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序言

序 言

历史上，“诗、书、礼、易、春秋、乐”中开始只称《书》。到汉代才将尊称“书”为《尚书》，“尚者，上也”，被尊奉为儒家“六经”中最重要的一经，其间出现了今文、古文不同本子。由此，它和《左传》、《周礼》一起引起了学术史上长期的今古文之争。到晋代又出现了伪古文《尚书》，纠葛更多。其所记载的历史，上起传说中的尧虞舜时代，下至东周春秋中期的历史约1500多年。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尚书》涉及了先秦时代的政治、军事、天文、地理、哲学思想、教育、刑法和典章制度等等，保存了我国古代丰富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种重要资料，对于研究我国上古史而言是不可替代的。 Forword

History, "poetry, books, ritual, easy,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e music" starts only say "book". To the han to your respectful name "book" for "holds", "who is on, also", zun as Confucian "six-channel" in the most important once, during which appeared about thespring, different ancient book. Thus, it and zhuan, the rites of zhou together in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caused a long-term purpose of this race. Jin appeared to false "holds" ancient prose, more trouble. The records of history, a legendary YaoYu shun era, down to the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zhou dynasty spring and autumn about 1500 years. As our country the first historical documents assembly, "holds" involves the pre-qin era's political, military, astronomy, geography, philosophical thinking, education, criminal law and judgments system and so on, save the our country ancient rich humanities and science of various important material, for research in our country ShangGuShi is irreplaceable.

目前流传于世的《尚书》共五十八篇，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虞书》共五篇，包括唐尧、虞舜、夏禹、皋陶和益稷时代的史事；《夏书》共四篇，记载了有关夏朝的史事；《商书》共十七篇，记载了有关商朝的史事；《周书》共三十三篇，记载着有关周朝的史事。《尚书》按文体可分为诰、训、谟、誓、命、典六种。“诰”，“告也”，有晓喻的意思。凡以言语、文字告人，具有告诫、慰勉之意的，便称为诰。为晓喻民众、祭告宗庙神祇、劝告君王、君

戒臣属、同官相诰之意。例如《大诰》就是平定管蔡、武庚之乱时，周公告诫属下的话。“训”指的是说教、训诫的言辞，大凡贤臣告诫君主的言辞，便称为“训”，类似于现代的建议书、倡议书，如《伊训》、《太甲》等便是此类篇章。“谟”，就是谋议、计划之意。君臣一起谋划事情，君有“典”，臣有“谟”，有施政方案，例如《皋陶谟》就是大禹、皋陶、伯益向虞舜陈述的嘉言。“誓”是君主誓众之词，多为军事行动的誓词，用于告诫将士或约束敌人，类似于现代的条约，如《甘誓》、《汤誓》等篇均是此类篇什。“命”即命令，是国君对臣下颁布的命令，类似于现代的下发公文，如《顾命》就是成王将崩，有所托付之遗命。“典”，就是常法、常典之意，记载了重要史事经过或某项专题史实，如《尧典》、《舜典》就记载了唐尧、虞舜的嘉言善政。除此之外，还有以人名标题的，如《盘庚》、《微子》；以事标题的，如《高宗彤日》、《西伯戡黎》；以内容标题的，如《禹贡》、《洪范》、《无逸》等。

《尚书》所体现的政治思想、所蕴藏的哲学观念、所保存的历史信息等等，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与思想人格的形成产生了至深至远的影响，有关《尚书》的诸多问题，激发了历代学者生生不息的研究志趣。本文拟谈四个相关的问题，一是《尚书》的今古文问题，二是伪古文问题及其考辨史，三是《尚书》的海外传播问题，四是理雅各的英译《尚书》。

一 《尚书》的今古文问题

《尚书》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尚书》的今古文问题。今文《尚书》据说传自伏生，凡二十八篇（如将《康王之诰》从《顾命》中析出则为二十九篇），在西汉传授不绝。这些经文都是用秦朝至汉代通行的隶书写就。《尚书》出现之后，又发现了几部先秦时用古籀文字写就的经籍，被称为古文，而这些用隶书写就的经文就被成为“今文”，意为汉代当今通行的文体。当时所用的本子是由欧阳生、大夏候（夏候胜）和小夏候（夏候建）传授下来。

武帝末年，孔安国（生卒年不详）得到古文《尚书》，该《尚书》出现于西汉而盛行于东汉。于西汉中期起，文献中先后记载了五次古文《尚书》。《汉书·艺文志》记载：“古文尚书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

