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细化的社会认同模型集群行为理论的新发展

精细化的社会认同模型

——集群行为理论的新发展

陈浩/薛婷

2012-7-16 15:46:56 来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津)2010年6期第7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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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浩，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心理学系（天津300071）讲师，博士，主要从事网络心理学研究；

薛婷，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心理学系博士生，主要从事网络集群行为研究。

【内容提要】作为集群行为理论的新发展，精细化的社会认同模型继承了社会认同理论和自我分类理论的重要概念和整合思想，并进一步从动态和交互作用的角度集中探讨了集群行为、情境和社会认同之间的关系，其多年的实证研究重点分析群际互动对个体社会认同及集群行为发展趋势的影响。该模型不但揭示了集群行为（特别是群际冲突）的发生、发展机制，而且对实际的治安管理以及理解社会冲突和社会变化的内在机制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As a new development of the collective behavior theories, the elaborated social identity model inherits the integration ideas and important concepts of social identity theory and 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 and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collective behavior, context and social identity from the dynamic and interactive perspectives. Through empirical research for many years, it has focused on the affection of the inter-group interaction on the individual's social identity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s of the collective behavior. The theory not only reveals the mechanism of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collective behavior (especially collective conflicts), but also has some

enlightenment on the public order policing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social conflict and social change.

【关 键 词】精细化的社会认同模型/集群行为/社会认同理论/自我分类理论elaborated social identity model(ESIM)/collective behavior/social identity theory/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

所谓集群行为(collective behavior)是指“在相对自发的、不可预料的、无组织的以及不稳定的情况下对某一共同影响或刺激产生反应的行为”①。以往有关集群行为的理论多从个体或社会等单一层面来分析集群行为发生的原因。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 SIT)和自我分类理论

(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 SCT)则试图将两者进行有机的结合②，将社会认同或自我分类作为连接社会情境和个体行为的中介变量，但这两种理论都将社会情境和社会认同作为外在于行为的先定因素，没有考虑到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动态发展。以这两种理论为基础发展出来的“精细化的社会认同模型

(elaborated social identity model, ESIM)”则通过对实际问题的研究，重点阐释了集群行为，特别是群际冲突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其最大的特点是从动态的角度，深入分析了群际互动对个体社会认同和集群行为发展趋势的影响③。

一、理论背景

（一）有关集群行为的传统理论最早期的集群行为理论主要有两个，一是LeBon的群众理论，强调“群众心理”或“集体意识”在集群行为中的作用以及集群行为的非理性、无规范等特征④；另一是Allport提出的辐合理论，该理论从个体特征的角度出发，指出参与集群行为的个体本身就具有相似的个性特征（如具有先天暴力倾向、犯罪或反社会人格等）⑤。这两种观点虽然各有侧重，甚至有些互斥，但其共同特点是都强调集群行为是非理性的、破坏性的。而此后提出的挫折—侵犯理论、相对剥夺理论、循环反应理论等也具有同样的特征，使得这些理论的解释范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⑥。此外，这些理论大都忽视了集群行为发生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文化意义⑦。

随后发展出来的紧急规范理论、选择性激励理论（又称“搭便车”理论）、博弈理论和控制转让理论等虽然尽量避免早期传统理论的非理性主义，但也都是以个体作为解释的基础，或强调个人或小群体特征对规范的作用，或强调个人的思考和决策对集群行为的影响，同样忽视了群体层面上的影响以及行动的社会基础⑧。而以价值累加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为代表的社会学和政治学等相关理论则走向另一个极端，重点论述了宏观的社会、政治背景与集群行为和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代表新的潮流趋势的“社会建构主义”虽然开始关注集群行为所具有的

社会意义和文化内涵，并将集体认同作为连接个体、集群行为的组织载体和文化体系的社会建构物⑨，但对于具体的建构过程以及群体成员所经历的心理变化则没有做更加精确、深入的解释和检验。

（二）社会认同理论与自我分类理论鉴于以往理论的局限，社会认同理论⑩和由此发展的自我分类理论(11)试图将有关集群行为的宏观和微观层面进行有机的结合，并以具体社会情境线索下的社会认同为基础，以社会情境线索的变异来解释社会认同的变化，从而对集群行为进行新的理解和阐释。

