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执政党兴衰史鉴(电视片)
世界执政党兴衰史鉴（电视片）
引 言
该课题选择了日本自民党、苏联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印度国大党、印尼专业集团、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等六个长期执政后走向衰落甚至灭亡的执政党，叙述并分析其兴衰原因，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
世界执政党兴衰史鉴（一）——自毁前程的日本自民党
日本自民党是日本自由民主党的简称，该党成立于 1955 年 11 月 15 日，由保守的日本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而来。自民党成立后就开始执掌政权直到 1993 年 7 月。他创造了在多党竞争制的国度一党连续单独执政长达 38 年，并使本国经济腾飞的神话。
然而就是这个创造了日本战后经济奇迹的执政党，在 1993 年 6 月 18 日 却遭遇了日本战后政治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天。这一天众议院以 255 票对 220 票通过了对自民党内阁的不信任案，更让自民党无可奈何的是，在此次在野党的倒戈运动中资自民党内有 34 人投了赞成票，实实在在的帮了在野党的忙。
面对众议院通过的不信任案和本党的分裂，自民党总裁，时任首相的宫泽喜一别无选择，只得召开当局临时会议决定解散众议院，提前举行大选。他本人在 7 月 22 日 举行的自民党参众两院议员联席会议上正式宣布辞去自民党总裁职务。经过一个月的角逐，众议院的大选结果终于揭晓，自民党获 223 席，未过半数。自民党在日本一党独揽天下 38 年后第一次品尝到了惨败的苦果。
1993 年 8 月 6 日 ，日本新党、先驱新党、新生党、社会党、公民党、民社党、社民联和参议院民主改革联盟推荐的首相候选人细川护熙，当选为日本第七十九任首相。 8 月 9 日 以细川为首相的八党派联合内阁成立，自此，
自民党丧失了执政地位。
日本自民党，一个创造了本国经济奇迹的三十八年的执政党，为何在选民面前遭到了如此空前的惨败呢？纵观自民党三十八年的执政里程可以想见，冰冻三尺的确是非一日之寒。
第一，让自民党下台的首要原因，当属自民党愈演愈烈的金权政治，使其失去了民心。一般来说，在竞争性的政治体制下，政治总是和金钱联系在一起的，选举需要钱，维持其政治地盘需要钱，总之，离开钱政治家就寸步难行。在日本从事政治活动是离不开钱的，政治家——也就是说国会议员——必须拥有一笔足够的政治资金，才能够收买人心拉到选票。有钱就能当选，当选就需要钱，这已经成为日本政治中的一条铁律。日本自民党作为代表垄断资本利益的资产阶级政党，与日本财界形成了相依为命，相互利用的关系。为自民党筹集政治捐款，成了财界义不容辞的义务，而自民党也颇懂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的道理，不断利用手中的权利，给捐款者以实惠的回报。
伴随着日本政治进程的发展，金权政治在日本愈演愈烈，金权丑闻成了自民党的孪生兄弟。据统计，从 60 年代开始到 1993 年自民党下台，日本政坛的重大丑闻，舞弊案不下 20 起。进入 80 年代后，面对在选举中多次出现的执政党和在野党几乎平分秋色的局面，自民党加大了政治资金的投入，更深的陷进了金钱的泥潭，丑闻不绝于耳。在这些丑闻中最为轰动的有：
1974 年 12 月 9 日 ，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因财源来路不明，受到在野党和国民的追究，被迫辞去首相的职务。 1976 年 7 月 27 日 ，田中角荣被送进东京拘留所，因他在首相任期内，接受美国洛克希勒公司的贿赂，四次共接受现金 5 亿日元。 8 月 16 日 东京地方检察厅以受贿罪和违反外汇法罪对田中进行起诉。经过近 7 年的马拉松式的审判， 1983 年 11 月 12 日 判决结果下达，田中被判有期徒刑四年，并追缴其受贿的 5 亿日元。担任过总理大臣的人，因涉嫌任职期间受贿而被起诉，这在日本政治史和审判史上还是首次。
1988 年 6 月 18 日 一桩超过洛克希勒案件的金权交易丑闻再次曝光。经过一年的调查，日本法务省在 1989 年 6 月 12 日 向众议院宣读了关于利库鲁特案件的调查报告。据查涉嫌利库鲁特案件的政界财界要人共有数十名之多，其中多为自民党议员。时任自民党总裁首相的竹下登及其前任中曾根康弘都涉嫌其中，这是日本战后以来最大的受贿案件，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入，首相竹下登的民意支持率一路下降到 3.9% ，创日本历史新低，竹下登被迫于 1989 年 4 月 25 日 辞职。
接替竹下登出任首相的宇野宗佑上台没几天又爆出余野首相用金钱玩女人的桃色丑闻。 7 月 24 日宇野，首相宣布引咎辞职，宇野内阁从 6 月 2 日 上台到 7 月 24 日 宣布辞职，历时不足两个月，可谓超短命内阁。
1992 年 8 月 27 日 ，自有自民党内“教父”称号的自民党副总裁金丸信，在自民党总部大楼会见记者时承认， 1990 年 2 月他接受过东京佐川快递公司总经理度边广康的 5 亿日元政治捐款。 9 月 28 日 东京地方检察厅以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数量限制罪向东京简一法院提出起诉， 10 月 14 日 金丸信辞去众议员职务。 78 岁的金丸信告老还乡后，花了 3 亿日元重修旧宅希望安享晚年，但是更大的丑闻败露了。 1993 年 3 月 6 日 ，金丸信以偷税漏税数亿日元，违反所得税法的嫌疑被捕，从 3 月 7 日 到 10 日，检察当局在金丸信的办事处和住处查获的减价证券、金砖和现金总计约 67 亿日元。 3 月 27 日 ，东京地方检察当局，以违反所得税法，对金丸信追加起诉。 1996 年 3 月 27 日 金丸信告别人世，判决未了身先死，但是由他引发的政治地震却直接导致了自民党龚泽内阁的下台。一起接一起的政治丑闻搞得自民党遍体鳞伤，焦头烂额。
正是这些腐败案件，导致了日本国民对证财勾结政治家为所欲为的现象深感绝望，因此他们对政治越来越不信任。虽然自 80 年代中期以来，自民党历届内阁都把政治改革，清廉政治作为最重要的课题，但是到头来无不碰得头破血流，一个个的政治改革方案最终都是不了了之，这更加剧了自民党的内讧，
加剧了国民对自民党的厌倦。人心思变，选民把票投给了有倾心之意的政党。 第二，让自民党下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自民党源远流长的派伐斗争，最终导致了自民党的四分五裂。纵观自民党的历史，俨然是一部派伐的盛衰和聚散离合的历史，是一部无休止的派伐抗争史。
所谓派伐是指一个集团的内部形成的小集团。日本自民党内的派伐源于 1955 年自民党合并前的各保守党和集团。自民党的出现意味着日本非社会主义政党的大联合，为了与日本共产党和日本社会党相抗衡，自民党涵盖了国民中存在的各种利益阶层，形成了一个包容性很广的政党，因此自 1955 年成立以来，派伐政治就是自民党的一大特色。 1956 年大选以后，自民党内形成了八大派伐，即所谓八大师团。到 1992 年底自民党分裂前，共形成了六大派伐，他们是宫泽喜一派，小渊惠三 - 羽田孜派，加藤六月派，三冢博派，渡边美智雄派和河本敏夫派。
日本自民党党内的派伐斗争主要是围绕一个“权”字。从派伐领袖的角度来看，派伐主要是获得总裁交椅的手段，当上了总裁进而就可以出任首相。从派伐成员的角度看，在自民党单独执政的前提下，内阁、国会的主要官职一般都被自民党所垄断，要想获取官位，其获取途径不外乎就两条，一条是直接用钱买，另一条就是投靠一个派系，由派系领袖推荐入阁，所以财力不够又想当大臣的最佳途径便是靠派伐的力量。有权就有利，权利相关以致自民党的派伐越来越兴旺，到 90 年代自民党的派伐斗争，最终导致了自民党的分崩离析。 1993 年 6 月 18 日 ，对于自民党来说是一个黑暗的日子， 6.18 政变不仅意味着宫泽政权的寿终正寝，而且是自民党自 1955 年成立以来所面对的最难堪的日子，当天日本的各大报纸均以自民党分裂的大号黑字为标题，抨击自民党。
对宫泽内阁的不信任案通过后，以自民党政治改革推进本部事务局长武村正义为首的 10 名众议员提出退党申请，并于 6 月 21 日宣布成立先驱新党，随后羽田孜和小泽一郎于 23 日带领 44 名国会议员成立新生党。同一天自民
党内另有 80 名议员，以海部俊树为核心宣布成立自民党政治改革推进议员联盟，声称要与党内慎重派划清界限，继续推进政治改革。
实际上，自自民党下台后上台执政的七党一会联合政府中有三个党是从自民党内部分裂出来的。有意思的是，这三个党——先驱新党，新生党和 1992 年 5 月 7 日 由希川护熙创建的日本新党，他们在选举时高举的旗帜竟是结束自民党的一党统治和推进政治改革。
自民党的派伐政治对于日本国民来说可谓是罪孽深重，以争夺官位和政治资金为主要目的的派伐之争导致了政治的金权化和腐败。派伐之间为了私利而进行政治交易，又带来了政治的密室化和政策的扭曲。同时一个大的派伐一旦成了气候，长期居于统治地位，派伐原有的防止执政党专政的牵制作用也黯然失色。
总之，激烈的派伐斗争不仅造成了自民党的严重内耗，同时也招致了日本国民的怨气和反感，它严重的危及了自民党的统治。
