弧角天星的源流

弧角天星源流-上

中国的择日学包罗万象，内容不外乎阴阳干支五行、八卦、九星、十二建除、二十八宿、禽星、三式(太乙、六壬、奇门)，及根据年、月、日、时各种神熬丛辰、七政四余、乌兔太阴、乌兔太阳…等各种术数，其中有关天星日课被认为最神奇、效验性高的择日方法，原因是天文星象的神秘意涵经由正史记载，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哲学深入一般社会民心；裨官野史的渲染，皇朝常禁锢研习天文历法，唯有皇家设臵的钦天监或有关职司天文观测的官员，才能进呈有关星象资料。 另一般民间的择日活动，大抵除有关生活事项外，大多使用在丧葬等堪舆风水领域，而历代著名的风水大师如唐朝杨筠松(号救贫)、明末清初蒋大鸿都主张天星择日的重要。上述这些因素都使得它在众多择日方法中居于领先地位，然完整的天星择日涉及繁复的天星步算，懂得测天之术常被视为神人，天星步算的真诀皆秘而不宣，除非经口授心传方得以登堂入室，更增添其神秘性。目前台湾的造历馆真正以天星择日的不多，想象得到物以稀为贵的道理，光是学会太阳到山计算，就得支付束修新台币15万以上。

广义的天星择日约有 1.宿曜经择日法 2.天元乌兔经择日法 3.七政四余天星择日法 4.回回历选择法 5.弧角天星法，这些方法或多或少跟占星术有关。由于在占星学发展的长河中，中国独自发展的军国占星学曾三次与西方占星学有过交流，这三次交流丰富了天文历算的演变，造就择日学往弧角天星择日的方向走，因而有上述5种天星择日法的出现，本章针对这三次交流的影响与质变，来追踪弧角天星择日学的源流，由于西方占星学输入的影响是持续的，而非断代单一的，所以我们按三次交流以三节分别叙述。

第1节 中西方占星学第一次交流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发展独特的占星学，对天体运行的规律及时令季节的变化掌握得相当不错，将天空的星区划分成三垣二十八宿，用来观测太阳、月亮、五星的运行变化，配合分野理论，叙述各国军事竞争、王朝更替、诸候臣吏、地区物候灾变…等事务，大抵是以国家大事为主，大陆． 江晓原 教授称之为军国占星学，颇为贴切。

尽管军国占星学在两汉(含)时期之前已相当发达，但就目前已出土之文物或日简有关类似今日农民历形式的历书，尚未见到以日、月、五星作为选择吉凶之记载。《史记．日者列传》和《汉书．方术列传》载有五行、堪兴、建除、丛辰、历家、天人家、太一家、风角、奇门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叟、孤虚、六壬、禽星、禄命等20余家，应是当时流行的术数，但从字面推敲，与天星有关的应是天人家、七政，可是真正的内容无从得知，也无法断定当时就曾利用星象作为选择涓吉。出土的后汉永元六年(公元94年)木简历书，其历注内容大概以十二建除及一些神熬，看不到日、月、五星有关天文星象的资料。其实到汉代，中国的军国占星学已揉合阴阳五行、干支、易卦等复杂内容，逐渐脱离了对天象的实测。

中国和印度早就有来往，到了东汉随佛教东传而更进一步的加强，于魏晋南北朝及隋唐达到颠峰，印度的天文学知识大量传入中国，使得中国占星学的发展有了新的里程，东汉桓帝时期(公元147-167年)，中亚安息国王太子沙门安清来到中国，译有《舍头谏太子二十八宿经》(简称《舍头谏经》)，介绍印度二十八宿名称、星数及相关的占星内容。往后相同的内容陆续译出，如

三国．吴《摩登伽经》

梁《孔雀咒王经》

隋《日藏经》

初唐《宝星陀罗尼经》

中唐《大孔雀咒王经》

中唐《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简称《宿曜经》)

其中尤以《宿曜经》影响择日最为深远，它是印度占星学中有关人命、择日、禳灾、趋吉避凶的内容，金林文化出版恭鉴老人译着《紫微斗数、密教占星法》有关《宿曜经》的目录内容即可得知它的内涵。

