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符码下的集体无意识

　　内容提要 　　电影《让子弹飞》追寻的是人的价值意义，其在破坏旧有道德常规的同时试图建构新的价值维度。唯有正确理解潜隐在影片“视觉奇观”表象下的集体无意识本质，才能准确窥探到浸透其里的性、原欲、官本位、暴力崇尚乃至种种国民性的端倪。 　　关键词《让子弹飞》集体无意识　原欲　暴力 　　国民性 　　 　　“子弹”已经飞出去有一会儿了，在“子弹”的余温尚未散尽的时刻，我们洗尽铅华，反观一下电影《让子弹飞》的意义。它是充斥视听的一种堆砌，抑或某种思想的宣泄?是拔高了的喧嚣，还是有着更深的指涉?是讨好观众的娱乐，或者导演意旨的表达?――窃以为，假使蜕掉观者个体所感知的意义阀限，透视包裹其中的“集体无意识”本质，情形将趋于明朗。 　　 　　一、原欲的窥伺 　　 　　当驰往鹅城的火车风驰电掣的画面扑面而来，我们似乎看到了欧美电影的影子；而“吃着火锅唱着歌”的嘈杂之音又让我们读出那些溜须拍马的中国元素。孔子曰：“食色，性也。”这本是极端个性化的东西，并非每部电影中都这样将人拒之甚远又蓦然拉回，这只是个体的感知却又积累在人们的潜意识之中，日积月累就成为了我们所谓的“中国元素”――这何尝不是一种国族性的集体无意识?食色之人，一个一个的个体面影，记录下来却是国民之性，由此形成一个又一个的共识，达成一致，慢慢消化，潜隐在意识之中。 　　不管是吃着火锅唱着歌，还是一碗凉粉引发的血案，这都是表面的文章，如果不假思考，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笑剧、一个闹剧、一个复仇的故事。倘若往深层挖掘来看，这不恰恰是一种生活状态?面上的活色生香、声色犬马，内里的尔虞我诈、阴奉阳违。食，人之性；色，人之欲。这种非正常的现象一旦形成在人的无意识之中，便广为普通人接受，具有普遍意义，成为某种集体无意识。食色之维，正是人之无意识，是一种生活状态。不管外壳是哪国哪地之元素，内核却是极其本质的人的共性。好似影片开始的镜头，运行的火车上，觥筹交错、歌舞升平，外在祥和的具象潜隐着某种内在抽象。深究起来，不难发现那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向往的一种生活状态，在愤慨之余，更多的是羡慕和嫉妒。这是一种国民性，是一种状态，或者就如你根本不知道你讨厌的不是贪官，而是讨厌没有做贪官机会的那种状态，由此直指人的集体无意识。反映在影片中，争权夺利、追食逐性、护名制暴都是浮云，劣根性、官本位、性窥伺才是影片的基调，如果没有注意到这点，影片将难以深入。 　　“苏拉・穆尔维将‘看’(窥视癖)作为快感的源泉，在弗洛伊德的《性欲三论》中将窥视癖作为性本能的成分之一，作为相对独立于动欲区之外的内驱力存在。”在影片中，刘嘉玲饰演的县长夫人本身就有着某种“被看”(被窥伺)的原始欲望，这是她扬言不管谁做县长、她都做县长夫人的内驱力。其自身条件也被展示为女人的色情奇观，而语言的挑逗更是催生了男人的原始欲望。由此可见，男女之间的第一潜意识就是“性”，“男盗女娼”也正是集体无意识的初级编码。影片在男女关系上进行的不温不火，但是看似平静委婉的镜头下隐藏的是女性渴望被窥伺，男性主动去窥伺的终极欲望。 　　张麻子与县长夫人的床上戏看起来喜剧异常，这也是有原因的。弗洛伊德认为女性虽是被窥伺的对象，且主动要求去被窥伺(这也是现实电影中所有裸露镜头的一个原因)，但是她们由于没有男性的性器官，又引发了男性阉割的恐惧。所以“县长夫人”正是借助于此而进入有保障的父与法的社会。上升到集体无意识的高度，可以看出女性有做妓女的天然理由，通过与男人的弥合，得到男人的庇护，从而得到一种安全感。而男性又具有主动去迎合女性的欲望(甚至是勾引)，由此完成占有欲望，并且走出“阉割”的心理阴影。电影中“县长夫人”的诱引、挑逗，张牧之的欲望、迎合无不在诠释男女本性的窥视与被窥视的内在心理。 　　除此之外，男性对男性的欲望除了权利争夺之欲望外还有纯粹的感情欲望。在影片中我们看到张牧之和黄四郎、张牧之和马邦德、黄四郎与胡万、张牧之的其他兄弟之间，既有权利的争夺又有性的暗示。