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抗日战争中的民族精神

湖南抗日战争中的民族精神刘岩岩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博士生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鉴于湖南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中日双方都投入重兵在此展开了空前激烈的大厮杀。从1938年11月日军占领湖南岳阳，到1945年8月抗战结束，日军对湖南发动了6次大规模的进攻。但顽强不屈的中国军队和湖南人民在国民政府的组织下，凭借着在湖湘大地上流传千年的卓励敢死、不怕牺牲的民族精神，同入侵的日寇展开了坚苦卓绝的斗争。湖南抗日战争中所彰显出来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湖南大地上流传千年的湖湘文化在抗日战争中又赋予了这种民族精神新的内容。一.在民族精神的激励下守卫湖南的中国军队英勇抗战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将湖南之地归于“南楚”，认为此地“其俗剽轻，易发怒”，所以历史上就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说法。这种说法，“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乡土意识，而升华成为一种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了。”[1]湖南人这种剽悍勇猛的作风，使得他们的崇军情怀源远流长。在湖南，自古就有“城中一下招兵令，乡间共道从军乐”的说法。杨度曾在《少年中国说》中发出如此感慨，他说：“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2]杨度对湖南人的评价虽然有些夸张，但不可否认的是湖南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军事斗争方面，更是有“无湘不成军”一说。从早期抗击清军的王夫之，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从扎硬寨、打死仗的曾国藩的湘军到在汉阳以一己之力抵挡清军的黄克强，再到要“为四万万人争人格”的蔡锷，这些湖湘儿女普遍都具有在逆境中求发展、永不言败的坚韧品格。这种不屈不挠、英勇献身的民族精神，激励着驻扎在湖南的中国军队和湖南人民在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同样是卓励敢死、奋不顾身，上演了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史诗。1938年5月9日，在战火尚未烧到三湘大地时，时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张治中就在湖南民众抗敌自卫总团成立大会上号召大家以湖南本土名人曾国藩、胡林翼和左宗棠为榜样，效仿他们在国家有难时勇于挑起时代的重担报效国家，他说：“我要拿没有一个湖南人不知道的几句流行的话来作结束了，这几句话就是：‘中国若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若要中国亡，除非湖南人死！’这一种崇高伟大的自信，就是我们湖南同胞应有的信心。不过这几句话，还是带一点消极的意义。因此，我现在把这几句话改换几个字，提出更积极的要求。”这几句话就是：“中国若为德意志，湖南必为普鲁士！若要中国兴，只有湖南人尽起！”[3]张治中的这一番战斗动员，借用了湖湘文化中让湖南人最引以为豪的一段历史，马上就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不但激发了湖南人民抗日救亡的热忱，还使之树立了抗战最终胜利的坚强的决心和信心，所以湖南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就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抗战爆发后，中国政府的实际最高领导人蒋介石也及时意识到民族精神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在过去几十年里丧失殆尽，所以他大声疾呼“民族主义于抗战期间能充分发挥其精神与力量，则此精神与力量，为今日捍御外侮之要素”。“只要本于民族主义，以发扬民族之固有道德，恢复民族之自信力，使此四万万五千万之人心凝结为一，坚如金石”。[4]蒋介石在当时所提倡的民族主义及其所发挥的精神力量，其实也就是现在所讲的民族精神的一部分。