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的若干基本问题
伦理学的若干基本问题
[注：此文为赵南元教授给仲大军先生回信时的附文。]
伦理学的若干基本问题
赵南元
100084 清华大学自动化系
摘要：
伦理学难以解决社会现实中出现的伦理学难题，令人对伦理学本身的存在价值发生疑问。为了彻底改变这一尴尬现状，重建伦理学，本文讨论了与伦理学有关的一些基础性问题。例如道德存在的理由，伦理学应该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伦理学的一些基本原则，伦理学的方法论，伦理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
关键词： 伦理学
前言：
克隆羊的问世使克隆人在理论上成为可能，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一些国家的政府纷纷制定限制或禁止克隆人研究的法律或规章。而其理由却是“克隆人会引起困难的伦理学问题”。这个理由令人不禁疑窦丛生。如果克隆人真的引起了“伦理学问题”，那么所应该做的就不是禁止科学研究，而是请伦理学家解决“伦理学问题”。如果全世界的伦理学家都解决不了这个“伦理学问题”，那么人们就有理由怀疑伦理学还算不算一门学问，伦理学家是不是废物。
当然，克隆人是否真的引起“伦理学问题”也是一个问题。从美国总统竞选需要表明对堕胎的态度这一事实可以看出，这类分歧应该归结为宗教偏见，而不是真正的“伦理学问题”。但是如果伦理学界对此不作出澄清而任凭宗教偏见混迹其中的话，那么我们仍然很难说伦理学是一门像样的学问。如果现在生物学还在争论神创论和进化论谁是谁非，物理学还在争论日心说和地心说谁对谁错，我们只能认为生物学和物理学还不是一门像样的学问。如果伦理学对堕胎的是非还判断不了，伦理学还有什么用？
王海是英雄还是刁民？这原本是一个简单的伦理学问题。在利益集团蓄意制造混乱，媒体猎奇推波助澜的喧嚣中，却听不见伦理学家的声音，还得劳王海自己去撰写“道德经”。学界无言，令业余者越俎代庖，也是一大景观。伦理学的现状颇不令人满意。本文所讨论的主题就是
怎样才能建立令人满意的伦理学。
一、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伦理学
如果对“伦理学”三个字从字面上解释的话，“伦”是指人际关系、秩序、规则，“理”是指理论、理性的解释、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学”是学问，是值得别人来学、来问的东西。也就是说，伦理学是对于人际关系的规则（即道德）给出充分理由的学问。从这种解释出发，我们可以看出东西方伦理学的区别：中国的伦理学是有“伦”无“理”，西方的伦理学是有“理”无“伦”。
中国的传统道德对人际关系作了很多规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之类，但是对于这些规定背后的理由却很少述及，所以是有“伦”无“理”。西方的伦理学有不少理论，但是理论的出发点往往是形而上学的，未必以人际关系为基础，更重视人与上帝（或某种抽象理念）的关系，例如康德的“绝对律令”，所以是有“理”无“伦”（ethics并不包含人际关系的意思）。
为了改变伦理学令人不满的现状，重建令人满意的伦理学，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伦理学，给伦理学描绘一个理想化的图景，作为努力的目标。就像对科学的“培根——笛卡尔理想”一样，给出伦理学理想。以下我们讨论伦理学的理想。
首先，伦理学应该是一门学问。伦理学有用，所以值得学，值得问。当人们遇到难解的“伦理学问题”或是道德的两难境地，去请教伦理学家，伦理学家应该能拿出正确的解答。
其次，伦理学应该是理性的，不仅给出答案而且给出令人心服口服的理由。不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所依据的理论应该是合乎逻辑的，而且是可验证的。
第三，伦理学应该具有解释能力，能够解释历史上或现存于社会的各种道德的存在理由。即使是错误的、过时的、应该取消的道德准则，也有其曾经存在的理由。不能假定从前的人是愚蠢的。一种伦理学理论如果得出结论，认为常识性道德准则全部或大部分都是错的，那么这种理论是可疑的。因为只要社会得以存在和运行，就证明社会中的常识性道德具有起码的合理性。
