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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女大学生涉足色情行业浅调查

文|金虹羽

独立记者，山东大学新闻系本科生

本文系作者授权，转载请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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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钱还是很难赚

小兰（化名）拉着行李箱从烟味弥漫的KTV地下室走出来，她做了一个暑假的“公关”，赚了八千多学费。虽然脸上多了由于熬夜长出来的暗疮和浮肿，但这一切无法掩盖她解脱的喜悦，“终于可以远离这里了，不是因为学费我永远不会回来，但是接下来周末还要回来继续上班，因为学费里有两千多是借的，要还。”

小兰从去年开始通过中介来到这里。这里“姐妹”（“公关”之间的互称）多，她们之间有些甚至朝夕相处，但是互相之间却很少留联系方式，甚至连彼此的真名都很少知道，因为如果“姐妹”“出台”（涉及性交易）被拘留，公安会用“说十个姐妹的电话号码少罚款5000”的条件有时她们相互“出卖”。除此之外，在工作中，“姐妹”之间以及“姐妹”和上级（老板）之间也往往持续存在恶性斗争。

据“公关”们透露，外界普遍认为她们是高收入群体，但实际上钱还是很难赚。“老板总是扣钱，而且在这种场所呆多了，花钱总是大手大脚，衣服首饰也不能少买。我们的大金矿就是那些大方一点的常客。”

小兰有几个常客，虽然会对小兰出钱大方，但还是不敢对客人建立太多的信任，即使是这些常客。然而也有例外，“我刚入行的时候，什么都不懂，什么人都信，吃了不少亏”，一般刚入行的“公关”都会对某些客人“动情”，但是他们之间建立的情感也往往是极不稳定的。在《卖淫社会动力学探讨》（后简称《探讨》）中，根据对武汉市妇女收容所的抽样调查表明，调查对象中55%在买淫男性中曾有过自己尊敬或爱上的人；21%曾给是自己动过情的买淫男性贴过钱或不收钱。她们对买淫男性的感情是相当复杂的，但以麻木所占比例（38%）为最多；以憎恨（25%）居其次；以喜欢（20%）占第三；以羞愧（18%）居第四。她们接待的客人身份很多是业务员带来的客户，或单位领导，还有一些甚至是公安大队的领导。他们的年龄有的大于40岁，很大一部分算得上是“爸爸辈”。

即使钱“难赚”，客人不好对付，一旦陷入这种灰色行业，小兰说大部分人会一直做下去，即使下定了决心脱离“公关“的名字，只要缺钱了就会想到回来重操旧业。“有个人去结婚生孩子了，五年都没来了，后来为了给孩子赚钱，又回来了。她们知道是犯法的，但是没办法了，习惯了。不过我做的这种公关和做脏事情(指性交易)不一样，我们不和客人走的，不犯法的。”小兰说“公关”工作职能仅包含在店里唱歌、喝酒等的娱乐活动。

“她们对自己的职业非法性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但是这种职业已经变成了他们的习惯，很多人说赚到钱之后过几年就不干了，去做小生意，但是大多数人还是，过几年依旧在原来呆的地方”山东大学性社会学研究者王昕副教授说道。

潘姐（化名）是小兰所在的夜店里年纪最大的公关，已经做了二十几年，她所做的服务范围包括性交易。她刚刚“下台”（接待完客人），脸上带着浓妆，身上穿粉红色连衣裙，走到休息室的沙发坐下来。今天潘姐运气不错，熟客又来了。她从胸罩里抽出一天挣到的钱，翻来覆去数了两次，连忙塞回去，等着高跟鞋跑出去了。门口等他的是她的男朋友，每天凌晨两点开着电动三轮车接她回家。

每晚至少300，这个诱惑太大

开学后，很多和小兰一样年纪的“学生妹”去上学了，然而店里并不担心“公关”人数不够。

小兰说：陪酒行业的中介会在招聘网站上常年挂出“某某某餐厅招聘女服务员”的信息，因为写着“每晚200元”的工资标准，来咨询的人络绎不绝。从网上、熟人介绍等方法找来的“服务员”先向中介交“安全管理费”，“因为政府规定夜间娱乐场所工作人员都要交的”。随后，中介再将招来的“服务员”转交给真正招聘“公关”的相关娱乐场所，在济南市常常是KTV。

山东大学**学院2015届毕业生章亮（化名）本科期间经常在校外兼职，他也看到过这样的招聘信息，这些娱乐场所需要男性服务员维持秩序和打点杂务，他说：“因为好奇这个产业链究竟是什么样的，我去面试了四个招聘广告，他们的工资非常高，都是300到400每天。我过去了之后他就会问能不能上夜班，能不能喝酒，能不能介绍朋友来。之后就会签一个协议，让你交三百多的安全管理费，然后要扣你的身份证，”他说每次去面试手机都会没信号、会花屏，”这工作表面看起来收入高，但是其实一直在压榨，真正赚钱的是那些老板，并且你在被压榨的同时没有任何安全保障。“