由Tajfrl和Turner等人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社会认同理论，以当时欧洲的社会动荡为背景，逐步发展成为解释群内与群际关系最重要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之一，其中一个重要的应用领域就是集群行为，特别是对群际冲突的研究(12)。Tajfel曾指出“社会认同是一个人自我概念的一部分，它来自于个人对自己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的认识，这种群体成员的资格对他有某种情感的和价值的重要意义”(13)。个体通过社会分类(social categorization)、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和积极区分原则(positive distinctiveness)来获得特定的社会认同(14)，并且当社会认同受到威胁时，个体会采用各种策略来提高自尊，其中一个重要的策略就是群际冲突。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Turner等人对社会认同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发展，提出了自我分类理论。该理论进一步区分了自我概念中的不同分类，并从社会认知的角度阐释个体主动将群体心理化后，集体现象与个体的社会认知和行为的联结过程(15)。其有关集群行为的基本假设是：参与集群行为的个体并非是非理性的或去个性化的，而是将自我分类从孤立的个人认同转移到了特定情境下的社会认同，并根据集体共享的理解和意义来进行判断和决策，其行为不再取决于个人的信念和价值观。此外，因为这种社会认同的意义是文化的产物，因此也就解释了群体成员如何自发的产生具有文化意义的行为模式

(16)。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社会认同和自我分类理论是集群行为解释理论的重要发展，但仍然存在一些局限：首先，将社会认同作为一种先定性的结构或决定因素，也就是从静态的角度来分析其对集群行为的影响，没有说明社会认同是如何建构的，这就可能将冲突归结为特定群体的本质特征(17)。其次，缺乏对集群行为（特

别是群际冲突）的发展以及个体心理变化过程的完整解释，这就可能导致只有在忽视或排除社会和心理变化的前提下，才能用社会认同来解释集群行为的社会决定机制。最后，该理论虽然通过强调集体意识形态和群体内的动力过程而将社会层面囊括进来，但却很少关注群际关系及相互作用的动力过程对集群行为的发展和个体心理变化的影响(18)。为克服这些局限，一些学者对社会认同和自我分类理论作了进一步的精细和完善，以期对集群行为的发生和发展机制有更为深入的理解。

二、ESIM的理论内容

ESIM由社会认同理论和自我分类理论基础之上发展而来，后者认为集群行为只有在参与者共享一种共同的社会认同时才会发生(19)。ESIM则可看做是这类理论的进一步深入，其重点论述了集群行为，特别是群际冲突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其最大的特点是从动态的角度深入分析了群际互动对个体的社会认同和集群行为发展趋势的影响(20)。

为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对传统社会认同理论的核心概念和观点进行再理解和发展。对此，Reicher曾指出三个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首先，不应只从静态的角度将社会认同看成是一系列属性或特征的集合，而是应该从动态的角度将社会认同与行为联系起来，根据个人所处的社会关系和地位的变化来分析认同过程和相应的行为变化。其次，不再将集群行为所处的“情境”看成是外在于认同和行为的决定因素，而应该将之看作在群际互动中不断被建构和发展。最后，传统的社会认同理论对认同、意图和行为结果之间的关系论述较少，似乎暗示了认同过程会自动产生意图，但从群体互动的角度看，这一连续纽带很容易被打破，行动可能是有意图的，但是在不同群体对所处背景的理解存在差异和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一个群体的意图并不是总能实现的，其行为经常会产生不可预料的结果(21)。

基于这些新的认识和假设，ESIM的研究者重点考察了球迷骚乱事件和抗议示威活动中所爆发的群际冲突，以球迷或示威者为主的内群体和以警察为代表的外群体在事件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动力作用和个体所经历的心理历程。Drury和Reicher根据这些实证研究资料，总结了ESIM对集群行为中社会认同改变和群

际动力过程的基本观点：首先，群体成员是根据其社会认同来采取行动的，特定的社会认同包含了对特定的社会关系和自己所处的地位的理解，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行为规范的理解。其次，对社会关系和地位的主观感受的变化会导致社会认同的变化，从而导致个体认可的行为规范或实际采取的行动的变化（例如，以前认为不合理的行为现在认为是合理的）。集群行为可以看成是不同群体间相互作用的产物，特别是当参与相关事件的群体内成员看待自己的方式，与某一外群体成员（如警察）看待自己的方式不一致，且这一外群体成员拥有一定的权力，能够按照自己的理解来采取行动而不顾及群体内成员的抵制，这一行动进而改变了两者的社会关系和群体内成员对自己所处社会地位的理解，这种交互作用的不断进行就可能导致集群行为的发展和泛化，甚至会产生深远的历史和文化方面的影响

