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记忆]:宜昌的"330" 葛洲坝工程背后你不知道的事
1958年3月30日,毛泽东乘“江峡”轮视察了葛洲坝坝址,这是一个在当时似乎一点也不显得起眼的动作,不过就是从重庆去武汉的途中的一次短暂停留,没有多少人重视,只不过可以说明毛泽东十分注重调查研究,对于当时有关方面所提出来的几个三峡坝址没有凭空想象,而是亲自看一看。可谁也不会想到这一次很简单的视察却在1970年成就了一项举世瞩目的水电工程。
葛洲坝工程曾经因为问题太多、质量太差、而中途被迫停工达两年之久,这对于素来明察秋毫、深思熟虑、主张不打无准备之仗,从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胸有成竹的毛泽东而言却是十分罕见的,尤其是关于葛洲坝工程的那一段批示,更是迷雾重重。当时一边准备打仗、一边正在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和继续关注三线建设的毛泽东何以会在1970年自己生日那一天匆匆忙忙的批示修建葛洲坝工程的?时至今日,对很多人来说仍是一个不解之谜。
事情很简单,就是因为一代伟人的三峡情结,因为周恩来的催促而得到了肯定,而已经患病的周恩来则是被张体学等人架在火炉上烤,一向冷静、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的他也有些头脑发热,而张体学则是从湖北的地方区域利益着手而进行大肆鼓吹的,于是就有了那个匆匆上马的葛洲坝工程。
事情其实也是一个偶然的机遇。
毛泽东的三峡情结世人皆知,从1950年开始到1958年6月,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各种准备工作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第一次科研会议在武汉召开,82个相关单位的268人参加,同年8月,周恩来主持了北戴河的长江三峡会议,更是具体地研究了进一步加快三峡设计及准备工作的有关问题,要求1958年底完成三峡初步设计要点报告,“为1961年开工作好准备。” 而到了1960年4月,中南局在广州召开经济协作会的时候,已经决定投资四亿元、1961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
由于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我国经济出现困难和国际形势的影响,三峡建设步伐得到调整。同年8月苏联政府撤回了有关专家。而随着1964年美国发动了越南战争,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1969年珍宝岛事件又导致中苏边境冲突,国际形势骤然紧张,毛泽东号召全国:“要准备打仗!”并发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这些都成为党和国家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三峡工程问题便不可避免地被束之高阁。
1969年10月,毛泽东在武汉听取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政委刘丰提出的兴建三峡大坝设想时说到,在目前备战时期不宜作此想。毛泽东视察武汉后不到两个月,长办的一名技术员给国务院余秋里写信,建议提前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他说:三峡工程上不了,正准备兴建尚未动工的隔河岩水电站项目可以停下日后再修,把那里的人力物力加上丹江水库的力量调到葛洲坝修这个长江干流工程。
于是,一石激起千层浪,葛洲坝工程就这么突然走到了所有人的面前。
二、峰回路转的330
余秋里将那封信批转水电部,水电部通知长办1970年4月底前提出葛洲坝水利枢纽设计要点报告。而1970年5月份毛泽东在武昌时对湖北省兴建三峡工程的请示仍然表示目前正值备战时期三峡上不了。5月29日,水电部及葛洲坝工程设计组在京西宾馆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德生汇报葛洲坝工程初步设计要点。李德生要求赶快写报告向副总理李先念汇报,谁都知道李先念是湖北的老省长。
1970年5月30日,水电部向国务院呈送《关于停建鄂西清江水电站(隔河岩)兴建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的报告》。次日,李先念、李德生、余秋里听取水电部副部长钱正英等关于葛洲坝设计方案的汇报,一致同意先不建隔河岩水电站,提前兴建葛洲坝工程。6月间,改建葛洲坝工程的方案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认为可行。到了同年9月,水电部、长办等初步研究了泥沙淤积、工程规模、枢纽布置等问题后,提出了《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初步设计报告》。年内又提出一份《补充设计简要报告》。
为了解决湘西、鄂西、豫西、川东等地区三线建设和生产用电,武汉军区、水电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转而设想改修三峡下游宜昌的葛洲坝低坝,采用径流发电,既可避免战时轰炸使下游淹没的危险,又可争取较短时间加大航运和发电量。1970年10月向中共中央提出兴建葛洲坝工程的申请报告,11月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讨论并原则予以批准这一报告。1971年12月26日凌晨,毛泽东在他的77岁生日这一天看过《中共中央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续工程的批复》后批示:“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不管对于毛泽东如何评价,葛洲坝工程在兴建中遇到的坎坷和难题甚至导致暂停施工,这就不得不叫人对这位伟人批示中展现的先知先觉佩服得五体投地。就和他曾经在遵义会议上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一样,就和他在抗战中写下《论持久战》那篇令人信服的文章一样,就和他在解放战争最紧要的时候,排除党内一些人提出的错误观点,坚定地提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一样的英明伟大。所以他才是一代伟人。
葛洲坝工程的兴建有其必要性也有其偶然性,因为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的国力有限,国际形势严峻,三线建设如火如荼,如果一旦与美、苏开战,三峡大坝一旦被炸,四分之一甚至半壁江山也许都将被水淹,各种损失将难以承受。三峡工程下游的葛洲坝工程因为是个低坝所以迅速被提到议事日程上,可算是一个折衷和预备方案。
在长江干流梯级开发规划中,葛洲坝工程是三峡工程的航运反调节梯级,修建三峡工程本来就需要修建葛洲坝工程。这是因为从航运方面考虑,一则三峡水电站在枯水期担负电网调峰任务时,发电与不发电时的下泄流量变化较大,下游将产生不稳定流,一天24小时内的水位变幅也较大,对船舶航行和港口停泊条件不利,因此,必须利用葛洲坝水库进行反调节;再则三峡坝址三斗坪至南津关有38千米山区河道,如不加以渠化而让其仍处于天然状态,航道条件较差,难以通过万吨级船队,三峡工程的航运效益也难以发挥。因此,需要利用葛洲坝水库渠化该段航道。从发电方面考虑,从三斗坪到葛洲坝之间尚有27米水位落差可以用来发电,可发电150多亿千瓦时,效益十分可观.