第四，伦理学理论应该具有超越现实的能力，不仅能够解释现存的道德，而且可以批判之，发现其错误，设计出新的更好的道德准则。如果伦理学理论认为常识性道德全都是合理的，这种理论就毫无价值。因为此种理论并不提供任何比没有理论更多的内容。精彩的理论应该有惊世骇俗的结论，例如：
第五，伦理学理论应该具有普适性，放诸四海而皆准。当今世界正在逐步走向一体化，交通与通讯的发达把世界变成了小小的地球村，过去在近乎隔离的状态下发展起来的不同文化频繁碰撞，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使社会结构随之高速变迁。这样的现实要求伦理学理论在时间和空间中具有普遍性，这意味着理论应该对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道德现实具有普遍的解释能力，从而可以期待这样的伦理学理论有能力就不同文化的不同价值观进行评判，对新的社会现实所要求的道德变革作出回应。因此好的伦理学理论不应以任何特定的宗教或意识形态为基础，而应该立足于具有跨文化﹑跨时代普遍性的科学基础之上，例如生物学﹑经济学﹑认知科学、博弈论等。科学的结论也可能出错，科学也在不断发展，但科学本身具有纠错能力，科学的发展会使理论的基础更坚固。
上述对伦理学的要求近乎对科学的要求。然而伦理学是否可能成为一门科学会使很多人心存疑虑。伦理学历来比较接近哲学，而哲学又处于神学与科学之间。在哲学层次上，休谟曾经提出从“是”不可能合乎逻辑地推导出“应该”。由此就产生了这样一种认识：科学是研究“是什么”的，目的在于求“真”，而伦理学是研究“应该做什么”的，目的在于求“善”。由于“是”不能推导出“应该”，科学就无法解决伦理学的问题。所以关于善恶的问题只能交给神学、哲学或伦理学去解决。而且根据科学哲学家的研究成果，科学不能保证获得真理，于是乎科学的求真
也是枉然，要得到真理还得转而求助于宗教。这样看来，科学真的“无用”。
然而科学的力量恰恰在于有用，这是有目共睹的。上述认识从根儿上就出了毛病，科学既不求真，也并不把真理作为目标。“真理”本来是一个宗教概念，假如世间万物都是上帝按照一种理性的蓝图创造的，那么这张“上帝的蓝图”当然就是“客观存在”的“真理”，我们手中的理论如果与这张蓝图相同，就可以说我们掌握了真理。然而如果撤销上帝创世的假定，“真理”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科学的理论是人的发明，发明无所谓真伪，只有成败和好坏，因此科学所追求的是按照科学价值观评价更高的理论。由此可知“科学能否获得真理”是一个哲学上的伪问题。科学追求的是更深刻、更统一、更有预测能力、因此就更有用的理论。科学解决的是“应该做什么”和“应该怎样做”的问题，“是什么”只是从属于这两个问题的问题。科学能够用于决策就证明了这一点。科学不以真理为目标，但科学是迄今为止人类获取知识的最有效也最可靠的方法。
逻辑实证主义的提法容易给人们造成“求真”的假象，因为逻辑所处理的就是真伪值，一般认为实证所证的也是真伪。但如果换一个角度看，逻辑仅仅是保证前提和结论一致的推论工具，而实证可以看作预测能力的一种检验方法。所以逻辑实证主义体现的是一种价值观，主张用逻辑保证科学体系的内部一致性，用实证保证科学理论的预测能力，
归根结底还是保证科学的有用性。科学不是自然的身躯，不是自然的骨架，科学是预测和操纵自然的手段。如果自然界是牛的话，科学不是牛皮，也不是牛骨头，而是牛鼻子上穿的铁环。
伦理学的科学化是伦理学走向有用的学问的出路。伦理学的根本问题——“善”“恶”判断靠的是评价和优化运算，而这些运算在数理经济学中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范例。近年来已经有人给经济学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经济学是关于理性选择的科学（science of rational choices）(Myerson,1999)[1]。如果我们从伦理学中铲除掉非理性的话，这个定义也同样适用于伦理学。我们可以说伦理学属于广义的经济学，也可以说经济学属于广义的伦理学。同样，在法学界也出现了向经济学靠拢的动向，波斯纳将效率融入正义，不仅为在法律分析中引进经济学的方法奠定了概念基础，还使法律体系成为随经济发展而变化的开放体系。[2][3]而“正义”无疑也是重要的伦理学基本概念。
由此可知，伦理学为了科学化，应该而且可能向经济学靠拢，像数理经济学那样建立“数理伦理学”。这种理论的伦理学主要解决我们需要什么道德的问题。除此之外，在决定了道德之后还有一个怎样推而广之的问题，为此需要一种实践的伦理学，可以暂时称之为“道德工程学”。二者的区分很重要，理性是理论的生命，但未必适合于宣传工作，非理性的宣传手法有时会有比诉诸理性高得多的效率。