我们说金权政治和派伐斗争是自民党丧失执政地位的主要原因，当然自民党下台的原因还远远不止这些，自民党下台还有其它外部原因组成。例如：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城市化，自民党在传统地盘和社会阶层接触逐渐萎缩；进入 80 年代后，日本经济停滞了持续高速增长；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变化等等，这些都是影响自民党一党体制延续下去的重要因素。但是从执政党自身建设的内部因素看，金权政治和派伐斗争，才是日本自民党的致命伤。
历史有时是残酷的，然而历史的经验又是有益的，当我们回顾了自民党的这段历史后，能否更清醒的书写我们自己的历史呢？
世界执政党兴衰史鉴（二）——自酿苦酒的苏联共产党
1991 年 8 月 23 日 ，根据苏共中央总书记阁尔巴乔夫、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叶律钦和莫斯科市长波波夫的命令，苏共中央办公大楼被正式查封。傍晚 6 时 30 分在大楼上飘扬了七十年的镰刀加锤子的苏共党旗，
在一群人的狂吼乱叫声中飘然落地，最后，在大楼正面挂起了俄罗斯的红白蓝三色旗。
第二天，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至此，苏共不仅丧失了执政地位，而且连自己的驱壳一起被送进了历史的档案馆。接下来， 12 月 25 日，阁尔巴乔夫最后一次以苏联总统的身份坐在了电视摄像机前，向他的人民做凄苦的告别，宣布停止自己作为苏联总统的职权。最后的时刻来临了，当戈尔巴乔夫交出核按钮的一瞬，聚集在电视机前的人们仿佛听到了一声巨响，苏联这个矗立了六十九年的红色帝国大厦突然间彻底坍塌了，从此以后它给分裂成为 15 快碎片。
一个用先进思想武装起来，宣称为人民谋利益，并在世界上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党，在他执政 74 年后何以遭遇亡党亡国的厄运呢？十年过去了，尽管国内国外的各界人士对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分析总结的很多，但是上述问题仍就在困扰着人们。
我们承认导致苏共亡党亡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但是，同时我们认为导致苏共丧失政权的根本原因，还是要从苏共党的自身建设中去寻找，从苏共亡党的悲剧性结局中去寻找。
众所周知，苏共是一个一党单独连续执政长达七十四年的大党，在这期间，苏联社会的政治经济乃至民族任何环节出现问题都与息息相关，作为之政党都要承担责任。
苏共亡党亡国无疑是历史的悲剧，然而他的最可悲之处在于，苏联人民为它举行了一个过于平静的葬礼。面对一纸纸的禁供令，面对被污损和被摧毁的列宁雕像，竟没有出现有组织的抗议和奋不顾身的捍卫行动。提起苏联的亡党亡国，人们总是在问另一个问题：苏联人——特别是一千五百万苏共党员——怎么会如此平静的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呢？有个统计数字，大概可以很好的回答这个问题。在苏联解体前，当时的苏联社会科学院，曾进行过一次民意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能代表工人的占 4% ，认为能代表全体人民的 7% ，
认为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 11% ，而认为代表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高达 85% ，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苏联人并不认为苏共代表他们的利益。 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那么苏共是怎样由一个代表人民利益，为人民甘愿流血牺牲，为人民谋幸福的党，蜕变为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党呢？
没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福利和文化生活需要是苏共脱离群众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提苏联经济，人们眼前就会出现这样奇特的画面：一面是高耸的烟囱，大型的军工联合体遍布全国，另一面则是商店里空空的货架；一面是广漠无际的肥沃的土地，另一面则是人们排着长队在食品店抢购食物；一面是加加林早在 1965 年就幸运的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宇航员，另一面则是直到苏联解体前，它的人民喜欢的羽绒服、牛仔裤、旅游鞋之类的物品要靠中苏两国大大小小的倒爷们才能够得到，甚至连孩子们喜欢的泡泡糖和自动铅笔也没有一家工厂能够提供。就是这样一幅幅的画面构成了苏联人的日常生活，而这来直接源于苏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失误。
苏共执政后，在党的战略思想转变中，形成了“重政治、轻经济”，“使经济战略服务和服从于政治战略”的局面。
正像苏联前总理雷日科夫所总结的那样：“现实生活中很难把政治和经济分开，但是我们这里跑在前面的总是政治。”为了政治的需要，人民的经济利益和要求不断的受到压制甚至牺牲，人民要为国家的强大忍受一切。长期以来，由于苏共对苏联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认识不清，致使其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脱离国情，脱离实际，总是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以求在于资本主义的竞赛中超越对方，从而违背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背离了群众现实的利益要求。 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即是严重恶果之一。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畸形发展，而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轻工业、农业则长期处于落后状态。据统计数字显示，苏联生产资料生产在工业中所占比重最低限度为 80% 而消费资料最
多只占 20% ，而且在生产资料的生产中很大一部分是军工生产，约占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 40% 。在苏联这样一个工业国家，化学工业 50% 的设备，轻工业和食品工业 80% 的设备都是进口的。而机器设备的进口总额，竟占国家进口总额的 40% 。
余粮征集制、全面集体化、消灭富农，在相当程度上靠牺牲农民搞工业化，战后又实行了对每一棵苹果树，和每一只母鸡都要征税的斯大林税制。到了赫鲁晓夫时代，人民连身份证都没有，他们没有迁徙权，只能留在他们所在的村庄，他们从事的生产首要的任务是给国家提供粮食。从三十年代初开始，苏联农业的发展速度甚至落后于沙皇俄国，其粮食产量直到 50 年代才达到沙俄 1913 年的水平。
直到 80 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改革开始后，让政府总理雷日科夫头疼的还是食品的短缺，还是不得不花大量的外汇购买粮食。苏联人民最终厌倦了没完没了的，以牺牲今天的利益为基础而去放眼未来，大家都希望今天就过上正常的生活。加之西方国家的生活水平的急剧提高，铁幕拉开后苏联人放眼世界，他们开始审视一切，他们对现状表示不满，继而对苏共的领导提出了质疑。
恩格斯曾经说过：“思想一旦离开了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 ” 苏共的教训告诉我们：高尚的社会思想，必须为之奋斗，争取实现。共产党代表人民的利益，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这不应该只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高度集权的党建模式无疑是苏共脱离群众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一提苏共的党建模式，人们立刻就会把它同高度集权、个人专权、个人崇拜、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干部制度的任命制和终身制、党政机关官僚化、监督机制无效化、法律制度虚无化等等的名词术语联系起来。这些恰恰导致了苏共由人民公仆、演变为人民的主人，由与人民保持血肉联系的政党蜕变为脱离了群众、为人民所抛弃的党。
列宁逝世后，为权力斗争和自身利益的需要，斯大林从二十世纪末期到他
逝世为止，不断地在国内进行大清洗，大镇压，在这一过程中到底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是历史之谜。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从戈尔巴乔夫时代开始到叶利钦时代直至今天，一直担任着一个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这个委员会专门负责为斯大林时期受政治迫害牺牲的人恢复名誉，他认为那个时期受迫害的人应该在 2000 万左右。