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于1938年11月在湖南衡山召开了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这次会议除了解决一些军事问题外，蒋介石还再次强调了民族精神的重要性，他同样拿出了湖南人所信奉的曾国藩当年镇压太平军那种在屡败屡战、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仍忍辱负重不断顽强奋发的精神来激励参加会议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他认为现在抗战所处的形势和当年曾国藩在衡阳练兵时的恶劣环境几乎一样，曾国藩甚至一度兵败自杀未遂，比起湘军，抗战时期的中国军队最起码在“兵力与政治上，则我们现在比当时要超越几十倍还不止”。[5]由于“长沙、衡阳乃江南心膂，交通枢纽。敌如攻略该地，足陷我国力于麻痹状态，不仅削弱我尔后反攻之能力，而且又有助于其尔后之南进。”[6]鉴于此，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在湖南所属的第九战区配置了52个步兵师的强大兵力来守卫湖南，这占了国民党全国军队的的四分之一。从1938年11月武汉会战末期的岳阳之战算起，中日双方在湖南战场上又进行了第一、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第四次长沙会战，衡阳会战，湘西会战等7次大规模的会战，尤其是四次长沙会战，中日双方在同一个狭小区域内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拉锯战，这在抗战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这些会战中，中日双方互有胜负，日军伤亡在20万以上，而中国军队也付出了死伤32万余人的惨重代价。在这些会战中，中国军队秉承了湖湘文化中铁血尚武、卓励敢死、英勇献身的民族精神，面对占尽优势的日本侵略者，毫不退缩，用自己的鲜血与生命捍卫着民族的尊严。在1941年爆发的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湖南桂阳人曹克人率领一营兵力守卫湘阴，终因寡不敌众，全营壮烈牺牲。曹克人被日军所俘，宁死不降，他的四肢被残暴无人性的日军用铁钉钉在当地一个祠堂的墙上，剥开胸膛活活钉死，壮烈牺牲，牺牲时年仅三十岁。在这种民族精神的激励下，第三次长沙会中，国民党“第十军保卫长沙与敌激战四昼夜，并无一官一兵逃脱。伤者亦不肯退出火线，争以战死为荣，其他各军、各师亦均怀牺牲决心，争立战功。”[7]所以，中国军队所表现出来的高昂士气，也是第三次长沙会战所取得空前胜利的原因之一。在常德会战期间，当战斗进行到1943年12月1日时，由于日军屡攻不下，除了继续增加兵力外，还不顾国际公约的规定，对中国军队的阵地施放毒气，在这种万分危机的情况下，“我守军与残破碉堡，阵地工事于惨烈斗争之后，复节节同归于尽，而城内外残余之建筑物及碉堡百分之九十五已被毁灭。战至下午十二时左右，我几无立足余地。敌有隙钻隙，有墙登墙，到处流窜。我仅存少数人枪，有一人使一人，有一枪使一枪，无枪的使刀矛或砖石棒。枪声、炮声、冲锋喊杀声，血窟尸岸，厥壮之惨，实为抗战以来所未见。”[8]所以，正是在这种不屈的民族精神的激励下，“常德作为战役的核心，虽被日军占领数日，但中国军队迅速反攻，终将日军逐出赶回原据点。特别是守卫常德的第五十七师，以一师的兵力，同数倍于己的敌军浴血奋战，歼敌5000余名，而自己亦以6000壮士的鲜血洒在常德城中，充分表现了中国军队抗御外侮、舍生忘死的民族精神。”[9]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最为悲壮的衡阳保卫战中，中国军队以一万八千人守卫衡阳，面对前来进犯的十一万日军以战死七千四百人的代价，杀敌四万八千人，这也创造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敌我损失比例的最大值4.6：1。如此战果，是中国军队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用40多天的浴血奋战换来的。守卫衡阳的中国军队不但没有人临阵脱逃，而且“轻伤官兵痊愈者，或未愈而不妨碍行动者，皆自动归队，参加战斗行列再战者，在千人以上。”在会战进行中，军队的后勤也成了大问题，“至战斗末期，视之作呕的酱菜也吃光了，各单位炊事员在被敌炸弹击毁，及未烧完之民屋中寻找食物，最后连皮鞋皆煮而食之。官兵盐水泡饭习以为常。”尽管主客观困难如此之多，中国军队却依旧顽强地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虽在此种苦不堪言之生活下，并未影响我官兵战斗意志，而且愈苦愈猛，愈战愈勇，令人敬爱。”[10]这种不怕牺牲、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仍不屈斗争的精神，既是湖南人坚强性格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的精忠报国、舍生取义的民族精神的一部分。抗日战争作为中国近代以来规模最大、形势最复杂、牺牲最惨烈的一次民族解放战争，如果缺少了这种民族精神是断不会取得最后胜利的，湖南的抗日战争更是需要这种以誓死反抗为精髓的民族精神的支撑。