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夫人朱明自杀之谜
朱明，一个普通革命者的化名。她一生只活了42年，但有几件事足以让世人难忘：其一，抗战之初，她以大小姐的身份背叛家庭，投身革命，并在延安整风中以一篇《从原来的阶级中解放出来》的反省教材被树为典型；其二，仰慕、追随林伯渠多年，并在1945年嫁给了这位可敬的老人；1953年写匿名信寄给江青，揭她三十年代在上海的风流韵事和变节老底，被列为惊天大案，1961年被侦破后立即自杀身死。50年之后，尽管案件仍然疑点重重，但新材料还原了朱明的部分真实形象。 有人布置追查笔迹
1960年5月29日，林伯渠不幸去世。宋庆龄在当年6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很伤心地告诉你，原陕甘宁主席林老，上个月二十九日去世了。他患有心脏病，现埋葬在这里的八宝山革命公墓。看到他的妻子一路上用虚弱的双手捧着他的骨灰盒，而我们在后面走着，这情景真是感人。”
在经历了丈夫逝世的悲痛后，朱明的情绪渐渐平复。
1961年2月，朱明向中共中央办公厅提出想去南方休假，在等候通知的时候，她开始整理林伯渠遗物。她将夫君多年珍藏的一批古钱币，以及何叔衡送的毛衣等珍贵文物，悉数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现为国家博物馆）收藏。这次南方之行，她开始走出悲苦的心境。
据张宝昌回忆：1961年，朱明从南方休养回来的第二天，我第三次到她家，谈的还是伙食问题。而朱明讲的，已不是单一的伙食问题了，她说：“这次我去南方，时间较长，吃、睡不错，身体好多了。最近，想着手整理林老的诗稿、书信、文章、讲话等资料，如果中央同意能部分出版的话，最好。如不同意，也没关系，先整理再说。做这件事，可能要请帮手，也会很辛苦的，所以我要吃得比过去好些。钱的问题，我有，不用操心。”
她这出人意料的反应，与去南方前悲哀凄苦的状态截然不同，这种爽朗、轻松、无所谓的态度，大大超出了慰恤哀伤情绪的范围。根据陪她外出的工作人员及有关地方部门反映，她在南方休养期间，爱看一些内部电影、精美画报；经常参加舞会、聚餐；商店逛得也较频繁……各种迹象表明：她又变了，变得有些惊人。（张宝昌口述，张事贤整理，《林伯渠夫人朱明：不可思议的自杀》，《文史参考》2010年8期。）
就在此期间，她向中央写了一封信，或许正是反映林伯渠纪念文集的出版问题。但她没料到，有人早就布置追查这信上的笔迹……
沉冤终于得雪
事情要回到7年前。1953年12月27日，毛泽东与夫人江青到杭州，在西湖边上住了70多天。毛泽东于1954年3月14日离开后，江青继续滞留杭州。
3月下旬，她收到一封匿名信，信是从上海发出的，由浙江省交际处长唐为平转交。江青看信后，异常恼怒。信中写的是她30年代在上海的一段风流事和被捕变节的问题，举证清楚具体。据此判断，写信人知道江青的过去，也深知党内上层的情况。此人必是党内高干或文化界名人，或是他们的夫人。
在江青的催迫下，并得到某种默许后，公安部开始着手调查，这一事件被列为“18号案”。
据王芳（时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回忆：由于匿名信信封上印有“华东文委”字样，江青要公安部门将侦查的重点放在上海的党政部门与文艺界。不久，中共中央华东局在上海召开会议。会议由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同志主持，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陈毅同志出席，还有我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同志参加，确定把这封匿名信事件作为一个特大案件来侦查。会议确定，“18号案件”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负总责，上海方面由黄赤波负责，浙江方面由我负责。……当时，专案组先后收集了800多人的笔迹，进行了笔迹鉴定。他们将那些与匿名信笔迹相似而又对江青不满的人都列为侦查对象，进行重点侦查。仅案件的卷宗就有五六包之多。
王芳披露，林伯渠去世之后，朱明给中央写信，反映有关林伯渠死后一些遗留问题。一查对，与原来的匿名信的笔迹一模一样。朱明承认匿名信是她写的，并立即自杀。
王芳又说，到了“文化大革命”，“四人帮”一伙以此事把朱明定为“反革命分子”，并对林伯渠散布一些流言蜚语。粉碎“四人帮”后，中央组织部对朱明的问题重新进行了审查，并作出结论：朱明“给江青的信的内容没有错误，原定其为反革命分子是错误的，纯属冤案，应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其实当初这件事的影响只在极小的范围，平反昭雪也就鲜为人知。就是1986年红旗出版社出版的《林伯渠传》，在介绍林伯渠的婚姻中，朱明也仅在1946年出现过一次。
“一滴终须归大海，几人到此悟平生”，这是林伯渠的两句诗。也许朱明的自杀，冥冥中也有追随夫君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