1937 年至 1938 年有一个大清洗的高潮，据 1953 年底的不完全统计，在宣布社会主义建成后的这两年间，就有 1,394,923 人被判刑，其中被判死刑的有 681,692 人。斯大林的大清洗，不仅使千百万无辜者生灵涂炭冤魂不散，更严重的是他毒化了人的心灵，恶化了社会氛围。在大清洗中不少人为了自保而捕风捉影的向当局告密，在刑讯逼供下提供伪证，而各级组织则以多杀人来邀功，上头规定枪毙坐牢的定额，而审讯部门说：“不，太少了，我们这里要多三倍四倍。”这些做法让社会上人人自危，有朝不保夕之感，可以说从这时起就埋下了人们对苏共的失望、怀疑、乃至怨恨。
1956 年 2 月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做了揭露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他把斯大林的错误归结为斯大林搞个人迷信、崇拜和个人专权，把斯大林的暴虐归结为斯大林个人性格上的缺陷，而没有认识到，斯大林之所以能天马行空、为所欲为，正是苏共已形成的党建模式。斯大林之后由他建立起来的这种党建模式虽然经过几代苏共领导人的修修补补，但是始终没有本质上的变化，相反在某些方面还被强化了，比如干部的任命制和终身制，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至于苏联出现了老人政治、病夫治国的局面。从 1982 年 11 月 10 日 到 1985 年 3 月 10 日 ，在短短二十八个月的时间内苏共三任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安德洛波夫、契尔年科相继去世。有消息说，在那些日子里，莫斯科广播电台居然不肯播放柴科夫斯基的慢节奏音乐，以免人们误听为这又是在播放哀乐。
苏共的历史说明集权制一旦形成，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就无从谈起，正常的社会生活就失去了保障，相反党内民主机制的无效性又不断强化着集权制，
因此这种体制的负效运转使党的体制变成了一个自身封闭的系统，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体系。这样党内不仅极易滋生各种与共产党人称号不同的腐败现象和消极现象，而且由于这种机制本身缺乏自上而下的监督，缺乏自我更新重新学习的能力，经过长期的历史积累，就形成了一套完整而僵化的官僚体制，从而失去了社会更新的能力，失去了回答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的能力，也失去了不断吸纳新鲜经验，改正错误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上台伊始都曾做过努力和尝试，反对个人崇拜个人迷信，实行党政分开，加强集体领导，而后期却在这些问题上不仅重蹈覆辙甚至有过之而不及。这是苏共党建模式的种种积弊经过长期的日积月累，使党内和整个苏联社会潜伏着深刻的矛盾和危机，这些矛盾和危机不仅表现在可见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指标上，而且也藏在人们的社会心理和社会群体意识中。而改革进程中，苏共和戈尔巴乔夫所犯的激进主义错误和毫无节制的公开性、多元化、民主化与革新苏共的进程恰恰迎合了社会心理、社会群体意识中那些对苏共的疏离情绪和逆反心理，不当的措施不仅未能逐步的缓解与化解矛盾和危机相反却加速了矛盾和危机的总爆发。
列宁曾经说过：“社会主义和民主是不可分割的，获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必须也应该实现完全的民主。”苏共的教训再次告诫我们先进的思想是不能靠集权的体制去实现的，无产阶级政党要始终保持其先进性和纯洁性，就必须通过体制的创新来保证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不背离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 苏共脱离群众失去人心的另一个原因，便是治党不严、为政不廉。
早在列宁逝世前，苏维埃国家官僚化过程已经开始，斯大林当任后强化了官僚体制，建立起一种盲目服从上级的等级制度，并付以各级官员以种种特权，在庞大的干部队伍中形成了一个被称之为官僚特权的阶层。但是，在斯大林时期，斯大林偶尔会用残酷的镇压整肃这支队伍，以使他们在规定可以享受的特权之外不敢胆大妄为，贪赃枉法。在赫鲁晓夫时期，这支队伍也被无穷无尽的折磨过，赫鲁晓夫不断的在上层调换人们的工作岗位，进行各种各样的改组和
干部的更新，以期加深干部的危机感，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在个别工作人员之中的可能性，以及个别工作人员脱离集体监督的情况。勃列日涅夫掌管苏共大权后，对干部提出了稳定的口号，随着时间的推移，负责的岗位事实上都成了终身的岗位，而官僚们成为不可替代的人，很多州委书记、部长、党和苏维埃机关的负责人，占据自己的职务达 15 到 20 年之久，他们享受高水平的生活和各种特权，这种对干部地位和待遇的充分保证和实际上的终身制，不仅使许多干部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助长了脱离群众的官僚习气，更为严重的是致使相当一部分干部有恃无恐、胆大妄为，公然的以权谋私，导致了腐败现象的蔓延。 勃列日涅夫执政 18 年这一时期苏共党内风气败坏和各级官员的种种腐败事件广为流传，贪污受贿、任人唯亲、盗窃国库等毒素，迅速蔓延，不仅党内高官涉嫌腐败，就连勃列日涅夫的家人和他本人也深陷其中。人们认为勃列日涅夫当政时，他不仅使各级官员可以合法的享有等级特权，并庇护非法的行为，而且试图建立特权继承制。勃列日涅夫的儿子是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嗜酒为命，为了不至被人看出酒后浮肿的双眼，他常常要戴上墨镜，不止一次在酒态中进行责任重大的商务谈判；勃列日涅夫的一个弟弟也当上了副部长，且与勃列日涅夫的儿子有同样的恶习；勃列日涅夫的女婿是大名鼎鼎的内务部第一副部长。提起勃列日涅夫的女婿契尔巴诺夫真可谓赫赫有名，他大概可以算得上是苏联时期各种腐败行为的集大成者。契尔巴诺夫与勃列日涅夫的女儿佳列娜勃列日涅娃结婚时只是内务部监狱政治处的指导员少校军衔。此人善于交际头脑灵活，深得老丈人的赏识，他们结婚时在莫斯科市内得到了一幢装修豪华的公寓和一幢宽敞的郊区别墅，勃列日涅夫从自己收藏的西方小轿车中不仅给他们送了一辆捷克的斯柯达 1000 轿车，而且还送了一辆轻型的法国雷诺十
六。契尔巴诺夫迅速飞黄腾达，他被提前晋升上校并得到新的职务。勃列日涅夫非常关心女婿的前途，亲自出马找内务部长谢罗科夫，希望提拔契尔巴诺夫担任内务部副部长。之后，契尔巴诺夫便被任命为内务部内卫军政治部副主任，一年后提升为主任， 1977 年他又当上了内务部副部长， 1979 年再次晋升为
第一副部长， 1981 年 10 月 45 岁的切尔巴诺夫被苏军任命为军警中少有的几个中将之一。在 1976 年的苏共二十五大上他被选为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在 1981 年的苏共二十六大上又被推选为苏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大权在握的切尔巴诺夫在任内务部副部长之间，经常以各种名目到苏联各地视察，同时，他还借兼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的身份经常到各地方和各单位检查工作，每到一地他都要带上大批随员以显示身份，各地方官员也都以国家元首级的规格来接待他，所到之处他不仅大吃大喝，而且连拿带掖。起初地方官员还有所顾忌，都是去有地方特色的工艺品、土特产，后来发现此人来者不拒，便胆子大起来，为讨好这位“驸马爷”，他们甚至把成捆的卢布塞进他的腰包，金银首饰、文物珠宝、高级工艺品等等，只要切尔巴诺夫喜欢的都可以带上。据后来的调查资料显示在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切尔巴诺夫总共收受贿赂 654,200 卢布，约合美元 105 万。
上梁不正下梁歪，在勃列日涅夫庇护下的犯罪，成为莫斯科和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效仿的榜样。勃列日涅夫后期 , 莫斯科和各加盟共和国里的贪污腐化问题越来越恶劣了，渔业案件、锁器案件、斯诺达尔案件、海洋案件、乌兹别克案件等等都引起了公众的广泛注意，社会上关于官员们物质挥霍的遣言和流言越来越多，这其中许多是事实当然也添加了为数更多的臆造和猜测，所有这些都足以破坏政权的威信、领导的威信、党的威信。
正像勃列日涅夫之后的苏共总书记安德罗勃夫所说：“党光靠讲话是不可能将苏联人民吸引到自己这边来的。这项工作必须要有社会保障，各种各样的经营不善、违法乱纪、贪得无厌和贪污受贿，使得千万名鼓动员和宣传员的工作变得毫无价值。”
苏共的教训给我们的警示是：党必须深刻认识到权利所具有的腐蚀作用，认识到反腐倡廉工作的成败直接影响到党的形象、党的威望、党的声誉、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乃至党的生命，必须从各个方面从严治党，加强对党员干部的要求、教育、监督和惩处。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强调“要深刻认识和吸取世
