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现状问题研究

中国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现状问题研究

[摘要]：数据表明，在我国农民工人数继续增加的同时，农民工总量增速呈持续回落态势；随着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峰值的到来，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的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也即将面临拐点；现在的局面是“民工荒”与大量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并存。在这种形势下政府应制定相应的政策：针对不同时期的不同劳动力状况，采取动态的就业政策；实现产业结构有步骤的升级；根据“刘易斯拐点”在我国东中西部到来的时差，实行地区政策的差别化；完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相关政策。

[关键词]：民工荒 农村劳动力转移 刘易斯拐点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刘易斯拐点”理论

刘易斯认为，在一国发展初期存在二元经济结构，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式生产的“维持生计”部门（以传统农业部门为代表）；一个是以现代生产方式生产的“资本主义”部门（以工业部门和城市为代表）。农业部门人口多、增长快。由于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其边际生产率非常低甚至为零，农业部门出现大量劳动力剩余。此时，只要工业部门能够提供稍大于维持农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既定工资，农业部门就将涌入大量劳动力至工业部门，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无限的劳动力供给。（所谓“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即指劳动力供给曲线在既定工资水平下具有无限弹性。“既定工资”即是农业部门劳动力维持生活需要的最低收入水平。）由于在既定工资水平上，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工业部门在实际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将所获得利润转化为再投资，将规模不断扩大直到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吸收完，这个时候工资便出现了由水平运动到陡峭上升的转变，经济学上称之为“刘易斯拐点”。

与“刘易斯拐点”相对应的是“人口红利”，由于年轻人口数量增多形成的廉价劳动力，提供给经济发展相对便宜的要素价格。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廉价劳动力是发展的一个重要要素，这一点，在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中也表现得较为明显。

而“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之间似乎有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前者的显现，往往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一个前兆。我们面临的“拐点”更多的是指 “初级劳动力”领域。

二、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现状

国家统计局5月12日发布的2013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6894万人，比上年增加633万人，增长2.4%。其中，外出农民工（即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外从业的农民工）16610万人，增加274万人，增长

1.7%；本地农民工10284万人，增加359万人，增长3.6%。数据表明，在我国农民工人数继续增加的同时，农民工总量增速呈持续回落态势，农民工就地就近转移增加较多。

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专项调查处处长阳俊雄分析，近年农民工总量增长有两个特点：一是本地农民工增长无论数量还是速度都快于外出农民工，2013 年本地农民工增加359万人，增长3.6%，分别比外出农民工多85万人和高1.9个百分点，就地就近转移成为新特点；二是农民工总量增速呈持续回落态势，2011 年、2012年、2013年增速分别比上年下降1.0、0.5和1.5个百分点。这两个特点，一方面表明，随着国家加大中西部发展支持力度，以及经济结构调整升级过程中产业在区域间的转移，有力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加速了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的就地就近转移；另一方面说明，随着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峰值的到来，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的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也即将面临拐点。

有专家认为，随着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峰值的到来，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的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也即将面临拐点。有人赞同，近年来各地“用工荒”已渐成常态，这意味着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劳动力无限供给、依靠“人口红利”带动经济增长的时代结束了；也有人持保留态度，仅从“用工荒”现象就判断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拐点出现，还为时尚早，劳动力总体上依然供大于求，这种短缺只是结构性失衡。

三、“刘易斯拐点”逼近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拐点逼近有利有弊。

短期看，似乎利大。因为在劳动力增量受限的情况下，对存量劳动力的竞争势必会加剧，有些企业可能会用提高工资、改善工作环境等的方式来吸引劳动力。农民进城务工，最朴素的想法就是增加收入，改善生活。过去为了拿到相对“高薪”，农民工可能要忍受恶劣的工作环境，如今有可能工作好、收入高兼而得之。数据显示，近几年工资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引擎，2013年农民工月收入达到2609元，延续了逐年上涨的态势。

长期看，似乎弊多。随着劳动力供给拐点即将出现的预期逐渐增强，有些企业可能会通过引入机器、转型升级等方式来替代劳动力或减少低技能劳动力的使用。这直接影响到农民工的就业机会，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文化水平不高、实用技能不强，只能实现低端就业。可喜的是，针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正在加强，农民工素质逐渐提高。2013年，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32.7%，比上年提高

1.9 个百分点，各年龄段中接受过培训的农民工所占比重均有不同程度提高。就业能力增强了，就业机会将显著增加。

我国以前所出现的“民工荒”是一种劳动力泡沫，农民工“回流”是劳动力泡沫破灭的表现。从发展动态来看，我国农村潜在剩余劳动力数量相当可观。目前，劳动力仍然是我国的比较优势。或早或晚，这个拐点终将会来。为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保证农民持续增加收入，我们都需要早做打算。从近期来看，加大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激励，保持转移速度，是延缓人口红利的关键之举。

