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作家都是上帝的私生子

为什么写作？我无数次问自己。我想所有的写作者都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就像每个人都要问自己从哪里来？

我知道有人写作，是受了名著的感召，从而也想写出那样的作品。但我不是。虽然我也是看了人家作品才拿起笔来的，但我看的是我同时代写作者的作品。那简直不能称为文学，但它与我有关。我于是一头扎进了写作。我写作，是因为我有病了。哪里有病，哪里才需要写作。

从病痛开始，注定了我跟许多写作者不同。我写作是寻找同病相怜者，如果对方值得我崇拜，那么他就是我能够寄托的牧师。我托付的是代理神的人，他不是一般的人，因此我不需要顾及他的感受，只管放纵我的病痛。但我又绝对是个无神论者，那么我就成了不道义的犹大。我渴望有朝一日病好起来，结束这种可耻的状况。但30年了，并没有好起来。甚至当初那些被视为药的东西，都被宣布为无效了。我彻底沦陷在写作中了。

有意思的是，当时代病入膏肓，在我之外，写作却“诗意地栖居”了。这“诗意”固然也涉猎病痛，但很快就开出了药方，这药方包治百病。包治百病的药方有吗？有，只有鸡汤。“鸡汤文”虽带贬义，却让人追崇。但我是个病人，对“鸡汤”，我只能说：很好喝，道理很对，但于我无效。

当然“鸡汤”未必真的没有疗效，毕竟能补充“正能量”，这时代太需要“正能量”。实际上，“鸡汤写作”就是跟当今时代媾合的产物。这时代已不期求治疗，只期求麻醉。“鸡汤文”貌似充满了“正能量”，其实是沉沦。“鸡汤”的治疗思路是一味求“好”，但这个“好”却是对我们生存处境的遮蔽。这不只是平庸，更具有“平庸之恶”。庸医之恶不只是“庸”，还在于误命杀人。

值得一提的是“意见领袖”。我们的时代，“意见”代替了“思想”。“意见”表面上看是思想，其实是“鸡汤”。貌似全民都在思考，其实不过是追捧“意见”，而“意见领袖”所以能够一呼百应，又是因为迎合了庸众的心理。这是思想的空转。

也许毒药可以治疗？我早年的长篇《抓痒》原名就叫《毒药方》，女主人公叫乐果，男主人公与那个嗜药的古代诗人同名同姓，叫嵇康。他们企图“以毒攻毒”，但他们失败了。其实期求治疗也不过是“鸡汤思维”。人类根本病状是无法治疗的，我们从生下来起，就日夜不停奔向死亡。所谓有效，不过是权宜的安抚。在生命的终点，水已在烧，刀已在磨，一只手伸过来了，伸向笼子里抻长脖子叫嚷嚷的鸡鸭。文学就是对这种终极命运的清醒认识。

在我的价值判断里，“鸡汤文”不是文学。一个时代有“鸡汤”并不可怕，每个时代都会有“鸡汤”，可怕的是文学也“鸡汤化”。“新时期”以来，中国的文学作家在技巧上圆熟了，但作品却平庸了。写作成了技术活，甚至成了作家换取滋润生活的手段。中国的文学作家活得太滋润了，他们奢谈博尔赫斯，却不肯让自己陷入黑暗，甚至不肯承认自己已在黑暗中。其实写作的资格就是身陷黑暗，然后清晰地描绘出黑暗的景象。那并非令我们惊诧景象，那些对博尔赫斯一惊一乍的才子作家们令我不解，难道你不是处在如此的困境中？在我看来，伟大的作家所以伟大，只是描绘出了我感受到了却无法或尚未描绘出的黑暗。我与他，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历史不同，制度不同，但我们处境相同。他并非我的导师，也非先知，他高于我的地方，只是点醒了我。我们站在同一个平台上对话，但我们的文学却成了只能被观看的“他者”。这使得我们的文学很低端。

很长时间了，有种质疑的声音：当今新闻报道精彩纷呈，那么小说还有存在的必要？我的回答是：当然有必要，新闻报道止步之处，文学才开始。新闻报道可以满足于展现，小说却必须深入到精神领域。许多杰出小说都是从新闻中起步的，比如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在三岛由纪夫手上，焚寺成了杀美，一个精神性的象征。几乎所有伟大的小说都抵达精神领域。什么是文学的高端？就是精神性。但精神性也容易“鸡汤化”。“鸡汤思维”也讲精神性，“精神性”在那里成了精神“乌托邦”及“避风港”。文学的“精神性”应该与之切割，这“精神性”应该是抵达黑暗领域的“精神性”。