印度占星学除了在东传的佛经出现外，也有专门著作如《隋书．经籍志》载有下列四种

《婆罗门天文经》二十一卷(原注︰婆罗门舍仙人所说)

《婆罗门竭伽仙人天文说》三十卷

《婆罗门天文》一卷

《摩登伽经说星图》一卷

婆罗门是印度四大种姓的首位，自古印度有关宗教、祭祀、禳灾祈福、天文占星都掌握在婆罗门僧侣手中，这些书目记载于正史中，显见印度占星学已在中土出现，甚或流行。

印度天文历法或占星学输入中国，到了唐代最为鼎盛，唐朝皇家天文机构太史阁就有印度天学家入主。杨景风注《宿曜经》提到迦叶氏、瞿云氏、拘摩罗氏等三家，即中印天学交流史上著名的天竺三家，其中瞿云氏最为显赫，家族共五代仕唐，尤以第三代瞿云悉达任太史监，奉敕撰《开元占经》，在中国天文学史上具相当重要的功绩，其书的价值据江晓原、钮卫星《天文西学东渐集》的评述，有下列五端

1. 集唐前各家星占学说之大成，允为古代中国星占学最重要、最完备的数据库。悉达身为皇家天学机构负责人，得以利用皇家秘藏之古今星占学禁书，此正为奉敕而作得天独厚之处。

2. 保存了中国最古老的恒星观测资料，尤以甘、石、巫咸三氏之星表，成为今人研究先秦时代中国天学的最重要史料之一。

3. 录载了中国上古至公元8世纪时所有相传历法之基本数据，自《史记》、《汉书》开创"天学三志"(即指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及名称相异之同类内容)之例后，此类数据大都得到记载，但先秦时之同类数据却全赖《开元占经》方得保存。

4. 引用已佚古代纬书多达八十余种，与明．孙钰所载《古微书》同为纬书之两大渊薮，且两者内容相同者非常之少。

5. 载入《九执历》之中译本，成为研究中印古代天学交流及印度古代文学的珍贵史料。《九执历》遗文已被翻译成为英文而介绍到西方世界。

按「九执」译自梵文，九曜之意，指日、月、五星等七曜加上罗喉(Rahu)、计都(Ketu)两颗隐曜(其实是黄道面和白道面两个交点)。

另外，唐德宗建中(A.D 780-783)，曹士荐《七曜符天人元历》，七曜与符天同举，两者也有关联。所谓符天是以印度天学为中介的西方占星学(Horoscope Astrology)，符天术后来在宋朝应甚为流行，《宋史》以"符天"为标题之书多达15种。

又印度占星学以聿斯之名传入中土，应始于唐贞元(公元785-804年)，都利术士李弼干传自天竺，《新唐书》及《宋史》曾记载以"聿斯"标题的书目，宋朝《通

志．艺文类、历数卷》更说明聿斯经，「本梵书，五卷、唐贞元初，有都利术士李弼干将至京师，推十一星行历，知人命贵贱。」

聿斯经以十一星推算，应是九曜(或九执)再加上紫、月孛，即后来通称的七政四余(日、月、金、木、水、火、土等七政；火余﹣计都、土余﹣罗喉、木余﹣紫 、水余﹣月孛)。星云山人《七政四余中西天文星命大全(上)》收录一篇《西天聿斯经》应是这类内容，它提到「须识西天都例经，理气分明有条贯」，其整篇内容就是印度占星学的本命论述。

从以上史实举证，可知中西天文学的交流主要是中印之间，印度天学及占星学传入中土，对中国术数发展甚有影响。

1. 中国军国占星学逐渐走向个人本命占星学，印度占星结合中国本土术数，发展成中国七政四余占星学，《果老星宗》的内容或许就在唐代建立，唐朝士人已有占星术论命的风气，韩愈曾说「我生之辰，月在南斗，牛奋其角，箕张其口…。」而大诗人杜牧「我生在角星(命宫所在)」…，这些术语都是七政四余的内容。