所以对于湖南战场上的中国军队所体现出来的民族精神，就连日军也不得不承认，守卫湖南的“中国军队的特点是不怕死，士气高”，“抵抗十分顽强”，“即使是主力已经退却，留下的掩护部队仍然坚守阵地，直至最后一个人”。[11]二．在民族精神的鼓舞下湖南人民融入到抗日的洪流中去在湖南的抗日战争中，除了中国军队的英勇抗战外，湖南的广大人民也以各种形式投入到抗日杀敌的洪流中去。他们虽然手无寸铁，但依然以一种“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豪迈气概，同入侵的日军展开了殊死的搏斗。1940年2月，临湘60岁的老农蒋味庭，在临湘陷敌后，即率子孙13人参加游击队，破坏敌交通，并将历年积蓄800元，捐赠出征军人家属。还是在临湘，农民张青松用斧头劈死强奸其妹的日本兽兵，取枪投奔游击队。在岳阳，农民易季秋，陈则川等拾起国民党溃兵遗弃的枪支，组织自卫队打击分散日军的抢劫行凶活动；年仅14岁的小学生金继贤趁日军逼他带路的机会，将日军引入国民党军队的埋伏圈，毙敌80余人，自己壮烈牺牲。湘阴一农民躲在门后用铡刀砍死一名日军，自己也被日军枪杀，其妻为其报仇，利用日军欲行强奸之际，以利剪刺死日军一名。湖南的妇女同胞也在抗击日寇侵略中发挥了自己的作用。1937年9月7日，全面抗战刚刚爆发，湖南省国才馆教授王家祯决定招募女青年100名组成女子大刀队，受训一个月，开赴前线杀敌。1943年11月下旬，日军侵入湖南澧县三沐乡时，有日兵两名进入一民宅内，屋内的两名中国妇女利用日军卸妆的时机，将其击毙。次日，又有3三名日本兵进入该宅，还是那两名妇女，这次各手执菜刀，其他们砍死。上述英勇事迹，仅仅是湖南人民杀敌行为中很小的一部分。这充分体现了湖南人民极具血性、不甘屈服的斗争精神。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向世人宣布，在湖南不仅有正规的中国军队在抗战，三湘大地上的每一个炎黄子孙也是为抗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只要湖南人在，湖南就不会轻易被日军占领，中国也不会轻易就亡于日本之手。当时侵湘的日军第六方面军参谋长宫崎周一在南岳读《湖南省要览》后认为：“湖南人自尊心强”，“富于尚武风尚”。[12]湖南人民除了以各种方式自卫反抗日军的暴行外，还为抗战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和物质基础。 在抗战刚爆战火尚未触及到三湘大地时，“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成了当时湖南家喻户晓的口号。“从抗战开始，湖南每年提供壮丁26万，军粮1000万担，军布300万匹，抗战八年，湖南实际征募壮丁210余万人，仅次于四川省和河南省，居全国第三位。”[13]当时湖南所征募兵员的数额占全国征募总数的15%，虽然绝对数量上低于四川省和河南省，但如果考虑到每个省的人口总量，湖南平均每15人就有一人参军，居全国各省人均参军人数第一位。当时社会各界踊跃参军，祁阳县39岁的母亲周咏南带领儿子黄天一起报考国民党中央军校，效命沙场，受到蒋介石的嘉奖，嘉奖令中说：“母子从军同学，共赴国难，夙世楷模，殊堪嘉奖。”《救国日报》也以《母子从军抗日》为题，作了报道，号召全国人民向他们学习。[14]除了提供丰富的人力资源外，湖南人民还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募捐活动，这其中包括捐款捐物、献机运动、征募寒衣、义卖、出钱劳军等。参与募捐的有年逾古稀的老人，清朝光绪二十九年翰林、大书法家郑家溉先生（长沙县人）致函抗敌总会谓：内人杨氏鉴于倭寇欺凌。国难日亟，于是将金镯一对，重约二两零，二女季纯愿将结婚戒指一枚，重约三钱，一并捐出，希转至前线，慰劳前方将士。桑植达泉乡第八保百岁老人陈王氏将其百年来针红所积1万元，捐赠抗日将士作医药费。湖南广大少年儿童也为抗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940年衡阳私立陶淑小学发起筹募“儿童号”飞机，并代电全国小朋友请一致自本年双十节起，节蓄糖果费响应“儿童号”运动。[15]同时，湖南的广大妇女同胞也纷纷投入到募捐的行列中，国民政府军委会训练总结唐生智之母捐金钏两对，共重4两7钱5分3厘。唐小姐捐戒指一枚，重2钱2分，慰劳前方战士。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张默君女士（湘乡人）捐款5千元制作抗日将士寒衣及赈济长沙大火难民之用。妇女组织在募捐中起更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40年4月，湖南新运妇女工作委员会发动全省妇女为前方将士征募衣裤布鞋，折价40万元。[16]最让人感动的是当时在湖南监狱里服刑的犯人也在国家危亡之际，没有泯灭掉自己的爱国之心，“1941年11月，湖南第一军人监狱在监人员，全体减食五日，尽力凑得国币136元作为献机款。[17]在湖南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湖南的募捐事业取得了重大成就，“自1941年秋发动1元献机运动至1942年5月底，全省献机款就逾700万元，可购飞机50架，居全国之冠。”