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0年来雅尔塔体制问题研究的新进展

作者：毛锐

《山东师大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1年09期

　　中图分类号：K874.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01)03-0074-04

　　雅尔塔体制是二战结束后形成的新的世界秩序，维持了近50年，是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我国史学界对这一问题虽然很重视，但研究面较窄，多限于雅尔塔会议以及美国参加雅尔塔会议的目的等细节问题，缺乏深度和广度[1](P612-613)。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雅尔塔体制随之瓦解。由于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雅尔塔体制日益成为史学界的研究热点，发表了不少论文和专著。1990年11月22日，世界历史编辑部与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华北分会和天津社会科学联合会还专门在天津举办了圆桌讨论会，就雅尔塔体制的涵义、形成、发展及与冷战的关系，对战后国际关系格局的影响及其历史评价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2](P2)，本文就近10年来我国史学界对雅尔塔体制研究的新进展作一综述。

　　一、雅尔塔体制的涵义

　　学者们一致认为对雅尔塔体制的内涵不宜理解得过狭，也不宜过宽。张志指出，在时间上，雅尔塔体制主要指1943-1945年战时盟国领导人，从德黑兰、雅尔塔直至波茨坦会议以及期间另一些重要的双边和多边会谈中所形成的一系列公报、议定书、协定、声明和备忘录等一致确认的对战后世界秩序所做的安排[2](P2)。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之《现代史编》中更明确地指出，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丘吉尔与斯大林关于巴尔干问题的会谈都可看成是雅尔塔会议的准备。雅尔塔会议继承和发展了上述会议的成果，对某些协议进行了修改和调整并使之法律化。此后举行的旧金山会议、波茨坦会议则是对雅尔塔会议所确定原则的补充和具体化[3](P23)。从内容上看，史学界基本认为雅尔塔体制包括两部分，一是如何打败法西斯；二是如何安排战后世界。分歧主要集中在第二点，即安排世界包括哪些内容。一种观点认为“凡属于有关战后世界安排的问题，均应属于雅尔塔体制的范畴”[2](P5)。《世界史》之《现代史编》把雅尔塔体制的内容概括为四个方面[3](P24):(1)如何最后打败德、日法西斯，如何处置战败国，以防止法西斯主义东山再起；(2)重新绘制战后欧亚的政治地图，特别是重新划定德、日、意法西斯国家的疆界及其被占领区的归属和边界；(3)建立联合国组织，作为协调国际争端，维持战后世界和平的机构；(4)对德、日、意的殖民地以及国联的委托统治地实行托管计划，原则上承认被压迫民族的独立权利。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五国和约、朝鲜战争、旧金山和约和奥地利国家条约等只是雅尔塔体制的既定大框架内进一步的争夺和落实，虽先后有联系，但不宜直接说成是该体制的组成部分。如果对雅尔塔体制理解过宽，则易与“战后国际关系史”和“冷战体制”混同[2](P2)。陈启懋进一步强调：“雅尔塔体制涉及的范围主要是欧洲和东亚，而未把亚洲的很大部分（东南亚、南亚、西亚）和非洲及拉丁美洲包括在内”，“这也为日后美苏在不触动雅尔塔体制的前提下在第三世界的激烈争夺埋下伏笔。”[4](P27)

　　二、雅尔塔体制的性质、特点及评价

　　关于雅尔塔体制的性质，中国史学界的传统观点基于雅尔塔秘密协定中损害中国主权、美苏两大国以中国主权和领土做交易划分势力范围的内容，认为雅尔塔体制是凡尔塞体系的继续，是大国之间在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对势力范围的重新划分。近十年来，研究有所突破，认为雅尔塔体制与凡尔塞体系虽有相似之处，但也存在质的不同。前者比后者有明显的历史进步性。这种历史进步性表现在：(1)由于两次世界大战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因而对战后世界格局具有不同的影响。凡尔塞体系是协约国列强明目张胆分赃的产物；雅尔塔体制虽然也具有划分势力范围的因素，但从当时历史条件看，它对彻底铲除法西斯主义的策源地和扩大社会主义的阵地，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2)一战结束后，美国虽已登上世界舞台，但并未改变欧洲列强主宰世界的局面。但到雅尔塔体制形成，美国已成为居于西方之首的大国，社会主义苏联也已经崛起，在雅尔塔实际是美苏两国决定一切。因此说，雅尔塔体制的建立标志着在国际格局中，英法的领导权已被美国所取代，以欧洲为中心的时代已经结束，并过渡到以美苏为中心的两极时代[2](P9)。(3)作为雅尔塔体制重要组成部分的联合国的成立标志着苏联和美英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原则已纳入战后国际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还具有维护和平、民主和支持民族独立的特点[2](P10)。(4)雅尔塔体制扩大了社会主义的影响，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加入国际社会形成新的世界格局[5](P15)。