2. 《宿曜经》中的七曜值日及二十七宿合吉凶日历，演变成28宿轮流值日以断吉凶和七曜对照星期之历法，一般称之为《宿曜经》择日法，但内容相当贫乏死板。

3. 印度的天文历法较中土进步，促使中国向上提升，如《九执历》引进360°的圆周划分、60进位制的计数法、黄道坐标系统、三角函数正弦的计算法、太阳周年视运动的远地点、推求月亮直径大小变化之法，都有助中国天文历法的进展，对天象的掌握较为确实。也许在这种氛围之下，从事术数的有识之士，撼动于天文星象的推算，连带地认为择日应也以吉利的星象结构作为选择的依据或辅助。

中国堪舆学最受景仰的杨筠松最重要的选择要诀《造命千金歌》相当程度反映天星择日的重

要。

「山家造命既合局，更喜金水来相逐

太阳照处自光辉，周天度数看躔伏，

六个太阳三个紧，中间历数第一亲，

前后照临扶山脉，不可坐下干支缺，

更得玉兔照坐处，能使生人沾福泽。」

此段重点是说，山家造命干支皆已合局，当取天星助之，亦即山家造命本用干支为主，特取天星之极纯极粹者辅之，以益其致也。

就上述内容，天星择日尚属于辅助地位，因为当时山家择日的主张以「补龙、相山、扶主」为重点，这项观念在另一著作《疑龙经》也同样强调造命。

「不知年月有玄机，年月要妙少人知，

年月无如造命法，装成好命咨人为。」

接下来再说明天星的重要

「请君专用太阳照，三合对宫福禄坚

更看素曜在何处，福力却与太阳兼

金水二星并紫 ，月孛同用又无嫌

周天本是十一曜，只嫌逆伏害灾灾」

杨祖师爷的着重埋下后世对天星选择的重视。

弧角天星源流-中

第2节 中西方占星学第二次交流

当欧洲迈入黑暗时代，中东沙漠地区的阿拉伯民族却悄悄地兴起追求知识的热潮，他们远赴拜占庭，聘请学者到伊斯兰地区一巴格达的智慧之宫(House of Wisdom)讲学，民间和政府通力合作大量翻译外国书籍成阿拉伯文，其中尤以希腊之天文学、占星学最受瞩目，保存了希腊占星学的命脉，并将希腊天文学的托勒密体系作完整的诠释。

早在公元10世纪，伊斯兰教已传入中国新疆南部，并不断向中国西部发展，宋朝时已有大批阿拉伯商人来到中国经商，此时阿拉伯天文学也进入中国。原本以为阿拉伯天文学应是在元代才进入，但根据大陆学者陈久金《回回天文学史的研究方法和回顾》说明阿拉伯天文学家马依泽来华任职钦天监的事实，证明宋朝时，中阿的天文学已开始交流。

13世纪大草原的蒙古人兴起与几次西征，中国与阿拉伯之间交往更为频繁。在成吉思汗西征过程中，随行大臣耶律楚材曾于公元1219年在撒马尔干城(现今乌兹别克境内)与阿拉伯天文学家进行讨论，他们几次准确地预报了月食，让耶律楚材认识到阿拉伯天文学在五星计算的长处，随着征伐各地，也发现同一时刻在不同地区所见到的天象也不同之现象，创立了"里差"的计算经验。

长春真人丘处机受成吉思汗征召前往讲道，在公元1221年岁末到撒马尔干，也在该城与当地天文学家讨论该年5月所发生的日偏食，了解到日食因地理位臵不同而可见到不同食分。后来帖木儿王国建立，首都设在撒马尔干，到乌尔伯格即位，在公元1420年建起规模宏大的天文台。