而得古文尚书„„„。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为方便读者阅读，特将今、古文《尚书》及伪古文《尚书》篇目列表如下：

上表中的《书》十六篇得于孔壁中的说法，最初见于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的记录。不过近世学者对此大多表示怀疑，并且孔安国的生平亦不及于武帝末年巫蛊事发时（公元前91年）。不过综合有关记载来看，学术界一致认为还在武帝以前已有古文《尚书》的散篇或文本传出。

东汉古文《尚书》学的复兴始于杜林。《后汉书·儒林传》说：“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林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由是古文《尚书》遂显于世。”这一系统的学术是东汉古文《尚书》学的主干，不过却仍然以孔安国之学为宗，其传承关系上的关键人物是孔安国的再传弟子胶东庸生。孔颖达认为今本《尚书·尧典》乃“孔（安国）所传者，胶东庸生、刘歆、贾逵、马融等所传是也”。郑玄可以说是东汉最后一位综合今古文经学的大师，曾授业于马融。

郑玄的注释本是汉代古文《尚书》的最终成果。实存篇数，孔颖达认为是58篇，包括今文34篇和古文24篇。今文34篇，即伏生本的29篇加《泰誓》篇，因伏生本原有的《盘庚》篇和后来加入的《泰誓》篇各分为上中下3篇，所以实际篇数增至34篇。

二、伪古文《尚书》及其考辨史

《尚书》的第二个问题是存在《尚书》的伪古文问题。伪古文《尚书》是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所奏上孔安国所传的古文《尚书》，唐初孔颖达作《五经正义》。其中，《尚书正义》采用此本，从而就成为正经正本。

梅赜所献之孔传本古文《尚书》共五十八篇，比伏生所传今文《尚书》多二十五篇。其中伏生所传的二十八篇，被梅赜析成三十三篇。孔颖达的《尚书正义》说：“以伏生二十八篇《盘庚》出二篇，加《舜典》、《益稷》、《康王之诰》，凡五篇，为三十三篇，加所增二十五篇，为五十八，加《序》一篇，为五十九。”孔氏所述前五篇，今文《尚书》中也有。郑玄的《尚书注》已经从《盘庚》析出二篇，从《顾命》中析出《康王之诰》；而梅赜则将《舜典》自《尧典》析出，《益稷》自《皋陶谟》析出。与旧传的今古文本均不同的是梅赜新增了二十五篇（见上表）。新增的二十五篇中有《泰誓》，与旧传《泰誓》不同。郑玄的注本中《泰誓》只有一篇，而梅赜则从中析出三篇。自伏生开始，《书序》都是单出一卷，而梅赜则将《书序》分散，移到每一篇的篇首。

从北宋开始，一些学者开始怀疑梅赜所献古文《尚书》的真实性，宋代的吴棫首先发疑，后来朱熹也怀疑这是伪作且进行了考辨。明代的梅鹜在《尚书考异》和《尚书谱》中对《书序》、古文《尚书》及孔传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翔实而科学的考辨，他不仅考辨了《尚书》的传授系统，还从文章体例、句法特点、文字风格、史实上具体揭示这本古文《尚书》是伪作。不过，因为搜采的资料不完备，所以梅鹜推论出得结果比较粗疏。直到清初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问世，才真正引起重大影响。阎氏以毕生精力写成此书，共得专论128篇，又在每一论之下用按语的形式详细地注疏了自己的论证，共八卷，从而谳定今本《尚书》的古文二十五篇为魏晋间所出的伪书，而不是汉代流传的“真古文”。

自梁启超起，近代学者的疑古思想越来越重，反映在《尚书》上就是直接对《尚书》某些重要篇章如《禹贡》等成书问题提出质疑。梁启超认为《禹贡》是东周时的地理书，钱玄同则指出《禹贡》是晚周人的伪造，王国维认为《禹贡》系后世重编，至少也是周初时候的人所写，而顾颉刚、马衡、翁文灏、郭沫若等大部分都认为《禹贡》是春秋战国甚或汉代之作，张西堂则推断《禹贡》作于战国末年，不过陈梦家则判定《禹贡》不会早于战国时期。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对《尚书》的成书年代意见纷纭，莫衷一是，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尚书》不是夏代作品。

三、《尚书》的海外传播

对《五经》的研究最早的人是利玛窦，他在《天主实义》多次提到中国思想家的著作，如《孟子》、《论语》、《左传》、《中庸》、《大学》、《老子》、《庄子》等，其中共18 次引用《尚书》。但他没有翻译过《五经》。

