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启示

　　孔子是中国人文精神、人文传统的创建者，他一生为人文理想艰苦奋斗。孔子如何温故知新？如何转化？又如何从返本的思考中，开出一片人文的新天地？在孔子与传统复杂而又辩证的关系中，得到一个重要的启示是：就文化创新而言，愈深入传统，愈能超越传统。 　　我在北京《原道》第二辑发表的《孔子与论语》一文中曾说过，现代中国人的人生和道德资源有多种来源，昔日能从《论语》中汲取的人生智慧与提升道德生活的力量，同样能从其他传统的伟大书籍中获得。这是现实，也是我们无法提出充足理由说服人必读《论语》的主要原因。因此，今日要谈如何研读《论语》，只有针对一些特定对象：（一）有成德意愿者：（二）阐明孔子学说者：（三）主观体认自得者。最近我读到中国大陆十多篇有关人文精神的文章和对谈，觉得在上述对象以外，应再增加一个“有志振兴中国人文精神者”，因孔子是中国人文精神、人文传统的创建者，他一生为人文理想的艰苦奋斗，到今天仍应有一些启示。下面是我的心得，提出来愿与中国所有人文学者共勉。 　　一、为人方面的启示 　　司马迁说：“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他所说的“为人”，大概相当于现代人格心理学中的“性格”。依我了解，孔子极为显著的性格有下列几项：（1）自我期许极高。（2）兴趣广泛，多才多艺。（3）不厌不倦的精神。（4）幽默。（5）率真自然。（6）虚怀若谷，从善如流。（7）好恶显明。（8）能坦然面对自己的过失。（9）和蔼中带有严肃。（10）安贫乐道。（11）富使命感。（12）行为中规中矩。 　　由孔子的性格，很明显地可以看出，与佛陀、耶稣相比，他是最少神话和神秘色彩的人物，虽然在危难中，在使命感的驱使下，也会激发出他的神秘感，并显露其宗教心灵的一面，但他从不以此自豪，更未以此教人。他经由教育，希望养成的理想人格是君子，而君子毫无神秘色彩。中国历史上曾将孔子神化，当代新儒家中也有人认为，世上只有孔子才是“圆满的圣贤型”，而将穆罕默德、佛陀、耶稣贬为“偏至的圣贤型”。就孔子生命的本质而言，这毕竟不是尊孔的正道。孔子其人，既无天国的期盼，也无地狱的恐惧。他一生的志业，主要是周文传统的振兴，与人间秩序的重建。他与天下人同群、共忧乐，实是一位平实可亲、人人可学的典范，一旦将其神化，或推崇太过，反而使他变得高不可攀，这与孔子特重“人间性”的精神是不合的。 　　孔子出身贫贱，不靠神灵的托付，没有神话的渲染，完全靠自身“下学而上达”的努力，成就其伟大。他那奋发向上，不厌不倦的精神，世世代代不知激励并鼓舞过多少寒门中好学有志之士。今日再谈“安贫乐道”，必为“下海”之士所讪笑。贫穷本身并无价值可言，重点是在生活条件极差的状况下，仍能守道、乐道，甚至弘道，他凭借的是什么？为的又是什么？ 　　二、坚持人文理想的启示 　　孔子生活在一个王纲解纽、道德败坏、阶级变动、战争频繁的时代，如果说我们的时代很坏，大概不会比孔子的时代更坏；如果说我们的时代危机重重，也不会比孔子的时代更严重。孔子就在那样的时代，放射出人文精神的光与热。最初这种光与热，仅能影响他身边的弟子。但他在阶级变动的过程中，却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他使原先阶级意义的君子和小人，重新由道德学问上加以区分，而以君子的成就，作为士当追求的理想，于是为新兴的士人阶级提供了新的人生方向和目标。孔子深知，要实现他的志业，必须培养一批新的人才，他本着“有教无类”的教育理想设帐讲学，将传统上由贵族独占的经典知识普及民间。