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花台上的军统烈士
军统老板戴笠
戴笠穿军装照
貌似悠闲的戴老板
南京雨花台是革命烈士公墓,但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南京沦陷的八年中,也有不少潜伏在日伪区进行秘密抗日活动,被汪伪特务机关和日本宪兵队抓捕的军统、中统人员,他们当中固然有落水投降,认贼做父的叛徒,但是也有不少坚贞不屈,效忠党国,为民族复兴而英勇就义在雨花台上的烈士。
笔者最近在写《76号——魔窟》一书,写道汪伪特工总部的罪恶活动中,有发现有不少牺牲在雨花台的军统烈士。略择几人的事迹,从而也证明,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是国共两党两军及全国人民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共同打败日本这个最令中国人厌恶的盛产浪人、军阀、坏蛋、流氓国家的,不溢美,不贪功才是还原历史本来面目应有的态度。
汪精卫以“还都”的名义,于1940年3月29日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以后,在此期间,军统机关对于汪精卫的制裁行动一直在持续,只是都功亏一篑。
吴赓恕、戴静园失手
吴赓恕,湖南长沙人,毕业于广州岭南大学。未参加“军统”前,曾在邓文仪领导的“南昌行营调查课”工作,南昌行营调查课后改组后并入军统局,吴赓恕先生成为戴笠的得力干部。1935年和1936年间,曾接替陈恭澍担任“军统”天津站站长;抗战爆发后曾出任“军统”河南站长、“军统”广州站长及衡阳办事处主任等高级职位。
1939年11月,吴赓恕奉调入重庆复兴关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受训。在受训期间,吴赓恕遇见了老同学戴静园,戴原名星炳,后改名静园,时任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故人重逢,各自倾诉衷肠,二人常在课余休息时间,找个一清静地方话旧,说来说去就说到了有关汪精卫的事。他们为陈恭澍在河内一击的不成功而惋惜,此时,戴静园突然即将接到汪精卫的亲信陈石生来函,邀约前去参加“和平运动”。于是,戴静园将此信息告诉了吴赓恕。
吴赓恕一听,认为这是接近汪精卫的一个好契机,即与戴静园开始计议,制定了一个相机刺杀汪精卫的计划。吴、戴二人相偕去见戴笠,表达了准备进京刺杀汪精卫的决心。戴笠认为此主意不错,如果能成功,就能挽回河内刺汪行动失败的面子,于是嘱咐二人立即付诸实施。
他们计划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由戴静园出面,给陈石生写信,表达愿意参加汪伪政权,以谋取“和平运动”的愿望。陈石生大喜,回信令戴静园速离重庆,前往上海、南京。于是,戴笠令二人先去会晤汪精卫的关系人陈石生,等条件成熟后,再要求陈石先引见汪精卫,根据实际情况从事进一步的刺汪行动。一切活动均由戴静园出面进行,而吴赓恕则在暗中进行策应。