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共产党丧失政权的教训”，可谓发人深省。中苏两党的关系源远流长，从这个意义上说，苏共以亡党亡国的代价所留给我们的这份沉甸甸的惨痛教训，的确是我们的一笔宝贵的财富。
世界执政党兴衰史鉴（三）——自取其咎的中国国民党
2000 年 3 月 18 日 对于台湾人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一场旷日持久的“总统”选战在这一天终于有了结果。人称“阿扁”的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以微弱优势当选为“总统”，独立参选人宋楚瑜屈居第二，而执政的国民党候选人连战获得的选票还不足陈水扁和宋楚瑜的一半。这个结果尽管有些让人啼笑皆非，但它却实实在在的改变了台湾几十年来的政治格局，结束了国民党一党独掌政权的局面。虽然政党轮流执政是台湾多年来追随民主化浪潮的必然结果，但是国民党在这次总统大选中的惨败还是让人有些不可思议。因为一党单独连续执政长达 50 年之久的国民党，不尽拥有庞大的组织机构，掌握了雄厚的人力和物力资源，而且其执政期间也曾有过辉煌的政绩，这些优势是民进党所无法比拟的。然而，历史还是在 3 月 18 日 这一天宣告了国民党一党单独连续执政时代的终结。面对历史的宣判，人们不禁会问，国民党这个统治台湾地区长达 50 年之久的大党、老党，何以落得如此的境地呢？
在分析国民党丧失台湾政权的原因时，我们发现，党内发生分裂是国民党丧失政权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此次选举中，原来的国民党一分为二，使民进党坐收渔利。众所周知，国民党原是蒋家父子的天下，在蒋经国死后，李登辉继任的国民党主席，他一改谦谦君子的形象，开始独断专政，排斥异己，结果导致国民党内部接二连三的发生分裂。早在 1993 年 8 月，一部份受到李登辉排挤的党员就愤然离开国民党，另立新党，这是国民党阵营第一次较大的分裂。但是李登辉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相反，他变本加厉，继续对颇受台湾民众欢迎的宋楚瑜采取打压措施。 1997 年 7 月，台湾当局第四次修宪，冻结了下
届台湾省省长和省议员的选举，此举意在遏制宋楚瑜，削弱宋楚瑜的力量。李登辉之所以倾力排挤宋楚瑜，是因为他担心宋楚瑜担任“总统”后，不但会全面接受国民党的资源，而且还会自行其事，不受自己的控制与摆布。因此，他一心希望连战接替“总统”职位，而打压宋楚瑜恰恰是为连战顺利接替“总统”职位扫除障碍的关键。宋楚瑜尽管受到李登辉的打压，但是其勤政爱民、清廉改革的形象仍使他的民意调查率一路遥遥领先，在 1999 年曾一度高达 48 ％。鉴于宋楚瑜在选民中的良好形象，自 1999 年起，国民党内的马英九和吴国雄等实力派和老一代的退休官员集结活动，希望促成连战与宋楚瑜合作，形成“连宋配”或“连宋和”，以此来确保国民党的执政党地位。可是李登辉却出于一己的私利，极力阻挠“连宋配”，唯恐连战和宋楚瑜合作后，自己会被架空，失去往日的权威，同时他还担心以连宋为核心的权利组合将来会修改他的“台独”路线。在李登辉的控制下，尽管宋楚瑜的声望和民意支持率遥遥领先于陈水扁和连战，但他却无法获得本党的提名，而只能选择独立参选的道路。
1999 年 7 月 16 日 ，宋楚瑜公开表示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加“总统”选举，此举令李登辉恼羞成怒。 11 月 15 日 ，国民党召开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会上，李登辉针对总统大选发表讲话，以异常严厉的口吻痛斥国民党内的“背离分子”，说他们想把国民党的资源据为己有，这实际上是针对宋楚瑜的。 16 日，中央考纪会宣布开除宋楚瑜的国民党党籍。把宋楚瑜踢出大门，标志着国民党的第二次大分裂。
国民党开除宋楚瑜后，对宋的权利打压越发凶猛。 1999 年 12 月 9 日，国民党立委杨基雄揭发宋楚瑜的儿子宋振远，说他购买党营事业中兴票券公司票券的资金来路不明。国民党利用“兴票案”大造声势，矛头直指宋楚瑜的清廉形象。但是事与愿违，国民党对宋楚瑜的打压并没有使自己的候选人连战从中受益。选举结果表明，连战与宋楚瑜的“龙虎斗”造成严重的内耗，大大削弱了国民党的影响力。因为宋楚瑜的支持者大部分来自于国民党，这样一来，“总统”竞选在一定程度上就变成了连战和宋楚瑜在瓜分国民党的选票，国民党的票源
一分为二，结果是连宋双双落马。民进党的“阿扁”趁虚而入，可谓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拣了一个大便宜。
导致国民党丧失政权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国民党 的“黑金政治”，随着“黑金政治”的愈演愈烈，台湾民众让国民党下台的信念也越来越坚定。国民党的腐败早就声名在外了，如果说历史没有给国民党留下好的声誉的话，那么李登辉掌管国民党的十年来，不仅没有改变国民党的腐化状况，相反，由于他纵容黑金，而使得国民党的名声进一步恶化了。国民党的黑金政治由来已久，历史上，国民党就有依靠黑社会打天下，利用黑道维护政权的统治。李登辉执政后，并没有和黑道划清界限，而是继续与黑道势力为伍。 1993 年 6 月 7 日 ，李登辉曾在“总统府”秘密会见黑帮中国洪门总会的几名山主，寻求他们的支持。国民党还提名对本党有过贡献的黑道人物竞选民意代表，从而使黑道人物通过参选步入政坛，以至于在台湾出现了黑道治乡、黑道治县、黑道治政的政治现象。台湾从地方的村长、村民代表直到中央立法委员都有黑社会人物混迹其间。 1996 年 11 月 16 日 ，台湾法务部部长在立法院透露，有黑道背景的人在县市级民意代表中占到了 35 ％左右，在省市级代表中占到了 25 ％左右，在中央级代表中也有 10 ％～ 20 ％的比例。
官商勾结、黑白勾结等腐败现象在台湾屡见不鲜。在民众的检举下，不少官商与黑道勾结的大案败露，台北县板桥市 四汴头 抽水站工程舞弊案，就是一起典型的官商勾结、牟取非法利润的贪污大案。台湾商人钟太郎通过民进党余胜打通关系，承接了这一防洪抽水工程。时任省驻督局局长的武泽源收取了钟太郎一笔巨额行贿款，款额高达六百多万元新台币。 1996 年 12 月，伍泽元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公民权利终身。然而可笑的是，在时隔两年的立法院选举中。国民党居然提名了伍泽元这个被剥夺公民权利终身的人，而伍泽元也竟然以平东县第二高票当选为立法委员。由一个罪犯摇身一变为民意代表，这无疑更加深了国民党在选民中的“烂党”形象。
台湾的军事采购数量一直十分庞大，动辄数百亿、甚至上千亿元新台币，
因此，军事采购和台湾的工程承包项目一样成了收受回扣、贪污渎职的孳生地。 1993 年发生的“尹案”，就是国民党党员贪污受贿的典型例子。 1993 年 12 月 9 日，台湾海军总部武器获得室执行长尹清枫神秘失踪，次日在海上发现了他的尸体。经调查发现，他是被人勒死之后弃尸外海的。在案发后不久，在尹清枫住所发现了一卷录音带，录音带暴露了多笔军火采购腐败内幕，涉及的人员有现役军官、退役军官、情报人员以及军火商。从尹清枫的案子中又引出了多起泄漏军事机密文件的案中案，有二三十件之多。仅在与尹清枫命案有牵连的军火商张嘉诚家中，就搜出二十七件军购机密材料。
国民党的党营事业更是台湾黑金政治的一只怪手，是国民党党内贪污的祸根。党营事业是指国民党投资或控制的经济实体，其规模庞大、利润丰厚，是国民党经费的主要来源，也是其维持统治地位的重要靠山。据国民党投资事业委员会 1999 年盈余报告， 1998 年国民党七大控股公司获利约 80.5 亿元新台币。另据资料显示，从 1992 年到 1999 年国民党党营事业共获取 675.4 亿元新台币的巨额盈余。近年来，党营事业收到了党内外舆论的强烈谴责，国库通党库、与民争利等对党营事业的指责不绝于耳。 2001 年 10 约 13 日，在总统角逐的关键时刻，由民进党立委组成的国民党党产讨债公司揭发了国民党党产的弊端，并指责在 1976 年，国民党曾将美国援助的用来改善台湾人民生活、发展国营事业的上亿美元从国库搬到了党库，这样的事情在这种时刻被揭露出来，对于国民党来说，无疑是致命的一击。
让台湾民众深恶痛绝的还有国民党擅长的贿选，在台湾的各级选举中，可谓贿选成风。据统计， 1993 年在县市长的选举中，贿选案达到 261 件。 1994 年在县市议员以及乡镇市长的选举中，共发生贿选案 385 件，而在 1994 年省市长及议员选举后，各司法单位所受理的贿选案竟高达 1020 件。
台湾的黑金政治正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而李登辉掌管的国民党就这样在黑金政治的泥潭中越陷越深，难以自拔，以至于达到民怨沸腾的地步，最终使得台湾民众通过选举让国民党下台的心态日趋坚定。 2000 年的“总统”
