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与剑桥中国史的对比(新)

作为以中国历史为研究对象的皇皇巨著，《中国通史》与《剑桥中国史》在国内外都拥有广泛的影响力。下面，笔者就《中国通史》与《剑桥中国史》略加评论，若有失误之处，还望指正。

《中国通史》上起远古时代，下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囊括了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中政治、经济、民族、军事、学术文化各个方面，全书共12卷22册，约1400万字，由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总主编，有22位分卷主编、近500人共同撰写，是迄今参与编纂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中国通史，堪称是本世纪最大的史学工程之一。

《剑桥中国史》是一部在世界上极具影响的国外研究中国历史的权威著作，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费正清、崔瑞德任全书主编。全书共15卷，分成17册，目前出版13卷。

一、创作背景

1.1《中国通史》的创作背景

自上个世纪开始，梁启超1901年发表《中国史叙论》、1902年发表《新史学》，提出重新撰写中国历史后，撰写中国通史始终是20世纪中国史家的追求目标之一。此后，许多专家学者写出了叙述中国历史的著作，如钱穆写出《国史大纲》、吕思勉写出《白话本国史》和《中国通史》等等。

然而，“文革”的十年浩劫，史学家们关于中国通史的研究和撰写都被迫停顿下来。正是在这艰难的岁月里，白寿彝先生酝酿关于中国通史的撰述工作。他曾多次出国访问而很有感触，深感编纂一部内容宏富，与我们悠久的文明和大国的地位相称，具有高度科学性的《中国通史》的必要，并且冀望这部通史要表达出深刻的历史感和鲜明的时代感。《中国通史》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举全国史学界之力二十年磨一剑，数十位一流史家担当分卷主编，近五百位作者共同撰写。

1.2《剑桥中国史》的创作背景

《剑桥中国史》写于1966年。那时，美国正经历麦卡锡主义的失败，政府加强了对中国认识的重视。此时的美国汉学研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研究重点转为中国问题和近代史的研究，此时是传统汉学向中国学的转型时期，也正是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汉学发展的高峰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剑桥中国史》开始了撰写。

1966年，剑桥大学出版社收到费正清和崔瑞德的提议，编写《剑桥中国史》，对用西方语言撰写成的中国历史研究做一个总结，以满足当时西方学术界的迫切需要，也给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一部规范的有价值的著作。根据当时的知识情况和资料占有情况，最初只打算写一部共六卷本的著作，但由于新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的不断涌现，使得研究领域更加广阔，于是计划由原来的六卷本增加到十五卷本。即使是这样，仍舍弃了专门史的内容，比如文学史、经济学等方面。

二、编写队伍

2.1《中国通史》的编写队伍

1979年正式提出设想并开始启动。由白寿彝先生总揽全局，提出全书的总体设想和要求，并采取卓有成效的推动和组织措施。全书共有22位分卷主编，

近500位作者。一大批卓有成就、造诣高深的知名学者如苏秉琦、张忠培、严文明等共同撰写、通力合作，终于完成了《中国通史》的编写工作，全书于1999年出齐，共12卷22册。

2.2《剑桥中国史》的编写队伍

由费正清、崔瑞德担任主编，各卷是在主编指导下，卷内各章节由国外研究有素的专家学者撰写，最后合编于一部书中。《剑桥中国史》规模宏大，集中了西方研究中国史的许多学者的力量，如鲁惟一、黄仁宇、余英时、戴密微、毕汉斯等。《剑桥中国史》的编写时间跨度大，远远超过《中国通史》的编写时间。由于编写时间跨度大，《剑桥中国史》在整体风格和前后衔接上存在明显差异，更像是各类专题的汇总，早出的卷册与晚出的相比，无疑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史学时代的产物。比如《明史》第一卷和第二卷的风格就差别很大。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对所有朝代所有方面都精通的人恐怕还不存在。因此，《中国通史》和《剑桥中国史》都是出自多人之手也就不足为奇了。优点是汇聚各方面的专业人才合作写成的著作在质量上有保证，研究成果精深，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缺点也显而易见，出自多人之手而编写成的书，肯定就有内容交叉重复、章节的安排不尽恰当等缺点。

总的来说，《中国通史》主编者与撰写者的合作，要比《剑桥中国史》的，好的非常多。《中国通史》结构严谨，章节设置合理，轻重适宜。《剑桥中国史》充分体现了撰写者的个性及自己的观点，强调了文责自负和撰写者的独立性，但也导致了全书重轻失调，有些地方显得详略不当，比如《剑桥中国隋唐史》中讲唐玄宗的100多页，10万多字，而讲述一个朝代——五代时期却只用了6000多字。此外，王朝兴衰更替在该书中轻重不一，其中汉、清尤其注重社会史、思想史和经济史，其他各册则主要以皇帝为分界进行介绍。