1940年元旦,吴赓恕和戴静园从重庆转道香港,抵达了上海。此时“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已接获戴笠来电指示:“妥为策应,并予以一切必要之协助。”
一个冬日的下午,陈恭澍与吴赓恕在法租界的一家咖啡店里秘密会晤,温文尔雅的吴赓恕一看就像个学者,谈吐斯文,修养很好,但他绝口不提戴静园的事。根据秘密工作的规定,陈恭澍也不做打听,只是知道吴赓恕与戴静园与戴静园的秘密使命。
1940年元月下旬,汪精卫离开上海去了青岛,与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的粱鸿志、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王克敏三巨奸讨论合并成立统一的伪中央政府之事。之后,汪精卫从青岛回上海后,没有几天又到南京去了。
戴静园偕同吴赓恕也到了南京。“军统“上海区从此与吴赓恕失去联络,闹不清二人的动向。吴赓恕和戴静园到了南京之后,即由戴静园单独去会晤了陈石生,表达了愿意参加“和平运动”的愿望与决心。陈石生认为戴静园是真心来投,于是在他的引见下,顺利地见到汪精卫。汪对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来参加汪伪政府的行动予以高度评价,任命戴静园为汪伪社会事业专门委员会委员。这个社会事业委员会系隶属于伪“中央政治委员会”,虽是个闲散差使,但戴静园已获得了立足点。并与潜赴在南京的吴赓恕秘密联络,接受戴笠的行动指示。
事态原在正常发展中进行,但由于戴静园急于立功,不断地向陈石生探询汪精卫的起居作息,遂引起陈石生的警觉,对其到南京的真正动机有所怀疑。于是陈石生让戴静园把家属都接来南京,以试探其对汪精卫的“忠心”。为了取得汪精卫的信任,不久,戴静园又将家眷接到南京。
陈石生让其妻与戴妻打得火热,无话不谈,终于有一次,戴妻在与陈妻酬应之际,不免流露出对戴静园南京之行的担心。在陈妻一再探问下,戴妻不慎露了“刺汪”之口风。于是汪伪南京区唐惠民等人立即行动,抓捕了戴静园,并顺藤摸,逮捕了从旁督导戴静园的吴赓恕。
戴静园、吴赓恕被捕后,对来南京伺机谋刺汪精卫的目的供认不讳。于是被“21号”继任区长马啸天押入宁海路看守所,并上报李士群。
吴赓恕在狱中曾秘密托人带给戴笠一封信,信中痛切的申述了行动失败未能报命的歉疚情怀,表达了视死如归的决心。
李士群为了打击重庆特工的信心,树立自己的威望,要求汪精卫立即枪毙吴赓恕和戴静园。
1940年3月21日,正是汪精卫密锣紧鼓成立伪政府的前夕,这一天,对汪精卫来说,又是记忆犹新的日子,即一年前,正是“军统”在河内刺汪失败,曾仲鸣替汪受死的日子。就在这一个特殊的日子,汪精卫回复李士群的呈文,着即将戴静园和吴赓恕“枪决”,以报复重庆方面的行。李士群立即下令将戴静园与吴赓恕执行枪决,吴、戴二烈士就义于南京雨花台。
陈三才慷慨就义
与军统有关,刺杀汪精卫不成遭到汪伪特务机关秘密处死抗日义士还有陈三才烈士。陈三才,江苏吴县人,北平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电机专业、得学士学位。再入美国著名的西屋公司实习;1925年学成归国。在上海创设北极电器公司,自任经理;曾参加发起组织“中国工程师学会”。业余致力于社会福利事业,平时尤其关心国家大事。
1932年“一二八”日军侵犯上海,陈三才即结合爱国志士多人,以技术协助第十九路军构筑防御工事,出钱出力,贡献良多。
