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改革

张居正改革

从维持明王朝的长远统治出发，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当权人物认为，必须改革政治，寻求一条自救的道路。在这样的形势下，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得到了推行。

详细资料

张居正[1]改革是明朝中期（明神宗万历年间）政治家张居正为挽救明王朝而进行的一系列改革。 明穆宗在位的时候，大学士张居正因为才能出众，得到明穆宗的信任。公元1572年，穆宗死去，太子朱翊钧即位，就是明神宗。穆宗遗命张居正等三个大臣辅政。明神宗即位不久，张居正成了内阁首辅。 明朝中叶，贵族大地主兼并土地的情况相当严重。全国纳税的土地，约有一半为大地主所隐占，拒不缴税，严重地影响了国家收入，社会矛盾激化，农民起义接二连三地发生。明王朝处于危机四伏的境地。

人物介绍

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湖北 张居正江陵人。是徐阶的门生，明穆宗隆庆六年(1572)，张居正得到大太监冯保的支持，取代了高拱，在明神宗万历年间，连续10年担任内阁首辅（宰相）。挽救明朝统治的危机，他从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整顿，尤重于经济的改革，企图扭转嘉靖、隆庆以来政治腐败、边防松弛和民穷财竭的局面。

改革的背景

明中期后，政府的财政危机逐渐加重。洪武年间， 夏秋二税米2473万石，麦471万石。到正德初年，土地集中，赋役不均，人口流移，地方买嘱书吏，隐匿赋税，政府每年公征米2216万石，麦462万余石。嘉靖后，税收更降到米1822万余石，麦462万余石。但政府的支出却与日俱增。特别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俺答汗进逼北京，政府因添兵设饷，军费大增。据户部统计，嘉靖三十年，各边饷银达525万两，修边、赈济等所需又800余万两，两项合计约1300万余两。而正税、加派、余盐贩卖，加上其他搜刮，总共才900余万两。隆庆元年（1567年）底户部统计，太仓仅存银130万两，而应支官军俸银135万、边饷银236万、补发年例银182万，三项通计总支出银需553万两。以当时的现银当之，只够3个月的开支。京仓存粮也只是够支在京的官军月粮的两年余。明王朝的财政拮据到了可怕的地步。蒙古、女真时常入寇边塞，在南方，叛乱时作。黄河屡次决口，动辄漂县数十。 张居正指出当时存在五大积弊：“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瘝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匮。”张居正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改革。

主要措施

他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

在内政方面，他首先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制。张居

正创制了“考成法”，严格考察各级官吏贯彻朝廷诏旨情况，要求定期向内阁报告地方政事，提高内阁实权，罢免因循守旧、反对变革的顽固派官吏，选用并提拔支持变法的新生力量，为推行新法做了组织准备。并且整顿了邮传和铨政，他的为政方针是：“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和“强公室，杜私门。”

在军事上，为了防御女真入寇边关，张居正派戚继光守蓟门，李成梁镇辽东，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了“敌台”3000余座。他还与鞑靼俺达汗之间进行茶马互市贸易，采取和平政策。从此，北方的边防更加巩固，在二三十年中，明朝和鞑靼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使北方暂免于战争破坏，农业生产有所发展。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又以俺达汗为中介，代表明朝与西藏黄教首领达赖三世（索南坚错）建立了通好和封贡关系。在广东地方，先后任殷正茂和凌云翼为两广军备提督，先后领兵剿灭了广东惠州府的蓝一清、赖元爵，潮州府的林道乾、林凤、诸良宝，琼州府的李茂等叛乱分子，岭表悉定。这对安定各地人民的生活和保障生产正常进行，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水利方面，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推荐、起用先前总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驯治理黄河、淮河，并兼治运河。潘季驯在治河中贯串了“筑堤束沙，以水攻沙”的原则，很快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万历七年二月，河工告成，河、淮分

流。计费不足50万两，为工部节省资金24万两。徐州、淮安之间800余里的长堤平等蜿蜒，河水安流其间。因而，“田庐皆尽已出，数十年弃地，转为耕桑”。黄河得到治理，漕船也可直达北京，“河上万艘得捷于灌输入大司农矣”。

在经济上，整顿赋役制度、扭转财政危机，这是张居正改革的重点。他认为赋税的不均和欠额是土地隐没不实的结果，所以要解决财政困难的问题，首要前提就是勘核各类土地，遂于万历八年十一月，下令清查全国土地。在清查土地的基础上，张居正推行了一条鞭法，改善了国家的财政状况。 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则是张居正在经济改革方面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史上的重大变革。 明朝初年的赋税制度十分繁杂。当时的赋税以粮为主，银绢为辅，分夏秋两季征收。此外，还规定农民要服各种徭役，并交纳特殊的土贡等等。“一条鞭法”的内容是：“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就是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大大简化了征收手续，同时使地方官员难于作弊。实行这种办法，使没有土地的农民可以解除劳役负担，有田的农民能够用较多的时间耕种土地，对于发展农业生产起了一定作用。同时，把徭役改为征收银两，农民获得了较大的人身自由，比较容易离开土地，这就给城市手工业提供了更多

