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患者给予我们的生命教育

2013年4月12日   17：17－解放周末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徐蓓

　　

　　

美丽的花坛，围绕着名为”生命“的雕塑。

　　

　　

一束鲜花，几个包子。曾经的“战友”们，安息吧。

采写/本报记者 徐蓓

上海有家癌症康复俱乐部。在这里，癌症患者们以坚强抗击病魔，也学会坦然面对生离死别。从2007年开始，他们中的一些人率先选择了“花坛葬”这种新型的节地生态安葬方式，成为上海殡葬习俗改革的先行者。

他们以这种选择，不但使人生的告别显得美丽而尊严，而且让这种告别方式成为一场深刻的生命教育。

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声，也没有死气沉沉的氛围，取而代之的是千人相送的场面和病友们的深情

又到了清明时节。

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清明是亡者入葬的日子。

蔡斯英，59岁，生前曾是一名普通的缝纫女工。2008年，她被查出肝癌晚期。为了治疗她的病，全家几乎倾尽所有。

陈敏华，54岁，曾是一名装配工，单身未婚。

李争春，58岁，曾是普通工人。 2006年被查出肾癌。

张国忠，61岁，单身未婚。 2009年，他所患的肝癌被医生称为“晚期中的晚期”，判定最多只能存活2个月，但他却奇迹般地活了3年零5个月。

尹锡林，47岁，曾是一名技术工程师。生前与胃癌抗争了整整15年。

钱旭，63岁，曾是房管所的一名普通职工。

杨琦，57岁，曾是一名采购员。

余伟瑛，56岁，曾是一名办公室工作人员。

黄仁兰，58岁。因患晚期肺癌辞世。

姚祖辉，61岁。

4月2日，来为这10位亡者送葬的，不仅有他们的亲人，还有上海市癌症康复俱乐部的1200多名会员。

上午10点，位于上海青浦的公墓“福寿园”里人头攒动。

福寿园里有一片“希爱林”。那是2005年的植树节，福寿园和上海市癌症康复俱乐部首次合作联手打造的。 “希爱”谐音“CA”，是癌症的英文缩写，同时也寓意“希望”和“博爱”。从2007年开始，俱乐部的会员们每年都会来到这里，以“花坛葬”的形式为一些亡故的病友送行。

“生命总有个尽头，离别、逝去、谢落,也许一瞬间点燃，也许一刻里消失。你们阳光的笑脸，你们曾经的快乐，你们完成的一切，都记在朋友心中……”在现场，上海市癌症康复学校校友会的代表们将这篇《祭文》念得情深意切。癌症康复俱乐部的1200多名会员，每个人手中都挥动着一片象征着生命与希望的绿叶，一起齐声高唱《一家人》，传递出大家对长眠于福寿园里的病友的深深怀念。

康复学校口琴队的10多位队友一起吹奏起那首悠扬的《友谊天长地久》，缤纷的鲜花和优美的琴声，定格成一幅春日里的美妙画卷。家属们抱来了亡者的骨灰，伴随着缤纷的花瓣，装着骨灰的坛子被埋入泥土里，再在上面种上鲜艳的郁金香。

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声，也没有死气沉沉的氛围，取而代之的是千人相送的壮观场面和病友们的深情厚谊。

亡者张国忠的姐姐一边抚摸着镶嵌在花坛边、刻着弟弟名字的铜牌，一边欣慰地说：“弟弟一辈子孤身一人，他原来的遗愿是要海葬，但我们家里人都不同意。有一天他对我说：‘姐姐，我还有一个最喜欢去的地方，那就是福寿园的花坛葬，能和那么多病友葬在一起，我也不会孤单。’今天，看到弟弟有这么多人相送，而且还葬在这么美的地方，我觉得我终于帮弟弟完成了心愿。 ”

这样的人生告别，让现场的人们感受到它的美丽和尊严。

“花坛葬”是一种全新的节地生态葬式。但这件移风易俗的好事却在一开始碰了壁

福寿园和上海市癌症康复俱乐部的牵手，是偶然，也是必然。

20多年前，上海市癌症康复俱乐部诞生在上海一条弄堂发牛奶的小棚屋里。这个民间草根组织后来成长为拥有上万名会员的癌症患者自救互助团体。

上海福寿园创建于1994年，是目前全国公墓业首屈一指的品牌企业。 2008年，上海福寿园被世界殡葬协会列入世界十大公墓，并冠以“东方最美的墓园”之名。

上海市癌症康复俱乐部的癌症患者们，无疑是一群离死亡很近的不幸人。然而，他们与癌症病魔斗争的顽强和不屈，体现了生命的尊严和力量。同时，他们也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应该如何有尊严地幸福地离开这个世界？