[18]如果不是以这种强烈的有着光荣传统的民族精神为支撑，湖南的抗战募捐事业不会取得这么大的成就。这种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即有来自于湖湘文化中浓厚的乡土情结，也继承了湖湘文化中流传千年的爱国主义精神。古代湖湘文化中爱国主义的本来意义是站在汉民族的立场上，以爱家乡和爱故土为主要内容和特点，反对中原大地外的其它少数民族的侵略。这种单纯的汉民族立场用现代的眼光看虽然有些狭隘，但在历史上对激励湖南人民的自尊心，反对民族投降还是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所以，湖南的大部分领土虽然在1944年的长衡会战后被占领，但日军仍然很难在湖南建立起有效的汉奸政权。1944年6月27日，日军来到湘乡土桥八亩冲前宝庆镇守兼湘军第五旅旅长、现任国民参议员吴剑学家中，劝说他出面组织湘乡县维持会，吴剑学予严词拒绝，日军抓到他第三个儿子为人质来要挟，吴剑平坐地不起，宁死不屈，最后英勇就义。长沙的的名士郑家溉除了热心资助抗战事业外，也是因为不肯为日军效力，组织伪政权，并破口大骂日军，而壮烈牺牲。由此可见，湖湘大地上原有的爱国主义精神带了近代后，就演化成誓死捍卫中华民族的利益、与帝国主义列强的英勇斗争精神。这种民族精神在湖南的抗日战争中更是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弘扬，并彰显出很强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湖南由于地理的原因，自古以来就是各民族共同杂居生活的地方。由于这里少数民族众多，民族成分就显得非常复杂，再加上很多历史原因，湖南的少数民族和汉族多多少少也存在着隔阂，有时候因为一些利益的冲突，甚至发生过激烈的械斗和大规模流血冲突，当日军的铁蹄践踏到湖南大地后，湖南各少数民族也与汉族同胞一起并肩战斗。他们为了抗战的胜利，同样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一向具有斗争精神的湘南瑶族、壮族聚居区，江华县瑶族同胞冯绍异积极奔走，发动瑶族人民加入抗战队伍。他在《告湘南瑶族同胞加入抗战军队书》中说：“我们湘南的瑶族同胞，也是中华领土内的各民族之一。”他号召有血性的瑶族青年加入抗战队伍，“为瑶民争荣光”，“为国家民族雪奇耻，为子孙幸福”。[19]此外，湖南的各少数民族还自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秋，靖县各族人民组成了“靖县抗日自动兵团”，开赴宝庆，走上了抗日前线。1944年，日军侵入邵阳，当地回族少数民族组成夜摸队，用游击战术袭击日寇，沉重打击了日寇的气焰。在1945年4-6月的“湘西会战”中，以蓝贵达为首的瑶族自卫队自觉拿起武器，配合中国军队做作战，他们四次重创日军，共歼敌四百余人。湖南的少数民族儿女为了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大的牺牲。由湘西苗民组成的国民党暂五师、暂六师从1939年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到1944年底在衡阳保卫战中损失殆尽被撤销番号，其间的6年，参加了发生在湖南的每一次大会战，他们用鲜血为新时期的民族精神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在“龙山县共有620名青年上前线参战，其中大多数是土家族子弟，而幸存者仅1人，其余全部壮烈牺牲。”[20]这些都充分地说明，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从湖南的抗日战争我们可以看出，当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时，湖南大地上的各族人民都能做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把历史上的积怨丢在一旁，义无反顾地集合在抗日的大旗下，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殊死的斗争。这也使得中华民族那种内求团结、以民族利益为重的共同奋斗的民族精神在湖南的抗日战争中得到体现和升华。三．在民族精神的感召下国共两党捐弃前嫌在湖南战场并肩作战民族精神具有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和社会整合功能，它能把民族利益相同的各个阶层联合起来，为本民族的利益而斗争。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每当出现外敌入侵时，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都会以最为壮阔的场面展现在世人面前。