　　许多学者指出，在承认雅尔塔体制历史进步性的同时，也应看到雅尔塔体制的消极作用。钟廷豪主编的《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简明教程》中就指出：雅尔塔体制“体现了大国的强权政治，具有苏、美、英三国根据各自实力和利益争夺胜利果实的性质。”[6](P6)张象进一步强调：“雅尔塔体系对东欧的消极作用要大于西欧。”“当东欧各国开始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急需一条符合本国实际，具有自己特点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时，在雅尔塔体制下，它们必须受制于苏联，照搬苏联模式。”[2](P10)就这一点来说，雅尔塔体制没有根本改变凡尔塞体系所奉行的模式，两者有类似之处。

　　关于雅尔塔体制的特点，沈永兴认为“雅尔塔体制的基本特征是一切问题由大国控制和安排，由大国说了算，特别是美苏两家，从而形成了两极格局。”[2](P5)王斯德、冯绍雷则指出：“强权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以及以欧洲为重点”是雅尔塔体制的三个特征。雅尔塔体制的历史作用具有两重性。“它负有维护世界和平避免世界大战的历史使命。从战后世界历史发展情况来看，基本履行了它的历史使命”，“但另一方面，由于‘雅尔塔体制’建立在强权政治基础之上，并伴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对立，故‘雅尔塔体制’孕育着危机，充满矛盾、对抗乃至局部战争的震荡。”“美苏是雅尔塔格局的既得利益者，又有能力控制局势，这是‘雅尔塔体制’得以维持与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4](P27)息曙光在其主编的《世界大格局》中认为，雅尔塔体制就是冷战体制，并指出雅尔塔冷战体制格局的四个特点[7](P112-130)：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和相应的政治经济体制为基础的两极战略性结构、两大军事集团在中欧的空前规模的军事对峙和核军备竞赛、两个超级大国和他们的全球思维及战略、低烈度的冲突和受控制的危机贯穿雅尔塔冷战体制的全过程。

　　对雅尔塔体制的评价主要有三种意见。第一种观点：有些学者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指出研究一个问题要站在时代的高度，分清历史事件是前进性运动还是倒退性运动，并总结出，在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时代，凡属于民主、进步和社会主义的历史活动与事件，尽管同时存在着某些负面的因素，但如果主流是好的，是符合时代要求和历史发展趋势的就应予以肯定。他们认为，总的看来，雅尔塔体制的历史进步性是主流，应该给予肯定[2](P11)。第二种观点：既要肯定雅尔塔体制的历史进步作用，又要否定其消极影响和后果。雅尔塔体制与凡尔塞体系相比较，有以下进步[5](P91):(1)在二战中对于最终战胜法西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2)联合国促进了国际经济文化交流，维护了集体安全原则，这是国际联盟所没有的；(3)肯定了国际民主原则；(4)推动了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进程；(5)把和平共处原则纳入国际关系体系。雅尔塔体制的消极作用表现在：(1)大国强权政治，大国主宰世界；(2)侵犯中小国家领土；(3)开创了大国干涉小国内政的先例；(4)不尊重国家间的平等互利原则；(5)雅尔塔体制确认的和平共处实际是冷战共处。第三种观点：基本否定。一些学者从雅尔塔体制对战后世界和平的影响入手，指出在该体系下，始终存在着美苏激烈的军事对抗。这种军事对抗和国际危机相联系，和局部战争相联系，和核战争相联系，这种“联系”对世界和平造成持久的严重的威胁。也有学者认为，战后50多年之所以未爆发世界大战，并非是雅尔塔体制在起作用，而是原子弹在起作用，美苏双方都认识到，“核战争没有胜利者。”[2](P17)