元世祖忽必烈登基后第七年(公元1267年)，伊斯兰天文学家札马鲁丁进献西域天文仪器7件，在这件事之后4年(公元1271年)，忽必烈在上都设立回回司天台，令札马鲁丁领导司天台工作。当上都司天台建造完成后5年(公元1276年)，又设立汉儿司天台，由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天文学家之一郭守敬领导。由于回回司天台在汉儿司天台之前，研究中国、阿拉伯天文学史的学者常好奇郭守敬是否受回回司天台的影响，目前学术研究较倾向持否定意见，之所以有这种讨论，是因郭守敬的天文成就甚高，太过醒目。西方科学史家认为以当时中国天文仪器尚不如阿拉伯的发展，想当然耳说郭守敬系在阿拉伯天文学基础上建立他的地位。 郭守敬于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总结自汉以来的四十余家历书，精思推算，编成新历。忽必烈照古书中「敬授民时」给新历定名为《授时历》，成为中国历史上一直沿用了四百年之久，为我国流行最长的一部历法。

如网站《伊斯兰之光》在《穆斯林在中国科技史上的贡献(天文历算)》一文中特别提到伊本．优努斯的《哈克慕历》历表数据提供郭守敬编《授时历》的基础。 阿拉伯天文学家将大批回回书籍带来中国，其中尤以天文、星占、数学…及天文仪器，确实带给中土很大的影响，甚至持续至明朝及清初。

明太祖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于司天监外又设臵回回司天监，于洪武三年(公元1370)6月改名为钦天监，设钦天监官。于钦天监下设四科：天文科、漏刻科、大统历科、回回历科。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8月，明太祖朱元璋称赞「西域推测天象最精，其五星纬度又中国所无」召令翰林李、吴伯宗与回回大师马沙亦黑、马哈麻等人翻译洪武初年徐达得于元都之回回历等秘职之书数十百册。《秘

书监志》记载，秘书监内确实收藏着一批西域的天算书籍，其中有一种名为《阿堪决断诸般灾福部》的著作，其内容显为占星术，很可能就是《天文书》的底本。 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回回天文经》(一般称译天文书)译成，吴伯宗及马沙亦黑为本书作序，马沙亦黑提到本书原是阿拉伯阔识牙耳(Kushyar Ibm Labban Ibn Biashri Abu'l-Hasan-Jili)所作《占星术及(天文学)原则导引》(An Introduction〔or Summary〕of the Rules of Astrology and Astronomy)。又序文所提到马合麻圣人，即公元9世纪左右阿拉伯天文学中赫赫有名的阿尔．白塔尼(Al-Battani)，他作为穆斯林，个人用的名字是马合麻(Mu hammd)。

中西方占星学第二次交流主要是来自伊斯兰的天文历法，对中国术数方面的影响约有下列

1. 《译天文书》的翻译，让国人认识到阿拉伯占星学的原貌，而阿拉伯占星学可说在保存希腊占星学的基础再发扬光大的，约11世纪再回传到欧洲，所以也是西洋占星学的一个环节或旁支。

《译天文书》主要内容共分四类

a.第一类︰凡二十三门总说题目。为占星学的一般原理。

b.第二类︰凡十二门断说世事吉凶。属时事占星学(Mundane Astrology)的范围。 c.第三类︰凡二十门说人命运并流年。属本命占星学(Natal Astrology)及流年占星学(Anuual Astrology)的范围。

d.第四类︰凡三门说一切选择。属天星择日占星学(Electional AStrology)的范围。

本书的第四类天星择日占星学，在后世常被冠以回回历选择，另第一类的占星学一般原理也常被引用，如陶胥来《命度盘说》的实例解说，倪月桂《中西星要》，马道存《天星选择秘旨》都收录在内。

2. 回回书籍的翻译中也有一本《天文象宗》，其完整面貌已不得见，国内进源书局出版《天学洞机》有部分残本，观其内容大抵不出《译天文书》的范围。 总体而言，此次交流对中国术数影响最大的是天星选择，称之为回回历选择法。

弧角天星源流-下

第3节 中西方占星学第三次交流

明太祖朱洪武虽重视天文历法星象记载，却禁止民间私习，曾于洪武元年(公元1373年)诏令钦天监人员永远不能改行，并强迫他们的子孙只能研习天文历算，不得另谋他业，若不学习则发配南海充军。这项诏令说明天文历算，仅能由钦天监执行，并由他们的子孙传承，若子孙不学习则将发配。朱洪武的这项政策一般咸信他私心太重，为恐皇权让懂得星象之人予以破坏。就这样，元代时期的天文历法成就，在朱明手中湮没。明朝仍沿用郭守敬的《授时历》，祗不过更名为《大统历》，但皇家钦天监因循苟且，没有民间的刺激，日复一日逐渐一厥不振，到明孝宗时，天象预报已差距甚大，乃解除私习禁令，惟已江河日下，命征召山林隐逸能通历学者备选，竟无人敢应征，《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之记载