但陈三才究竟是何时与戴笠结识,并服务于军统,陈恭澍也说不清楚。但他说陈三才与戴笠之间的关系是朋友而绝非僚属。
抗战时期,陈三才是与“军统”上海区联络的义务工作人员。戴笠曾多次来电指示陈恭澍与陈三才联络,但陈恭澍始终未与陈三见过面,他指定军统“上海区”所属的“新一组”负责,经常与陈三才保持联系。“新一组”是一个情报、行动混合编组的单位,素质高,技术水准也优越。同时在于能给予陈三才以有力的支持与协助。
陈三才协助军统局进行制裁汪精卫之事,完全是义举,也可以说是出于激愤而升华的爱国忠忱。他得不到手刃奸佞的机会,所以不吝财帛、广征线索,以期不负戴笠之付托,进而达成锄奸报国的心愿。
陈三才接触过不少自称“有办法”接触汪精卫的人,到后来不是虎头蛇尾,就是一去无音信,其中当然免不了也有存心骗两个钱花花的。军统“上海区”和“新一组”前后接到陈三才“备查”的函件都有好几次,结果全没有下文。陈恭澍说:“这并非表示三才先生的努力不够,而的确是太不容易了。”
其间,陈三才碰到一名不明国籍的人,此人自称是意大利籍,据陈恭澍判断,不是犹太便是白俄。所触及的条件,除金钱之外,一无政治因素。实际上,陈三才被此人的花言巧语所蒙骗,说能近距离接触到汪精卫。但是此人把钱骗到手之后,根本不付诸行动,竟昧尽天良地将陈三才出卖给“76号”。
1940年夏天,陈三才在苏州被捕汪伪特务捕获,后解到南京。7、8月间,戴笠数电“上海区”陈恭澍,嘱为“尽一切可能营救陈三才先生”,但陈恭澍等人无能为力。
据说:汪精卫曾亲自提讯问话,陈三才则大义凛然,谓“国贼人人得而诛之”。盛怒之下的汪精卫决定枪毙陈三才。1940年10月2日下午,伪组织以“暗杀”罪名,将陈三才押赴南京雨花台杀害。并在第二天的伪《南京新报》上披露了消息。
陈三才烈士殉难后,戴笠在重庆以“清华大学同学会”名义,举行追悼会,呈请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颁发“烈并常山”挽额,表彰陈三才烈士的壮烈之举。
黄逸光的壮举
1940年的秋天,在中山东路上的中央饭店304客房,就住进了一位为“神秘”的客人,名叫黄逸光。他到南京来的任务十分明确,刺杀了叛国者汪精卫。那么,黄逸光的身份是什么?他到底如何接近汪精卫呢?
黄逸光,是广东赤溪人,身材异常粗壮结实,黄逸光同志,广东赤溪人,墨西哥华侨。1935年,黄逸光结合友好者作徒步环游世界旅行,当旅行团抵达巴黎时,在华侨的欢迎会上得与当时在法国养伤的汪精卫相识。
1938年初,黄逸光旅次非洲,得知祖国首都南京已陷日寇之手,遂即中止环球旅游,返回中国,抵达上海后,径赴汉口,与时任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再度见面。汪精卫留黄逸光在私寓住下,并写信介绍起往昆明航校受训,临行,更赠以川资。
就在黄逸光由柳州前往昆明的途中,中央航空学校奉命改为空军军官学校,校长仍由蒋介石兼任,教育长是周至柔,王叔铭为教育处长,航校改为高、中、初三级制。高级班设昆明校本部,中级班设蒙自,初级班设祥云县属之云南驿。
据同时参加航校的刘守法回忆“在我们飞行开始的前几天,一辆汽车载来十几位青年,向队上报到,参加飞行训练,这十几位青年中,有大学毕业正在航委会任职的军用文官,有陆军军官学校已毕业的现职军官,有在日本或南洋学习过飞行的,还有一位最特出的朋友就是曾在墨西哥学过航空并徒步旅行过全世界的黄逸光,我们举行欢迎会,加菜聚餐来欢迎这批新伙伴。从此过着甘苦同尝、患难与共的军人生活。