(22)。

ESIM的研究者通过对现实集群行为（特别是群际冲突）的研究发现，总结了一个一般性模式(23)，这是ESIM理论假设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是对其模型的进一步验证和说明。该模式可表述为：因某事件而聚集在一起的群众最初可能具有不同的社会认同，如大部分人认为自己的行为是适当的，是对自己权利的正当维护和行使，同时也反对那些主张暴力或蓄意挑衅的少数人，认为自己和警察等掌握权力的外群体之间至少是中立的关系。但是警察却没有对整个群众进行区分，而是将其看成是具有潜在威胁的一个整体，并采取一致性的限制或控制措施（这可能是由于平时的训练、刻板印象或恐惧心理等原因造成），这就导致了群体成员的自我分类发生不同程度的转变。基于他们面临的共同命运，大部分群体成员开始重新理解自己所处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重新定义自己的社会类别，从而使最初异质性的群体开始形成一个具有共同社会认同的群体。此外，因为这种命运出乎了他们的预料，对其来说是不合理的，甚至是不适当的压迫，这就使对警察的抵制和对抗变成是可以接受，甚至是必要的自我防御手段。这即是一个“合理化”的过程，同时也在无形中增加了那些少数“煽动”分子的影响力（他们在这一过程中被授予了权力并成为新群体的“原型”）。至此，群体成员因为警察的行动而团结起来，形成了一个包括数百人或数千人的群体，而不再是最初只有几十或更少人的小群体，这就可能导致自我“赋权”现象，即这种群体规模和对相互支持的感受使人们感到自己有能力和权力去抵制警察。通过这个过程，过去避免暴力的人，现在也可能会卷入到冲突中来。需要注意的是，警察的行动成

了群际冲突升级中的一个必要部分，同时也导致其“自我预言的实现”。

三、相关研究

（一）研究方法ESIM研究者的传统研究方法一般是采用民族志的资料收集和分析方法。这主要是因为该理论模型重在探讨集群行为中的群际动力过程以及人们主观上的社会认同变化，而民族志对资料收集的灵活性以及质性的分析方法，相比实验法和量化分析能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24)。就具体的研究过程而言，ESIM的研究者主要通过参与观察和半结构化访谈等方式来收集资料。参与观察有助获得即时、广泛和自然情景中的资料，并能灵活地应对不可预料事件的发生

(25)。而半结构化的访谈更有助于研究者形成或验证最初的理论假设。

就分析方法而言，ESIM研究者主要采取两个阶段的分析步骤(26)：首先采用三角分析法(a triangulated account of the event)对事件进行重构，即利用从参与者群体、警察群体和媒体等多方面获得的资料对事件进行描述。被用于描述事件的资料应该是多方资料中较为一致的内容（如参与者的陈述与警察或媒体的陈述或提供的资料相一致），或者一方提供的资料与获得的照片、录音或视频资料相一致。当只有参与者的资料时，则使用最能体现参与者陈述和解释一致性的资料，对有分歧的解释，则额外进行说明。这种多角度收集和分析资料的方式，有助于对事件进行全面理解，并允许研究者从不同方面进行资料的信度、效度比较和检验(27)。但需要注意的是，使用这种方式对事件进行解释，本质上也是一个建构的过程，并不是绝对客观的，即使使用了多方一致的资料，也只能体现各方参与者主观理解上的“真实”或是主观上的共同倾向；但另一方面，参与者对事件和对自己的主观认识和解释也正是研究者关注和研究的重点，也为其后的分析提供了指导。

其次，通过主题分析法(thematic analysis)(28)来挖掘文本材料中可以作为解释性的主题或意识形态上的特征，从而分析出事件或人们主观认同的发展和变化模式。这种方法的特点就是能够将草根理论中完全“从下至上”的分析方法，与内容分析中完全“从上到下”的分析方法结合起来。分析者试图获得他所研究的概念和分类，因此不应对材料赋予任何意义。同时，分析者在处理文本材料时