　　三、关于雅尔塔体制的综合研究

　　1.雅尔塔体制与冷战的关系

　　华庆昭从雅尔塔体制的内容着手，认为“美苏两个大国在各自势力范围内外追逐自身的利益，势必会从竞争、对立、对抗发展到直接军事冲突”，“在大动干戈之前，一方会采取除直接军事行动以外的各种手段削弱另一方，并且为迎接大规模军事冲突而教育人民和做舆论准备，这就是所谓冷战。”从这一角度看，“冷战乃是雅尔塔体制必然产物。”[2](P17)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7卷）中也持相同观点[8](P120-121)。书中指出，在战争尚未结束之际，美国为适应世界力量的对比激变的现实，不得不采取迂回曲折的手段，通过作出若干让步，换取苏联在安排战后世界秩序方面的合作。把美国的全球性目标和苏联基本上属于地区性的目标协调起来，奠定了雅尔塔体制的基础，同时又为日后插手中东欧，牵制苏联，称霸世界作好准备。雅尔塔体制既是美苏合作，安排战后世界的基础，又孕育着美苏冲突的种子。从这个意义上讲，美苏“冷战”正是雅尔塔体制的必然产物。

　　对此许多学者表示了不同意见。徐天新从分析雅尔塔体制和冷战的形成过程入手，认为雅尔塔体制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虽然本质相同，却有明显的区别。如果谈到雅尔塔体制，只讲后一个阶段，或者把它等同于冷战体系是不正确的[2](P15)。张宏毅也认为[2](P11)，“冷战”一词可作广义和狭义的两种理解。广义讲，“从十月革命胜利，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诞生第一天起‘冷战’就已开始。”“我们今天讲的冷战，是特指二战后美苏长期对峙的紧张关系，究其产生根源并非雅尔塔会议本身，而是当时惟一的超级大国独霸世界的野心造成的。”“尽管，不排除苏联在加剧‘冷战’上有其责任。”

　　2.凡尔赛体系与雅尔塔体系的比较

　　曹胜强在《20世纪国际秩序的历史研究—凡尔赛体系与雅尔塔体系之比较》一文中对这一问题做了初步尝试[9](P21-29)。作者认为两者存在三点不同：(1)凡尔赛体系与雅尔塔体系的创立过程不同。“凡尔赛体系的确立是仓促的”，实际创立的时间只有一年半（1919年1月至1920年8月），“它没有经过认真地酝酿和讨论”，是靠交易和威胁而匆忙建立起来的。“在创建雅尔塔体系中，各大国显然吸取了上一体系创建时的教训。”从《大西洋宪章》到《旧金山和约》，历时整整10年，还确立了“轻重缓急次序，即在战时重点创建联合国，战后再处置战败国……前者是规划未来的和平；后者是严肃地清理过去。”(2)凡尔　赛体系与雅尔塔体系下的格局不同。凡尔赛体系建立时，苏俄和美国，一个被“拒之门外”，一个“自动隐退”，历史的重担又交给了英法，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格局看似如故。二战后，“美国和苏联成为雅尔塔体系的主宰，从而完全打破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格局，”而且作为国际社会中无可争议的第一、二号强国，美苏“具备了执行联合国决议的能力，双方也互相承认对方是第一谈判对手。这是雅尔塔体制稳定发展的前提。”(3)凡尔赛体系与雅尔塔体制对战败国的解决方法不同。“凡尔赛体系对战败国的处置是残酷的，无情的，带有明显的复仇痕迹。”而“雅尔塔体制对战败国的处置是宽容的”，“更多地注重战后对战败国的民主建设。”经过比较，作者认为凡尔赛体系由于没有处理好各种关系，结果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雅尔塔体制则吸取了凡尔赛体系的教训，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在和平与发展问题上作出了重大贡献。陈从阳则从凡尔赛体系和雅尔塔体制的形成背景、内涵、性质和产生的不同后果，对两者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两次世界大战所引起的各种基本力量对比和配置的变化是产生凡尔赛体系和雅尔塔体制的前提。由凡尔赛体系到雅尔塔体制的建立反映了国际政治由欧洲向全球扩展，“大西洋时代”为“太平洋时代”所逐渐取代的历史轨迹[10](P66)。