首次将《五经》译为拉丁语的是法国耶稣会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t ，1577－1628），他在1626 年（明天启六年）在杭州刊印了拉丁文《中国五经》（Pentabiblion Sinense）一册，并附有注解，题名为《中国第一部神圣之书》，成为最早在中国本土刊印的中国经籍翻译本。《尚书》于1626年译成拉丁文后，相继出现法文、英文和德文译本在西方国家流传。

1735年（清雍正十三年）法国传教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 1665-1741）译六经并加注释。宋君荣（Antoine Gaubil，1689-1759）、刘应（Claude de Visdelou，字声闻）和马若瑟（Joseph Henry-Marie de Prémare, 1666-1736）等翻译并注释了中国古代经典《书经》（Le Chou King, un des livres sacres des Chinois），由德经（M. de Guignes）编辑后于1770年在巴黎出版。此书除了译文和注释外，还有出版者添加的补注、插图和原文所没有的中国上古三朝的帝王简史。他采用的底本是康熙年间出版的孔安国古文《尚书》的满文译本。他在翻译《书经》时，专门对书中涉及的上古天文学内容进行研究，写成一篇文章《中的天文学》（Astronomie dans le Chou-king）附录在译著中。

马若瑟选译的《书经》、《诗经》曾被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收入

法文版《中华帝国志》第二册298 页至308 页。《中华帝国志》是奠定法国汉学的三大名著之一，1741 年、1749 年和1774 年分别由英、德、俄三国翻译出版，英译本有两种，1736 年12 月出版了节译本，1741 年出版全译本，在欧洲的影响非常大。

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 ），英国传教士，自号墨海老人，汉学家。他将《尚书》译作《古代的中国，书经，或历史经典》（Ancient China, the Shoo-king, or, The historical classic: being the most ancient authentic record of the annals of the Chinese empire），1846年出版于上海墨海书馆（Mission Press）。

《尚书》最普遍使用的英译本有理雅各（1815-1897）和高本汉（1889-1978）的译本。高氏仅翻译了归在伏生名下的今文《尚书》28篇，其译文一般被认为是更准确地翻译了这些经文的古代语言。

在研究中国古籍方面，高本汉做得最全面而又用力最深的，是《诗经注释》（Glosses on the Odes）和《书经注释》（Glosses on the Book of Documents）。高氏的《诗经注释》分三次在瑞典《远东博物馆馆刊》（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发表：1942年第14期《诗国风注释》（Glosses on the Kuo Feng Odes ），1944年第16期《诗小雅注释》（Glosses on the Siao Ya Odes）和1946年第18期《诗大雅与颂注释》（Glosses on the Ta Ya and Song Odes）。《书经注释》分两次刊于《远东博物馆馆刊》第20期（1948年）和第21期（1949年），讨论的是所谓古文经部分的28篇，而不是现存《伪孔传》本的全部58篇。高氏的著述中，和《书经》相关的还有1933年发表的《书经中的代名词厥字》、1950年发表于《远东博物馆馆刊》第22期的《英译书经》（The Book of Documents）和1964年发表于同一刊物第36期的《诗经注释与书经注释索引》（Index to Glosses on the Book of Odes and Glosses on the Book of Documents）。高氏的《英译书经》对《书经》作了完整的逐句连缀解说，颇具学术价值。

高氏认为《书经》之所以奥衍难读，主要由于《书经》的语言时代距今太远，而这个问题，则可以凭藉古汉语语音系统的重建和语源学的方法来解决，他在《序》中继续说，在《诗经注释》和《书经注释》这两部书的所有注释中，作者的研究有一项基本原则，就是对于古代汉语语音的参证讨论。只有凭藉字词古音的研究，才能解决缠结不清的“假借”问题，而一个字词的真实意义，也就可以

用语源学的方法找出它所属的词类与语根，进而得到肯定的结论。

高氏深厚的语言学造诣，正好为他注释《诗经》和《书经》提供了稳固的基础。订正经文，诠释经义，清儒在这两方面都做了颇多的工作，也获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高氏语言学的知识及其西方科学化的分析方法，正好补足了清儒的不足。高氏特别提出三点：（一）他们只求出了古音系统的初略的间架，对古音实值还毫无所知。因此，他们说某某字古音同，有些地方经常靠不住。（二）关于字义，他们过于尊崇《尔雅》《说文》等古代字书的定义，而忽略许多字在古籍中应用的实例。（三）引证古书文句的时候，往往三代两汉部分，不去辨别时代真正够早而确能引为佐证的材料和时代太晚而实在不足依据的材料。

