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翰林待诏.翰林供奉和翰林学士

作者：马自力

求索 2003年01期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0X(2002)05-186-04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古代官制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由于历史悠久、名目繁杂，职官的称号在不同的朝代，甚至在同一朝代的不同时期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变化，而其执掌和地位也往往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这就给后人对它的了解带来了相当的困难，认识不清乃至概念的混淆时有发生。有关唐代的翰林待诏、翰林供奉和翰林学士的认识混乱即其例之一。

　　关于翰林待诏、翰林供奉和翰林学士，后人认识混乱的突出表现就是把三者混为一谈。比如李白，无论是史载还是他自称，都只说是翰林待诏或翰林供奉（注：《旧唐书》卷一九○下《文苑传》：李白“与筠俱待诏翰林”；《新唐书》卷二○二《文艺传》：“帝赐食，亲为（李白）调羹，有诏供奉翰林。”李白《为宋中丞自荐志》：“翰林供奉李白。”），从未说过曾做过翰林学士；但由于李白世称李翰林，又由于翰林学士在三者之中名气最大，后人就往往把他当成了翰林学士。这种情况甚至在唐代即已出现，如李华有《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范传正有《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刘全白有《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此后，在一些笔记小说中常常会见到称李白为“翰林学士”的情况。如宋人李昉《太平广记》卷二○四“李龟年”条即称李白为“翰林学士”：“上自是顾李翰林，尤异于他学士。”“……太真因惊曰：‘何翰林学士能辱人如斯？’”明人冯梦龙辑《警世通言》第九卷“李谪仙醉草吓蛮书”：“天子见其应对不穷，圣心大悦，即日拜为翰林学士。”清褚人获《隋唐演义》第八十二回《李谪仙应诏答番书　高力士进谗议雅调》：“玄宗见他应付不穷，十分欢喜，即擢为翰林学士，赐宴于金华殿中，着教坊乐工侑酒。”皆采用“翰林学士”的说法。当然，这些来自笔记小说的说法不足为信，但它们起码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一种认识。而就文学界而言，这种情况到了现代，可以说是愈演愈烈，于是李白天宝初入翰林院为翰林学士，便几乎成了占统治地位的说法。比较典型的如《李白大辞典》注“李翰林”条云：“李白于天宝元年(742)曾奉诏入翰林院，为翰林学士，又称翰林供奉。”（注：郁贤皓主编《李白大辞典》，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第1页。）《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注李白《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院内诸学士》诗云：“李白在朝，为翰林学士，未授他官。”（注：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467页。）

　　那么，唐代翰林待诏、翰林供奉、翰林学士究系何指？三者的关系如何？它们的执掌和地位有何不同？本文试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有关材料进行梳理，并对上述问题试作回答。

　　二、研究概述

　　在讨论翰林院和学士院的建置以前，有必要回顾一下关于唐代翰林学士的研究情况，由此或许可以看出发生认识混乱的一些端倪。

　　自宋以来，就开始有了关于翰林学士的评述。这时，人们的注意力还比较集中在翰林学士对中书之权的分割和侵蚀上。如范祖禹在《唐鉴》卷五中指出翰林学士身份的特殊性及其重要性：“中书门下，出纳王命之司也，故诏敕行焉。明皇始置翰林，而其职始分。既发号令，预谋议，则自宰相以下，进退轻重系之，岂特取其词艺而已哉！”

　　明清时期，学者开始对翰林学士的执掌、品位等具体问题进行研究。如纪昀等的《历代职官表》在考察历代翰林院的建置时，指出唐宋翰林与明清翰林职能的不同：唐宋翰林“典内庭书诏”，类似于清代军机大臣的“承净旨书宣”；而明清翰林仅仅是袭用了“唐宋学士院旧名”，只承担“历代国史著作之任”而已（卷二十三《翰林院》“历代建置条”）。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五十八《职官志》则认为翰林学士只是一种差遣，不是一种职位：“既内而翰林学士、集贤、史馆诸职，亦系差遣无品秩，故常假以他官。有官则有品，官有迁转，而供职如故也。”

　　对翰林学士的全面研究始于现代。岑仲勉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发表《补唐代翰林两记》、《翰林学士壁记注补》两篇长文（注：收入岑著《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从正史、诗文、笔记小说和金石资料等方面，进行细致的爬梳整理，对唐人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所载唐代翰林学士出入学士院的情况做了深入的考订补充，是公认的成就卓著之作。此后，日本学者于50年代开始关注唐代翰林学士，其代表作为山本隆义的《唐宋时代的翰林学士》（注：载《东方学》第四期，1952年。）和矢野主税的《唐代的翰林学士院》（注：载《史学研究》第五十号，1953年。）。不过，他们的着眼点还主要是翰林学士在君权相权消长斗争中的作用。此外，香港学者刘健明的《论唐代的翰林院》（注：载《食货》第十五卷第七、八期，1986年。），以及台湾学者周道济的《汉唐宰相制度》（注：台湾大化书局1976年版。），也大致沿袭上述思路。