在湖南的抗日战争中，三湘儿女不分阶级、不分阶层、不分党派、不分信仰，都以民族利益为重，促成了以国共两党的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张治中对共产党的友好态度，使得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在湖南出现了共产党发展的一段“黄金时期。”张治中在湖南培训民训干部时，从来都是以是否有才能作为任用的标准，而不问其政治派别，他认为：“我们应该和共产党在工作中竞争，不应该压制共产党。”[21]本着这种原则，张治中让共产党人参加湖南省级抗日救亡行政组织和团体的领导，并释放过去被关押的共产党人。此外，他还对中共在湖南的组织发展和宣传工作给予了很多的帮助。这点正如当时中共湖南省工委负责人任作民所说：张治中主湘1年零2个月，从9个方面联共抗日，“给了民众以多少希望，给了抗战以多少推动，给了党的发展和工作以多少便利处。”[22]为了更好地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10月，中共中央派湖南人徐特立来到湖南，建立八路军驻湘办事处，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开展统一战线工作。1938年10月武汉失陷后，周恩来、叶剑英亲临湖南，更是对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基于对抗战前期经验教训的总结，认识到单靠正面战场的作战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要有敌后游击战的有力配合。蒋介石当时就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吾人欲驱逐敌人，消灭敌人，则必须利用游击战，扰乱敌之后方，而牵制其行动，破坏敌之运输交通，而减少其力量，以协助正规军之作战，尤以形势隔绝，与各战区作战重要部队不能取得联络时，必赖游击部队发挥其独立作战之精神，而收奇袭之效果。夫如是，然后就使敌人首尾难顾，背腹受制，而贯彻抗战最后之胜利。”[23]共产党也在这个时候向国民党建议两党合作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并由吴奚如以朱德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建议书提交给蒋介石，蒋介石表示同意。1938年11月25日，国民党邀请周恩来和朱德作为中共代表参加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正式决定创办游击干部训练班。中共中央也积极配合，派出了以叶剑英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参加训练班的工作。所以，南岳游干班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在游干班期间，国共双方都能认识到对方的长处，互相取长补短，国共两党在平时的教学中，也都遵守了开班前的“约法三章”，都不在班内发展本党的组织。国共合作创办的南岳游干班，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他们深入敌后从事游击战，极大促进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进程。国共两党合作在湖南建立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对湘鄂赣、湘赣和湘南红军游击队的成功改编。整编后的湖南红军游击队也与国民党正规军一道开赴抗日前线，标志着国共两党军事统一战线在湖南的建立。综上所述。正是由于国共两党在民族精神的感召下，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捐弃前嫌，暂时抛开意识形态的差异，把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置于阶级的党派利益之上，再次合作，从而推动了湖南全面抗战的实现。四.湖南抗日战争的民族精神形成的原因湖南抗日战争中所彰显出来的民族精神之所以这样强烈，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民族精神的发展。长期以来，在谈到国共双方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地位时，总是浓墨重彩地肯定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作用，而忽略甚至贬低国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所做的积极贡献。在湖南抗日战争的前期，尤其是张治中在湖南主持工作的一段时间里，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是做了很多具体工作的。为了维护国共双方在湖南的合作，张治中甚至把一名破坏国共团结的国民党县长撤职查办。1937年，中国湖南党组织只有2个区委24个党支部和200名党员，在张治中主持工作时期，仅仅用了一年，共产党在湖南就发展到27个县委和县工委，3000余名党员。