国初学天文有厉禁,习历者遣戌,造历者殊死.至孝宗弛其禁,且命征山林隐逸能通历

学者以备其选,而率无应者

由于颁历是皇权的象征，若钦天监官员无法准确预报天象，必给皇家难堪，一种经常出错的历法自然会引起人们不满，因此到嘉靖、万历年间，朝野改历的呼声渐起。

正当中国的天文历算处于衰退之际，欧洲兴起文艺复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掀起天文科学的革命浪潮，使得欧洲文明大跃进，连带地宗教方面也有新的思维变化。公元1534年，西班牙贵族依纳爵耀拉(Ignatius de Royole)在巴黎组织耶稣会，其宗旨在复兴天主教对抗新教，于公元1540获教皇认可，仿效军队编制纪律森严，有着等级规范。

为了扩大天主教在海外的影响，积极地派出传教士奔赴全球各地。公元1583年(万历十一年)该会意大利籍传教士利玛窦率几名教士来华内地传教，却激发西方天文历算、宗教、科技与中国交流，规模远胜于与印度、阿拉伯的交流，对中国术数方面的影响也相当深远。

利玛窦来华传教蛮有谋略，一直想拉拢官绅的关系，并展现西方天文地理及新奇物品吸引有识之士。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利玛窦得识徐光启，他乃藉科学传教计划培养，终让徐光启受洗，并与他合译《几何原本》并学习西方天算之学。

亦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 认识李之藻，也在9年后让李之藻受洗。徐光启、李之藻是明末西教、西学传播的两个重要人物，两人均认为算学应予提倡，使湮没近2000年之斯学能发挥其实际效用，这种观念正是利玛窦宣扬算学效用之见地。

中国自古特重授时，后世历法失修的主因在于天道运行虽有常度，但日有盈缩，月有迟疾，五星有顺逆，岁差有多寡，故历法须随时修正才可合度。但明代中末叶钦天监墨守成法，朝廷也未尽提倡之力，致使预报乖桀，让利玛窦找到传教的切入点，写信回耶稣会，请派遣懂得天文历算的传教士来华，如龙华民、熊三拔、艾儒略、庞迪我、阳玛诺、邓玉函、罗雅各布布、汤若望诸人，尤以汤若望供职钦天监，与罗雅各布布在徐光启的领导下完成《崇祯历书》的编纂，汤若望引进多禄某(托勒密)、歌白泥(哥白尼)和第谷等人的宇宙模型。编纂过程曾遭逢明朝仕人的诸多阻挠如刑云路、冷守中、魏文魁，以致使得新法难以颁布，这其中涉及民族意识和意气之争。

后来《崇祯历书》遭逢国变鼎革而被搁臵，却于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改名《时宪历》加题「依西洋新法」颁行。清皇帝赐汤若望京师地，重建教堂，封为通议大夫，并复授钦天监监正，际遇之隆更让持旧法之仕人嫉妒，种下往后「历狱」重大事件。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安徽歙县人杨光先写成《选择议》对汤渃望指控，同时又作《辟邪论》攻击天主教；康熙三年(公元 1664年)杨光先又上《请诛邪教状》指控汤若望传造妖书图谋不轨，由于传教士与辅政大臣鳌拜不和，控告获准，汤若望、南怀仁等钦天监官员及在京传教士皆被审，各省教士也被拘禁听候处臵。

中西天文学交流史上著名的历狱事件，却引发清圣祖康熙皇帝的天文学兴趣，因历法争议的生死之争，让他产生「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的感慨。后来历狱翻案，汤若望、南怀仁获赦，诏南怀仁定期进宫讲授天文学、数学，后来相继诏张诚、白晋等法籍耶稣会教士入宫进讲。