二、人类社会为什么需要道德
深层的理论，往往从貌似简单的问题开始，例如：苹果为什么会掉下来？
人为什么要有道德，表面看起来不言自明。有人说：没有道德，社会就会变成狼群。但是，狼群真的那么可怕吗？人可能害怕狼群，但狼在狼群中却如鱼得水。有人在欧洲见到过一个碑文说：
虽然在蜂﹑蚁﹑狼这些群居动物中可以发现看起来符合
人也是群居动物，但人与其他动物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基因只赋与人类最低限度的生存本能，再加上学习和创造的能力。人类创造了文化环境，包括各种社会结构和制度，而基因的进化速度远不足以跟踪文化的发展。因此在文化中就需要规定一些行为准则，以弥补基因的不足，使人得以适应文化环境。
由此可以得到两个伦理学原则：
１﹑道德只涉及文化的问题，基因决定的事情是道德的前题或边界条件，与道德本身无关。(文化性原则)
２﹑道德只涉及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动物或环境的关系本身不直接构成道德问题。(人类中心主义原则)
以上两个原则是否定的限制性原则，还需要指导方向的肯定性原则。道德的存在是为了弥补基因的不足，所以道德的指向应与基因的指向一致。或者说基因的价值取向决定文化的价值取向。根据
３﹑追求利益最大化是道德的目标。(功利主义原则)
三﹑什么情况下需要道德？
以下提出三个理想化模型。虽然任何现实社会都不可能与某一个模型完全符合，但理想化模型有助于理解社会运行的机制，社会现实可以看成多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１﹑集中控制模型(计划经济模型)
集中控制模型假定社会发展是可预测的,控制中心有能力制定最佳的(使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发展计划,并对杜会有完全的控制能力使计划
得以实现。在这个模型中，个体没有选择﹑决策的必要,道德几乎没有作用,在这个模型中如果需要道德的话,其唯一作用就是保证个体完全服从控制中心的指令。由于中心指令可能与个体评价发生冲突，此时需要的道德准则就是
２﹑分散自律模型(市场经济模型)
根据古典经济学原理，在理想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亚当·斯密的
３﹑囚徙困境模型
囚徙困境是一个博弈论题目：两个同案犯被警察抓住，面临招供与不招供两种选择。如果两个人都招供，证据确凿，各判十年；如果两个人都不招供，没有大罪证据，各判一年；如果只有一个人招供，则招供者被释放而不招供者判十一年。按照博弈论的利益最大（损失最小）原则，对于其中的一个囚徙来说，无论对方是否招供，自己都是招供比不招供少判一年，所以招供是使利益最大的正确选择。对方出于相
同理由也会选择招供，结果是两人都招供，都被判十年。但是如果两个人都不招供，显然是更好的选择。在这个模型中，与市场经济模型相反，每个人追求最大利益的结果是使每个人都得到最大的损失，而为了每个人得到最大的利益必须让每个人按照表面上较小利益的原则行事。
作为一个普通人，成为囚徙的概率很小，但这个模型却具有普遍意义。例如在公共汽车站，如果大家都讲公德，自觉排队上车，则大家省时省力，此时某个人直接冲到门口硬挤上去就更占便宜，但会引起大家一拥而上，结果所有人都费时费力。由此可以明白，道德是可以创造价值的，也是可以算出价值来的。
现代关于囚徙困境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有趣的成果，计算出某些具体道德准则的价值，通过计算机模拟得到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例如：在长期交往中，道德是可以自发产生的，少数有道德的人可以在不道德的社会里发展壮大，有道德的社会可以抵抗不道德分子的侵入，教人当傻瓜是不道德的。
四、道德风险
“科学技术是一柄双刃剑。”现在已经成了媒体的口头禅。任何事情都有两面，科学似乎也不应例外。利益与风险永远共存，不仅仅是科技，