为了寻找答案，2005年起，上海市癌症康复俱乐部和福寿园开始进行合作探索。

2006年，福寿园里建起了一片“希爱林生命教育园”，总面积近2000平方米。园区内呈同心圆状排列着生态环保型的花坛葬区，这在当时属于首创。这里将用于安葬上海市癌症康复俱乐部逝去的病友们。

“花坛葬”是一种全新的节地、生态葬式。一个占地14平方米的扇形花坛就可落葬255人，平均每人仅占地0.08平方米。该葬式以葬入花丛为形式，使用可降解的骨灰容器，容器降解之后骨灰融入泥土中，和天地融为一体，符合“入土为安”的传统，同时也应和了“化作春泥更护花”的美丽意境，让生命转变成另外的一种形式，安心地长眠于绿茵葱葱、鸟语花香的环境之中。

在上海市癌症康复俱乐部会长袁正平看来，福寿园肯辟地造林、真诚接纳弱势群体的癌症患者，无疑是一种功德之举。他说：“一个人得了癌症，往往会拖垮一个家庭。在我们俱乐部，有许多家庭都因为癌症致贫。癌症后期治疗需要花很多的钱，而当病人离世的时候，很多家庭在经济上已经竭尽全力了，甚至有些家庭已拿不出钱来置办墓地。而现在，福寿园不仅专门为我们开设了‘花坛葬’，而且每人仅收费800元钱，这当然是一件造福于民的好事。 ”

然而，这件好事却在一开始碰了壁。

由于旧习俗和旧观念的影响，大家普遍认为到陵园这种地方参加活动是“触霉头”的，是不吉利的，甚至有癌症康复俱乐部的会员写信到报社去“告状”。而且，也有很多家属认为，只花800元参加这种集体葬礼，对死者来说太过“随意和简单”。

2007年，报名参加“花坛葬”的仅1人。 2008年，也只增加到3人。

一时间，这件移风易俗的好事陷入了僵局。

2009年，近千名俱乐部会员参加了普通的音乐老师倪俊的葬礼。从此，选择“花坛葬”的病友越来越多

转机出现在2009年。

那一年的4月1日，一位叫倪俊的普通音乐老师走完了他45年的人生历程。

生于1964年的倪俊，单身未婚，生病之后又失去了工作，除了对口琴的痴迷和热爱，他短暂的一生几乎没有一点轰轰烈烈的回忆。

2004年底，倪俊被查出患有胃癌，手术切除了4/5的胃。在病床上，他听哥哥说起上海有家癌症康复俱乐部，已经被医生判定只有3个月寿命的他为之精神一振。一个多星期后，他报名参加了俱乐部。

化疗一结束，他就参加了为期三周的癌症康复学校的学习。因为出众的才艺，他被选为康复学校的义务音乐老师。在康复学校温暖的大家庭里，他重新找到了快乐，确立了新的人生目标。在一篇文章中他这样写道：“如今，我的生活已经和音乐融合在一起。每天上午近两个小时，我经常在公园的树林里吹奏口琴；每每新的康复营开幕式上，我的口琴曲定能受到学员们的欢迎；担任康复学校音乐老师后，我教的课——《音乐疗法》得到好评；口琴与舞蹈表演《西班牙斗牛士》现已成为上海市癌症康复俱乐部艺术团的保留节目。音乐使我快乐，也使那些我帮助过的人快乐！ ”

尤其是当了解到音乐能带动人的情绪、对康复有好处后，倪俊主动要求在康复学校里成立口琴兴趣班，试图用音乐来激发癌症病友的求生意志。他还省吃俭用，主动为兴趣班捐献了所用的口琴。

“兴趣班通常每个月活动一次。下午3点的课，他一般2点多就早早到了，在那里认真地备课。许多学员原来根本不会吹口琴，后来居然参加口琴比赛获了奖。”说起这位勤勉的老师，康复学校的周佩校长至今仍有些激动。

根据倪俊的临终遗愿，因为他单身一人，又没有工作单位，所以全权委托癌症康复俱乐部来操办他的后事。临终前，倪俊说：“我要走了，到时你们都能来送送我吗？ ”

2009年4月16日，俱乐部近千名会员主动要求前往福寿园参加倪俊的葬礼。

葬礼上，倪俊生前教过的10多位病友一起拿出口琴，轻轻地吹响了《友谊天长地久》。演奏中有人哽咽了，旋律变得不是很齐整，但那琴声是如此优美，像来自天堂的歌声。

简短的葬礼庄重、肃穆，而又充满诗意和温暖。

倪俊的学生、口琴队队员蔡冀英说：“参加完倪俊老师的葬礼，我想，当我最终走这条路的时候，有那么多的人来为我送行，有那么多的人来安抚我、来安抚我的家人，我感到很放心。所以我不害怕死亡，也不回避死亡，我也会选择‘花坛葬’。 ”