可以说，如果没有张治中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共湖南党组织不会得到迅速地恢复和发展。 正如抗战时在湖南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的聂洪钧在《湖南党的工作》中所说，“张治中政权时期，国民党的反共顽固分子与托匪的活动，一般的都被淹没在上涨的抗日运动中，不发生什么影响，只能得到一般抗日人们的唾弃与鄙弃，这是抗战与统一战线在湖南之黄金的发展和上涨的时期”。[24] 此外，长期以来，总是有学者认为抗战时期国民党不发动群众，执行的是单纯依靠军队的所谓“片面抗战路线”。但是，当我们用理性的思维来审视湖南的抗日战争时，就会发现这种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从张治中在湖南主持工作开始，他就把组训民众看作“湖南党政双方，以及各界领袖的第一个任务，第一个责任！”他认为，“在现代的战争中，尤其是民族革命的斗争中，单纯的军队力量是不够的，必须要把全民族的人民自卫力量发动起来，配合作战，这才能形成一个包围国家，打击敌人的巩固不拔的堡垒，这样才有把握，才可以胜利，才可以成功！”[25] 他还把是否能真正的发动群众和振奋民族精神联系在一起，认为这是“奠定复兴中华民族的唯一基础。”[26]所以，张治中明确表示了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关于武装人民大众抗日的态度，“我们是绝对愿意人民武装起来，更愿意尽力帮助人民武装起来，要是领到或买到一杆枪，就发一杆枪给人民；领到或买到一颗子弹，就发一颗子弹给人民，尽量使人民自卫力量增强扩大起来，这是革命政府的职责。”[27]张治中所颁布的所有这些措施的目的，就是希望政府能与人民打成一片，从而共同推动抗战事业的发展，这正也是民族精神里内求团结的体现。张治中在用民族精神对湖南人民进行动员时，也注意到了湖南人浓厚的乡土意识，他把这种朴素的乡土意识与崇高的抗战联系在了一起，“我们只有守住我们的家乡，守住我们的田地房屋，守住我们的祖宗庐墓，来和敌人拼命！”[28]这样做，既容易让湖南人民从心里产生认同感，也对弘扬民族精神，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正是湖南人民和中国军队的密切配合，所以日军第一次进攻长沙就遭到了失败。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白崇禧、薛岳等对此也高度给予肯定，指出：“军民的密切配合和民众空室清野工作的成功，是这次湘北会战中的一个特色，也是这次胜利的原因之一。”[29]所以，笼统地说国民党一直坚持的都是“片面抗战路线”是毫无根据的。共产党在湖南也对民族精神在抗战时期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共产党驻湖南代表徐特立大力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并积极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他在宣传中，说：“现在对日抗战，是一场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只要举国上下紧密团结，组成坚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抗战坚持到底，胜利是完全有把握的。”[30]在统一战线的推动下，在这段时间来湘的知识分子超过1500多人，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沈钧儒、邹韬奋、闻一多、茅盾、郭沫若、朱自清、曹禺、郁达夫、梁实秋、徐悲鸿、冯友兰等，再加上湖南本土的文化名人如田汉、翦伯赞、沈从文、廖沫沙、周立波等，就形成了以进步知识分子为骨干、广大爱国人士热心参与的抗战文化大军。他们通过组建抗日文化团体、创办抗日报刊、组织抗日宣传剧团、创作抗日小说等形式来强化湖南人民英勇斗争的民族意识，将原有的崇军尚武的湖湘文化，融入到现代的民族精神中去。这样，在湖南就形成了以万众一心、共御外侮、百折不挠、不怕牺牲为特征的湖南抗日战争中的民族精神。其次，湖南大地流传千年的湖湘文化的熏陶。湖南是一个农业大省，同时由于其“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少而山多。重山迭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31]所以在这样一个封闭的农业环境内，湖南人民养成了安土重迁的浓厚的乡土情节。对故土的热爱和依恋，是每个炎黄子孙的共同情感，这种情感，在湖湘大地上表现得尤其突出。战国时的屈原怀着对他所效忠的楚国的依恋，宁可受尽苦难，也不愿离开故土去投奔其它国家，最后以身殉国。湖南人对故土深厚的热爱依恋之情，使得他们不惜用任何代价同破坏他们家园的敌人进行殊死搏斗。历史上，湖南人民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就曾经先后多次抗击外族的入侵。