按照长江干流梯级开发规划中的建设顺序,三峡工程下游的葛洲坝工程应该在三峡工程开工之后几年开始修建,以避免三峡工程在葛洲坝水库中修建大江土石围堰。可是阴差阳错,历史把万里长江第一坝的荣誉交给了葛洲坝。其重要原因在于宜昌1967年夏天已有十多个大中型企业兴建于宜昌。之后,一大批国防军工企业和科研单位还会落户于宜昌。一下子增加这么多用电大户,湖北全省及邻近省份陷于电力严重短缺的困境。而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向中央建议先修建葛洲坝工程的理由就是为了缓解华中地区工业用电十分紧缺的局面,还可以有计划、有步骤地为建设三峡工程作实战准备,所以葛洲坝就脱颖而出。
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三、一次决定性的谈话
关于葛洲坝的命运,毛泽东同曾思玉、张体学曾经有过一次重要谈话。
1970年11月,武汉军区司令员兼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曾思玉、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张体学离汉北上。他们先向中办汪东兴主任报告,汪东兴听曾思玉说“关于长江兴建水电站,‘高峡出平湖’”的事,忙说:“我报告主席,这么大的事一定要请示主席,并向周总理报告。”当即就约定见毛泽东的时间。
几天后他们进到毛泽东的会客室的时候他正在读书。毛泽东问:“你们有么要紧的事谈呀?”曾思玉答:“报告主席,关于在长江上兴建大型水电站的问题,先由体学同志向主席作详细汇报。”毛泽东说:“体学兴建大型水电站有些经验,有发言权。思玉同志打仗还可以,但你们想在中国第一大江上兴建大型水电站,有把握吗?”张体学说:“实践中学习再学习。”
毛泽东笑着说:“你们胆大,有股干劲,精神可嘉,你们讲一讲在长江上兴建大型水电站的总体设想。”张体学说:“长江流域规划委员会,周总理是主任,林一山同志是办公室主任。建国后他们在长江进行了水文地质勘察,整理了许多水文资料,也拟定了兴建大型水电站的方案。林一山同志主张在三峡三斗坪地区兴建高坝水利枢纽。低方案蓄水约80亿立方米,十年时间投资30多亿元。中方案蓄水要淹到重庆,万县城要搬家,实现主席‘高峡出平湖’的理想。”
毛泽东听后笑着说:“你说投资30多亿?我看一上马就要50多亿元。‘高峡出平湖’是我写诗说的。林一山嘛,这个人有一股干劲,过去我跟他谈过,怎样把长江沉淀的泥沙解决,水土保持是一大问题。”他谈到四川汇入长江的六条大江,谈到将来哪条江可以修坝,话锋一转,说道:“你们真是敢想敢干,但有关科学资料、设计、施工条件不成熟,上了马至少几十个亿,这些问题你们考虑了没有?打起仗来,万一敌人投原子弹,这股水急流下去,长江中下游首当其冲是宜昌、沙市、武汉三镇,九江、安庆、南京、上海等城镇也可能会被水淹掉,这可是要慎重行事的哟!当前在中国第一大江的长江上兴建第一个坝,各方面条件还不够成熟。你们还有什么更好方案?”
曾思玉、张体学忙回答:“如果三斗坪地区不行,我们同有经验的人研究过多次,考虑了第二个方案,拟在宜昌上游靠近市郊葛洲坝修建低水头大型发电站,设12台机组,总装机204万千瓦,利用长江一、二、三江的自然地形和水势,兴建长江第一坝,施工条件比较好,可以进行实战练兵,总结在长江上建水电站枢纽的经验。尔后各方面条件具备了,可在三峡三斗坪地区兴建高坝发电站。接着,张体学又侃侃而谈道:“思玉同志和我带上专家去三斗坪和葛洲坝进行现场勘察,我们一致认为葛洲坝兴建低水头发电站较有把握。”毛主席听完第二方案后,微笑着说:“有道理。赞成兴建此坝。”接着指示道:“你们要向周总理请示报告。望你们在设计和施工中,不要把长江变短江,要做到‘三救’,即救船、救木、救鱼等问题。就谈这些,祝你们成功。”
11月6日,周总理在听取葛洲坝工程设计的汇报会上,称赞曾思玉、张体学“你们有这么大的雄心壮志,在中国第一的长江上兴建第一个坝,是个为人民造福的好事。中央、国务院一定要支持。坚决完成毛主席的伟大批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