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达:金融学的中国故事
2011年6月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第一报告厅，“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颁奖典礼在这里举行。掌声太过热烈，让黄达不得不“叫停”。
他说，“最近病还没好，身体不给力”，“我的讲话还有点啰嗦，就不要鼓掌了”。86岁高龄的黄达，是“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的第一位获得者。这位“教书匠”桃李满天下，数代学生挤满了报告厅，掌声并不那么容易“压得住”。
在并不长的获奖感言中，黄达说：“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金融学科建设不论如何曲折萦回，基本属于"引进"型。其间，间或有自己创新的亮点，但影响极难越出国境。当今，中国元素，在国际经济、国际金融的舞台上已然有着越来越难以忽视的权重。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金融学科建设也必将为世界金融学科的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六十多年来，黄达的孜孜以求“间或”创造了“有自己创新的亮点”，然而在中国金融学人看来，他奠定了整个新中国金融学科的基石。
黄达教授“是新中国金融学教材与课程建设的主要奠基者与引领者”、“是中国经济学之综合平衡理论的系统论证者”、“是新中国金融改革和重要金融决策的积极参与者”。由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宣读的颁奖词表示，“鉴于以上卓越贡献，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决定，将第一届"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授予黄达教授”。
为中国学生写中国教材
65年前的春天， 21岁的知识青年黄达来到解放区张家口，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华北联合大学，入法政学院财经系学习。新中国成立后，黄达被分配到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1950年秋季学期开学，黄达被指定讲授货币银行学。于是，少年时希望“将来当个工程师”的黄达走上货币银行学之路。
“经过1950~1951年这一学年，我深深地被货币银行学这门学科吸引住了。”“开头的第一年，"学"也好，"教"也好，诸多的兴奋点，推动自己走上喜欢钻研货币银行学，喜欢讲授货币银行学之路，并乐此不倦、形影不离60年。” （黄达《结缘货币银行学六十年》）
课程开了，但没有教科书，当时中国的大政方针是“一边倒”，事事以苏联为榜样，在学术上也不例外。黄达回忆，“当时的"领导"说：苏联专家给你们讲，你们再给同学转述，问题不大。”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同时还有一条“理论联系实际，苏联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办学方针；就货币银行学来说，就应该在按照苏联设置的课程（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苏联社会主义的货币流通与信用）之外，讲中国的货币流通与信用，当时称之为“中国部分”。1951年底订出了编写中国部分讲义的计划。
他至今还保留了一份当年的手稿《新中国货币制度的建立》。而中国货币银行学的课程，从一开始就饱含了对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关注。1959年，“中国部分”加以修改扩充，编入黄达等集体编著的《货币信用学（上）》，作为其中的三章。而这本书是在1958年“大跃进”“忽悠之下”，突破苏联框框，由黄达及其同事集体编写的中国货币银行学教材，虽然其“下部”因“反右倾”运动而未能出版，但这“半部书”在中国货币银行学史上的开山作用自不待言，被称为“新中国第一部金融学教材”。
据1952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的周升业（现为人民大学教授）回忆：当时按苏联教材把货币银行学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在教学过程中发现重复性很大，不管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货币银行学的原理有共性。黄达教授提出来要把两门课合并，以货币银行学的基本原理为基点，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的情况变成一门课，就是货币银行学，写成教材《货币信用学》。
这种做法在当时受到了很大的非难，因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二合一”了，黄达在1960年被批判。周升业说，这种情况下，黄达用实事求是的精神，坚持下来了；今天人民大学财经金融系的教材大部分是沿着这个路线走的。
即使在“文革”中，黄达也没有停止金融和经济学的研究，并对价格理论和中国古代财经及财经思想史的思考颇有心得。
“文革”结束，拨云见日。1981年，黄达与同事们总结十余年教学研究心得和对新时期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现实的思考，出版了著作《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开创性地将财政、金融、企业融资、物价和经济运行等融为一体，勾勒出反映中国实践的宏观经济学框架。