四、“民工荒”与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矛盾的原因分析

1.区域经济增长更加平衡

随着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中西部地区与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差距逐步缩小，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增强，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企业所提供的工资待遇也逐渐赶上东南沿海地区，农村劳动力在内地的收益成本比大大提高，而教育部“金融危机对珠三角农民工的影响”课题项目的调查结果显示，2009年外来工月平均工资为1677.8元，比2008年增加70多元，但月平均

开支却增加了80多元，实际收入相对下降，内地与沿海收益成本比的一增一减使得大量农村劳动力不愿意去沿海就业，许多农民工在内地一年下来的积攒甚至超出了在沿海打工的积攒，加之国家的扶持“三农”政策，沿海企业对农村劳动力在经济上的吸引力越来越小，所以出现招工困难的现象。

2.制度政策阻碍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长期以来，在外务工的农民较之于城镇职工一直遭受着很多不公的待遇，这在心里上给了外出务工农民很大的创伤，也影响着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积极性，各种制度的不完善是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户籍制度是农村劳动力面临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不公待遇的制度基础。近年来，国家不断完善户籍制度，逐步减少由户籍带来的待遇差距，但它仍然是阻碍农村劳动力由“候鸟式”转移向迁途式转移转变的一大因素，使农村劳动力不能形成及时、稳定的劳动力供给，劳动力的供给在特定时期相对于企业用工需求具有延迟性，导致民工荒现象。社会保障制度与劳动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积极性。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得不到任何保障待遇，一旦失业便流落街头，使外出务工的风险性增高；农民工在企业的劳动所得得不到保障，企业拖欠民工工资、随意加班加点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都极大的打击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热情。

3.新生代农村劳动力独具特点

伴随着80后和90后农民工成为农村劳动力中的主力军，新一代农村劳动力相比与以前的农村劳动力有着它独特的特点，具体表现在：一、新一代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程度较之老一辈的劳动力要高，思想也更开阔一些，他们对自己的预期收益也更高；二、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带来的是就业观念上的改变，他们更希望从事技术含量相对较高一点的工作，不愿意从事脏活、重活、累活，以前那种物美价廉的劳动力已经大大减少，这种特定工作的劳动力供给减少也成为民工荒的一部分。

4.农村劳动力缺乏企业所需的劳动技能

在历年的民工荒中，总会出现很多企业招不到好钳工、好车工、好焊工，更招不到好的数控技工的情况，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技工荒现象。这主要是由于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中，有很多是没有经过职业技能培训的，这种未经过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村劳动力不具备企业所需的劳动技能，不能满足企业对技能型工人的需求，技工荒现象也构成民工荒的一部分。

五、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结论及对策

（一）结论

1．目前中国农村仍然存在着大量潜在的剩余劳动力，20年内劳动力资源仍然是我国的比较优势。那种认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我国马上面临全面的人口短缺是没有根据的。只要劳动力价格合理，跟上CPI增长的步伐，我们仍然可以在不减少农业边际产出的同时，为工业提供无限的劳动力供给。

2．我国近年来出现的“民工荒”并不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标志。现在的局面是“民工荒”与大量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并存。

3．尽管我国GDP连续20多年基本保持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而我国的工资增长速度却远低于GDP的增长速度。劳动者工资在GDP中的比例呈明显的下降趋势。这种“低工资”现象及农民工被排斥在社会保障福利体制之外的事实是“民工荒”的真正原因。以城镇（非技术）劳动者的工资水平的上升作为刘易斯拐点到来的标志的论断要慎重。它将直接影响到就业政策和消费,更影响到中国

未来经济的稳定发展。

（二）对策

1．针对不同时期的不同劳动力状况，政府应采取动态的就业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力将会变得越稀缺，劳动力价格相应会有所上升，政府应实行不同的产业政策和不同的就业政策。

2．重视传统制造业，实现产业结构有步骤的升级。要维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必须改变原有的低成本、高投入、低附加值的粗放型发展战略，转向集约型的发展战略。但目前在中国存在大量低素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现实条件下，应继续重视传统制造业的发展。单纯选择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意味着失业人口的增加，最终会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反过来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3．根据“刘易斯拐点”在我国东中西部到来的时差，应实施地区差别化政策。我国的东中西部发展程度不一样，“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存在着时差，东部到来早，中西部到来晚。由此形成东部与中西部要素禀赋的差异，产业也应形成级差梯度：东部以资本技术密集型加工业为主，中西部以劳动密集型加工业为主。为促使级差梯度的形成，应加大实行地区差别化政策力度。在贸易加工、出口退税以及其他产业政策方面，给予中西部更加优惠的政策，以利于企业向中西部转移，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延长“人口红利”。

4．完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相关政策。“民工荒”实际上是民工权利荒，民工短缺实际上是权利短缺或制度短缺，是民工没有真正融入到打工的城市，而用脚投票的一种理性选择。因此，国家应尽快制定政策，给予农民工完全的国民待遇，建立健全全社会保障体制。应鼓励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城市调整户籍、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政策，把农民工纳入到这些公共服务中去，逐步把进城的农民工转化为当地的市民，实现农民工的真正转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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