任何文化现象都有正反两面，法律、道德、习俗、政治都是双刃剑。如果认真查一下历史，对各种文化现象分别进行利益风险评估，就可以发现科技还算是其中利益最大而风险最小的。这是由于科学拥有其他文化现象所难以企及的纠错机制。冤案的存在显示法律的风险，希特勒的当选上台显示现代民主政治的风险，缠足的历史显示传统习俗的风险。至于道德的风险就更是罄竹难书了，从中世纪瑞士的加尔文主义[7]到中国现代的文化大革命，古今中外，因道德横行而造成的人间浩劫不胜枚举。钱锺书对此有一个精彩的总结：“世界上的大罪恶，大残忍——没有比残忍更大的罪恶了——大多是真有道德理想的人干的。……上帝要惩罚人类，有时来一个荒年，有时来一次瘟疫或战争，有时产生一个道德家，抱有高尚得一般人实现不了的理想，伴随着和他的理想成正比例的自信心和煽动力，融合成不自觉的骄傲。”[4]这是由于道德往往把自己看成是善恶的终极裁判者（骄傲），从而完全失去了纠错机制，构成最大的道德风险。
从理论上来说，道德风险来自于道德本身的一些重要性质。首先，虽然道德存在的根本目标是在某种文化背景下实现利益（效用）的最大化，其价值指向与生物价值体系应该是一致的（人欲即天理），但是其表面形式却必然是反生物价值观的。其原因是，在表面形式上与生物价值观一致的主张没有必要作为道德出现，例如“饮食男女”是人应该做的事情，但由于已经有“人之大欲存焉”了，无需道德来帮忙，所以谁也不把“人应该吃饭”当作一个道德条文。道德最起作用的地方是
在类似囚徒困境的场合，表面上是做一个最不利的选择而实际上得到最有利的结果，而且必须大家都这样做才行。例如所有生物都爱惜生命，但是到了两军对垒的时候，肯拼命的一方总是胜者，有更高的生存概率，由此才产生了英雄主义。
问题在于，在囚徒困境作为博弈论问题得到深入研究之前（即使在今天，真正懂得这项研究成果的人仍然不多），人们如何为表面上反生物价值观的道德找到令人接受的理由。为此人们发明了宗教或准宗教，设计一种超越的东西与人的生物价值观对抗（存天理，灭人欲）。为了有足够的力量与基于顽强的生物本能的“人欲”对抗，这种超越的东西必须具有“神圣”的性质，完全禁止任何“亵渎”，或者说具有“不可批判性”。在缺乏合乎理性的理由的情况下，只能诉诸非理性的方法加以论证和宣传，千方百计制造盲从的氛围。道德的不可批判性导致其中混入反道德因素（在表面上反“人欲”的同时实际上也反人欲，不在囚徒困境之中）的可能性，这是道德风险的第一大根源。
其次是价值体系本身的非线性特性导致的“逃离效应”[6]。从效用函数的非线性可以推知，基本价值函数都是非线性的，因而存在最佳点（帕雷托最优【帕累托最优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状态，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
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是指一种变化，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
一方面，帕累托最优是指没有进行帕累托改进余地的状态；另一方面，帕累托改进是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路径和方法。帕累托最优是公平与效率的“理想王国”。】），但是派生价值函数往往是线性的形式，即多多益善，运行结果会使实际状态越过最
佳点，派生价值变成了负价值，但道德的不可批判性会使这些过时的负价值不能及时清除，构成道德风险的另一个根源。
你说元宵是白的，别人也跟着说是白的，还不足以证明你是权威；只有在你说煤球是白的之后，别人也异口同声说煤球是白的，才能证明你的权威性。在权威面前，“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两千多年前赵高就是用这种方法确立并确认了自己的权威。道德通常也需要这种传统手法建立和确认其权威性，以便对抗“人欲”。这就是“指鹿为马效应”。一些宗教或准宗教常常在饮食男女方面设立戒律，就是“指鹿为马效应”的实例。由此产生的道德体系中的负价值也构成道德风险的根源。
道德风险就是本来应该给社会（也就是社会中的每个人）带来利益的道德，反而给社会带来损失、灾难、甚至浩劫的可能性。从根子上说，道德风险来源于形而上学的伦理学假定，即人生本身不是目的，人生只是完成一种超越性目的的手段。讨论“人生的意义”就是这种错误的开端，就是企图在人生之外设定超越的目的。防止道德风险应该是伦理学的首要任务。伦理学的非形而上学化、理性化、科学化是对道德进行有效审查，减少道德风险的最佳方法。这就是我们希望重建伦理学的理由。
五、伦理学方法
1，道德体系的最小化原则