大选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过是台湾民众对国民党的黑金政治投下的否决票。 社会治安恶化、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得不到保障，是国民党丧失民众支持，从而丧失江山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自 1996 年起，台湾社会治安状况日趋恶化、凶杀案接连不断。 1996 年 11 月 21 日上午 8 时，两名歹徒持枪闯入桃源县县长刘邦有官邸，将刘邦有等八人杀死，一人重伤。刘邦有命案是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政治暗杀事件，此案的发生令台湾社会一片惊惶。然而人们惊魂未定 11 约 30 日晚上，民进党妇女发展部主任，四十七岁的彭宛如神秘失踪，三天后，彭宛如的尸体被发现，全身赤裸，被刺三十五刀。两案相继发生，舆论一片哗然。刘邦有身为县长，在光天化日之下横死，显然是牵扯到一定的厉害关系，可是彭宛如只是一个普通女子，她的被害使人们对政府能否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提出了质疑。
刘邦有、彭宛如两起大案发生后，台湾重大的刑事案件一直高居不下。据台湾内政部统计， 1997 年 1 月至 2 月，共发生三十四起绑票勒索案，平均每两天一起，著名的白小燕绑票案再次增加了民众的不安。著名艺人白冰冰是台湾家喻户晓的本土艺人， 1997 年 4 月 26 日 凌晨 ，白冰冰 17 岁的女儿百小燕被绑票。白冰冰的知名度使得这起绑票案格外引人注目，而且绑匪狮子大开口，勒索 500 万美元，打破台湾绑票史纪录，更把白家母女推向绑票案排行榜的榜首。白小燕被虏后，绑匪就残酷的崭剁她的一根小手指，交给白冰冰。白冰冰和台湾总统行政院长、省长、市长都有深厚的交情，多方力量被动员起来寻找白小燕的下落。尽管如此， 4 月 28 日 晚上 ，警方找到的只是一具伤痕累累的尸体，浮在一条大排水沟里。 民众对于治安的不满，对于歹徒的愤怒，终于象火山般爆发 5 月 4 日 ，约有 10 万民众自发举行了示威游行。此次抗议风潮是民众对于国民党不满情绪的总爆发。
执政 50 年的国民党真是到了日薄西山的时候，它内争有数、腐败有名，而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上却显得这样无能，由此看来，国民党在 2000 年 3 月 18 日 的失败也就绝非偶然了。自毁前程的国民党，正如舆论所说，它
败在了分裂、太滥与无能上。
世界执政党兴衰史鉴（四）——自毁基业的印度国大党
一提起印度的国大党也就是国民大会党，人们就会很自然的想到“圣雄”甘地和尼赫鲁，他们领导着这个 1885 年成立的政党，成功的带领印度人民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实现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印度独立后，国大党前后执政长达 45 年的时间，成为印度历史上选民基础最广泛，党员人数最多的政党。然而，谁也不会想到，这个曾经受到印度人民信赖和拥护的百年老党，在执政 45 年后便失去了它在印度政坛的霸主地位，步入了日趋衰落的不归之路。发生这种逆转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一些根本原因发人深省。
（一）经济发展缓慢，引起人民不满
印度独立后的社会基础属于前资本主义形态，工业化程度不高，是典型的农业大国。国大党执政后，本来应该大力推进国家工业化的步伐并对印度和受老甘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思想影响，观念陈旧，思想狭隘，固步自封，长期没有制定出反应印度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方针政策。致使独立后前 30 年， GDP 增长率仅为 3.5% ，远远落后于同期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水平。而在国民经济构成中，工业仅占到 25% ，其中 74% 的产值还是来自农村和家庭工业。
直到 80 年代以前，印度经济基本上还处于半封闭状态，以致西方舆论认为，在 80 年代印度经济有在世界经济发展大潮中被边缘化的危险。进入 90 年代，虽然国大党提出了经济改革政策，但经济发展仍没有大的起色。占世界人口六分之一的印度，对外贸易额仅占当时世界贸易总额的 0.6%. 而且 50% 以上的出口产品来自农业和手工业。
国内财政危机的日益加剧，迫使国大党拉奥政府不惜代价急切向国际金融机构寻求帮助，之后不得不接受世界银行所要求的经济发展模式，仓促并入了
全球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所谓经济改革快车道。这种轻率的改革举措，日益显现出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并引起了印度广大民众对国大党的不满。
（二）社会问题严重，执政基础虚弱
国大党长期执政不力，一直未能就困扰印度社会经济发展及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许多重大社会问题拿出得力的政策和办法，一直未能提供人民群众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和生活保障。
首先，在农村没有解决占总人口近 80% 的农民的土地问题。国大党曾经在 50 年代宣布废除封建剥削的柴达明制度，推行土地最高限额法，但这项法律的实施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全国农村原有的封建土地关系。占全国农村约
4.5% 的地主和 10% 的富农仍占据着 75% 以上的土地。贫苦的农民和贫困的农业工人占到了农业人口的 25% 以上。这些农民的悲惨生活在独立后的印度并没有得到什么改善。
其次社会财富分配极端不公，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印度是世界上较贫困的国家之一，国大党执政后虽然出台了十几个扶贫解困计划，但贯彻不力，收效了了。目前全印富人约占总人口的 10% ，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 30% 左右。而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却占到 50% 左右。全国失业人口有 7000 万童工达 1 亿多、据瑞士银行 2001 年 3 月统计，印度商人、公司和政客在该行的外汇存款高达 2.5 万亿美元，占全印度私人财富的三分之一，是印度 GDP 的六倍。
第三，在涉及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上，欠债太多。国大党虽执政长达 40 多年，但在 10 亿印度人中至今仍有 1.5 亿人住在贫民窟，有 5 亿多人没有用上电， 3 亿多人没有安全饮水， 7 亿多人没有卫生设施。 1.3 亿人得不到医疗服务， 4 亿多人是文盲。防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低，每年都有数千万人遭受各种自然灾害的袭击，并无法得到及时而且有效的救助。
第四，种性教派冲突严重，社会治安状况恶劣。印度民族宗教对立由来已
久，情况复杂，冲突激烈，国大党执政后对这一历史社会问题一直处置不当。结果在查莫和克什米尔地区以及东北部 7 个小帮长期存在暴力恐怖活动，社会上的教派、种性、民族冲突更是从未不间断。国大党领袖圣雄甘地、英甘地和拉甘地都先后成为教派冲突的牺牲品，民众更是缺乏安全感。
（三）意识形态紊乱，适应变化滞缓
国大党的意识形态是印度历史上多种思想理论的大杂烩，既有英国殖民者遗留下来的议会民主价值观念，也有本国著名哲人的思想观念，包括泰戈尔的积极民主思想、甘地的社会调和理论、尼赫鲁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和安彼得卡尔的解放低种性阶层主张等。独立后，执政的国大党在党的纲领中逐渐形成了四支主流意识形态：议会民主，社会主义，世俗主义和不结盟政策。并在 1955 年阿瓦迪年会上正式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目标。但随着国大党推行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政策的失误导致社会发展进步的缓慢和国际地位的低下，人们对国大党的所谓大拼盘似的社会主义产生了怀疑。于是， 70 年代以来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印度教民主主义思潮日益高涨起来。他们认为，国大党搞得这种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不仅没有消除他们所标榜的消除贫困和实现社会平等的社会目标，而且也没有在国际上赢得印度应有的大国地位，于是主张重新振兴印度抛弃多元意识形态建立基于印度教思想和文化的独立化国家；倡导在个体和私有经济基础上实现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主张发展以核武器为主要威慑手段的强大国防力量；在外交上实行真正的不结盟自主外交政策等。这种思潮反映了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绝大多数印度民众的要求和意愿。但国大党对此不置可否，在党的纲领中未对自己的意识形态做相应的调整，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更没有针对这种情况及时调整和转变其政策主张，对国际国内迅速变化的形式麻木不仁，对印度政府的核试验和巴基斯坦卡其尔冲突中印度政府的政策说三道四，引起许多党派及大多数民众的反感，失去了民心。
