等，并给予商办公司与官办、官商合办公司同等的法律地位。由于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历来是“诸法合体”，不存在任何专门的商法，商部完备的商律成为中国第一部正式的商法，对近代商人的经商活动提供了某种法律保障，同时也为解决各种各样的商事纠纷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

３．颁布奖商章程。清政府大力实施奖商恤商的政策，对当时的重商思潮也产生了一定的导向。过去，在传统贱商的风气下，商人处于“四民”之末，其社会地位形同罪人，自然没有投资的积极性可言。商部设立后，颁行了各种各样的奖励章程予以鼓励。从１９０３年起，整个新政期间清政府先后颁布的旨在鼓励商人和其他社会人士投资工商业的章程有《奖励华商公司章程》、《奖励实业章程》、《奖励商勋章程》、《改订奖励华商公司章程》、《援照军功例颁赏商业奖牌章程》、《华商办理农工商实业爵赏章程》等。以《华商办理农工商实业爵赏章程》为例，其规定，凡是华商投资２０００万元、１８００万元、１６００万元以上者，分别特赏一、二、三等子爵；投资１４００万元、１２００万元、１０００万元以上者分别特赏一、二、三等男爵；投资７００万元、５００万元者分别特赏三品卿、四品卿；投资在１０万元以上者奖给五品衔¨“。此外，在《奖励商勋章程》中规定凡是在新技术新发明新创造中卓有成效者，还可颁发不同等级的商勋，这在以往是都不曾有过的。

这些奖励工商实业的规定，直接促使商人的社会地位大幅度地提高，从四民之末的卑贱到邀享“加头品顶戴”、“赐双龙金杯”的恩宠，从“在商言商，不问政事”到“今乃以子男等爵，奖创办实业之商，一扫数千年贱商之习，斯诚稀世之创举”Ⅲ１，对人们投资近代工商业产生了很大的刺激，形成了一股重商热潮。应当承认，这与清政府实行的自上而下的推动作用是分不开的，清政府通过推行一系列振兴实业的新经济政策并采取一系列奖商恤商的措施，赋予商人过去所没有的各种权利，承认商人过去所没有的地位，大改清初抑商习俗，并且在清政府大力实施奖励工商的政策和社会舆论的反复宣传下，广大商人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和作用有了一个全新的定位，“商兴则民富，民富则国强，富强之基础，我商人宜肩其责”¨刮成为当时商人的一种普遍共识，他们多年来自身所固有的卑贱情节也随之不解自开，开始扬眉吐气，使命感与责任感自然增强，一跃成为社会的中坚。

早期维新派的代表人物曾呼吁重商，以发展商业争取自身的政治权利，以商战抵抗外国的经济侵・】９７・

略，以发展实业在封闭僵化的中国政治体制中探索官督商办的商业运作模式，虽未形成全社会的重商热潮，但其坚持不懈的自下而上的努力终迎来了清政府自上而下的重商措施的出台。清政府公开表示：“向来官场出资经商者颇不乏人，惟狃于积习，往往耻言贸易，或改换姓名。或寄托他人经理，以致官商终多隔阂。现在朝廷重视商政，亟宜破除成见，使官商不分畛域。”［１９］旧经商成为富强救国的崇高实业，地域无论南北，社会舆论已从抑商转为誉商，在社会上广受赞扬；官员无论级别，开始纷纷投资经商，成为绅商中的一员。由官绅商形成新的绅商阶层，不仅名利双收，经济实力更强大，并且社会地位也更高，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加之清政府大力提倡“通商惠工，为古今经国之要政。自积习相沿，视工商为末务，国计民生，日益贫弱，未始不因乎此。亟应变通尽利，加意讲求”ⅢⅢ１３。经商办实业成为致富求强的光荣使命，这自然会促使更多的商人投资创办工商实业，由此出现了一股投资经商的热潮，这无疑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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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Ａｎｈｕｉ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ｕ２４１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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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１９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ｔｈｅ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２０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ｃｌａｓｓ；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ｒｕｌｅｓ；ａｗａｒｄｃｈａｒｔｅｒｆｏｒ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责任编辑：常延延］・１９８・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商人阶层的崛起作者：

作者单位：

刊名：

英文刊名：

年，卷(期)：杨松涛， 王彦章， Yang Songtao， Wang Yanzhang杨松涛,Yang Songtao(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社科部,浙江,温州,325003)， 王彦章,WangYanzhang(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安徽,芜湖,241000)学术交流ACADEMIC EXCHANGE2010(4)

参考文献(2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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