“黄逸光他身材不太高,大约只有一六五公分左右,体格特别粗壮,肤色黑中透红,浓眉大眼、臂粗、膀宽、腰圆、力大,无论比力或摔角,我们都不是他的对手,因为他又具有徒步旅行全世界的经历。
“他会说:‘我原籍广东省赤溪县,自幼即侨居于墨西哥,因感祖国贫弱,常受外人欺侮,被外人称为东亚病夫,深以为耻,乃发奋图强,一面锻炼身体以图自卫,一面读书以服务社会,拯救祖国,先习教育毕业于墨西哥国立师范,俾作育英才,再习航空毕业民航学校,俟机报效祖国。抗日战起,原以为贡献所学于祖国,驾战机捍卫祖国领空,抵御日寇侵凌,谁料民航与军事航空不同处甚多,所学不能致用,真令人失望。’
“他说:‘大丈夫生逢国难,当杀敌报国……’
汪精卫叛国投敌,在南京组织伪中央政府时,汪精卫之妻弟陈耀祖写信致黄逸光,以为汪对之有恩情,煽动黄逸光在空军中响应“和平运动”。黄逸光收到陈耀祖信后,报告上级,经空军推荐给戴笠,也就是介绍他投效军统局的主因。经空军将领推介入军统局,施以短期训练。
1940年3月,汪精卫伪政权“还都南京”,为了完成刺汪计划,戴笠特地挑选了与汪精卫有关系的黄逸光执行刺汪任务。黄逸光受命后,便带上与汪精卫合影的照片前往南京。
到达南京的黄逸光住进了中央饭店,在陈耀祖的推荐下,被任为伪“教育部专员”以及“中央宣传部”编审等职,并写呈文要求汪精卫接见。
此时,汪精卫突然接到“76号”的密报,”军统”已派出两名杀手来到南京,准备寻机行刺。于是汪精卫就找来南京区区长马啸天。马回到“政治警卫总署”(南京区对外正式名称),当即派人着手调查。果然,在中央饭店的登记本上,“76号”的特工发现,304号房间除了黄逸光外,还住进去了一个叫做黄征夫的人。一天中午,当黄逸光外出未回,只有黄征夫一人在房间,突然两位中央饭店的“茶房”敲门进来,当即控制住了黄征夫,把304号房间掀了个底朝天。结果,在房间衣橱的衣服口袋里,他们发现了一支四寸的穿甲手枪、达姆弹十发,照相机一架、小型电台一部及密码本。随即留人在饭店内进行监视,等待黄逸光落网。
不久,黄逸光回来,当即被特务逮捕,连同衣橱内的手枪、照相机、电台和密码本作为罪证,一起被带到位于颐和路21号的汪伪特工总部南京区本部。
在颐和路21号,汪伪特工对黄逸光和黄征夫进行审讯,发现先前被捕的黄征夫和黄逸光在入住中央饭店之前互不相识,没有任何关系。黄征夫是”军统”特务,来南京执行任务,无意之中和黄逸光住在同一个房间内。
黄逸光对自己来南京的目的直言不讳。马啸天将审讯结果告知李士群,请示如何处置。李士群为表功,专门请示了汪精卫。盛怒之下的汪精卫批复:着即将黄逸光枪决。
1940年12月18日戴笠自重庆打电报给陈恭澍。电文的内容如下:“限即刻到,上海,○密。固重兄亲译,京区出事后,伪特工总部派人于日前赴京,将我派往南京制裁汪逆之黄逸光同志捕去。沪区所有与京区有来往与认识之人员,应即分别调离与潜伏,请兄立即查明照办!勿误为要!弟金水叩,皓亥渝亲。”“固重”是陈恭澍当时的化名,“金水”是戴笠的化名之一。
从这份电报中可以明显的看出来,黄逸光同志的被捕,是为“南京区”某些同志的被捕所波及,当无疑义。
黄逸光于1940年11月19日被捕,就义前索纸笔题句云:
“可爱的中华,我愿为你歌唱,我愿为你而死!”