的劳动力来源。没有土地的工商业者可以不纳丁银，这对工商业的发展也有积极作用。 “一条鞭法”的推行，使明政府的岁入有了显著的增加，财政经济状况也有不少改善。国库储备的粮食多达1300多万石，可供五六年食用，比起嘉靖年间国库存粮不够一年用的情况，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改革结果

张居正的全面改革，旨在解决明朝两百余年发展中所积留下来的各种问题，以巩固明朝政权。 改革不免触动了相当数量的官僚、缙绅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因此很自然地遭遇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对抗。再者，历史积弊太深、太顽，已是积重难返。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积劳成疾，迅即病死，反对派立即群起攻讦。张居正成了改革的牺牲品，家产被抄没，家属或死于非命。此后，某些改革的成果虽然保留下来，而大部分已经废殆，就像一道光亮在明朝走向沉暮的历程中一现而逝，并不能遏止衰落的步履。

张居正之死

1582年六月，张居正病死，一些改革的反对派重新麋集，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他们攻击张居正改革“务为烦碎”，清丈土地是“增税害民”，实行“一条鞭法”是乱了“祖制”。他们下令撤销了张居正死时特加的官爵和封号，进而查抄家产。 张居正的长子被逼自杀，其他家属也惨遭迫害。代表大地主、大贵族势力的封建顽固派又掌了权，劳动群众生

活更为痛苦。 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当然也遭到破坏，刚刚有一点转机的明朝政治又走了下坡路。

张居正墓

张居正墓在荆州市沙市西北张家台。张居正（1525-1582），明政治家，字叔大，号太岳，世居江陵。嘉靖进士，神宗时为相，曾下令清丈土地，推行一条鞭法，改革赋税制度，裁减冗员，加强边防，浚治河道等都有成效。死后葬此。墓前原有石人、石马等附属文物，现存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所立石碑一通，高3. 6米，宽1.24米，上刻“明相太师太傅张文忠公之墓”。碑前还有石制香炉、烛台，再前有半月池，墓四周有土筑莹墙，高3米，占地15亩，颇具规模。 张居正墓区占地10余亩。墓地原有的石人、石马、石龟、石狮等大多在“文革”期间损毁。“文革”后，墓葬已被修茸一新。现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隘号文忠公，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出生于荆州城东现张家台村，自幼聪慧好学，12岁考中秀才，16岁中举，被誉称为“江陵神童”。他23岁入京会试中进士，42岁进入内阁大学士行列，48岁任内阁首辅。当时神宗皇帝年幼，朝政实际上由张居正一人掌管，直至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病卒，前后当政长达十年之久。在任期间，他采取了一系列果决改革措施。在政治上，整饬吏治，推行考成法，严格奖罚，主张唯贤是用，坚决裁减冗员；在经济上，改革

漕运，清丈土地，打击豪强，推行“一条鞭法”，将田赋、徭役、各项杂税合并，增加财政收入；在军事上，加强边备，有力地抵御了倭寇对东南沿海的侵扰，促进了国泰民安。这些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改革措施，使朝政为之一新。由于这些改革触动了不少权贵的利益，因而招致了顽固守旧派的竭力反对。张居正死后不到一年，其功绩曾被彻底否定，改革措施遭延止，张居正在荆州的老家被查抄，直到30多年后才平反昭雪。 历史自有公论。与张居正同时代的著名清官海瑞高度评价他“工于谋国，拙于谋生”。明代思想家李贽称誉张居正为“宰相之杰”。历史永远铭刻着他的功绩。荆州大地永远承载着他的英灵，古城内就有以他名字命名的“张居正街”，荆州市艺术博物馆收藏有他的“御赐砚台”、手迹等珍贵文物。 张居正长期远离故土和亲人，孤身一人，在京贵为宰相，为国为民操劳一生。他深情地眷恋着故土。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病卒后，遵其遗嘱，千里迢迢，发丧回乡，归葬荆州故土。 张居正一生著作颇丰。主要有《书径直解》、《张太岳集》、《张太岳杂著》、《帝鉴图说》等。其中，《帝鉴图说》以历史上117个帝王正反两方面为政的故事，教育小皇帝，论述为官之道，影响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