从 1996 年开始，国大党在四次大选中连续失利，不仅失去了选民的拥护
和信赖，而且在国大党党内，也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并使越来越多的党员对党的意识形态产生了怀疑。
（四）年轻一代的革命
新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人，对倚老卖老的国大党并不买帐，他们不像老一辈那样对国大党怀有朴素的感情，而是更希望新生的政治力量给印度带来新的气象。尤其是国大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能力没有得到年轻一代的信任和认同。国大党比哈尔邦委员会在它的一份报告中承认，所有国大党候选人都可以体验到，在同一人家当中，老一代人投国大党的票，而年轻一代则反对国大党，他们把这种现象叫做“一代人的革命”。
（五）党的自身建设存在危机
国大党在党的建设上长期存在许多致命的问题：
1 、党内专制、缺乏民主
英甘地任党主席期间，这种专制达到了极点。她曾经独断专行的一手炮制了 1975 年的紧急状态，短时间内逮捕了十万多所谓异己分子，这一时期被成为印度的一段黑色历史，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政治后果，削弱了国大党的政治基础。
2 、倚老卖老、故步自封
长期执政使国大党的各级组织普遍产生了自满情绪，使其在历史上失去了很多本可以自我更新的机会。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多数国大党领导人，虽然也发现了党内存在的很多问题，但他们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漠视了脱党行动和党内纷争给党所带来的危害，天真的认为国大党的统制地位会理所当然的延续下去，导致其它新生的党派借机迅速壮大，并利用国大党的政策失误和人民
不断增长的不信任情绪为自己赢得了选票。如 80 年代才成立的印人党，正是这样在短短数年的时间里就成为与国大党分庭抗礼的政党，大大挤压了国大党的政治空间。
3 、争权夺利、分裂不断
印度独立后，执政的国大党一直没有处理好党政关系。国大党主席和国大党政府总理之间长期存在着尖锐对立和斗争。开始只是由于尼赫鲁的巨大威望，这种斗争才没有酿成党内的分裂，尼赫鲁于 1964 年去世后，陷于分裂的国大党中央领导层已经失去了过去整合党内不同派别意见的能力，直接导致了许多邦里的国大党组织濒于瓦解，并带来了国大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层力量的失衡和分裂。随着党内派系斗争的加剧，反对党的力量迅速成长壮大，而国大党内则由于当政派与反对派的誓不两立，致使大量反对派成员脱党而成为反国大党的最激进的政治力量。后来，在多次国大党换届的关头都出现过党内为争夺总理宝座而展开的激烈斗争，致使国大党发生了四次大的分裂和无数次局部的地方性分裂，党的组织受到严重损害，党的形象受到很大影响。
4 、腐败成风、声名狼藉
国大党从执政之初就开始滋生腐败现象，到 60 年代，腐败已经蔓延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 80 年代更是发生了涉嫌拉甘地的博福斯受贿案，至今案情未结，地方和基层的腐败更是有恃无恐，政治上的恶性腐败极大败坏了国大党在人民中的声誉，直接动摇了国大党执政的法理基础。
5 、领袖危机、群龙无首
尼赫鲁家族的统治历史已告结束，但国大党的后期领导者却难担大任，现任党主席的拉甘地的遗孀索尼娜被迫从政，既无领导能力、也无从政经验，近年来决策更是失误不断、威信下降。目前，党内正酝酿着一股“倒索”暗流，但“倒
索”即便成功，但谁能够支撑起国大党这个摊子仍旧是个问题。
综上所述，国大党本质上属于民族资产阶级左翼政党，代表的是印度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利益，它所推行的所谓尼赫鲁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由于该党的阶级局限，它不可能真正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加上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和危机，它的衰落也是一种必然。但国大党毕竟是一个在印度历史上做出过历史贡献的大党、老党，产生过一批深得人民拥戴的政治家，它的社会基础广泛，重新振兴不是没有希望，关键还是看党的建设能否顺应印度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能否代表印度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能否在印度的经济发展、文化进步和政治民主方面取得让印度人民满意的成就。 世界执政党兴衰史鉴（五）——自败家门的印尼专业集团
位于亚洲东南部的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它由一万三千多个大小岛屿组成，有两亿多人口，其中 89 ％的居民信仰伊斯兰教 。印尼专业集团曾是印尼建国后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该党成立与 1964 年 10 月 20 日 ，当时称为专业集团联合秘书处，由为数众多的政治性职业组织联合组成，这类组织大多具有明显的军方背景，是军方谋求参政的政治团体。
1971 年，当时任印尼总统的苏哈托开始对专业集团进行整顿，并逐渐控制了整个党。 1984 年初，该党变更党员制度，从过去主要以团体入党，变为以个人身份入党，使该党走向了集中统一的道路。
专业集团自 1971 年以来连续六次赢得大选，它的实际领导人苏哈托连续当选 5 届印尼总统，执政时间超过 30 年，是亚洲在位时间最长的国家领袖之一。该党有数千万党员，分布在印尼的各地区、各部族、各种职业和宗教信仰群体当中，职业组织遍布印尼各行业及工、轻、副等群众团体，党的主要成分是退役军人、公务员和国营企业的职员、企业家、宗教界人事和教师，在农村主要是村长和帮助村长工作的人。党的决策机构，培育者委员会一直由苏哈托总统任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由退役将军任主席。
在专业集团执政和苏哈托担任总统期间，印尼经济和过去相比发展速度较快。在遭受东南亚金融风暴冲击前，从 70 年代起，印尼多年经济增长率超过 6 ％。 1995 年达到 8.1 ％，国内生产总额从平均每人 50 美元递增到 1000 美元。到 1984 年印尼的稻米已能自给，不再依赖进口。
与此同时，政府大量启用优秀的技术官僚和经济专家治国，强调内政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并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保持了国内政局的相对稳定，曾一度成为西方推崇的发展中国家的成功榜样。
但同样是这个党，却在 1998 年上半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过后失去了多年的执政地位。而它的实际领袖——连续 5 年当选国家总统的苏哈托也在国内外一片抗议声中被迫辞职，直至走上了被告受审的席位。分析其中的原因，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东南亚金融危机——印尼政局动乱的直接诱发因素
1998 年开始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印尼的金融市场持续动荡，货币大幅度贬值。失业人数增值 1850 万，加之旱灾造成粮食大幅度减产、食品供应困难、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贫富悬殊问题更加突出，一些人死于饥饿和疾病，而印尼政府和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在解决危机方面的措施又远远落后于人民的期待，社会上要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这样的情况下，印尼政府为了争取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巨额贷款，按照该组织要求它的改革内容，又实施了大幅度提高燃油和电力价格的政策，更引起了广大公众的强烈不满，继而被反对党利用，引发了要求苏哈托下台的大规模示威，并演变成严重的社会骚乱，造成约 1300 多人死亡。愈演愈烈的社会冲突和失控的群众运动，最后导致了苏哈托政权的垮台和印尼专业集团执政地位的丧失。
（二）印尼专业集团执政以来多年来形成的贪污腐败、裙带政权、社会贫富悬殊、军人干政、压制民主是印尼巨变的社会原因。
专业集团和苏哈托多年当政期间，虽然在经济发展和政局稳定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也暴露出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
