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血泪的拷问

历史血泪的拷问

——读《夹边沟纪事》有感

在精英文化逐渐衰落大众文化继而兴起的今天，文学越来越走向讨好读者、讨好市场的媚俗倾向，对于历史、对于苦难，人们已经近乎麻木、乃至遗忘。作家杨显惠却以其良知，不辞辛劳，四处寻访，历经数载，以一种历史还原的写作姿态，直白地展现着那段被尘封了四十多年鲜为人知、骇人听闻的历史悲剧，为我们揭开了历史的惯有的虚伪的面纱，还原了一段血淋淋的人间浩劫。他站在一个客观叙述者的角度，重新审视着那个特殊年代里知识分子在面临绝境时，生命的挣扎、人格的沦丧以及精神上的彻底分裂，从而引发我们对人的尊严、人性深处灵魂的拷问以及隐藏在历史背后的文化的思考。在文学越来越趋于商业化的今天,这本书有着特殊的文学意义和社会历史价值。

《夹边沟纪事》原本是纪实文学，只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故意戴上小说的帽子。杨显惠有意用纪实的笔法来再现历史，没有过多的感情色彩，没有华美的文字，只有赤祼祼的真实。在我来看，《夹边沟纪事》绝对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里程碑，在杨显惠面前，那些粉饰太平的御用文人们根本不值一提。 这是一段尘封四十年的历史，当年的幸存者散落在各个角落，没有人问过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当年的死难者早已化为白骨，连他们的后代也不知道埋在何处。夹边沟，是甘肃酒泉县一个劳改劳教农场，从1957年10月开始，那里关押了近三千名右派分子，每天从事十几个小时的繁重的体力劳动。在随后三年的大饥荒中，右派们大量死亡。1960年12月，中央工作组和西北局共同解决甘肃省委的左倾错误，决定释放右派回家时，夹边沟农场仅有数百人生还。这是二千四百多名右派的苦难史，不少评论家称其为中国的“古拉格群岛”。 看了这段历史，心中似乎被生锈的纯锯子拉过，感到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隐痛。 本来这些所谓的“右派”就是受到了冤屈，却还要经受折磨致死这是精神和肉体的双层摧残。其中多数是忠于共产党和毛主席，爱新中国热爱社会主义建设的但出身不好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可是他们的下场是怎样的呢? 傅作义将军写信动员从海外回来的水利专家回国效劳的表弟傅作恭竟偷跑到猪食槽子里偷吃猪剩下的饲料残渣，最后也难逃饥饿而死; 干部医生为了及早得到海归回来支援国家建设被打成右派的人的财产竟把还没饿到咽气的人丢进野外太平间；专门的抬尸队最后也只有力量把每天不断饿死的人抬到离居住地不远的地方丢弃了„„他们的境遇除了得不到被一了百了的被送进毒气室外，其它方面哪一点也不如在希特勒的法西斯集中营里好过。还有就是我们的管教干部比较讲政策，没有法西斯那么多的拷问和酷刑，因为就是明知你是冤枉的，只要进来教养队的农场你就是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了，所以根本就不用费事来拷问进来的人就是“罪犯”。说到管教干部我们也不能怨恨他们，其实他们也有苦衷在心里。犯人们越不停的陈诉自己如何的冤枉，他们越是心里承受不起。因为当年的文字狱好人坏人也就是一句话之差，你自己是这么的冤枉,他们管教干部能不害怕么？如果他们也随你说上一句同情的话,他们自己也就自身难保了。要是他们不计手段的弄死几十号人，这样反而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和鲜明的阶级立场。所以，越是胆小的干部当然就越残酷了。若是因为同情不经意说了一句话或做了一个的行为就很可能沦落成和右派们一样的人，所以也只有宁左勿右的表演一番了。当少数幸存的右派们到政策落实和恢复名义后，他们这些当年血债累累的管教们受到的良心谴责是他们到死都不能算完的。刚解放人们的觉悟都是盲目的拥护和服从，也不允许他们都有道德良心和辨别是非去衡量问题的。

读完这本给心灵带来巨大震撼的书之后，我经常在想，这一段历史究竟应当如何总结？

一、被践踏的尊严

柏杨在《我们要活得有尊严》一书中开篇就写道：“人，之所以为人，第一是要自己有尊严；第二是要尊重别人的尊严，而且是诚挚地尊重。”这是他对中国人的祝福，更是人性的共同要求。而在“夹边沟”的世界里，在饥饿与死亡的挣扎中，在欲望和道德的两难里，知识分子们作为一个人的最起码的尊严都被践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满脑子都是士大夫‘达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的老实本分的知识分子余兆远，在面临生存的绝境中最后成了‘夹边沟’农场最出名的贼里头打着不要的贼；“一个文质彬彬的上了年纪令人尊