有人看过我的《我疼》后质疑：女主人公的那些疼痛就那么难忍吗？确实，如果只是把生命当成物质的存在，只要有体内阿片样物质，至多加上医学用药，我们就可以避免疼痛。但在阿片样物质和药物的麻痹之下，疼痛其实仍在哀嚎。我本人有许多痛症，每当发作时，我让自己闭上眼睛，瞧着黑暗之中疼痛的精灵来临，被遮蔽的真相纷纷呈现，这时候，灵感极易被激发起来。

用疼痛换取灵感，甚至是乞求这种灵感的到来，甚至是夸大、伪造，是作家自己的过分神经质。这简直不可理喻。但作家并不讲理，这里指的是文学作家。作为小说家散文家的鲁迅跟作为杂文家鲁迅并不一样，前者是文学作家，后者是非文学作家，这决定了两种身份的鲁迅的两种价值取向。当今有不少杂文并非“鸡汤文”，严肃乃至深刻，触及灵魂，但它逻辑通顺，推演出出路。杂文要讲逻辑，但文学作品不讲逻辑。或者应该说，文学逻辑不同于俗世逻辑。文学写作者在写作之初把逻辑想明白了，作品就岌岌可危了。所谓写作，固然被思维所推进，但更是被反思维所哗变。所谓写作难度，某种程度上就是思维开掘的难度，好作品就是这样思维进退维谷的产物。也许到写作终了都没有出路，只有思维的锉痕。一个被上帝赋予文学使命的作家，会被上帝扼住脖子，扼得窒息。这是上帝的恶意。

恶意成就杰作。这种观点，即便在西方也离经叛道。在西方，荷马以来的叙事传统是断死续生，小说产生于讲故事，讲故事是出于对抗生命的衰败与死亡的善意。而善意归根结底也是“鸡汤”。法国人萨德则不同。同样是讲故事，他的《索多玛的120天》不像《十日谈》，也不像《一千零一夜》，它的故事是被死亡纠缠，催动萨德书写的意志是死亡本能。许多人读萨德，认为他写的固然不是爱，却是欲。这是一种误解。欲属于生之领域，而萨德是死的呼唤者。这也让他区别于欲望写作，欲望写作是奔着快乐而去的，但萨德所书写的欲望却毫无快乐可言。驱使人类文明的是追求快乐之欲，于是萨德必然被文明所罢黜。萨德之“恶”，就在这。

但这不是“恶”，倒是更高意义的“善”。有道是，写作是疗伤，但与其是疗伤，毋宁是救赎。疗伤与救赎不同，疗伤是“向生而生”，救赎是“向死而生”。疗伤者信心满满、无所不能，救赎却必须建立在对自身能力的绝望，从而遁入虚妄。有人会问，既是虚妄，又有何用？确实无用，但有意义，“意义”与“用”是不同的两种的价值取向，“意义”是宗教层面的，宗教呈现“善”的方式就是让“恶”抵达极致。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德米特里推向刑罚，德米特里并没有杀父之“恶”，他固然可以辩污，达到洗污，但洗污只能致用，呈现不了意义。只有使“恶”坐实，意义才呈现，救赎才启动。只有“恶”才能救赎。

作家也通过“恶”的书写成了殉道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普遍认为是离上帝最近的作家，他左手捧着不忍的心，右手挥起残忍的刀。但我却觉得，萨德离上帝更近。他不是上帝的选民，但他洞悉上帝的秘密，他是上帝的“私生子”。伟大的作家都是上帝的“私生子”。他书写黑暗，把厚重的黑暗砸向读者，猛然溅出光来。这是黑暗底下的光，令凡常的眼睛短暂失明。

然而，老实说我很彷徨。信奉追随我的文学理念的读者和写作者，已有几个进了精神病院，这使我不得不反思写作伦理问题。我委实没有权利把别人绑上文学的战车，让他们成为文学的陪葬品。鲁迅说，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不要要求别人做。我更觉得，自己能做到的也不能要求别人做。有道是，写作即反抗，但我也不得不承认，“鸡汤”有其诱人的肉香，也让我难以抵挡。我是作家，同时又是教师，又是父亲。作家写于恶，教师诲于正，父亲授于利，三者不可混淆。我只能告诫自己：写“恶”文，做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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