道德体系是道德条文的集合。其最小化意味着其中不包含“多余的”道德。“多余的”道德就是得不偿失的道德，也就是遵循此道德条文对于社会（即每个人）所带来的利益不大于所付出的代价。由于道德条文总是与生物价值相反，因此其代价是永远存在的（至少限制了人的自由选择范围），问题在于该道德条文所带来的利益是否足以弥补代价的损失，并有所盈余。如果一个道德体系中不包含得不偿失的道德，我们就称之为最小化道德体系。道德体系的最小化原则体现了一个超乎常识的主张：道德条文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越少越好。
如何对道德条文进行代价和利益分析，是今后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一个可以考虑的方法是审查该道德条文所约束的对象是否处于囚徒困境之中。在此之前还可以考虑一个道德体系是否是最小化的，方法是对比几种不同文化的道德体系，找出其共同的道德条文，那些只存在于部分体系的非共同道德条文就可以作为重点怀疑对象，优先进行审查。道德体系最小化原则意味着对道德条文的“有罪推定原则”，把一切传统道德拉到理性的审判台上，要么宣布自己存在的理由，要么被消灭（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就是这样的过程）。
对比东西方文化可以发现，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文化中的道德体系比
较接近于最小化。这是由于自从孔夫子不语怪力乱神以来，中国文化中就不大重视超越的东西，宗教情绪淡漠。一旦道德体系不再适应社会现实，中国道德体系很容易产生自发的最小化倾向，即很令一些道学先生痛心疾首如丧考妣的“道德滑坡”。考察“个人隐私”的概念也可以从侧面印证这一点。虽然四合院比花园洋房私密性好得多（家族成员之间则相反），但中国人对于个人隐私权却远不如西方人那么重视，这是由于在中国的道德体系中“多余的”道德禁令比较少，人们不像西方人那么动辄得咎，所以隐私的保护就不显得像西方那么重要。例如“分桃断袖之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不算是一种罪恶。目前中国最重视隐私权的事例大概要算是高中生把他们的日记锁起来不给父母看，究其原因仍然是父母往往对子女有过高的道德要求和干涉欲望。西方宗教的“原罪”理论迫使他们把很多人人都做的事情说成罪恶，人们不得不强化隐私权以保护自己的名声。
2，无知之幕
“无知之幕”(the veil of ignorance)的概念是约翰·罗尔斯在他的伦理学名著《正义论》[5]中提出的。罗尔斯的本意是用它作为论证在原初状态下订立初始契约的方法，即人们在不知道自己将来在社会中处于何种地位（无知）的情况下选择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正义原则。应该说罗尔斯的论证存在原理性的错误，就是他使用了“最大最小规则”(maximin rule)，该规则只能用在充分信息零和博弈（例如下象棋）
中，此时可以假定对方一定会选择对我最不利的一步棋。这就相当于假定自己一定处于社会底层的地位，与“无知”假定相矛盾。
虽然罗尔斯的论证是失败的，但“无知之幕”可以改造成非常有用的思想试验，用来作为某些道德判断的思考工具。当我们遇到一个道德条文而难以判断其是否“多余”时，可以想象有两个社会，一个执行这个道德条文，另一个不执行，而我们自己处于“无知之幕”后面，不知道自己在这个社会中处于什么地位，与罗尔斯不同的是，我们对社会的其他情况了如指掌，此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会愿意生活在这两个社会中的哪一个之中。如果我们选择的是不执行该道德的社会，则说明该道德是多余的。
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明如何使用“无知之幕”。最近医学界研究了一种方法，可以在几个受精卵中选择没有遗传病的放入子宫，实际孕育成婴儿。有一位先天的盲人反对这项技术，理由是“这项技术太不道德了。如果在我出生之前发明了这项技术，而且应用于我的父母，我就不存在了。”应用“无知之幕”可以这样想：A社会禁止卵子选择技术，B社会发展这项技术，那么我应该选择哪个社会呢？如果我站在下一代的立场，显然在A社会我有较高的概率患遗传病，而在B社会则概率较低；如果站在父母的立场，在A社会子女不健康的风险较大，当然会选择B社会。这里不能设定站在被扔掉的卵子的立场，因为“他”不可能进入B社会。同样的方法也可以讨论避孕或堕胎问题，以及
硕士生掐死生殖器畸形的初生儿子的道德问题。
3、结构性道德