贪污腐败、裙带政权表现突出。苏哈托的长女西蒂曾担任内阁中的社会事务部长，他有四个子女和一个媳妇是国会议员，他的家族控制着印尼的金融业、汽车业、电力、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森林、矿山、新闻媒介和房地产业，可以说控制了印尼的经济命脉。据《国际财经》杂志分析，苏哈托家族拥有的财产，保守的估计是 200 亿美元，最高的估计是 1000 亿美元。美国著名的福布斯杂志早就将苏哈托列入世界排名第四的富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调查资料也将苏哈托家族列入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家族行列。
同时，苏哈托是倚靠军队上台的，执政后也同样扶持军队干政。印尼议会和政府要员大都是退役或现役军人，印尼议会共有 500 个席位，其中 75 个席位由总统委任军人担任，苏哈托的二女婿还担任了特种部队司令。在人代会和人民协商会议这样的重要权利机构内也有许多他的亲属和亲信。印尼议会和人民协商会议这两个主要的政治权利机构内，超过一半的名额控制在苏哈托的手上，于是苏哈托把他信得过的人安排到了两会，而这些人反过来又一次次的投票让他连任，人民民主自然成了一句空话。
在军人干政的情况下，印尼的民主政治进展缓慢，印尼人民没有组织政党的自由，没有游行示威的自由，连工人罢工也不许可。印尼在苏加诺时代原本有十多个政党，但在苏哈托执政后大多被下令解散，仅保留了穆斯林团结建设党和亲政府的民主党，加上执政的专业集团，总共不过三个政党。苏哈托政权不允许新党出现，对媒体严密管制、压制异己团体，反对派人士经常突然失踪。人民有了意见和不满没有正常的表达渠道，问题日积月累，直至积重难返。 苏哈托治国标榜五大原则，即信仰真主、民族主义、人道主义、社会正义及民主。但民主方面，无疑是苏哈托标榜的五个治国原则中最弱的一环。他的政治稳定和军人参政、高压控制有着密切的关联，并不是利用真正的民主政体来得以确保的，凡是遇有政治不稳和群众骚动，他就动用武力进行镇压。
（三）专业集团内部分化，反对党逐渐做大，军方态度转变和国际势利的干预是专业集团和苏哈托垮台的催化因素。
面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引发的骚乱，印尼专业集团内部也出现了不同的阵营。先是专业集团主要派系科思哥洛扮演了这样的角色，接着议会议长兼国家最高权利机构人民协商会议主席哈尔默柯也出来发难总统，希望苏哈托为了国家利益明智的辞职，逼迫苏哈托下台。在执政党内部出现裂痕的情况下，伊斯兰教联合会和回教伊斯兰社会运动，以及前总统苏加诺的女儿梅加瓦蒂所领导的印尼人民党等主要反对党和著名反对派人士则纷纷抓住时机，不断的把群众斗争和反对党活动推向高潮。连苏哈托的故乡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反苏暴乱。印尼独立 50 年来，缺乏正常的权利交替机制，政局的演变往往和军方的立场有密切关系，面对不断高涨的群众运动和日益加深的经济萧条，印尼军队内部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印尼军方高级官员不愿看到大规模冲突带来的流血后果，而中下层军人也开始感受到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困苦。因而，一向支持苏哈托的军队领导人也从一开始支持苏哈托到后来公开发出了要求他辞职的呼声，军队在迫使苏哈托下台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国际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迟了原先准备提供给印尼的巨额货币贷款。外国投资者纷纷取消了购买印尼国营企业股份的作法。股市和汇市更趋动荡，这是因为广大群众感到政府原先承诺的经济振兴已经成为了泡影，同时，美国国务卿阿尔布莱特也向苏哈托发出顺应民心，让印尼早日过渡到民主政体的呼吁。
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虽然苏哈托也想到了改革甚至公布了具体的计划，宣布接受社会各界提出的在政治、经济、司法等主要方面的改革建议，并解除了他的部分亲属在内阁的职位，降低了油电的价格，向市民免费分发部分生活必需品等等，采取了一系列缓和政局的措施，但这些措施都为时已晚，除了交出政权，别无选择。现在，印尼检察院已经成立了专案组，对苏哈托的资产展开调查，并就涉嫌贪污及其他违法行为着手对他的起诉。
专业集团自盛而衰，上演了发展中国家老党、大党失去政权的又一幕现实的历史剧。
世界执政党兴衰史鉴（六）——自吞苦果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
墨西哥是一个占地 197 万平方公里，拥有 1 亿人口的拉丁美洲国家，它的文化、社会和政治生活深深的打上了西班牙人三百多年殖民统治的烙印，早期阿兹台克、玛雅和其它文明也对这个国家有着深刻的影响。然而墨西哥现代经济的发展，却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只有七十多年的历史，而在这期间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执政时间就占据了七十一年，可以说墨西哥现代经济的发展与革命制度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众所周知，墨西哥经济在 20 世纪 50 年— 80 年代初的 30 多年中，年平均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 6% ～ 7% ，虽然墨西哥的人口年增长率高达 3% ，但是它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仍然保持在 3% — 3.8% 。在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墨西哥以其政治稳定的特点，有利的保证了经济的持续发展，极大的促进了经济产业部门的深刻变革。
另据统计，在 1950 年到 1985 年间，墨西哥公民的平均寿命从 41.5 岁提高到了 64.2 岁，文盲率从 1920 年的 80% 下降为 6% ，这一成就被世人誉为“墨西哥奇迹”。
领导墨西哥人民创造奇迹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成立于 1929 年 3 月 4 日 ，由全国 1800 多个党派、团体联合组成，当时称作“国民革命党”。在 1929 年 11 月举行的大选中，该党的总统候选人获胜，从那个时候起一直到 2000 年，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一直执政。它是墨西哥、也是拉美地区的第一大党，是世界上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之一。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现有党员 1300 多万，历届总统均为党的最高领袖，直接控制党的领导权。在中央设有工人、农民和人民三大部。墨西哥国内的决大多数工会、农会以及其它职业组织均属于该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宣称“坚持
革命的民族主义，对外维护国家独立与主权，对内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实现社会正义与民主自由”。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有着鲜明党纲和辉煌历史的政党，却没能带领墨西哥人民走进新的世纪。 2000 年 7 月，具有 71 年连续执政历史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大选中惨遭失败，这在拉美乃至国际社会都产生了较大的震动和反响。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成功的经验和后来失去执政地位的教训，值得其他政党很好的总结。
对此，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 任王长江 教授做了精辟的分析：
“在我们研究大党、老党失败教训的时候，我们总不免要提到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因为这个党太典型——这个党执政 71 年， 2000 年才失去执政地位，仅次于苏联、苏共的执政时间，而且，它既是成功的典型，也是失败的典型。 首先是成功的典型。我们看到，在拉丁美洲地区许多国家长期发生动乱，经济不发展。而在墨西哥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恰恰相反，墨西哥长期保持了社会政治稳定，而且经济上也成为一个中等发展国家，这样一个现象，被称为„墨西哥奇迹' 。它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呢？首先从政党的角度来说，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成功主要有三个特点：