他的弟子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没落的贵族沦落于民间者，如颜回；一是出身于庶人阶级的人士，如曾参。孔子因才学出众，在当时已享有声名，周旋于诸侯之间，甚至分庭抗礼，然而所能受到的尊崇很有限。真正能对他心悦诚服的，是以上两个来源的弟子，因为这些身陷社会低层的人物，要改变自己的身份地位，要出人头地，必须寻求人生新的途径，孔子的一套教养，不仅能唤起他们追求理想的热情，也确实能养成出仕的本领。如无意仕途，或没有机会出仕，也可获得自我实现的满足，所谓安身立命之道。 　　孔子在54岁以前，曾在鲁国的政坛活跃过，最后弄得身陷危境，几乎不能全身而退。其后14年的流浪生涯中，始终未能得君行道，真可以说是坎坷一生。可是由于他对人文理想的坚持，和不屈不挠的奋斗，却在仕途之外，开辟出一条自立自主、无待于外的人生道路，使后代有志之士，知道在“程文之外，另有学问；科名之外，另有人生；朝廷之外，另有立脚地”（徐复观先生语）。从此，不仅对中国历史上的人格世界起了划时代的转变，两千多年来，人道得以维系，人文传统得以延续，其基本的动力，有赖于此。 　　三、与传统关系的启示 　　在世界同等级的伟大人物中，如佛陀、如苏格拉底、如耶稣，没有一个像孔子那样，与以前的历史文化传统有着深密关系的。孔子以前的传统，主要的有宗教的传统、周文或周礼的传统，以及诗、书、礼、乐的经典传统。此外，在信史的帝王中，周公在孔子心目中也有特殊的地位。要全面地了解孔子，有必要深入他以前的传统，《论语》里有些话，如不了解以前的传统，是很难真正理解的。 　　（1）在周代以前，中国曾经历很长时期的天神崇拜的传统，孔子式的人文精神，盖萌芽于殷、周之际，周公的言行是一大关键。到了春秋时期，就人文思想的演进来看，大抵已进入神人消长的时代。在这时期，富有人文光辉的智者踵起，孔子将先驱们星星点点的光辉，内化于道德意识，促进了道德主体的自觉。（2）周文或周礼，是封建时代的核心控制系统，政治秩序、社会秩序、文化秩序的稳定有赖于此。在孔子心目中，这一控制系统乃中国上古史中最伟大的文化创造。到孔子之世的春秋末期，这套控制系统显已失效，且面临崩溃的危机，于是孔子的一生遂以振兴周文为己任。或许正如今人所说，孔子有一种“秩序情结”，因此在振兴的努力中，守旧的成份多，创新的成份少。但毫无疑问，他确实在业已僵化的礼制中，注入新的生命和意义，作为重建秩序的蓝本，并由此遂形成秦、汉以来中国社会规范的一大特色。（3）孔子既认为周文或周礼是古文化中最伟大的创造，而在此创造的过程中，贡献最大的就是周公。假如在孔子以前没有这一独特形态的周文传统，恐怕就不可能产生孔子这一独特形态的儒学。周公使孔子尊仰到“梦魂萦绕”（钱穆先生语）的地步，其故或在此。（4）礼、乐、诗、书本为周代贵族教养所用，孔子则以之教育弟子。他“好古敏求”，对传统的知识，多半也有赖于这些经典。历来都认为孔子对这些经典曾加以整理或改造，究竟如何整理、如何改造，则众说纷纭。就《论语》来看，唯一可以证实的，是孔子对这些经典做过“创造性的诠释”。 　　我在《传统与孔子》一文中，曾尝试进入孔子心目中的传统，去了解孔子思想的形成与开展，同时也希望能了解孔子如何温故知新，如何转化，又如何从返本的思考中，开出一片人文的新天地。在孔子与传统复杂而又辩证的关系中，得到一个重要的启示是：就文化创新而言，愈深入传统，愈能超越传统。 　　（选自香港《二十一世纪》总第31期） 　　责编_宋 瑜 马洪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