在第三节中所述的三个模型表明，道德的存在理由和价值可能与社会结构密切相关，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为此我们提出结构性道德这个概念，把道德分为结构性道德和非结构性道德。对结构性道德应该分析该道德所支持的社会结构，以及在此结构中所起的作用。这样在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哪些道德会变成多余的。例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皇权、族权的社会结构所要求的，当这个结构不再成立时，相应的道德自然会逐步消失。非结构性道德的代表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称为道德的黄金律，几乎与社会结构无关，但似乎与文化有关，例如西方的黄金律表现得更积极一些，是“己所欲，施于人”。于是西方人就有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的倾向。需要注意的是，“所欲”与“所不欲”并不对称，“所欲”千差万别，“所不欲”则比较一致。所以消极的黄金律要好一些，不至于自己爱吃臭豆腐就非让别人也吃臭豆腐。
目的论原则
道德的存在是为了使社会变得更好，也就是使社会中的每个人受益，而不是为了什么超越的目的。这就要求伦理学是基于目的论（效果伦）而排除义务论、权力论、动机论。或者说，正义、天理、人权、平等、
自由、尊严以及各种具体的权利或义务都不能不经论证而天然的成为道德的目的。如果伦理学基于某种“形而上学”的先验设定，就无法保证其普适性，因为这种设定是具有任意性的。反之追求利益则符合人类（和一切生物）的天然价值取向，因而具有普遍性（文化间性）。
六、几个具体问题
道德滑坡与文化的存续
“道德滑坡”是很令道学先生们深痛恶绝的现象，于是先生们奔走呼号，抨击“物欲横流”，要建立“精神家园”，却得不到多少人响应，反倒有人形容他们是：“我们家里只有四平米的厅，却非要给我们建一个吧台”。于是有人慨叹中国人缺乏起码的宗教情怀，主张用西方的宗教对中国人进行教化，培养“敬畏之心”。这种努力注定是白费功夫。从西方的眼光来看，中国文化是天生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和反形而上学的。“摸着石头过河”是这一文化的本能反应。孔子并不是一个无神论者，而是“非神论者”。无神论毕竟还认为上帝是否存在是个值得争论的问题，“非神论者”却干脆不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由此可知，孔子的伟大不在于他说过什么，而恰恰在于他不说什么，“不知生，焉知死”，“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避免了很多超自然的解释，使得神鬼之说在中国自古不登大雅之堂。在这种文化氛围之中，“道德体系最小化”的过程很容易自发产生，即经常为遗老遗少所扼腕叹息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或是今人所云“道德滑
坡”。从小的时间尺度来看，滑坡之后重建新的道德体系在缺乏形而上学的情况下可能效率较差，但从几千年的大时间尺度看，可能正是这种不断最小化（优化）的能力保证了中华文明可以历几千年而不衰。其他的古代文明的衰亡很可能是过度的形而上学化导致丧失优化机制造成的。在进化的洪流中，美丽的孔雀比丑陋的麻雀更容易灭绝[6]。
[劣币淘汰良币倒是成了正常的了？]
当然，“形而上学”是有力量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相信“刀枪不入”的军队可以打败“理性”的军队，在推行某种道德时不利用信仰资源显然是不明智的。此时应该采取一种区别对待的方法：在建立伦理学理论，研究应该采用什么道德时必须拒斥形而上学，以避免道德风险；但在推行这一道德时则应该借助于形而上学的力量，以提高效率。换句话说，一个宗教的教主必须不相信这个宗教而保持理性，否则就会导致浩劫。
2，职业道德与敬业精神
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是两个经常被混淆的概念。例如做买卖“童叟无欺”，很多人认为是职业道德，实际上只能算是敬业精神甚至是商业策略。因为从价格形成机制来看，卖方尽可能抬高价格是该机制正常运行的前提。所谓职业道德，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道德，依存于特定的职业，该道德是该职业得以存续的必要条件。例如：教师不得与（未