例如宋朝末年，湖南安抚使李芾率领湖南军民誓死抗击前来入侵的元军。在困守长沙数月后，由于双方力量过于悬殊，李芾在城破之日，宁死不降，他让部将杀死自己的全家后，自己也自杀殉国。城破后，长沙百姓大多举家自尽，以致“城无虚井，缢林木者累累相比”[32]到了明末清初，清军入主中原大肆烧杀掳掠，当他们把侵略的矛头对准湖湘大地后，湖南人民又一次投入到以保家卫国为主要内容的抗清救亡斗争中去。当时败逃到湖南境内的明朝将士和农民起义军的余部都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抗清斗争，湖南士民和各书院的学生也投入到了抗清斗争的洪流中来。南宋抗金名将吴猎的后人吴道行，当时任岳麓书院山长，不愿在清朝的统治下苟延残喘，绝食死于岳麓山。而同时代的另外一个大思想家王夫之则挺身而出，联合好友管嗣裘及南岳僧人性翰等，毅然在衡山高举抗清的大旗。在抗清斗争失败后，王夫之又赴广西南明王朝，以图重整旗鼓。后来因为南明被吴三桂所灭，王夫之索性隐居荒山，专心于著书立说，借此来表达他对故国的热爱和民族的自信。他在自己的著述中，主张“民族至上”，把中华民族的兴亡看成是“古今之通义，而把出卖国家和民族的汉奸、卖国贼视为勇不可赦的“万世之罪人”。 历史进入到20世纪30年代末，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在中华大地的烧杀淫掠，湖南人民此时所表现出来的保家卫国的精神是一种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这种民族精神的鼓舞下，湖南人民以各种形式投入到了抗日战争的洪流中去。最后，日军的暴行激发了湖南人民心中反抗的基因。湖南人的铁血尚武的精神，在和平年代可能是暴力的酵母，而在战争年代，则成了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的催化剂。日军在湖湘大地所犯下的滔滔罪行，更是激起了湖南人民反抗的怒火。从1938年占领湘北的岳阳到1945年8月投降，日军先后侵占了湖南78个县市中的55个县市，日军每到一地，就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其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在日军侵湘6年零9个月的时间内，日军用“活埋”、“火烧”、“水烫”“油炸”、“刀刺”、“剥皮”、“狗咬”等各种毫无人性的手段杀害了无辜的湖南百姓92万人，重伤170万人；日军在湖南各地烧毁房屋94.5194万栋；湖南被日军奸杀的妇女据保守估计也在10万人以上；日军在湖南掠夺的粮食共计40689368担，劫杀耕牛642788头，掠夺的其它金银财物更是无法计算。除此之外，日军在常德不顾国际公法的规定，进行了灭绝人性的鼠疫细菌战，导致当地鼠疫流行，先后死亡600余人，直到1944年7月，常德的疫情才缓解下来。恩格斯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33]日军在湖南的暴行造成了空前的浩劫，严重摧毁了湖南的生产力。但是历史的灾难总是伴随着历史的进步。湖南人民没有坐以待毙，而是以各种形式纷纷投入到抗击日军的斗争中去。日军的暴行不仅没有吓倒湖南人民，反而激起了在他们心中沉睡很久的民族自尊心和反抗意识，从而使民族精神得以升华。爱国主义从来都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民族精神与具体实践的的有机统一。湖南抗日战争中的中国军队和湖南人民用鲜血与生命给传统的中华民族精神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和特点，为民族精神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明确了现代民族精神的发展方向，使湖南大地上过去那种“非我族类”的狭隘的民族意识，上升到以救亡图存为主要内容的捍卫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现代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是民族凝聚力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它能够协调构成民族凝聚力的各方面的关系，并决定着民族凝聚力的发展方向和强度。因此，它有着强大的社会整合功能，具有对内动员和汇合民族力量、对外展示民族形象的功能。所以，湖南抗日战争中的民族精神为抗战的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保障，鼓舞了中国军队的士气，加强了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使人民以饱满的热情投身到抗战的洪流中去，并团结了国内外各种抗战力量，在挽救民族危亡、推动抗日战争的胜利过程中取得到了关键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