这也是一本教材。黄达说：“全书的设计可以说是完全摆脱了新中国成立后有关教材的苏联框框。而且，立足于中国土地、中国实际的准则，始终贯彻全书。不脱离中国实际的背景，传播不分国界的先进科学知识，这个准则的明确贯彻，应该说是从这部教材开始的。”
当年，读大学二年级的李晓西（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读到这本书，受到很大影响，“（这本书）从经济的实际出发，对计划经济很多观点和理论提出诸多质疑”。
黄达对于中国金融学教材的探索至今未止，颁奖词对他最近20多年的贡献作如此概括：“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黄达教授致力于“打通”金融教学中的东、西方两大体系，着手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中国金融学体系。这一努力的卓越成果，凝聚在1992年出版的由他主编的《货币银行学》之中。进入新世纪以来，黄达教授虽年逾花甲，仍壮心不已，笔耕不辍。他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尝试将货币经济学和金融经济学同炉熔炼，在别具一格的"大金融"体系架构下，出版了国家级精品课程《金融学》。这一系列里程碑式的教材，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国金融学人，实现了他"由中国人，在中国大学的讲台上，讲中国金融的故事，让中国学生掌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领"的夙愿。”
突破禁区，讨论通胀问题
国务委员马凯在致黄达的贺信中有这样的评价：“您给我的突出印象是在教学、学术研究和政策咨询中，您始终坚守着独立思考精神，从不人云亦云。您总是从中国经济的实际出发，提炼和阐述经济理念，从不是拿本本，或马列本本，或西方经济学本本等剪裁中国经济学现实。”
突破禁区，开创讨论通货膨胀问题之先河，正是黄达突破各种本本，基于中国现实和理论实际构建中国宏观调控理论体系的重要“章节”。
1980年，他在国务院财贸小组召集的专家讨论会上明确提出“通货膨胀已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并强调中国经济改革中通货膨胀的长期存在，开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内讨论该问题的先河。
在写作《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这本教材时，黄达开始主要集中于物价方针与通货膨胀；随之，集中于财政信贷综合平衡问题。
“而当时流行的观念，则是一点点通货膨胀都不允许存在，允许一点点通胀，就会发展到严重甚至恶性通胀。”黄达回忆。但是，基于长时间的理论思考、对计划经济以及改革开放早期的经济现实的理解，他论证了计划经济体制下通货膨胀的事实存在，剖析了改革开放后通货膨胀的不可避免，以确立正视和正确对待通货膨胀的思路。
“这个方面的实质，在于轻微的物价水平上涨是否是经济建设绝对不可接受的障碍。今天来说，这已是不成问题的问题：轻微的通货膨胀，比如百分之二三，是实现产出潜力之必要；需要控制的是较高的通货膨胀。”黄达在回忆文章中如是说。
正是对通货膨胀及其相关的宏观政策的反复研究和推敲，黄达逐步形成系统论证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应包括的基本方面，分别就有关方面草拟出一些“模块”，并在教学中结合自己的思考把这些“模块”加以串联并作应有的补充，突击成书。这就是1984年出版的《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这被他自己珍视为“学术生涯的路标”。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如此评价黄达在通货膨胀理论方面的贡献：黄达是我国最早正面讨论通货膨胀问题的学者之一，那时候提这样的问题，不但要有巨大的学术勇气，还要有巨大的政治勇气。“我记得当年他讨论通货膨胀，那时候我正在人民大学念研究生……我们晚上都在讨论当时黄达教授的论点。”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郭庆旺把《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以及1997年出版的《宏观调控与货币供给》称之为“三部曲”：第一部著作从基础理论上把财政金融的一些问题厘清了；第二部又从货币流通的角度，把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及其协调搭配背后的理论关系进行梳理，而且形成了清晰的框架；第三部形成了在财政货币政策基础之上的中国宏观调控的理论体系。
在对通货膨胀已经司空见惯的今天，遥想当年黄达等学者对通货膨胀概念的厘清以及对相关宏观调控理论体系的不倦追求，今天金融界的当事者们或许会有不少感慨。
在颁奖词中，李扬说：“在中国金融体系设计、银行业发展、资本市场建设、利率和汇率体制改革乃至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举措等几乎所有中国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大事件中，我们均可看到他的理论智慧。”
在黄达的颁奖典礼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说，“以黄达教授为代表的中国金融教育界……潜心研究，勇于实践为中国金融行业改革开放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