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乡土的文学意义

　　不论是世界文学的近代发展，还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发生，乡土地域生活的审美批判必然成为现代文学观照的重要内容，而且呈现为多元丰富的流变和发展。中国是一个历史久远的乡土国家，农耕文化和乡土情怀积淀深厚，其文学的产生发展必然起承于深厚的乡土文明。中国地域文化的巨大差异，造成乡土文学的激发和觉醒也必然是一个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从中心到边远的挪移递延的发展过程，而且存在明显的发展不平衡的情况。新文学最早重视乡土描写的思潮流派，是周作人、鲁迅影响下江浙作家为代表的乡土文学创作，尔后除了从边地来到北京的乡土作家沈从文，不少作家都表现出对乡土文学创作的追求，现代文学史上20世纪30~40年代还出现了优秀的四川乡土作家群①，而赵树理和柳青代表了新解放农村乡土抒写的成就和矛盾。当新时期过多地裹挟社会功利和政治热情的“伤痕反思”文学落潮时，为了寻求文学本真意义的路径，除了“先锋”写作的张扬，许多作家和批评家在自觉或不自觉的“寻根”思潮的影响下，又开始回归传统和乡土。 　　在新时期乡土叙事广泛兴起的潮流里，西部文学也显现了力量。宁夏本土作家的短篇小说创作在全国引起不小的反响，石舒清《清水里的刀子》、《果院》，火会亮《挂匾》，漠月《湖道》，了一容《去尕楞的路上》，李进祥《女人的河》，郭文斌《大年》、《吉祥如意》等等，在中国当下文学创作的大背景下，在雷达他们所谓的新世纪文学的活跃中，却也呈现出了别开生面的姿态和风景。在不同生存状态的对比中追问意义，宁夏一批青年作家的乡土写作，给我们提供了体认当下乡土生活和精神情感的有效资源。我们不妨以火会亮小说集《村庄的语言》为例，做一些批评细读和讨论。 　　火会亮《村庄的语言》的大部分作品，在日常生活的解构和平凡人物的人性观照中完成自己的言说，以表现当下西海固或者说乡村生活的多重困惑。这种困惑，大多以文化心理和生活观念的矛盾性在火会亮的小说中表现出来，由此可以把他所要表现的人物的生存方式以及文化心态分为这样几类：首先是以父亲和年长的哥哥，杨七贤，王宗信、“二两粉”等老辈人为代表，他们实诚，比较保守，对传统有着特殊的感情，对当下的生活和变化充满警惕和不满。其次是以“我”为代表的小知识分子，文化的传承不是我们的明确责任，但“我”自觉认同文化的良知和责任感，试图在传统文化的维护和现代生活的沉沦之间寻求平衡，却总是力不从心。因为“我”既对乡村传统和民族文化存在依恋，又对现代文明和物质生活充满向往。再者，就是以弟弟“钱多”为代表的有了钱和极想发财的乡村青年，他们开始追逐金钱和物质的享受，发点财就显摆招摇。然而处在乡村和城市之间、传统和现代之间，他们自卑自信而又盲目矛盾。他们在外面也遭受各种委屈，但在村子、家里和父兄面前竭力表现自己的时髦和桀骜不驯，其实他们的心态也很复杂。中国现代性追求的社会革命和思想革命，始终没有解决民族心理和文化存在的这种尖锐矛盾。一百多年来乡土中国在认同西方人文价值和民主政治的艰难努力中，个体生命和集体无意识的文化心理，始终处在这种传统与现代、乡土和城市的颉颃冲突中。 　　我看重火会亮的小说，主要是他作品和文字背后那种真诚的隐忧和不平，愤怒和悲悯，阅读其朴实的小说作品，不仅感受到真实亲切的西海固，而且能体会作者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当然，要充分批评肯定西海固乡土文学的独特意义，还必须观照石舒清、郭文斌等人的创作。