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维新派 谁是立宪派--关于清末民初思想史研究的思考

谁是维新派 谁是立宪派

——关于清末民初思想史研究的思考

作者：周积明 《光明日报》（ 2015年05月06日 14版）

谁是维新派？谁是立宪派？在中国近代史研究和知识普及中，这几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从历史教材到大多数戊戌维新的研究成果、工具书，都有一个常识性的概念，即康有为、梁启超是维新派的代表人物。这个概念的进一步发展，就是维新派即康、梁一派。和维新派一样，立宪派在近代史读物和人们的常识中，亦专指梁启超一派，包括张謇、郑孝胥、汤寿潜等社会上层士绅、绅商、名流。所谓“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大论战”，其中的立宪派正是指的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主义者。然而，在撰写《清史·思潮志》的过程中，在阅读戊戌维新时期的史料时，却深感这样的常识其实存在问题，从而不止一次地反问自己：谁是维新派？谁是立宪派？

一

甲午战争后，变法维新的情绪空前高涨，蔡锷曾说：“甲午一役以后，中国人士不欲为亡国之民者，群起以呼啸叫号，发鼓击钲。”谭嗣同言湖南之情状说：“家议维新，绝无向者深闭固拒顽梗之谬俗。”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十八日，严复致函汪康年与梁启超说：“神州以内人心所同，各怀总干蹈厉之意。”由此可见当时社会人人思变言变之氛围。其时力主维新变法者，非惟下层士绅，更有从光绪帝到朝廷中枢、地方各级官员。早在光绪九年，翰林院编修崔国因就上《奏为国体不立后患方深请鉴前车速筹布置恭折》，提出对策十一条，首条即“设议院”。其中强调：“设议院者，所以因势利导，而为自强之关键”。此为清末向朝廷建议开设议院的最早上书。光绪十年九月，两广总督张树声临终口授遗折，谓：“圣人万物为师，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这亦是主张在更为深入的层面采用西法维新变革。甲午战后，李提摩太叙其京师见闻说：“侧闻京邸大僚之议论，翰林御史之条陈，外省督抚学政之文告、奏章，皆谓不变法不能救中国。”

茅海建依据丰富的档案资料，著《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书中指出：“张之洞、陈宝箴集团是当时清政府内部最大的政治派系之一，也是最为主张革新的团体”，从而打破了以康梁为中心的戊戌变法叙事格局。他还指出：“百日维新的重大决策及高级官吏的人事任免，基本上是在光绪帝住园期间决定的，由此可以看到慈禧太后的身影。”其实，慈禧太后与光绪帝之间的分歧与冲突，正如光绪帝在给杨锐的密诏中所言，“不愿将法变尽，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据黄彰健考证之密诏版本），其焦点在维新变法的策略与用人上。正是因为有从上到下，从朝廷到社会各阶层的参与，方造成戊戌维新的阔大气象，使戊戌变法和史上少数人变法的格局划开界限。因此，谁是维新派，便成为一个需要重新探讨和回答的命题。

二

考诸清季立宪运动史实，对立宪派的传统理解显然也与史实不符。日俄战争后，立宪思潮兴起。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南方报》载文称，与当年“维新”思潮风靡相似，“立宪”二字一时成了中国士大夫的口头禅。同年，《东方杂志》刊文称，其时“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孙宝瑄之《忘山庐日记》也记叙说，“立宪、议院，几等口头禅，视为绝不奇异之一名词。”于此可见当时之形势。

在鼓吹立宪的大潮中，包括满族大员、宗室在内的朝廷上层，大多支持立宪。五大臣中的端方，于出洋考察前即主张立宪。考察回国后，先与戴鸿慈上《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谓：“世界之政体有二端，一曰专制，一曰立宪。专制之国任人而不任法，故其国易危，立宪之国任法而不任人，故其国易安。”直陈中国欲国富兵强，除采用立宪政体之外，别无他术。后又与戴鸿慈奏请改定官制，认为日本“宪法之推行有效，实由官制之预备得宜”。据考，如上两奏折皆其时尚流亡海外的梁启超所草拟。当一些守旧者群起阻挠立宪之际，载泽上《奏请宣布立宪密折》，力言国势民情，均非立宪不可。因为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故立宪一事，务期“圣明独断，决于几先，不为众论所移，不为浮言所动”。当时连慈禧都颇为此折所动。《宪政初纲》评论说：“吾国之得由专制而进于立宪，实以此折为之枢纽。”