敬的老工程师牛天德因为饥饿，竟然吃起别人的呕吐物和排泄物”；甚至还有人因为饥饿竟然“敢把死人挖出来，剜着那些仅有的尻蛋子上的肉，腿肚子上的肉，甚至开膛剖腹，煮着人的心肝肺吃”„„

看着这一幅幅让人触目惊心的画面，我们不由得怀疑人之为人的根本了。人类既然生存在社会中，就必然受社会的控制和约束，即文化的影响。“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这种能力与习惯就形成了人在社会生存的一定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构成了人的社会属性。这种文化道德的意识形态就是人的尊严的基础。每个人无不极力维护着自己做人的尊严。而对那些视尊严为人生一大准则的知识分子们，尤为如此。他们中有许多人就是因为“尊严”二字，没有与领导保持一致而落下右派的帽子，才来到了夹边沟。但在这里，在饥饿面前，在死亡面前，他们却彻底丢掉了做人的最后一丝尊严，恰恰丢掉了他们来之前曾经极力维护之的“尊严”，尊严在这里被消解，道德完全被异化，文明也就此被颠覆。

当生活威胁到了最基本的生存欲望时，出于对死亡本能的恐惧，人类作为动物中的一种，其本能的求生意志也就必然的显露出来。求生的欲念对道德、对人的尊严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叔本华说：“死亡可以解释为求生意志中的利己心在自然的进行中所受到的大惩戒”。当饥饿与死亡成为生存最大的威胁时，太多的人放弃了道德，放弃了良心，放弃了为人的底线。人的最后尊严都已被摧毁殆尽，这时的人已经不能称为完全意义上的人了，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已不能用人的标准来衡量。当然也不乏有人坚守道德的底线，在欲望和道德之间宁死维护人的尊严，无疑又体现出了道德对欲望的制衡。这是一场生与死的较量，是理性情感与动物本能的较量，也是一场尊严的较量。

二、被异化的人性

人的性质分为动物性和社会性。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而另一方面人的动物性又决定了人在特殊环境下会表现出自私的一面、兽性的一面。在面临生存压力和困境的最后关头，人体中一直存在的动物性，即所谓兽性的一面就要表现出来，不可避免地伤害同类损及其他。对这种罪恶之源是需要整个社会的大环境来对其约束的。当外界的约束不足以压制人性恶时，甚至于这个环境自身陷入群体无意识的混乱之中时，那么这种恶就不仅仅是表现出来，而是被放大化、扩散化了。文明就此被亵渎，而作为人之为人本身也就被否定了。在“夹边沟”的世界里，除了道德和尊严的沦丧外，我们也看到了人性深处的自私、丑陋和欲望在这里放大到了极致：

“女右派张启贤被判夹边沟劳教竟是被自己的丈夫蓄意陷害而致，而其目的仅仅是为另结新欢，满足个人情欲”（《夹农》）；为了个人的生存，卑鄙地向管教人员告密，出卖恩人的王朝夫（《许霞山放羊》）；“为了一个瘸子姑娘，下河清农场50多名就业的大学生光棍可以为之争风吃醋” （《李祥年的爱情故事》）；为早日摘掉自己右派的帽子，不惜以身体为资本，讨好管教干部的女右派豆维柯（《夹农》）；“为了得到一位毫无申辩能力的右派仅有的存折，陈天堂竟能把还在呻唤着的右派送进死人的行列”，而事实上，再等几天这张存折还是能落入这位领导手中，但他已如荒原中的狼一样，等不急了。（《医生的回忆》）

当生存艰难的环境和人最原始的性欲和利益发生冲突时，掩藏在人性面具下的丑恶灵魂也就一一暴露，人性在善与恶的斗争中卑微地、痛苦地挣扎着。在这里，知识分子们的精神已经溃败、人格已经沦丧，他们似乎已经失去了他们曾经誓死捍卫的一切。然而他们又是可悲可叹的，因为在当时那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中，没有人能够逃脱悲剧的命运。在强权的氛围下，整个社会都陷入一种狂躁之中，很多人在斗争中迷失了自己，已经分不清是非黑白。狂热、盲从、从众的心态使一些人做出了种种正常人难以想象的恶行。加之秩序、法制遭到严重破坏，很多行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遏制，更是造成了恶性循环，人们越来越肆无忌惮，恶性也就不断升级。在这里，人性与强权的对立冲突浮出了历史地表，其结果不仅是生命的损失，更是对灵魂的扭曲，对道德的摧残，对人性的迫害。让人产生一种对人的尊严的蔑视，甚至是对生命本身的蔑视。这一场浩劫使许多人成为了禽兽，人性也就此被异化。