张牧之与黄四郎表面上你争我夺，实质却是惺惺相惜，他们之间没有纯粹的友谊，但有超越友谊的东西。张牧之与马邦德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关系，谁是螳螂，谁是黄雀，影片留给我们很多的悬念。但是有一点不难发现，这位假冒的汤师爷对张牧之超越同性友谊的感情欲盖弥彰。最后，黄四郎的手下胡万和替身若隐若现在影片中，张牧之五位兄弟之间则更是对一女感情趋一，都在昭示超越友谊的男性情愫。 　　 　　二、国民性的展示 　　 　　食、色是人之本性。而人之为人，又岂能仅为本性所趋使?于是现实的世界是树叶遮蔽下的真实世界。人的欲望也不会放在明处，而是置于暗处，若隐若现。影片告知的是一个这样的故事，表现了人的种种劣根性，但潜隐在表象途径之下的是人的天然欲望，为官为义，为人为利。 　　中国传统思想中，为官乃系正途。于是习武报国、学优则仕的思想浸透在国民的潜意识之中，有时显性呈现，因为我们看过太多赶考的故事，对现在的公务员考试也是趋之若鹜；有时隐于表象之外，有大隐隐于市，有采菊东篱下，更有落草为寇不忘功名的宋江，这些所谓“大隐”其实都是一种逃避，说到底是一种官本位的思想作祟，企图而不可得。同样的，影片中的张麻子虽落草为寇，但是从未忘记跟随蔡将军南征北战的光辉业绩，以致做了鹅城县长之后，他敛财是假，报仇也是个莫须有的由头，真实本意还是那个官本位思想，潜意识中并无离开之意。于是张牧之杀富济贫，救济百姓，做着官员应做之事，即便到了最后时机，借“黄四郎”之口得知增援人手即将到来，仍对鹅城不离不弃。在一声声“大哥再见”中，他送走了兄弟们，让我们看到梁山招安后好汉如同鸟兽散的影子。甚至依依不舍地送走花姐，那是兄弟的女人。他心里多出许多的苦涩，“这样拿枪才好看”正是一种自嘲式的自我释放。最后他留下来，坚守的不是道义和责任，而是官位和理想。这里，个体感知是服从于潜意识的，潜意识是渗透在骨髓里的一种东西，以至于张牧之自己都没有发觉。 　　而这种潜意识岂是张麻子所独有?“汤师爷”至死怀里仍揣着为官的调令和做官的梦，不也是一种官本位的思想?当在宣传剿匪的时刻，他的自嘲之言(“麻匪，任何时候都要剿，不剿不行，你们想想，你带着老婆，出了城，吃着火锅还唱着歌，突然就被麻匪劫了。”)更是说明他对做官的热爱。只是碍于处境势微，一种辛酸溢于言表。不同的出身和不同的地位，不管正统授予的官员，还是花钱买来的官名，抑或打劫抢来的官位，他们都爱不释手(马邦德是表面的，张牧之却是潜意识的)。他们目的不一，动机不同，却有着相同的梦想和相同的追求，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 　　争名夺利一直被我们传统文化视作不义之举，然而名和利却像一对双胞胎，貌合神离，一直是我们或明或暗的追逐对象，于是便有“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 下攘攘，皆为利往”之说。即使抛开传统文化的束缚，从人的集体无意识也能发现追名逐利的潜意识。人都会去维护自己的名誉，只不过具体到中华民族，该特质被放大了。影片中的“六子”为证明自身的清白，开膛破肚，这里“命”与“名”等价，其目的是证明清誉，其手段却是异常残忍。反映在中国传统道德中，这何尝不是一种壮举?正是这种集体无意识造就了“六子”的死亡，别人的诬陷不过是催化剂，真正的原因要从潜隐于民族心理深处的劣根性谈起――是谓名之害，尤为深。然而过分的维护名誉其实就是追求某种利益。“六子剖腹取粉”追求的是“我确实只吃了一碗凉粉”之名，马邦德舍得老婆和地位为的是坐回他的县长之名，而张牧之做县长是为了寻回曾在蔡将军鞍前马后未竟事业之名。他们都有各自的私心，都有自身的出发点，但是这些概括起来又不外乎一个“利”字。 　　虚名累及自身还带给别人痛苦，于是仇恨便滋生。六子为名之死，兄弟义愤填膺，报仇成为他们留在鹅城的唯一目的；马帮德为名所诱，不惜身卧虎穴，做官发财成为他的唯一目的；张牧之为名所累，不惜得罪恶霸，完成未竞心愿，所谓责任与正义成为他的唯一目的。如果我们把为名而死看是某种责任、某种担当的话，那么复仇、隐忍、正义就变得理所应当。