也在头脑中思考着所要研究的问题。这些研究问题以及分析者最早识别出的主题是分析者随后建构理论的基础(29)。

（二）典型研究案例如前所述，ESIM研究者非常注重对现实事件的研究，除吸收传统的社会认同和自我分类理论的核心概念和观点外，其理论多是在实证研究典型案例的基础之上建立和发展的。

在较早的研究阶段，Reicher通过对一次学生示威中爆发的学生和警察之间冲突的分析，试图将社会认同的方法扩展到集群行为的研究中，并指出虽然社会认同模型可以用来解释此类现象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但却忽视了群际间的互动和人们主观上社会分类的建构以及再建构的具体过程。在重点分析学生是如何卷入冲突之中，以及冲突是如何扩散的基础之上，Reicher总结了ESIM有关群体冲突的发生和发展过程的基本假设(30)。

Reicher和Stott在1998年进行的对球迷骚乱事件和“人头税骚乱”的研究中，则试图通过分析参与者和警察两方面的资料来强调集群行为发生的背景，特别是警察对群众的看法和干预措施（在这两个事件中，警察都将所有的群众成员看成是具有潜在威胁的整体，并对其采取不加区分的处置策略）对冲突爆发或升级的重要影响(31)。

为扩展原有理论，Drury和Reicher采用参与观察的方法，重点研究了一次环保抗议活动中参与者的心理变化过程，他们发现当警察对示威者的看法与示威者对自己的看法不一致时，并且警察有权力和意图来按照自己的看法对待示威者时，由此引发的群际互动会导致示威者社会认同的变化。例如，人们采取了过去未曾使用、甚至是明确拒绝的自我概念，这种心理上的变化不仅会影响即时的行为表现，也可能使个体对自己、警察和整个社会的信念和看法产生深远的影响

(32)。

Stott等人利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收集了参加1998年世界杯的苏格兰球迷和英格兰球迷的资料，并用ESIM来解释通常采取和平策略的球迷为何加入或不加入群际冲突之中。该研究的进步之处就在于使用ESIM探索群际冲突不发生

或自行消失的情况，当警察以一种“合理”的方式看待和对待某一群体成员时，不但能促进其遵从相应的规则，而且也能增强其“自律”能力(self-policing)以抵制少数分子的煽动行为，这就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警察等外群体的看法和干预如何通过群体内成员的社会认同而对群体冲突产生影响(33)。

Stott等人在2007年所做的研究则进一步说明了警察“低姿态”的管治方式可能通过创造和谐的群际关系以及维持群体内成员积极的自我概念，进而通过群体内部对少数煽动分子的“撤权”以及对多数主张和平策略的人的“授权”而提高群体的“自律”能力，从而产生较低的骚乱水平。这种“合理”的关系和氛围甚至会使那些具有不良名声或最初给他人和自己界定为“暴力”分子的人放弃消极的社会认同和对抗性行为。此外，这种“低姿态”的管治方式还可能改变人们对某些群体的消极刻板印象和不良的互动关系，从而产生良好的长期效应。这对于改进公共治安管理方法，以及理解社会变迁和社会冲突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34)。

四、总结和展望

（一）小结集群行为的传统解释理论往往只重视社会或心理某一层面，社会认同理论和自我分类理论则将两者进行了有机结合，将社会认同或自我分类作为连接社会背景和个体行为的中介因素。ESIM紧紧根植于社会认同的研究传统，在吸收了社会认同理论和自我分类理论有关集群行为产生原因的观点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对集群行为（特别是群际冲突）发生和发展的动力过程做了更为深入的探索和阐释。

ESIM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不再将社会情境和社会认同作为外在于个人感知和行为的先定因素，而是认为情境、认同或类别及个体行为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并且也是不断变化的。ESIM重点分析了群际关系作为行为的背景，如何影响群体内成员的社会认同或自我分类，进而影响其对不同行为合理性的感知，而这种对合理性的感知又如何通过群内或群际的权力变化以及社会影响间的交互作用，来对集群行为的走向产生影响④。此外，该模型还认为个体在这一过程中历经的心理或认同变化可能会产生深远影响，它建构了个体接触新环境的方法或渠道，重