此后每年的清明时节，上海市癌症康复俱乐部的上千名会员都会来到福寿园参加集体追思日活动。而且，选择“花坛葬”的病友越来越多。

什么样的人能坦然面对死亡？只有精神上不再有遗憾，才能平静地为自己选择安葬的方式

人都是向死而生的，如果将生命量化到只有几年、几个月甚至几天，当真正面临死亡时，什么样的人才能坦然处之？

徐秀庭，一个热爱生活的美丽女子，却不幸于2009年罹患乳腺癌。

2011年4月，在她去世前的几天，病痛让她生不如死。一种深入骨髓的疼吞噬着她，只能靠一支支的杜冷丁暂缓剧痛。胸腔积水一并袭来，压得她透不过气来。她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终点。在与家人商量之后，她做出了放弃治疗的决定。

然后，她拨通了癌症康复学校校长周佩的电话：“周老师，我要跟你说再见了。我已决定放弃治疗，与其没有质量地痛苦活着，还不如选择痛快地有尊严地离开。我想选择遗体捐赠，但家人不愿意，你能来帮我做做工作吗？ ”挂断电话后，周佩急忙赶往医院。对徐秀庭家人的劝说无果后，周佩取出随身带来的电脑给徐秀庭看了福寿园“花坛葬”的视频，徐秀庭当即决定由俱乐部落实安排她的身后事。接着，她还请周佩一定要去参加她的告别仪式，她说她已经安排好了一切，包括追悼会上她的着装和摆放的鲜花……

王怀德，今年80岁，他是第一个提前申请要和老伴一起“花坛合葬”的人。

1993年，王怀德被查出患有结肠癌。不久后，他参加了癌症康复俱乐部，并作为志愿者为病友服务了整整12年。不幸的是，2007年，他的老伴也患上了结肠癌，并且已是晚期。去年清明节，他把老伴的骨灰撒在了“希爱林”的花坛下。

眼看着自己年事已高，王怀德还有一个未了的心愿，那就是和老伴合葬在一起。他说：“我和老伴自从1954年结婚，整整有58年。当初我生病的时候，多亏了她为我端茶送药，体贴照顾，是她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现在，我唯一的心愿就是死后仍然和她葬在一起。”为此，王怀德给福寿园领导写了信。当得知他的要求终于能被满足时，老人高兴极了。

如果说癌症康复俱乐部的病友们最初选择“花坛葬”，很多是出于经济上的无奈，是为了替家属减轻经济负担，那么，如今更多的病友选择“花坛葬”，则是出于一种深思熟虑后的坦然。

对于走入人生最后一程的人来说，只有精神上不再有遗憾，才能将恐惧化为安静，才能平静地为自己选择安葬的方式。

每年清明时节，上海癌症康复俱乐部千人送葬的感人场面，无疑也是一场深刻的生命教育。它告诉人们：即使在人生的最后一刻，生命里依然有苦难击不垮的快乐和坚强

“希爱林”里有一尊取名为“生命”的雕塑，上面刻着冰心老人的一段哲理名言：“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使穿梭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愁凉。 ”

生命，因为传承而有意义。

从2007年开始，上海市癌症康复俱乐部中的一些病友率先选择了“花坛葬”这种新型的节地生态安葬方式，成为上海殡葬习俗改革的先行者。他们还发出倡议，死后少占地或不占地，把宝贵的土地资源留给子孙后代。从几年前的无人问津，到如今这个倡议得到了广大上海市民的积极响应。据上海市殡葬行业协会王宏阶会长介绍，目前上海市民选择节地生态葬的比例上升到了约20%。在福寿园，更有高达60%的人选择了“花坛葬”等新型的节地生态葬式。

每年清明时节，癌症康复俱乐部千人送葬的感人场面，无疑也是一场深刻的生命教育。它告诉人们：即使在人生的最后一刻，生命里依然有苦难击不垮的快乐和坚强。 “用自己的生命之火点燃后来者希望的灯”，这何尝不是一种生命的传承？

正如福寿园集团副总经理尹华所说：“从传统的殡葬观念来讲，人生的告别就是泪水，就是悲痛，就是压抑的情绪。然而事实上，它不仅是对逝者的告别，更是为生者带来一种对未来生活的希望，一种生的力量。所以，生命传承，不仅要处理好‘减量’的‘去’，还要积极地提高‘增量’的‘留’——让生者在悼念亡者时，能缅怀逝者积极向上的精神，这才是更重要的。 ”

那篇《祭文》嘹亮的朗诵声，仿佛依然在福寿园上空回荡——

“岁月在悄然离去，友谊却没有尽头，拭干眼角的泪水，让告别变得美丽。经过磨难的生命,还将继续走下去，相信另一个世界，你们怀念着我们。不管岁月走多远，太阳依然会升起，伴你们唱歌跳舞，让快乐定格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