成年）学生恋爱，医生不得猥亵患者，心理医生不得泄漏患者隐私。如果不设立这些道德，家长不敢送学生上学，患者不敢宽衣接受医生的检查，心理疾患患者不敢袒露心声，这些职业本身就难以存在了。即使是“男盗女娼”这种被人认为不道德的职业也有其相应的职业道德。娼妓的职业道德就是“不得挑选嫖客”：一个魅力四射的帅哥不太容易产生嫖娼的需求，妓女所出售的就是对性对象的选择权，如果妓女挑选嫖客，生意就做不成，职业也就不可能存续了。扒手的职业道德是“不得携带凶器”：一旦败露，或抱头鼠窜，或束手就擒，只怪自己学业不精，不可掏刀子捅人。因为扒窃本不是什么重罪，即使被抓也关不了多久，放出来还可以接着再扒。一旦出了人命，职业也就无法存续了，还不如从开始就明火执仗去打劫。
3、科学技术伦理
在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毫无疑问地存在“伦理学问题”，一项科学研究或技术开发从最初的申请立项阶段，就需要讨论其“意义”，即这项研究有什么好处，为什么应该进行这项研究。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共同体内部具有最发达的纠错机制，而且是充分理性的，完全有能力解决任何“伦理学问题”。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增长知识，提高我们的能力，这方面本来不应该有什么“伦理学问题”，知识总是有益的。“伦理学问题”只发生在如何使用这些知识时，例如研究B超不存在“伦理学问题”，是否应该用B超进行胎儿性别诊断才是“伦理学问题”。
然而，如果站在宗教的原教旨主义立场上，就会感到某些科学知识与基本教义发生冲突，而宗教教义又是他们的伦理学基础，于是科学知识的存在本身就成了“伦理学问题”，甚至科学研究也成了“不道德的”。在政教合一的中世纪，他们可以用烧死布鲁诺的方法来解决这种“伦理学问题”，到了现代，他们通常只能采取宣传手法，将某些科学成果妖魔化，利用大众和政客对科学的无知，立法禁止某些科学研究。当然，血腥的手法也没有放弃，有人专门枪杀做堕胎手术的医生。在中国这样宗教色彩淡薄的国家也有一些人在帮着洋教士们对科学进行妖魔化宣传，可以解释为“咕咚效应”（参见动画片《咕咚来了》），只不过是食洋不化，以讹传讹而已。所以说，市面上所说的科学技术引起的“伦理学问题”其实是伦理学本身的不发达、非理性所引起的“伦理学的问题”（伦理学自身出了问题），要解决这类问题只能靠清除宗教偏见，重建理性化的伦理学才行。
这类“伦理学的问题”历史悠久，古有布鲁诺、哥白尼、达尔文，今有避孕、人工授精、试管婴儿、堕胎，当前“克隆人”已经成为这种“伦理学的问题”之焦点。法国有法律禁止合法夫妻以外的人工授精，在中国人看来这显然是荒谬的道德（法律是有强制性的道德）；德国由于历史原因立法禁止了一切克隆动物的研究，据估计因此使德国该领域科研水平落后于英美十年。德法两国眼看自己落后而不思悔改，最近动了“己所欲，施于人”的念头，准备到联合国去鼓动全世界禁止克隆
人的研究。不管他们能成多大气候，至少能证明重建理性伦理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时不我待，我真不愿意看到中国卫生部去为罗马教皇抬轿子，其实他们封几个狗屁“圣人”倒造不成多大的实际危害，阻碍科技进步才是罪大恶极的。
参考文献：
[1]张维迎，经济学：理性选择的科学，《读书》2000.6
[2]陈国富，用效率诠释正义，《读书》2001.5
[3]理查德·A·波斯纳著，《法律的经济分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4]钱锺书著，《写在人生边上》，辽宁人民出版社，辽海出版社，2000.4，p58
[5]John Rawls, A THEORY OF JASTIC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约翰·罗尔斯著；何怀宏等译，《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6]赵南元著，《认知科学与广义进化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7]刘智峰主编，《道德中国——当代中国道德伦理的深重忧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9，p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