深植于现代乡土文学大背景和西海固地域文化的西海固乡土文学，比之于当下其他宏大或新潮的乡土小说叙事，似乎更具本色和传统。从西海固作家乡土抒写的情感、价值和审美态度来看，石舒清显得深刻、幽秘而凝重；郭文斌显得独特、安然又温情；火仲舫显出诚挚；了一容奇特；李方厚道；而火会亮较之他们却更多贴近生活的冷热辛酸。《村庄的语言》里面最出色的一篇是《挂匾》。这篇小说秉承着他一贯的小说特色，体现了对农村小人物命运和内心自尊的体贴关怀。村长谢撇子本来算得上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民，然而由于工作难以完成的压力和贫穷，无法招待来督促检查的乡干部们，竟以“挂匾”糊弄给儿子娶媳妇的杨根缠，把乡干部引到杨家喜庆的酒宴上。就在杨根缠虚荣自得的时候，却在安排酒宴的帐篷外听到两个醉酒干部的“悄悄话”。知道了被戏弄的真相的杨根缠，愤怒而沮丧。但在愤怒过后，冷静斟酌，又请求谢撇子不要把“真相”道破，并自己掏钱垫付谢撇子赊欠的匾钱。生存的艰难和父辈杨根缠的那点自尊，揣摩描写，非常真实。这种生活真实的艺术揭示，打击我的心灵，有一种被揭穿真相后的赤裸感。事实上底层的乡村百姓正是这样生活着，他们纯朴本分，矜持而自尊，生存使个别些许权力或利益的领受者变得狡黠，然而他们并没有获得启蒙觉醒或者说自我独立的任何力量。他们仅有的一点“聪明”往往只会带给自己和他人伤害。但他们又能意识到什么呢 ？ “文化情感与历史理性的冲撞本是文学与人学永恒的困惑。”② 传统的乡村伦理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乡村社会固有的孤陋与和谐都遭受了挑战，而新的秩序却一时难以建立起来，在这份尴尬的基础上，火会亮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心理真实的乡土，并做着有意义的思量。从《挂匾》这份体受中可以看出，他是非常了解乡土和农民生存状况的，《挂匾》的细致和真实，同样显示了乡土小说的内在力量和艺术精致。 　　所以，火会亮也是一个具有现实情怀和文化良知的作家，在乡土生活令人怀想的叙事中表现出他的温情和忧伤。他受过现代高等教育，又极大地认同儒家文化，他身处秦汉文化深厚积淀和后来伊斯兰回族文化深远影响的独特地域，在那片土地上的成长与深切感受，构成了他的文化背景。生活的激流和个人的感悟，使纯朴厚道、天性敏感的火会亮，忍不住拿起笔来把内心不能承受的东西流露于笔端，所以才有了他今天的成绩。他的《醉社火》就是一篇较有代表性的解构日常情理，进入人物内心并触及一个民族深层文化价值的小说文本。作者意图通过传统节日这种蕴藉中国文化本质符号和情感密码的破解，引起人们更多的记忆。节日的封存和人情的淡忘在时代的冷落中酝酿成一把火，这是一个人用生命和挚爱去点燃但又流星般消失的火光。乡间生活戏剧性的一幕唤醒人们内心的某种失落和企盼，但是人们在这企盼中收获着痛苦、无奈和岁月以及生命的伤悼。但人们无法回到过去，却把自己留在了电视机和孩子们的英语单词前。“二两粉”老汉醉了，醉了的他独自上台，在人们愚妄的呼喊吼叫声中从台上栽下来，鲜红的血从他斑白的鬓发里渗出来，落进干渴的黄土地。就在这血淋淋的现代与传统之间，作者试图寻求内心的东西，以便抵达生命的真实。火会亮这种不经意的叙事解构在看似简单温情的乡土描写的背后增加了打击庸俗和冷漠的批判力量。从悲郁和沉重来说，他与其他宁夏小说作家的乡土描写是一致的，但是陈继明是冷静的乡村生活止乎情理的观照，接近石舒清内省式精神性力量的追求，而郭文斌对乡村艰难生活的审美表达中，努力寻求故乡人物坚忍明慧的乐观精神，没有彻底的悲剧性。