中国学者罗志野也英译了《尚书》，采用的是《尚书》学研究专家周秉钧的现代汉语译本。该译本于1997年在湖南出版社出版。

《尚书》在亚洲其他国家的研究以日本为最重要，始于平安时代，我国《尚书》研究专家刘起釪曾撰专文对此进行过论述，详参刘起釪《日本早期的研究》和《日本现在的研究》，在此不赘。

四、理雅各英译《尚书》

理雅各的《尚书》英译文，翻译的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共58篇。在该译注本中，理氏既撰写了长篇导言，也加入了丰富而有效的注释。时至今日该译本依然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而无法被安全取代。

理雅各译注《书经》乃是他克服了重重困难和融合了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之后所做出的一项重要学术成果，为中国古典文献的翻译注释开辟了不少新的途径，在西方汉学研究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自行世以来即已成为西方有关中国学术的经典作品，至今不能废。”理雅各不仅以译注《中国经书》蜚声西方学术界，而且对于中国的读者而言，他所从事的工作也恰好反映了西方汉学在19世纪的一项重要成就，象征着西方学者传布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理氏译注《书经》（包括《竹书纪年》）之所以迄今仍受到西方学术界的重视，正是因为该译本具有其他译注本所无法取代的重要作用。如高本汉的《书经注释》（Glosses on the Book of Documents，1948-1949年出版）和英文节译本（Book of

Documents ，1950年刊行）只包括今古文皆有之篇什，对于伪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则不予收录注解。高本汉译注《尚书》虽因晚出而部分优于理氏译本，不过高氏仅注解了部分条目，亦非全译，所以无法取代理氏的译注本。

本次重印，本社通过比较后决定采用理雅各的译本。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理雅各的《尚书》英译本至今尚无人超越。理雅各之所以能够胜任《尚书》英译绝非偶然，他的特殊教育背景决定了他的翻译风格和特点——勇敢地面对理解上的困难，以极其严肃的学术态度对待翻译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理雅各选定《书经传说汇纂》和《尚书正义》为基本参考书，在遇到疑难时广泛参考群书，以求得出一种较为通达的解释和译文。在这层意义上说，他的翻译早已脱离了所谓“格义”的色彩，而进入了系统译经的殿堂。另一方面，理雅各的译文和注释至今仍然切实可信、颇具参考价值，因为他把当时能解决的问题都明确翻译出来了，同时把尚待研究的疑难问题也如实记录在注释中，体现了他在考据上所具有的娴熟技能和清晰头脑。

当然，由于时代的原因，理雅各的《尚书》译本无疑也有自身的问题，归结起来有如下几点，（1）因误解经文或旧注而产生的问题，（2）因接受中国传统注释中的错误而重复其误解。当遇到这些问题时，我们采取的办法有两种，一是参考国内外现有的《尚书》英译本，包括高本汉和罗志野的译文；二是根据注释和理解对理雅各的译文进行必要的修订并注释说明。希望这样能使不必要的误解和误译减少到最低限度。

为了方便读者的阅读，本重印本将所有的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以斜体的汉语拼音表示；《尚书》中的“江”、“河”均特指长江和黄河，所以不再按理雅各音译的“Jiang ”、“He ”表示，而直接采用“Changjiang River”和“Huanghe River”。本序参引了许多学界前辈时贤的研究成果，限于篇幅，无法在此一一例举，特此致歉。

参考书目

Bernard Karlgren, “The Book of Documents”,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 vol. 22, 1950.

Bernard Karlgren, Glosses on the Book of Documents. Göteborg: Elanders. 1970. James Legge. The Shoo King, or Books of Documents, London: Clarendon, 1865.

Antoine Gaubil, Joseph de Guignes, Joseph Henri Prémare, Claude de Visdelou. Le

Chou-King . Paris:N. M. Tillard, 1770.

姜广辉，“梅鷟《尚书考异》考辨方法的检讨——兼谈考辨古文《尚书》的逻辑

基点”，《历史研究月刊》，2007年第5期，第77-94页。

梅鷟，《尚书考异》（姜广辉整理，参考《白鹤山房抄本》、《台湾故宫旧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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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收入王先谦编，《皇清经解》第1册，上海：上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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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和、邵东方，“理雅各英译《书经》及《竹书纪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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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起釪，《尚书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