1940年12月17日夜,黄逸光与邵明贤被“76号”南京区用政治警察署的名义,枪杀于雨花台;日并以政治警卫总署名义贴出公告;而将黄征夫却被投入监狱。
因此,有人说黄征夫面对酷刑,黄埔四期出身的黄征夫早已没了骨气,当了叛徒,改换门庭,愿意投靠。“76号”的特工队伍本来就有拉拢死对头”军统”特务的习惯,多出一个又何妨,再加上黄征夫确实有用,可以交出京沪一带许多“军统”线索,于是李士群经汪精卫照准,将黄征夫在南京区看守所关押一个多月后释放,并担任汪伪政权的清乡委员会上校专员。据说,他在私底下和”军统”仍保持联系。
其实不然,他与国民党原江苏教育厅长马元放同被关押在南京看守所的同一监房之中。马元放是1940年6月到上海召开一二三区各县党部书记长会议,策动各区秘密工作时,被敌伪侦知,于6月23日被敌伪劫持,7月15日,被押至南京,先被押于伪首都警察厅,8月17日改押于南京看守所。1941年10月7日,与马元放、黄征夫同关在一个监房中的还有一位难友李达三。李达三是京沪、沪杭甬两路特别党部的委员,于1939年10月20日在上海被捕,12月7日解宁,于1941年被释放。马元放“是一位矢志不屈的同志。”
李三达获释的消息传来,狱友马元放与黄征夫都挥毫写字纪念。马元放所写楷书对联:
上款为:达三仁兄于己卯冬,余于庚辰夏先后被逮,同执京狱,相期毋负生平,书此共勉;下款为:庚辰夏仲冬(秋)马元放
上联:时艰空负希文志;
下联:气正敢同信国侔。
希文指的是北宋参知政事(副宰相)范仲淹,信国是南宋丞相文天祥,表达了满怀报国之志和民族气节。
黄征夫为行楷条幅,写得是杜甫《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五古诗:
国步犹艰难,兵革未衰息,万方哀嗷嗷,十载供军食,庶官务割剥,不暇忧反侧,诛求何多门,贤者贵为德,韦生富贵秋,洞彻有清识,操持纪纲地,喜见朱丝直,当令豪夺吏,自此无颜色,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蟊贼,挥泪临大江,高天意凄恻,行行树佳政,感我深相忆。
落款为:达三先生自由纪念 卅年国庆前三日黄征夫于京狱
黄征夫藉杜甫诗意临别增李达三,表达了一种忧国忧民,寄希望于良吏,建立佳政的愿望。
1941年11月,马元放与黄征夫都被老友周佛海保释出狱,马元放后来逃回重庆,黄征夫情况不详。
浩然正气邵明贤
马啸天担任“76号”南京区区长后,还破获了”军统”潜伏在南京的特派员邵明贤。
邵明贤(1903—1940),字辅华,又字闵言,浙江分水县百新乡(今桐庐百江镇联盟村)人。早年在家乡教书,后毕业于浙江省警官学校。曾任国民党分水县党部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瑞安、嵊县公安局长。30年代,先后任江苏省江宁县警察局局长、贵州省紫云县县长。抗日战争爆发后,邵明贤常以身居内地,未能驰骋疆场,手刃日寇为憾。
邵明贤任江宁县警察局长时,当时的江宁县是首都南京的“模范县”,县长就是后来在汪伪政权的首要份子梅思平。正因为邵明贤与梅思平之间有这么一层渊源,所以在梅思平投伪之初,就特地写信邀请正在贵阳办理警察训练的邵明贤前往“襄助”,参加“和运”。邵明贤立即将此情况报告给戴笠,自愿利用此一机会应邀前往,先取得伪职作为掩护,再行相机制裁汪精卫。
戴笠表示支持,制定了卧底计划。1939年冬,邵明贤接受戴笠的秘密派遣,携眷抵沪。在梅思平的安排下,邵明贤先是在汪伪浙江省党部任书记长;1940年又调任伪“首都警察厅”督察长;10月,调任伪中央组织部第四处处长。邵明贤在南京明瓦廊住宅内设置电台,将敌伪隐情密报重庆。后被汪伪南京区侦知,于同年11月9日被捕搜出电台和手枪等物。关押期间,曾作感事诗二首,其一曰:
世道崎岖暗暗伤,“和平”奔逐亦茫茫,
长风万里空无迹,莫待时人笑老郎。
该诗抒发了邵明贤壮志报国的情愫。
经汪精卫批准,由李士群下令,由马啸天负责,1940年12月17日,在雨花台将邵明贤与黄逸光二人枪决。
