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观水:从形而上的水,到形而下的水

　　细读《孟子》会发现，书中记载了不少水利、水名及水的流向的知识，描述了井田制的农村经济结构，再现了大禹治水迁徙的水文情势，留下了黄河、长江、淮河、汉水、济水、汝水、泗水、溱水、洧水、漂水等河流的名字。 　　孟子还熟悉当时的水利工程。《告子上》记载：“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所谓“一激”，就是是古代修建的横断河床的潜水坝，用来阻挡水流，抬高水位，引水入渠。孟子记述的这种“激”的水工技术，到秦汉以后已大量使用。《淮南子・诠言训》中就有“激”水技术应用的记载：“使水流下，孰弗能治；激而上之，非巧不能。” 　　于是，我的视线，也随孟子形而上的哲学之水，转向了形而下的现实之水。 　　 　　开发：“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湾池，鱼鳖不可胜食也。” 　　 　　先秦时期，由于人口的增长和生产力的发展，较大规模的开发活动导致了水土流失和自然资源的破坏。孟子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并提出适度开发的主张。一次，孟子见梁惠王，给他讲了这样一番治国的道理：“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湾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树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他告诫梁惠王，在开发自然资源时，应当有所节制，不能竭泽而渔，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 　　孟子还指出：“牛山之木尝美矣……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告子上》)在孟子看来，以往郁葱葱的牛山，之所以成为濯濯童山，是滥砍乱伐和过度放牧惹的祸，并非山的原始面目，要“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 　　在孟子的思想中，包含着十分明确的水土资源保护观念，在当时的年代，这是难能可贵的。 　　井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 　　恢复周礼，恢复井田制，是孔子向往的，也是孟子向往的。井田制为何物?多亏有孟子的记述，才使我们不致堕入五里烟雾中： 　　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孟于・滕文公上》) 　　依井而居，曾是华夏民族主要的生活方式。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土地制度――井田制的形成、演化与“水井”有着密切的关系。据史学家考证，井田制是一种具有综合性能的社会经济制度，它兼有耕作方式、租税制度、宗族制度、军事组织和村落形式等综合内容。 　　井田制以四井为一邑，四邑为一丘，四丘为一甸，一甸共六十四井。井田制的劳役地租率是什一(即十分之一)，八家实际上经营公私田共八百八十亩(周亩，合今0.328市亩)，剩余的二十亩为水井、屋舍、菜田所占地。每家八口，八家共六十四口，他们“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井田制实际上是以公共水井为中心，而形成自然村落。那时的凿井，主要为同部族人饮水之用，随之就形成了人们聚井而居的居住方式，和以同井之人为一个耕作单位的劳动及管理方式。 　　孟子描述的，就是一个典型的由原始公社时代，向私有制时代过渡的乡村自然社区的生产生活情况。这种社区形成的自然地理基础是公有的共同的水源点，即所谓“乡田同井”。 　　可见，当时以井为标志的自然水源点，对满足人们生产和生活需要是何等的重要。 　　西周实行的分封制，使全国遍布许多小的诸侯国。《周礼》说，各诸侯国的中心都城所在地称为“国”，国之外谓之郊，郊之外谓之野。孟子在以上记述中，还把这种守护着确定的地域空间、组织严密有序的生产方式、具有亲密无间社会关系的乡村社区的人们，与那种没有固定居住区域，缺乏血缘纽带，组织松散的“野人’区别开来。 　　孟子告诉我们：共同的生产活动和对于水资源的共同占有，是培育乡村社区凝聚力和促进社区组织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它使社会群体之间的地缘关系进一步加强，社会组织的吸引力大大增加，从而保证了社会组织的有序化。 　　 　　治水，“决九川致四海，浚畎浍致之川。” 　　 　　翻开历史，我们会发现，治水在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大禹治水，具有筚路蓝缕的开创意义，不但平治了严重的水息，拯救了华夏民族，而且还使当时松散的氏族部落联盟逐渐形成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先秦儒家对大禹很是推崇，把他放在了儒家道统之中的一个重要位置――唐尧、虞舜、夏禹、商汤、文武，是赫然并列一起的“圣王”。 　　孔子对大禹的评价是：“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服冕，卑宫室而尽力于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论语・泰伯》这些话，译成今天的白话，就是：大禹啊，我对他真是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了――自己吃的食物很粗糙，供奉神明的食物却很精致：自己穿的衣服很简陋，祭祀天地祖先时穿的祭服却很讲究；自己住的房子十分小，但却把精力全部放在了带领人民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上――大禹啊，我对他真是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了。 　　孔子虽然认为大禹：“无可挑剔”，但究竟语焉不详，所列事迹并没有完全反映出大禹的功德。但孟子则不然，他不惜笔墨，向我们展示了大禹治水的功绩，以及治水对民族文明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 　　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上者为巢，下者为营窟。书日：“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乏。”(《孟子・滕文公下》)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倡人，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丸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孟子・滕文公上》) 　　孟子的上述描述，阐明了中国古代社会由野蛮转向文明、由渔猎转向农耕过程中，治水与人类生存的重要关系。远古时期，人类未脱蒙昧，认识和抗击自然的能力十分低下，面对洪水的危害，只能逃而避之，筑巢营窟，群而居之。 　　直到大禹通过大规模的治水活动――疏浚排洪，“掘地而注之海”，即将主干河道疏通，加速洪水的排泄，再将两岸加开若干排水渠道，使漫溢出河床的洪水迅速回归到河槽中，从而使“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从此，人类由渔猎时代转向农耕时代，通过“耕之，’，使“中国可得而食也”。 　　在《孟子》中，不仅记述了大禹治水的功绩，还充分肯定了大禹的奉献精神。孟子盛赞大禹的王道仁德：“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孟子・离娄下》)大禹想着天下有遭受水灾的百姓，就像是自己使他们淹没一样。为了救民于水患灾难之中，禹继承了父亲鲧未竟的治水事业，薄衣食，卑宫室，栉风沐雨，“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决九川致四海，浚畎浍致之川”(《孟子・滕文公上》)，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努力，大禹终于制伏了洪水，使人民安居乐业。 　　孟子推崇大禹，还因为大禹具有因地制宜的科学态度：“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者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如果聪明人像大禹治水那样，就不至于厌恶聪明了。大禹的治水，就是行其所无事，顺应自然，之所以获得成功，在于他能够根据水往低处流的特性，因势利导将洪水疏导^海。 　　孟子对大禹治水的记录，也引起过争议。比如，他说：“禹疏九河……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人们普遍认为孟子搞错了，因为除汉水外，汝与淮、泗都不入江。南宋朱熹就在《四书集注》中指出：“汝、泗则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谓四者皆入江，记者之误也。”一些儒者为尊者讳，不时为孟子打圆场，说孟子不过申述禹治水之功，未必字字实在，所以不必拘泥。 　　学者杨伯峻通过考证，提出新说：春秋战国时期，淮河进入长江有两条水道：东道，淮河由邗沟入长江：西道，在淮河中游州来(今安徽凤台城关)附近，溯东淝水南下，经寿春(今安徽寿县)，行于施水(今南淝河)，到达合肥，入巢湖，穿湖而过，进入裕溪河入江。孟子之前的春秋时期，楚庄王和楚平王时代，曾多次利用西道水路行军打仗。后来，由于黄河夺淮的影响，东淝水中游淤为瓦埠湖，下游也逐渐淤高，淮河、东淝水已不能通流。由此可见，当时的淮河、长江是能够沟通的。事实上，错的并不是孟子，而是朱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