三、被戕害的文化

除了历史的原因，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柏杨曾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提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病毒，使我们子子孙孙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度，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一个庞大民族，却陷入贫穷、愚昧、斗争、血腥等等的流沙之中，难以自拔。” 中国传

统文化历来信奉儒家思想、实用理性，强调权利的绝对至上，强调明哲保身。这种理性、节制、服从、道德的“伦理本位文化”（葛红兵语）与中国传统社会相伴相随，一直是中国社会的显性文化。几千年传统的“父权文化”影响广泛存在，中国国民早已习惯了服从权威而缺乏反抗意识，习惯了卑微萎缩而没有争取权利的思维，骨子里那种奴性思想早已根深蒂固。正如鲁迅笔下那些麻木而残酷的看客一样，我们还是常常陷入一种群体无意识状态。即使面对如此严重的决策失误，即使面临生存死亡的关头，他们依然是服从的，接受的：

“逃跑的人总归是个别的，是少数人，绝大多数人不跑。不跑的原因，主要是对上级抱有幻想，认为自己当右派是整错了，组织会很快给自己纠正、平反。再说，总觉得劳教是组织在考验我们，看我们对党忠诚不忠诚，如果逃跑不就对党不忠了吗？不就是背叛革命了吗？就怕一失足铸成千古恨，跑的人就很少了。”（《上海女人》）

“祥年呀，你还得回去呀，政府的决定是不能违抗的。共产党是讲人道主义的，是讲思想改造的，哪能饿肚子呢。你不去怎么办呀，不能离开组织呀。只要你好好改造思想，组织会在你改造好之后安排你的出路的。临走还哭着抱着儿子的腿说，儿子呀，你要听党的话呀„„亲妈，独子，我的亲妈把她的独子撵出家去，叫独子去接受非人的生活。” （《李祥年的爱情故事》）

不得不佩服这位母亲纯朴、善良和忠诚，宁愿相信党也不相信自己的儿子，的确有一种大义凛然的精神。但是我们现在站在历史的天平上，又如何评判他们孰是孰非呢？那一代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浴血奋战，刚刚从水深火热的旧中国中解放出来，故而党在他们心中有着绝对至高无上的崇尚地位，他们对党的任何决策都有着毫不怀疑的崇拜和信赖。于是在这样一种非理性的社会迫害中，我们又一次陷入了群体无意识的混乱。然而这一场混乱却又笼罩着“革命”的光晕，让我们不能不感到一种悲哀。

《夹边沟纪事》之所以如此使人动容，还有一个原因——爱。第一篇《上海女人》以爱开始，最后一篇《李祥年的爱情故事》以爱结束，同样刻骨铭心。那个顾姓的上海女人走了几千里来看右派丈夫，孰料几天前他已饿死。她近乎偏执地不吃不喝，一心寻找他的尸体，火化后又坚持将所有的骨头带上火车带回上海。这种生死与共的夫妻情分，令人动容，为之落泪。李祥年被打成右派后，为了初恋情人的幸福，狠心不与她联系，后来忍不住思念逃跑去看她，几经磨难到了家门口又放弃了，只因不想连累对方，自己却付出了判刑六年的代价。结尾的一句话让我想起了杜拉斯的情人，“快七十岁了，我已是满头白发了，但仍然时时想念着她，没有一天不想她。”为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此外，“夹农”里还有另外一种爱——母爱。女右派们因为一个初生的婴儿空前团结起来，她们用各种办法偷东西给母亲给孩子吃，每个人都成了孩子的妈。正是这种爱，超越时空的不朽的爱，使得《夹边沟纪事》超越了所有同类题材的作品。

感谢《夹边沟纪事》的作者杨显惠带着正义和良知的责任，站在历史的背后，透过人性的本质，拷问着他们的灵魂，为我们描写了这样一部普通知识分子精神和肉体双重崩溃的磨难史。让我们翻开那页尘封了四十多年的历史，勇敢地直面历史血泪的拷问，在文学日趋媚俗化的今天感觉到一份深刻和沉重，在反思中有一种深深的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