次日,汪伪《南京新报》就此作了报道并发表社论,称其“受渝方蓝衣社派遣,阴图危害‘民国’”。1943年,国民政府追认黄逸光、邵明贤为抗日烈士。
汪伪政府“还都”南京之后,在戴笠授意下,”军统”局在南京还组织了一次暗杀汪精卫的秘密行动。
陈三才牺牲后的一个月,又有陆庆颙、陈觉吾两位烈士遇害。两位烈士都是南京人,陆庆颙曾泽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1939年7月,担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委员,负责秘密工作。为了找一件“保护色”,于是在汪伪国民党南京市党部担任职务。陈觉吾是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书记长,也奉命担任伪职。
1940年8月8日,陆庆颙、陈觉吾二人被逮捕,以“反间”罪名,于当年11月19日上午在雨花台遇害。
尚振声、强一虎“出师未捷身先死”
“军统”前赴后继,为抗日牺牲的烈士还有不少,比较有名的还有尚振声、强一虎等人。
尚振声烈士,河南罗山人。毕业于河南大学,又考入中央军校第六期。曾任第六十四师政训处长等职。后奉命到南京参加“和运”,其实为担任军事调查统计局南京区副区长。区长钱新民于1940年6月,率领尚振声、电台人员潘俊滔、译电员杜雪帆等潜赴上海;同年11月,钱新民被汪伪特工万里浪逮捕,供出尚振声、杜雪帆、潘俊滔等人的住处。11月8日,尚振声等几个人相继被“76号”特工逮捕。钱新民与潘俊滔在万里浪的住处,用其电台给重庆戴笠发了封密电,云已经被捕,要求在汪伪内部进行反间活动,得到戴笠的首肯。几个人随即被转押南京区看守所。尚振声表示愿意“投效”,后于1941年4月7日被释放。很快,尚振声假意担任了汪伪独立第七旅参谋长,秘密进行恢复“军统”南京区的工作,并担任南京区长。不幸于当年11月8日晚,又被伪方查获秘密电台而再次被捕,同月15日解往上海。他知道这次要为国捐躯了,给他的所爱杨靖涵写了一封诀别函,其中说:“余奔走国事,将及十年,方期有所成就,有所努力,今若竟不幸而牺牲,虽不无遗憾,然势已决定,夫复何言?读出‘师未捷身先死’之句,想古今同此遗憾者何独予一人,此亦无足伤者。”
尚振声在狱中曾为马元放题过一首词曰:“烽火遍神州,残缺金瓯,伤亡离乱几时休?昔日繁华今瓦砾,庐舍墟坵。莫负少年头,素志常酬,同心共挽此狂流,收拾山河,兴故国,赖我同俦!”
1942年1月8日,一个冷雨凄风的早晨,尚振声在上海遇害。
强一虎,陕西西安人。抗战军兴,先参加忠义救国军江北行动总队,担任第十八大队大队附。后奉命来南京潜伏,经一段时间工作后,买通了南京区警卫大队分队长刘良,后被派至南京参加“和平运动”,取得信任,担任伪方南京区下关警察分队长等职;为接近汪精卫,后调入行动总队,秘密负责暗杀汪精卫的行动。准备通过他暗杀南京区长兼政治警卫总署署长马啸天等汪伪特工要员。强一虎把剧毒剂氰化钾交给刘良,要他寻机悄悄放到马啸天家厨房的味精瓶中,刘按强一虎的指示照办了。但事被马啸天发觉,马并未声张,却暗中命令第三处姜志豪派人侦查了解了来龙去脉,姜又派助手呆强民专门负责破获此案。在这期间,夫子庙贡院东街的新亚舞厅发生爆炸案,一枚炸弹炸死舞客一人,炸伤舞女数人,一枚炸弹在楼梯口尚未爆炸。案发后,伪首都警察总监苏成德、首都警备司令李讴一、中央宪兵副司令兼政治警卫总署署长马啸天等人,立即赶到现场侦查,将未爆炸的炸弹取走。
1941年4月2日晚,“76号”南京区行动队就对南京状元境一家旅社实施突袭,逮捕了强一虎和掩护他一起工作的夫人,并搜获出与新亚舞厅同样的炸弹和氰化钾毒剂。
强一虎当即被押至宁海路看守所关押。经侦行科长姜志豪秘密审讯,得知刘良下毒案是强一虎策划的,随即将刘良一并扣押,强一虎立即由汪伪头且签署命令予以枪决,刘良判无期徒刑。同年6月9日在雨花台遇害。前一天,其夫人被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