不论怎样，火会亮没有回避，也没有迎合，在呵护传统和乡土温情的同时，也写出了文化传统的失落和农村生活的灰暗衰败。也就是说，在小说观照乡土生存的叙事中火会亮在激励自己直面现实和悲剧。 　　人类离开原初的东西越来越远，我们不约而同地逃离乡土的落后和贫穷。但是逃离的我们又必须回乡。“常回家看看”，是生活的情感，也是精神的、文化的情怀。近乡情更怯，火会亮的乡土情感是复杂的，所以值得玩味的另一篇作品是《村庄的语言》。小说写一个读了书有了工作的知识青年周小溪，因为父亲的要求却又与一位朴实美好的乡村女子结婚，所以周末回家不得不承担部分沉重的农活。作品在乡村的情景里着重写周小溪委屈的感受及其厌倦劳作却又无奈的奇特心理。作者笔下的周小溪，已经超越了路遥《人生》里对高加林社会道德褒贬的人物塑造。田园诗意的欣赏和逃避繁重劳作的任性，形成周小溪悖反矛盾的双重心理，也暗示了一个村庄对于我们（周小溪）亲切而陌生的东西。村庄是有语言的，小说结尾三个老人的出场，可能就是这种暗示，我想，这也是火会亮之所以用短篇《村庄的语言》命名集子的原因所在。

　　宁夏青年作家中，陈继明、火会亮、郭文斌、石舒清等作家的作品有相似的生存背景，比较接近的文化心理结构。但在这种共同之中又有着很大的不同。火会亮现实情怀很重，石舒清文字抒情洁净而内敛，陈继明又同时具备石舒清的宁静、郭文斌的唯美伤感，明显带有小知识分子的气息。火会亮在《村庄的语言•后记》中说：“让写作回归内心，这其实是我一直努力为之的”；郭文斌在《大年•跋》中这样写道：“如果我的写作不能带我进入‘一’的‘中心’，那么，写作就是谋杀。”③石舒清说得更加直截了当，他在给火会亮的《村庄的语言•序二》中写了这样一句话：“我越来越觉得，一个作家无论写什么，说到底都是写自己，你不可能脱离自己去写作，你不可能写出自己所没有的东西来。”④我们不能忽视他们自我表达或者说不约而同地指向自我的写作体验，他们共同建构着西海固文学的内在品质。然而在相近的写作背景下，却存在差异。田园牧歌，可能是乡土文学无法拒绝的诱惑，从废名、沈从文、孙犁、汪曾祺、贾平凹、迟子建，一路走来。而“五四”最早的乡土文学因为鲁迅启蒙精神和批判力量的影响，具有浓厚的悲剧色彩。以西海固为代表的宁夏乡土文学在一定意义上在调和这二者。就像石舒清“偶尔也会写出微显讽刺意味的小说”，“有温婉的讽世之意，但不外露。”⑤ 而火会亮却努力在解构这种温情或者说唯美的叙事。从具体的叙事视角来说，火会亮和石舒清常常采用成人的视角传达一种存在，切入人物的内心意识，郭文斌喜欢用儿童的眼光打量世界，有时也借助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完成“故事”。另外，在有些相近的叙事选择中内在情怀的不同，又是显而易见的。譬如火会亮不少小说的叙事都是以乡间的节日为事件发生的中心时间。当然，这种聚焦节日的小说叙事在乡土文学的写作中比较典型，譬如鲁迅的《祝福》，沈从文笔下的“赛龙舟”。宁夏乡土文学的描写也不例外，在陈继明、石舒清、郭文斌、漠月的创作中就有许多节日描写或者以节日为叙事核心的小说作品。但火会亮有别于他们的最大努力，是利用小说叙事透视生活、解构节日的日常意义，并因此而切入人物特别情景下的情感世界，以实现其作品审视人物和考量内心的目的。 　　真正有力量的文学作品是来自作者对当下生活的深刻理解和批判性观照的。如果说石舒清和郭文斌的作品是午后的阳光、农舍的炊烟，或者清晨牧羊人的呼唤，那么火会亮的小说就是犁铧破开乡土的一道道伤口，饱含乡野生存的眼泪、悲愤和苦难，呈现乡土精神的矛盾、痛苦和扭曲丑陋。