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设算学馆于畅春园蒙养斋，简大臣精于算学者司其事，特命皇子亲王及选八旗子弟研习，这项风气使得天文历算相当受瞩目。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朝廷组织何国宗、梅谷成对《西洋新法历书》全面改编，

于八年后编成《历象考成》四十二卷与《律吕正义》、《数理精蕴》一起合称《律历渊源》。后来《历象考成》在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引入多项新内容，改编成《历象考成后编》。

从明末利玛窦来华到乾隆时期，中国的天文历算起了相当的质变，绝对值得大书特书，相对地也对术数有巨大的影响，我们叙述如下︰

1. 明末奉教人士对中国传统择日学的态度不甚友谊，托名徐光启所写的《破迷》就说择日之因，出自魔鬼之计。这种说法沿袭自15、16世纪欧洲教会批判占星学一样，因为上帝的旨意是至高无上，岂容择日术凌驾﹖

2. 清初汤若望入主钦天监采取较务实态度，对中国术数较宽容，避免与保守人士产生无谓的冲突，在新历中虽保留传统择日术语，却作出甚多改革。 a.二十八宿原本觜前参后改为参前觜后。

b.将传统的一日百刻，改为一日九十六刻，一刻十五分

c.加列各省太阳出入昼夜及节气时刻表

d.改平气为定气，并改臵润法

e.改日躔十二次定义

f.其它小细节

前5项都是重大变革，其中涉及西法优越感，或不认清中历的特色所致。

3. 穆尼阁(公元1611-1656)，波兰人，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来华，先到江南传教其间曾在金陵(南京) 授天文历法及西方科技知识给薛凤祚、方中通、汤获等中国士人，并与薛凤祚合作翻译《天步真原》，介绍西方天文、占星及数学的著作，并首次引进对数进入中国。对数是英国数学家纳白尔(John Napier，公元1550-1617)于公元1614年公开发表的一项发明，与解析几何、微积分号称17世纪三大数学成就。对数的传入是为了方便天文计算，穆尼阁和薛凤祚编着各种天文历算书籍都是利用对数来进行计算的，后来康熙皇帝所编《数理精蕴》就有详细介绍。

《天步真原》人命部中卷有一实例，以金陵(今南京市)所在地纬度，详细演算命盘或天宫图后天12宫始点。它是典型的弧角天星算十二宫，其中的算式就以对数处理。穆尼阁采用的宫位制(House System)，即是公元15世纪～17世纪，在欧洲相当流行的努基欧蒙坦那斯宫位制(Regiomontanus House System)，该制在计算各宫始点，常藉各宫有个假想北极高(pole)来演算的。《天步真原》中的算式即是如此处理，后来道光．陶胥来《命度盘说》、同治．温葆深《春树斋丛说》，陈松《御览天象渊源》、左敬元《天星选择撮要》、周志学《太阳到山实例推算》亦复如此。穆尼阁所教的十二宫算式应是中国民间弧角天星日课算十二宫的始祖，有关详细算法不便在此外演算讨论。

薛凤祚字仪甫，山东淄川人，清代时淄川属青州县，明清时习以乡籍称呼，故又称为薛青州。清康熙时的历算名家梅文鼎就尊他的学问为青州之学。他先从魏文魁习天文算学，但明末历争，魏文魁气度过于狭隘，薛凤祚离去，在南京遇到穆尼阁而学习西洋历法，协助翻译西方天文数学著作，广采众家历算之说，于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编成《历学会通》共56卷，分正集12卷、考验部28卷，致用部16卷，成为当时除《西洋新法历书》之外另一部介绍西方天文历算知识的重要著作；取会通之名，意在中西会通，故内容中西法皆备。

4. 中国上至皇室、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向来重视堪舆风水，造葬之时皆强调坐山立向，具体而微系属地平方位的概念，尽管国人很早观察太阳出入的方位，需用相当于地平经度的测量。另外中国古代所谓的北极出地高度(即纬度)实际上