　　3.雅尔塔体制与战后东欧国家的集团化

　　在雅尔塔体制的形成过程中，三大国一再表达的共同愿望是要把盟国在战时的合作与团结延续到战后。但这一体系在欧洲的操作中却是以“两极对垒，集团相峙”为特点的现实世界格局，原因何在？吴伟在《雅尔塔体系与战后东西欧国家的集团化》一文中认为[11](P65-70)：“由美苏英等大国政治家为战后设计的蓝图与战后现实世界之间形成的差别，首先源于蓝图中本身包含着不容忽视的矛盾，它既想把战争遗留问题处理得不留隐患，又要首先考虑满足大国的既得利益和要求；既要实现大国合作，又实际上为这种合作设置了障碍；既要追求欧洲长治久安的整体效果，又为形成否定这种整体效果的集团对峙创造了条件。”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1)在雅尔塔体制形成过程中，在苏联周边，形成一种“强国弱邻”的格局。作者认为“从国家集团化角度看，这种格局本身就是很有效的粘合剂，而且强弱之间的反差越大其粘合力就越大”。(2)为了确保雅尔塔体制的形成，三大国采取的一明一暗两种操作方式，造成三大国的干预和影响力落实到某一特定的欧洲国家身上，很难均等。“而身处不同势力范围内的国家，也会自觉不自觉地作出带有倾向性的选择”，从而“进一步诱发了人们的归属意识和集团意识。”(3)大国政治家们所设立的战后大国合作存在两个矛盾。“一是大国之间对战后威胁和平与安全的行为主体不可能有一个一致的认识，从而缺乏相互合作的前提；二是美苏英三国在战时组成的同盟是典型的国家集团形式，它们所追求的战后合作既然是战时合作的继续，说明在他们的意识中仍然想以国家集团的面目活动于国际舞台。”

　　4.苏联与雅尔塔体制的关系

　　曹胜强在《苏联与雅尔塔体系关系初探》一文中对两极格局中的一极——社会主义苏联与雅尔塔体系的关系作了初步探讨[12](P141-147)。作者指出：“从开始创建雅尔塔体系到雅尔塔体系的最终崩溃，前后整整半个世纪”。最初，作为雅尔塔体制最大受益者，“苏联初尝甜果，成为雅尔塔体系中‘两个家庭’之一的‘家长’。但美国心有不甘，使得苏联为保护‘大家庭’，守住雅尔塔体系付出了巨大代价。经过20多年的对抗，美国的地位开始下降，苏联的优势开始上升，双方在‘缓和’的大旗下再度交锋，苏联拟冲破雅尔塔体系，争夺第三世界，然而，勃列日涅夫冲击不利，反使苏联处于被动，而且至此再无回升之迹象。待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国力衰弱，放松了对东欧的控制，其外交‘新思维’与布什的‘超越遏制’里应外合，促使东欧发生剧变，苏联回天无力，放弃雅尔塔体制”。张盛发则根据新近披露的档案材料，“以苏联在二战初期扩张领土和建立势力范围的努力为基点”，对雅尔塔体制的形成与苏联势力范围的确立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13](P119-133)。作者指出，在“苏德战争之前，苏联通过与希特勒德国合作与争夺，在其西北部扩张领土和建立势力范围的努力获得初步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以战场上的胜利为基础，使盟国逐渐地同意了苏联关于领土和边界、安全保障和势力范围的大部分要求。最后，苏联和西方国家以妥协和谅解的方法确立了划分势力范围的雅尔塔体制。”“对于西方来说，雅尔塔体制为它们保留了资本主义的发祥地和传统的中心地区西欧；对苏联而言，雅尔塔体制满足了苏联对战后调整和安排的大部分要求和愿望。”也正因为如此，“也就对苏联构成了某种约束”，即苏联不能染指势力范围以外的地区。作者进一步指出，苏联的西南边界（海峡、地中海和波斯湾）是其势力范围的薄弱之处，恰恰在这一点上，雅尔塔体制没有满足苏联的要求。战后初期，“苏联同美国等西方国家发生的土耳其危机和伊朗危机，正是苏联试图在西南边境地区建立势力范围的结果。而这两场近东危机恰恰是冷战酝酿期间的重要事件。”

　　5.雅尔塔体制与中国的关系

　　赵志辉对雅尔塔体系的形成与中国的关系作了重新认识[14](P53-54)。他不同意史学界以前在研究雅尔塔体系时所得出的“雅尔塔体系出卖了中国的观点”，认为这种观点不全面，应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和评价。作者指出：“雅尔塔体系有关中国问题的安排并不仅仅限于雅尔塔秘密协定，它还包括有关中国国际地位和对日本占领中国领土的处理规定”，这对中国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而雅尔塔体制对中国的消极影响方面，作者特别强调“雅尔塔体制所造成的两极冷战格局是中国大陆与台湾长期不能统一的重要原因”，同时，在这种格局下，新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在某些时候甚至都失去了选择的余地。”

作者介绍：毛锐(1969-　)，男，浙江宁波人，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山东师范大学　历史系，山东　济南，25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