清季之督抚亦有不少赞同立宪。光绪三十一年六月，清廷采纳袁世凯、张之洞的建议，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分赴东西洋考察政治。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张之洞应召入京，补授军机大臣。据《张之洞入京奏对大略》记载，张之洞对慈禧表示，只要速行立宪，留洋学生的排满风潮自然平息。实行立宪，愈速愈妙，“预备”两字，实在误国。且各国均视中国之能否实行立宪以定政策，故万万不能不速立宪。八月十一日署黑龙江巡抚程德全请速开国会。其谓：“大势日逼一日，若必待事事皆有程度可言，则竟将无一事可办矣。”十月初五，署理广西提学使李翰芬上奏，提出“五年预备立宪”之说，认为在“时局艰危，事机日亟”之时，预备之时限不宜过长，而国民程度应该在立宪过程中造就。“先预备，后施行，年复一年，不免有苟且因循之患。即施行，即预备，乃以收倍道兼进之功。”“拟请明降谕旨，于光绪三十七年颁布宪法，开上下议院。”宣统元年，江苏巡抚瑞澂与士绅工商派联合行动，由瑞澂“联合督、抚请速组织责任内阁”，由张謇领导的江苏咨议局“联合奉、黑、吉、直等十四省咨议局请速开国会”。宣统二年九月二十三，东三省总督锡良、湖广总督瑞澂、两广总督袁树勋等联名电请军机处代奏，恳请“立即组织内阁”和“明年开设国会”。同年九月二十三日，总督、将军、巡抚、都统十八人联名电奏速开阁、会。电文说：时局危险，时不我待，请立即组织内阁，并定明年开设国会。在清季立宪大潮中，督抚的推动与力呼，绝不可小觑。

清季立宪思潮从涓涓细流发展为洪波巨涛，有赖国内知识界与士绅工商、海外留学生与华侨、赞同立宪的督抚与中央重臣的合力推动。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张謇辗转托人将《日本宪法义解》一书递呈内廷，慈禧阅后称赞“日本有宪法甚好！”五大臣出国考察后分道回国，“皆痛陈中国不立宪之害，及立宪后之利”。“两宫动容，谕以只要办妥，深宫初无成见”，由此而有预备立宪之谕令。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清廷发布上谕，宣布“预备仿行宪政”。绅商学子欢欣鼓舞，奔走相庆。可以说，其时除了革命派坚决反对立宪外，朝野上下并无立宪与反立宪之争，只有缓立宪与速立宪之分歧。如果说晚清有立宪派的话，这些阶层、群体都是立宪派。如果确认这一史实，那么，我们该如何重新规范立宪派的定义？

其实，无论是“维新派”还是“立宪派”，都是他人或后人的指认，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文化建构。诚如顾颉刚所说：“分别两派只是我们居于后世的评论之词，而不必是当时的实在情状。”这样的派别划分，可能会展现一种貌似清晰的历史脉络与历史景观，但所付出的代价，却是牺牲了历史运动的错综复杂性。作为问题的另一面，一旦我们以分派的眼光去观察近代历史人物，“以某氏限隶某家”，就不可避免地会“倒述历史”，即按照人们概念中的某一派别的思想特征来选择、组织史料，为其构建思想谱系，从而牺牲其在近代复杂的社会变迁中的思想多变性。近代时局复杂变幻，各种思潮激烈碰撞，各阶层人物都绝非服膺一种学说一种观念不变。如被视为维新思想家的宋恕，自述其思想历程是“始吾闻无政府之说独好之、独演之。已乃知其万不可行于禹域也，则降而演共和之说；已乃知其犹不可行于今禹域也，则降而演世及立宪之说；已乃知其犹不可行于禹域也，则降而演专制改进之说。盖二十年来宋衡之说凡四变。”又如孙宝瑄，在《望山庐日记》中自述：“鄙人甲午以前，未开化之时，即治宋学，坚持三纲五伦名义。及移家海上，穷究海西政治家言，始一变而为民主。今日学再进，复归于立宪政体，于君父臣子两无所偏，不堕过激党之弊。”看来，对这一问题进行反思确有必要了。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