是一个地平高度的测量，但是地平坐标在古代并不用在测量天体位臵。实际上欲测量天体的地平方位经度或方位角，须经过球面天文学中的坐标转换，方能精确求算。明末清初西洋较进步的天文历算输入中土，我国才看得到球面天文学的概念。往昔中国的历算是以代数学处理天文数据，不若西方的几何学的圆满，郭守敬《授时历》推算赤道积度和赤道内外度即已知太阳的黄经求其赤经和赤纬，虽已具备球面天文学的观念，但计算上仍是代数处理。

造葬既然重视山向，自然会联想天体如能于用事时刻照临山向或三方四正，会带来吉祥，称为「星宫得地，花满扬鞭」，这是天星择日的核心价值，其中又以众星之主﹣太阳能到山到向最吉，因太 阳代表 君王、权威、尊贵、荣耀。在古代欲出人头地，一切以科举为重，唯有 应试登科方能尊贵荣显，故众星之中就以太阳为上。

明末之前有关天星选择的重要赋文或书籍，都相当强调这个要点，如杨筠松《疑龙经》、蒋大鸿《天元五歌》的第五歌论选择，而甘霖《天星秘窍》更特别提到《太阳到山诀》、《太阳到向诀》。但这些先贤用意固佳，以当时天文历算尚未输入球面天文学的弧角概念，应可推测尚无法计算真太阳到山或真太阳到向。所以长沙．张祖同辑《诹吉述正》卷19．天星篇云︰「大经元通书曰︰选择宜宗造命之说，造命既合，天星在所必用，但选择家徒务天星之名，不究天星之实，仅查静盘星曜，躔在某宫，辄行取用，不知宫度迁移随时变易。」正点出多数选 择家不明弧角算法，故无法真正求算天星到山方或向方。

弧角天星演算太阳到山沿自何时，难以考证，但从演算过程可以了解它属于球面天文学坐标转换，应相当了解坐标系统的特性及用法才可驾轻就熟。明末清初以来唯有汤若望等人编着《西洋新法历书》才有坐标系统的专业知识，故可推估弧角天星演算太阳到山应出自清钦天监之手，后来传授给民间，但学会的人相当隐秘，视为传家之宝不肯轻泄。有关算例一直到光绪年间张祖同《诹吉述正》才整个公开，但坦白说，若无球面三角函数的基础，岂易明白其内容。从事造历馆营业的术者，真懂得的也没几家且禁止妄传，所以市面难见到，更赋予它神秘尊贵。翔大出版马道存《天星选择秘旨》例言云︰「天星布算真诀，旧书率皆秘而不宣，非口授师承，鲜有得其传者，习者或据旧书演例而效之，而不知其疏略所致，奚止毫厘千里之谬，无惑乎吉凶之难征矣。」凸显这种事征。

5. 明末清初中国也有位术数名人出现，即三元玄空大师蒋大鸿，他所作《天元五歌》第五歌论选择，提到有关天星择日的观念，几乎成为经典说法，后世就遵循这项理则来使用，如

a.《地理合璧录要．卷八》收辑嘉庆．于楷纂《七政造命法》、《造命集要》、《造命歌》、《浑天宝鉴》

b.吴师青手抄《选择仙诀》

c.谢一园《选择辨正》

d.吕士清《天星选择纂要》

e.霍敏卿《星命说证正续合篇》(下)择日总论要造命诀

都与蒋大鸿《天元五歌》论选择的内容相同，强调日月恩用；拱夹定格，以命定恩，以二至二分之时定用，审山向之正偏，论入宫之深浅，十干化曜及星盘格局贵贱，这种天星择日法其实是七政四余命理学的运用是属于中国式的，但随着中西方天文历算的交流，所谓的弧角天星日课的择日学常将中式与西式并在一起，兼及回回历法的使用。

6. 蒋大鸿《天元五歌》也谈天及天元乌兔经，遂使得它的身价也水涨船高，一些堪舆名家常加以介绍，但从其排盘安臵九星，即日、月、金、木、水、火、土等七政及罗喉、计都之死板排列，即知它仅是假天星之名，而无天星之实，尽管它也托名杨筠松《玉函经》所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