再往深底讲，张麻子是马邦德的替身，是一种所用之“利”；六子也是张麻子以正视听的招牌，也是一种所用之“利”。影片中为六子竖起的奇形墓碑，马邦德的离奇死亡，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这种寻“利”的严肃性，但也更加准确地昭示了所谓“名”的真实深意。正如张爱玲所说，生活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名之于利，不过表象尔尔。 　　 　　三、暴力崇尚的解构 　　 　　如果说护名和做官是一种潜意识追求的话，那么，暴力则是本能的原始冲动。《让子弹飞》兼顾软硬两种暴力，影片中既有砍掉黄四郎脑袋的硬暴力镜头(让我们想起了《鬼子来了》)，又有尔虞我诈、斗智斗勇的软暴力呈现，开出的是一种恶之花。然而假扮的县长却为民做主，锄强扶弱，这却是在暴力花蓓下结出的善之果。 　　杀人掠物、拦路抢劫是山匪的特质，否则不能称之为正统的山匪。然而中国历来都不乏非正统的山匪，于是有梁山好汉，还有张麻子。这些山匪有这样一个特质：愤世嫉俗，杀富济贫，有恩有情，义薄云天。于是山匪在中国人的潜意识中就被正名了，一提到无路可走，就想到逼上梁山，于是数百年来一种集体无意识悄无声息地潜隐在人们心里。我们来看影片中张麻子一伙山匪，他们具有山匪的特质，杀人越货，强抢民女，劫火车，抢美女……然而影片放置在一个官不官、匪不匪的时代背景之下，抢夺似乎成了大快人心的事情，真正的县长因为怕死而装作师爷，县长夫人也继续做了土匪的夫人，传统的土匪形象也似乎在消解，并且在解构中得以重构。 　　从个体感知的角度上讲，这是一次土匪的革命，是一个个案。但是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回顾八百里水泊的英雄好汉，他们虽匪气十足，杀人越货，但所杀之人皆该杀之人，所越之货都是该越之货，于是决定别人的生死成了杀富济贫，非法集会成了聚义梁山。即使没有正史的正名，也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认可，被肯定为是义举，得人心。这一方面说明人们有做匪为寇的潜意识需求，希望能够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另一方面又说明某种不敢担当的超我意识，希望逃避制裁，为所欲为，超越这个道法的世界――这是一种典型的集体无意识，是透在骨子里的一种东西，甚至是不为我们自身所了解的愿望。于是，具体到《让子弹飞》，为正清白而杀身成仁，为报兄仇而赴汤蹈火，为民除暴以济百姓，这难道不是水泊梁山的另一个版本吗?当现世的不平与不公激起潜藏在心底的正义之怒，当暴力和霸权点燃心底的愤恨，于是恶的世界也能开出善之花，即使是恶之花也会结出善之果。这才是影片所要宣扬的东西，是在告诉人们心灵的善永远能够战胜世界的恶。归根结蒂，这是中华民族的一次劝恶扬善的集体无意识。我们的文化里不崇拜强者，却同情弱者，又能轻易原谅弃恶向善之人，说到底这是传统道德的指向，是集体无意识的一种重构。 　　坐着火车来，又坐着火车走；唱着歌来，又唱着歌走；火车还是那个火车，歌还是那个歌；只是火车转了方向，火车上也易了人。镜头又回到开始的画面，仿佛一个循环的开始，仿佛一个新世界的开始，仿佛又在酝酿再一次的斗争。善恶本能也好，好坏欲望也好，生死为名也好，虚实为利也好，正如中华民族的一种循环思维方式：现在的结束永远是将来的开始。个人是渺小的，一个人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个体感知也是渺小的，不能去领略心灵的海洋。一切表象之下，都有深层的欲望驱使，一切结果都有原因使动，这一切不仅仅是一念之间，更多是必然之果。集体无意识是肤色不是衣服，它长在身上，脱不掉，一切知与未知都是时间留下来的，流在血液里，浸在骨髓里，潜隐在意识里 　　 　　(作者简介：卢伟，武汉大学艺术学系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