《村庄的语言》中大部分作品是对乡村生活的一种解构，而这种解构一方面是作者审视乡村生活的深入理解和人性透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适应作品叙述的内在结构而选择的一种叙事方式。他许多重要的作品是在乡村节日的描写中完成“故事”，如过年、耍社火、结婚等。这些欢庆的节日，应该是令人激动，让人心情舒畅的日子，但是作者在这些喜庆的“故事”叙述中往往打破喜庆和美好的温情面纱，通过“故事”的深层发掘解构日常生活的美好表象。人们经历了多少个压抑泪水和挥汗如雨的日子，终于换回一个美好的时刻，抱着极大的希望，怀着极大的愉悦心情准备把自己高高抛起，体验并享受一下生活的满足和生命的自足。但是火会亮的笔就让人们在这样特别的时候遭受打击、揭示伤痛。《端午》、《挂匾》、《民间表演》等优秀作品，就是这种解构节日喜庆的悲郁叙事。作者在这种节日欢乐和内心伤害的对比穿越中，写出了生活的真实和阴暗，人物的倔强和卑微，这也许才是我们坚守乡土文学的真正意义。 　　因此，以火会亮、石舒清、郭文斌为代表的西海固乡土作家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生活的真实感和鲜明的时代感，以及对苦难、生活和人性的关怀，体现了真正的民间立场和人道主义情怀。不论是在“故事”言说过程中进行的生活想象，还是乡村节日的叙事解构，他们以自己的独特审美和批判眼光展示了西海固土地上当代乡民的不同生存姿态，这也正是西海固文学的生存姿态。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李敬泽、贺绍俊等人批评肯定说，宁夏文学提升了当下文学的精神内涵⑥。投入自己，接近生活，接近心灵⑦，作家就会有自己的收获和意义。火会亮“小说的价值首先体现在他对农村生活和农民心态的出色把握和表现上。作为一名从最底层成长起来的年轻作家，火会亮有着几十年乡村生活的丰富经验，他对脚下的一方水土和乡民有着真切的理解和同情。”⑧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关心民间疾苦的传统，形成新时期乡土作家的审美追求和民间情怀，共同照亮了“五四”以来新文学追求的人文价值和现实意义。也正是这种继承和发扬，带给宁夏本土作家特别的价值和成就。 　　 　　注释： 　　① 四川乡土作家群主要是1931年至1933年以沙汀、艾芜、周文(何谷天)和1935年再度开始创作的李�人为代表；也可以旁及接近四川乡土文化的贵州作家蹇先艾，以及云南乡土作家马子华。具体介绍可以参阅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第八章。 　　② 丁帆等著：《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5页。 　　③ 郭文斌：《回家的路：我的文字》（《大年•跋》），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④ 石舒清：《火会亮和他的小说》，见火会亮《村庄的语言》，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⑤ 白草：《“采风”的意味――点评石舒清小说〈采风〉主题》，《回族文学》2005年1期。 　　⑥ 贺绍俊：《宁夏文学的意义》，《黄河文学》2006年5期。 　　⑦ 石舒清：《些许感受》，《朔方》1992年2期。 　　⑧ 刘必隆：《火会亮小说创作论》，《固原师专学报》2001年1期。� 　　责任编辑 树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