女性应聘者在正式开始工作之前，所有介绍人都不会说明工作的真正内容，在他们的口中，这只是个端果盘、打扫卫生的普通服务生工作，“管理费”也将在一个月后全额返还，从而相当一部分咨询者为了拿到高额工资，都会将“安全管理费”上交。然而小兰现在还没有拿到原来承诺会返还的“管理费”，她的“姐妹”们也是如此。在济南，类似这样的陪酒行业中介网络有很多。

除了陪酒，还有什么

在复杂的工作环境下，很多“公关”单纯靠此为生做了二十多年。而大部分人为了多赚钱，都会进行性交易，对外所说的“陪酒”往往只是一个幌子。老板表示：只有对外说陪酒，才能名正言顺地做下去，她们我都不让在店里办事儿，办事儿也得有人看着门，这样法律上风险就小了。

据几个“老公关”：“几年的时间，店也多了，公关也多了”。这种表面上合法的灰色行业发展如此之快，受到政策、经济、社会价值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而其中一个难以解决的重要原因就是存在司法腐败。《探讨》的调查对象中的35%遇到过接受自己的钱或性服务而承诺保护自己的公安人员，10%曾被对方徇私放过。几乎所有的老板都与当地治安部门中的人有关系，在扫黄前，老板都会得到消息，从而逃避打击。

行业迅速扩张，“公关”的待遇却每况日下，几个“老公关”指出：因为店变多了，“钱越来越难赚”。同时，由于“公关”在陪酒以外“顺带”参与的性交易在我国并不合法，间接导致在遭遇强奸、暴力以及其他人身威胁时，无法找到有效途径寻求帮助。小兰说：“有个客人非要我跟他走，来找我好几次之后，一回把我死死压在身体下面，乱摸，我哭死了，拼命推他没有用。可是我不知道找谁讲理。”

在这样行业利益链不断发展、从业人员正常权益严重被侵害的产业环境下，不少法律人士及社会学学者认为有必要进行陪酒及其附属服务管制制度的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银河老师很早就提出性交易“非罪化”，“我们是想彻底消灭卖淫现象，还是只是临时打压一下，甚至把卖淫变成一个由利益链保证其长期存活的现象。。。。。。。目前的扫黄（罚款和劳教）办法，已经实行了30年，完全无效，而且已经在全国各地形成了利益驱动机制，这个机制并不打算真正消灭卖淫，而只是希望从中得到自己的一部分利益。”

有人对其可行性提出质疑：“对于性工作者的非罪化说法的确逻辑严谨，自圆其说，然而逻辑正确并不是说实际可用。”

浙江浙联律师事务所的金梦曦律师表示，虽然“去罪化”是一些人士所认同的，然而现在有一定其他方面的考虑，所以不可以把“去罪化”真正实施起来。

王昕副教授则提出了另一种思路，她认为：“我们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更为实际地保障她们（性工作者）的权益。比如现在有些公共卫生工作者会基于疾病预防的考虑给她们发安全套，然而执法人员就会专门抓身上有这些避孕套的人，他们两者的工作是可以进行进一步协调的，至少不要再出现这样的事情。”

一些主张我国性工作者“合法化”“非罪化”的人提出，让性工作者不再进行地下交易可以进行更好的管制，从而有效降低性病传播率与对性工作者的剥削。世界上有少部分国家施行了性工作合法化或非罪化，比如德国和荷兰。德国商业联盟“Ver.di”一份数据表明，仅1%的女性以性工作者的职业与雇佣方签订合同。即使在实行合法化下，性交易行业管制的覆盖率也有待探讨。

女大学生作为陪酒行业中的特殊群体，更引发社会的思考，也许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给予她们更多补助，让其脱身于水火之中，更在于她们是否真的想脱离这种纸醉金迷的环境。在交谈过程中，小兰言论的逻辑经常混乱，面对一些问题也只是支支吾吾，拒绝直面作答：为什么不利用助学金？为什么对陪酒深恶痛绝却不做别的工作，是否受人逼迫？真的只是陪酒，没有涉及性交易吗？

也许需要用看待一个真正的人的方式，去重新认识这个群体：是她们自甘堕落，还是助学金奖评机制的不完善等问题，让她们不得不步进入陪酒甚至性交易的灰色行业。而当他们已经深陷灰色产业之中，我们又会如何看待这一特殊群体？

“说明问题，倾听她们的声音。理解比拯救重要。”这是王昕副教授，也是很多性学家在深入调查这个行业后，所不谋而合的。

（万分感谢提供资料的小兰和章亮，考虑到隐私与安全，我们不透露他们的个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