建了个体对自己和所处社会环境的理解。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一过程可能体现了社会冲突和社会变化的内在机制(35)。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该模型并没有将气质和人格因素完全排除在外（如小规模的暴力事件中，人格因素的作用可能相对更大）(37)，而是为解决和整合过去那些看似矛盾的解释而引进背景变量，并从动态的角度探讨群体规范如何既是一个背景变量，同时也是社会行为的结果变量(38)。此外，该模型也涉及了少数人的影响和群体极化等社会心理学传统研究领域，并从新的视角对其进行解释和整合(39)。

（二）局限与展望首先，在研究方法上，虽然ESIM研究者强调动态地、多角度地分析问题，但是由于现实环境的局限，以往研究多采取事后分析的横断研究，获得的资料也多来自单一方面。因此，有学者建议以后最好能采取即时的和纵向的研究，并尽可能地从不同方面收集资料(40)。此外，ESIM研究者常使用的自然观察法，只能使不同群体在近似的情境下进行比较，无法考察历史背景和即时的情境背景对其行为的影响机制，因此也需要实验研究做进一步的探索或验证(41)。

其次，在研究内容上，ESIM和其他集群行为理论大多关注现实环境下的集群行为，随着互联网络影响的日益扩大，网络集群行为开始受到学者和社会的广泛重视。很多学者指出虚拟社区作为人们在网络空间里通过社会互动而形成的具有共同归属感的联合体，其所形成的群体更多地体现了人们在心理或精神上的认同(42)，而人们的观念和在网络上的行为也同样会受到信息环境、交往对象、权力结构、群体认同等因素的共同影响，表现出一定的群体心理和群体行为特征，并与现实生活发生相互作用(43)。这就暗示了可以将ESIM扩展到对网络集群行为的解释中去，这可能既有助于理解网络集群行为的发生、发展机制，同时也可能会对认识人类行为，特别是集群行为的本质有新的启发。

注释：

①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第十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②Tajfel, H., Social Identity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李春、宫秀丽：《自我分类理论概述》，《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③Drury, J., Reicher, S., "Collective Action and Psychological Change: The Emergence of New Social Identiti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39, No. 4, 2000.

④Le Bon, G. , 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London: Ernest Benn, 1895, translated 1947(also Unwin, 1896).

⑤Allport, I., Social Psychology, Boston: Houghton Mitflin, 1924. ⑥McPhail, C., The Myth of the Madding Crowd,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1991.

⑦Feagin, J. R., Hahn, H., Ghetto Revolts: The Politics of Violence in American Cities, New York: Macmillan, 1973.

⑧Reicher, S. D., "‘The Battle of Westminster’: Developing the 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Crowd Behaviour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Initi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llective Conflict",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26, No. 1, 1996.

⑨Melucci, A., "The Process of Collective Identity", Social Movements and Culture, Vol. 3, 1995.

⑩Tajfel, H.,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 33, 1982.

(11)李春、宫秀丽：《自我分类理论概述》，《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12)张莹瑞、佐斌：《社会认同理论及其发展》，《心理科学进展》2006年第3期。

(13)Tajfel, H., Social Identity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14)Tajfel, H.,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 33, 1982.

(15)李春、宫秀丽：《自我分类理论概述》，《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16)Haslam, S. A., Turner, J. C., Oakes, P. J., McGarty, C., & Hayes,

B. K., "Context- dependent Variation in Social Stereotyping 1: The Effects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as Mediated by Social Change and Frame of Referenc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22,No. 1,2006.

(17)Reicher, S. D., "‘The Battle of Westminster’: Developing the 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Crowd Behaviour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Initi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llective Conflict",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26, No. 1, 1996.

(18)Drury, J., Reicher, S., "Collective Action and Psychological Change: The Emergence of New Social Identiti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39, No. 4, 2000.

(19)Veenstra, K., Haslam, S. A.,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Industrial Protest: Exploring Social Identification in Context",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39, No. 2, 2000.

(20)Giacomo, J., "Intergroup Alliances and Rejections within a Protest Movement (Analysis of the Social Represent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10, No. 4, 2006.

(21)Reicher, S. D., "Collective Psychology and the Psychology of the Self", BPS Social Section Newsletter, Vol. 36, 1997.