三、体例

3.1 《中国通史》的体例

《中国通史》在编纂体例上有大的突破。它借鉴吸收了中国古代多种史书体裁的形式，创立了"新综合体"，自第三卷“上古时代”(先秦) 以下，每卷均由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个部分构成。

“以‘序说’置于全卷之首，开宗明义”。序说的主要内容和要求是：对基本资料，包括文献、考古资料、民俗学资料的说明，有的需对著作年代作必要的考辨，论述前人和今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加以适当的总结，说明在这一领域中哪些问题已经解决，哪些正在解决，提出自己的看法，扼要地说明本卷的编撰意图和编撰的具体问题。“序说”的设立，既吸收了自《太史公自序》以下序说体文字的优点，又吸收了外国有的史书首先讲文献和研究状况的长处。

“综述”是全书的主干。在这一部分，要写出历史发展的总向。它吸收了本纪、编年体和章节体之长而加以发展。书中认为：章节体具有把历史的阶段性发展和历史现象的主次表达出来的优点，它今后仍可使用。但是若以此作为一部大型史书中的唯一体裁则有很大局限，因为“典章制度、学术文化和人物事迹的论述都不易得到充分的展开。”综述的主要任务，是要紧紧抓住每一历史时期的纲，只写对历史全局有影响的大事，其中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中外关系等

方面，着重写的是历史发展的方向。”也要写出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对于人物、制度等，只讲到其有关历史发展的大端为止，具体细节放在传记、典志中去写，形成诸体配合。

“典志”，是对历史现象进行剖视，其作用是从各社会剖面来反映一个历史时期的特点，体现出人类史是“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吸收传统典志体史书中有用的东西加以改造发展，根据今天的需要，大致可设立地理、民族、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法律，以及宗教、礼俗、中外关系等专题，各卷可据需要作灵活调整。

“传记”，是人物的群像。人的作用不能改变历史的规律，但能影响历史发展的速度和状况。人的作用，包括人民群众的作用，也包括领导人物、代表人物的个人作用。传记要写各方面代表人物的活动，“还要写出他们身上所反映的时代特点。”

四种体裁互相配合，务使全书脉络贯通。“要通过现象揭示出历史的本质，要于历史沿革流变之中探索历史的发展规律。”新体裁的创造归根到底是为了容纳更加丰富的内容，多层次地反映出历史发展的全貌。这不仅对我国史学具有创新意义，而且不夸大地说，对于世界史学也是一个贡献。

3.2 《剑桥中国史》的体例

《剑桥中国史》的《总编辑序》中说道:“从本世纪起，剑桥史书已在英语世界中为多卷的丛书树立了一种模式，其所包含的各章由专家在每卷编辑的指导下撰写。”主编者采用这种模式，亦即体例，集中了一大批专家学者，撰写了不少史书，诸如《剑桥近代史》、《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英国文学史》，以及关于印度、波兰和英国的历史著作，还有伊斯兰教史、阿拉伯文学史、伊朗史、犹太教史、非洲史、日本史等等。从而使这一体例为人们所熟知和认识，称之为“剑桥体例”，或“剑桥体”。不仅如此，它还被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接受和采用，撰写不同门类的著作。可见其影响之广大。

然而，《剑桥中国史》第七卷(明朝)的章节设置，只是简单的时间划分，没有从明代历史的发展变化中，总结出规律性的历史阶段，进行叙述和评论。而章的设置，缺乏内在的必然联系，它既不表示历史发展阶段，又无充分的史实为根据。从目录看，全书似乎是以皇帝为中心设置章节的，但有的是一个皇帝、一个朝代为一章，有的是两个皇帝、两个朝代为一章，还有的是以三个、四个皇帝为一章。对于为何这么划分的理由和依据，作者并未给出答案，笔者无从猜测。

而《中国通史》明史部分，把明代历史分成建立、兴盛、中衰、灭亡四个阶段，这样写起来更显集中和明确，不致于使读者在平铺直叙中分不清明代历史的主要线索。作为读者，硬要选择的话，应该说更喜欢后者的章节设置。因为经过几代中国学者对明代历史的探讨和研究，逐渐形成较为一致的认识，且根据其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分成若干阶段，至少可以说是比较符合明代历史实际的，或者多少揭示出明代历史的真谛和本质。

四、特点

4.1 《中国通史》的特点

第一，鲜明的理论体系。

《中国通史》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进程的实际，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些十分重要的理论认识。这些认识贯穿于全书之中，而在《导论》卷作了系统的和充分的阐述。

第二，内容丰赡，资料翔实。

《中国通史》包含经济、政治、民族、军事、文化、中外关系、历史人物等多方面内容，史料翔实，读来使人产生厚实、凝重之感。尤其应当提到的是：它把各少数民族的历史都放在中国历史进程的大背景下加以阐述，充分肯定前者在后者之中的重要位置，充分肯定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历史业绩；它把科学技术同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结合起来阐述，反映出科学技术在推进生产力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它展现出从先秦至近代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物群像，使中国历史更加生动、更加引人入胜地反映在读者面前。