第一、它的意识形态的包容性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的兼容性，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它高举革命民族主义的旗帜。它的民族主义具有极其宽广的含义，用他们的一个理论家的话说，要有一个团结的、自由的人民，要有成为一个团结、自由的人民的信心、意志和决心，这就叫民族主义。它的民族主义既包括社会主义的因素、也包括反对教权的因素、也包括反对帝国主义的因素还包括一些资本主义的因素，这样一个广泛的意识形态就使得它能够把各种各样的阶层包容在它的党组织内。第二个方面，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承认存在着大量的阶级、
承认社会存在着分裂，但它主张阶级合作，主张阶级团结，主张各阶级之间的联合，主张由国家来调控和协调阶级矛盾。这样一来，就是许多反对党失去了他们意识形态的阵地，所以说强大的包容性使得墨西哥革命制度党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第二、它的组织结构的整合性
墨西哥是一个社会高度分裂的国家，如何管理这样的国家，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党的组织体系上充分体现出来了，那就是要把各种各样的力量都整合在一起。首先，我们知道墨西哥也是一个像拉丁美洲其它国家一样，由许许多多的军阀长期占统治地位，这些军阀之间相互混战，被称为„考蒂略主义政治' ，针对这种政治，墨西哥采用了用党来整合的方式。 1929 年建立的国民革命党就是后来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国民革命党首先把大大小小的考蒂略即地方军阀整合在党内，等于将社会矛盾纳入到党的范围内，到党内来解决，使得军阀混战为现代宪政所代替。第二步，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把工人、农民，各种各样广大的社会阶层纳入到它的党内，这样又冲淡了军阀的影响。比如说党内氛围工人部、农民部、人民部（也就是资产者部）和军人部。到了第三步，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干脆把军人部取消，完全按照人的不同的阶层从上而下建立部门，在各部门之间进行协调，来整合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具有强大的整合性，使得社会阶级矛盾不体现在冲突和暴利上，而体现在党内的协商与调和上。 第三、顺应时代的变化，适时的做出调整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掌权不久，它就明确的提出了“我们要从一个革命的党，要从一个搞斗争的党变成一个搞建设的党”的目标，这个目标不是要继续在各阶级之间进行斗争，而是要发展、要推动经济的全面进步。再比如说，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内有这样或那样的主张，有的主张带有社会主义色彩，包括要搞计划、包括要限制资本主义。而另外一些主张则主张要搞私人经济，鼓励私人经济的
发展，这两种主张分别被称为“卡得那斯主义”和“阿来曼主义”。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选择政策的时候，不是要么选择“卡得那斯主义”要么选择“阿来曼主义”，恰恰相反，它总是在这两者之间，照顾到一种平衡，这就使得社会各方面的利益都能够被照顾到，由此而缓解社会矛盾。
以上三大特点，就使得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能够长期具于执政地位，立于不败之地。但是这只是它成功的诀窍，为什么它到 2000 年又失去了执政党地位呢？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失败不同于苏共的失败，它还有实力，还有指望东山再起，但是作为一个执政党毕竟失去了执政地位，从中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些教训，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是意识形态包容度的降低。从 70 年代以前，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意识形态是非常具有包容性的，但是 70 年代以后，在美国的影响下，特别是在世界性的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墨西哥也开始搞新自由主义。于是，我们看到整个社会的天平出现了倾斜，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站到了资产者阵营一边，这样就使整个社会的阶级矛盾激化，农民暴动，整个社会出现了不稳定的现象，这是它最大的一个失败之处。
第二个是由于一个党长期执政，权力高度集中，从而逐渐失去了制约，导致腐败。于是，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内也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腐败现象，引起了群众的反感。当别的政党起来反对它的时候，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就失去了支持的基础。
第三个原因是反对派的乘势而起。反对派的兴风作浪使得执政党要应付更多的内外危机，而反对党恰恰抓住了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很多弱点，在这种情况下，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确实难以匹敌，最后在竞选当中导致失败。
这就是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失败的原因，从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深刻的启示。”
对六个执政党案例的思考
纵观世界执政党发展的历史，我们看到其中充满了曲折和戏剧性，我们只是从其中选取了六个大党、老党，来看他们的兴衰，从这里面我们已经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思考。
我们看到这些党之所以失败，归根结底在于一句话，那就是为人民所抛弃主。同时可以看到，在这些党当中，他们的性质虽然各不相同，但共同的结果是失败，这就说明不管是任何性质的党，都有一定的规律在起作用，共同的失败，肯定有共同的原因，对于这样一种体现执政党规律的东西，我们应该进行深入的研究。
既然是执政党，就要掌权，就要对权利实施全面的控制，与此同时，要执政就必须全力地求得人民的支持，党的建设要在这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所以我们说，一个执政党要想长期执政，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建立一种能够平衡这两个方面的体制和机制。
这六个党的经验教训概括起来有两个大的方面：
经验之一：执政党不能把权力本身当作掌权的目的
权力和执政都只是一种工具，为一定目标而存在，政党应该确立自己的目标，而且这个目标要顺应民心，要围绕目标建立一种体制和机制，包括党的意识形态、执政活动等。 所以说，政党不可能建立一种意识形态，而不管这种意识形态是否能吸引民众、是否能得到群众的拥护，这一点给我们以很深刻的教训，因为我们从这六个党看到，许多党都是因为思想僵化，不管不顾，把自己的思想强加给人民，最后导致被人民所抛弃。
经验之二：一个党掌握了政权，千万不能脱离群众。
有了权力就有了实现自己目标的条件，但是权力也具有强烈的腐蚀性，所以，古人云，“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如何防止手中的权力导致腐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充分的认识到这个权力是人民给的，因此，人
民有权对这个权利的使用进行监督。真正要实现人民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就必须建立科学的体制和机制，对权力形成足够的威慑力。如果没有这一点，一个党早晚还是要因为掌握了权利而脱离群众。我们看到，苏共为代表的这样一些党，它并不因为手中掌握了权利，有了为人民服务的更好的条件，导致执政基础越来越稳固，恰恰相反，党在执政的过程当中不断的犯错误、不断的失去群众，最后被群众所抛弃。这是因为，这些党虽说主观上是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但没有建立这样的体制和机制，最后自掘坟墓。实现对权力的监督唯一途径就是扩大人民民主，对于处于无人可以比拟的执政地位的党而言，必须要发展党内民主。所以说，一个执政党，最重要的就是不要使自己脱离群众，只有这样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