(22)Drury, J., Reicher, S., "Collective Action and Psychological Change: The Emergence of New Social Identiti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39, No. 4, 2000.

(23)Drury, J., Collective Action and Psychological Chang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Exeter, 1996; Reicher, S. D., "‘The Baffle of Westminster’: Developing the 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Crowd Behaviour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Initi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llective Conflict",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26, No. 1, 1996; Reicher, S. D., Stott, C., "How Crowd Conflict Star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or Conflict Management, Den Dolder,

Netherlands, 1991; Stott, C., The Intergroup Dynamics of Crowd Behaviour,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Exeter, 1996.

(24)Stott, C., Drury, J., "Crowds, Context and Identity: Dynamic Categorization Processes in the‘Poll Tax Riot’", Human Relation, Vol.53, No. 2,2000.

(25)Green, P., "Taking Sides: Partisan Research in the 1984-1985 Miners' Strike", In D. Hobbs & T. May (Eds.), Interpreting the Field: Accounts of Ethnography, 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99-119; Hammersley, M., Atkinson, P., Ethnography: Principles in Practice (2nd ed. ), London: Routledge, 2007.

(26)Stott, C., Reicher, S., "How Conflict Escalates: The Intergroup Dynamics of Collective Football Crowd 'Violence' ", Sociology, Vol. 32, No. 2, 1998.

(27)Denzin, K. K., The Research Act: A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ical Methods (3rd ed. ),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89.

(28)Hayes, N., Doing Qualitative Analysis in Psychology, Hove, East Sussex, England: Psychology Press, 1997.

(29)Drury, J., Reicher, S., "Explaining Enduring Empowermen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ollective Action and Psychological Outcome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35, No. 1, 2005.

(30)Reicher, S. D., "Social Identity and Social Change: Rethinking the Contexts of Social Psychology", In P. W. Robinson (Ed.), Social Groups and Identities: Developing the Legacy of Henri Tajfel, Oxford, England: Butterworth Heinemann, 1996, pp. 317-336.

(31)Stott, C., Reicher, S., "Crowd Action as Intergroup Process: Introducing the Police Perspectiv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28, No. 4, 1998.

(32)Drury, J., Reicher, S., "Collective Action and Psychological Change: The Emergence of New Social Identiti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39, No. 4, 2000.

(33)Stott, C., Hutchison, P., & Drury, J., "‘Hooligans’ abroad? Intergroup Dynamics, Social Identity and Participation in Collective 'Disorder' at the 1998 World Cup Final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40, No. 3, 2001.

(34)Stoa, C., Adang, O., Livingstone, A., & Schreiber, M.,

"Variability in the Collective Behaviour of England Fans at Euro 2004: Policing, Intergroup Relations, Identity and Social Chang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37, 2007.

(35)Stoa, C., Drury, J.,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in Stereotype Consensus and Content: Is the Whole Greater than the Sum of Its Part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34, No.1, 2004.

(36)Reicher, S. D., "‘The Battle of Westminster’: Developing the 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Crowd Behaviour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Initi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llective Conflict",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26, No. 1, 1996.

(37)Stott, C., Reicher, S., "How Conflict Escalates: The Intergroup Dynamics of Collective Football Crowd ‘Violence’" Sociology, Vol. 32, No. 2, 1998.

(38)Stott, C., Hutchison, P., & Drury, J., "‘Hooligans’ abroad? Intergroup Dynamics, Social Identity and Participation in Collective 'Disorder' at the 1998 World Cup Final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40, No. 3, 2001.

(39)Drury, J., Reicher, S., "Collective Action and Psychological Change: The Emergence of New Social Identiti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39, No. 4, 2000.

(40)Reicher, S. D., "'The Battle of Westminster': Developing the 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Crowd Behaviour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Initi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llective Conflict",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26, No. 1, 1996.

(41)Stott, C., Hutchison, P., & Drury, J., "‘Hooligans' abroad? Intergroup Dynamics, Social Identity and Participation in Collective 'Disorder' at the 1998 World Cup Final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40, No. 3, 2001.

(42)邱建新：《为“网络公众舆论”正名——关于“网上群体性事件”概念适当性的思考》，《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43)彭兰：《网络传播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