第三，体裁新颖而具有民族风格。

白寿彝先生是研究中国史学史的著名学者，他吸收了中国古代多种史书体裁的形式，并以新的历史观念、新的认识水平，制定了一种“新综合体”用于《中国通史》的编撰。每卷分为 "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大部分，涉及文献资料、研究现状、典章制度、重大事件、历史人物等，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自然科学、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力图全面、立体、系统地展现中国从原始时期到近代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全貌。这是通史体例的新尝试，新开拓。

4.2 《剑桥中国史》的特点

第一，兼顾普及性与学术性。

正如这部书序言中写到的，编写此书的目的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一部有内容的基础性的中国史著作”。为了照顾对中国史领域毫无了解的非学术读者群体，书中并未过多作细节性论述，编纂中尽量避免使用过多专业术语或细节。而专注于某一领域的学者则可以通过书中提供的参考文献搜寻专业性更强的学术资料。

同时，《剑桥中国史》的学术性并未因兼顾普及性而削减。清代前中期卷主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裴德生表示，史书集合原始材料并征引世界各地专家学者专著，意在就特定议题提供一种最好的描述，它包括精确的史实和谨严的阐释。对于学者，史书为其提供了翔实的中文原始材料以及主要二手文献的可靠描述和书目指引。

第二，严谨的撰写编辑过程。

崔瑞德先生在担任主编期间，几乎逐一过目每篇文稿，尽管很多篇章并不属于他的专业领域。

第三，观点独特、视角新颖。

西方学者的思维方式，观察与研究问题的角度、方法，以及他们的语言习惯等，尤其是对某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通过探讨研究而提出的见解、精彩的叙事，都给人们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或能从中得到某些启迪，大有耳目一新之感。例如，在隋唐史部分，作者给予隋炀帝很高评价，尽管不否认炀帝骄奢淫逸。作者承认炀帝很有才能，是一位有成就的诗人、独具风格的散文家，还有点像政治美学家，很适合巩固其父开创的伟业。显然，这个评价与中国学者对于炀帝褒少贬多的评价不同。还有，在辽史部分，作者认为辽的政治中心在四时捺钵，而不是某个固定的都城。这个立场和视角显然与中国学者不同。中国学者习惯于用中

原王朝的眼光去看待北方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认为建国则必然有都城，必然有固定的政治中心。

《剑桥中国史》尽管反映了西方史学界研究中国历史的一些成果，但该书也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对不少中国历史的一手资料没有真正掌握，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特别是对独特文化、史学传统的研究比较肤浅，对重要的历史问题难免挂一漏万或者失之偏颇；而且，还未能多吸收文学艺术史和科技史的研究成果，对人物描写所用笔墨不多。毕竟该书是给西方读者准备的大概介绍中国的著作，无法面面俱到。

4.3 写作特点

西方汉学家从史料的掌握和熟悉程度的角度而言，他们也许永远也比不上沉浸于其中的中国学者。无论是掌握更多数量的史料，还是获得第一手的考古资料等方面，中国学者一直比外国学者拥有优势。

例如，《中国通史》隋唐史部分在讲述事情经过时比《剑桥中国史》的隋唐史部分更详细，而且大量引用史籍当中人物的原话来塑造人物形象，使之生动丰满，引用的文献有《资治通鉴》《旧唐书》《新唐书》等，书中有大量文言文，这就要求读者需要具备一定程度的阅读古文的功底。

而《剑桥中国史》在文字上相对浅显，在叙述方式上，跟《中国通史》有很大的差异。最为显著的一点就是采用了现代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和概念，大量使用了诸如“社会精英”，“公共工程”等名词。这些概念及与此相关的描述方式，使得文字渗透了现代意识，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对接，更易于读者接受。

虽然《剑桥中国史》文字通俗流畅，有知识有趣味，但是有错误的、不通的、生涩难懂的译文。《剑桥中国史》在开始撰写的时候较少邀请中国的学者，原因是语言问题（要求用英文写作）和学术传统的问题。因此，造成了翻译过后的中文版的《剑桥中国史》可读性不高。尽管译者已经努力的使很多翻译表达无误、语意通畅，符合中国人的表达习惯，在总体上是易读的，但是有些部分读起来还是太枯燥。另外，它为了照顾外国读者，在描述上，虽然详细但是显得琐碎。

另外，在校对工作上，《中国通史》比《剑桥中国史》做的好，校对工作是上乘的，很少出现疏误。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对于同一事物、包括对于浩瀚博大的中国历史 ，中国人、外国人的文化浸润很不一样，而在观察角度、思考方式、史料掌握、治学方法等有较大差别，正是这些差别，导致《中国通史》和《剑桥中国史》对于中国历史的解读才有不同，当然，解读也有相似、或接近之处，而这些不同的解读极大地丰富了世人对于中国历史的理解，并扩大了中国历史对于全球文明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