　　近年大陆的唐代翰林学士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了一个热点。以世纪之交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段。前一段的论文和专著，研究的重点多集中在唐代翰林学士与中晚唐政治的关系方面。如袁刚《唐代的翰林学士》（注：载《文史》第33辑。）、《唐代翰林学士反对宦官的斗争》（注：载《山东大学学报》1989年第二期。）、《隋唐中枢体制的发展演变》（注：台湾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杨友庭《唐代翰林学士略论》（注：载《厦门大学学报》1985年第三期。），赵康《论唐代翰林学士院之沿革及其政治影响》（注：载《学术月刊》1986年第十期。），王永平《论翰林学士与中晚唐政治》（注：载《晋阳学刊》1990年第二期。）等等。这些论著的共同特点是对唐代翰林学士的地位和作用评价较高，如杨友庭说翰林学士是唐后期“统治阶级中举足轻重的一股政治势力”，赵康甚至进一步说翰林学士是唐后期“皇帝提拔大臣，经供奉内庭后出任宰相的必经之路”。

　　后一段的论文和专著，从表面上看似乎有回归资料考订和整理的趋向，但实际上其视野较之前一段可以说更为宽阔，研究也更加全面和深入，并产生了一批高质量的作品。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傅璇琮有关唐代翰林学士的系列考论文章，以及毛蕾所著《唐代翰林学士》一书。

　　傅璇琮的系列考论，按照唐代翰林学士建置后各朝皇帝的年代次第展开，计有：载于《文学遗产》2000年第4期的《唐玄肃两朝翰林学士考论》，载于《中华文史论丛》2001年第3辑的《唐代宗朝翰林学士考论》，载于《燕京学报》新十期的《唐德宗朝翰林学士考论》（也施纯德合写），以及载于《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秋之卷的《唐永贞年间翰林学士考论》。傅璇琮的上述系列论文，其着眼点在于探讨唐代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试图由此研究唐代社会特有的文化风貌，进而从较为广阔的社会背景来认识唐代文学。因此，作者更加关注唐代翰林学士与文学的关系，上文提到的文学界关于李白天宝初入翰林院为翰林学士的误解，即为作者的另一篇论文《李白任翰林学士辨》（注：载《文学评论》2000年第五期。）所指出和订正。但在谈到唐代翰林待诏和翰林供奉的关系时，该文认为，实际上，玄宗于开元初建立翰林院时，“所谓翰林供奉、翰林待诏，实为同一职名，并非如《新唐书·百官志》所说，先是待诏，后改供奉。”这一新的说法，似乎又把本来即将辨明的问题复杂化了。虽然作者随后引了两条材料：一条是《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天宝十三载正月记：“上即位，始置翰林院，密迩禁廷，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书、画、琴、棋、数术之工皆处之，谓之待诏。”另一条是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四《翰林》，称“待诏翰林”又可名之曰翰林供奉。然而这两条材料，特别是后一条，并没有对此说法进行论证，似乎都不能说明翰林待诏和翰林供奉只是两种不同的称谓而实为一职。

　　毛蕾的《唐代翰林学士》（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应该说是迄今对此专题研究最为全面和深入的专著。该著不仅系统地阐述了唐代翰林学士院的形成、翰林学士院制度、翰林学士的职能及在中枢决策体系中的地位、翰林学士与皇帝及时政的关系，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论述过程中特别注意将翰林院与学士院区别开来，将翰林待诏与翰林学士区别开来，因而被韩国磐先生评为“多所创见”（该书序）。该著以翰林学士为专题和主体进行系统的考察，同时又专辟一章讨论翰林院和学士院的沿革和地理关系，以及翰林待诏的各种名目和职能，其阐述可谓清楚明白。但在阐述翰林学士院的形成过程中，只是说翰林文词待诏、翰林供奉是其后出现的翰林学士的前身，似乎忽略或淡化了由翰林待诏到翰林供奉的演变这一环节。因而，如果把翰林待诏、翰林供奉和翰林学士三者放在一起，人们还是有些迷惑：究竟翰林待诏翰林供奉是像傅璇琮先生所说的只是两种不同的称谓而实为一职呢，还是翰林待诏、翰林供奉、翰林学士三者之间存在着演变和更迭的关系？

　　本文倾向于后一种看法。

　　三、翰林院与学士院

　　唐代的翰林待诏、翰林供奉二者同翰林学士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这从翰林院和学士院的沿革和地理关系上即可看出。

　　《新唐书》卷四十六《百官志一》常常为研究者引用：

　　唐制，乘舆所在，必有文词、经学之士，下至卜、医、伎术之流，皆直于别院，以备宴见；而文书诏令，则中书舍人掌之。自太宗时，名儒学士时时召以草制，然犹未有名号；乾封以后，始号“北门学士”。玄宗初，置“翰林待诏”，以张说、陆坚、张九龄等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既而又以中书务剧，文书多壅滞，乃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书敕。开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别置学士院，专掌内命。凡拜免将相、号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后，选用益重，而礼遇益亲，至号为“内相”，又以为天子私人。凡充其职者无定员，自诸曹尚书下至校书郎，皆得与选。入院一岁，则迁知制诰，未知制诰者不作文书，班次各以其官，内宴则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宪宗时，又置“学士承旨”。唐之学士，弘文、集贤分隶中书、门下省，而翰林学士独无所属，故附列于此云。

　　学士院的建置时间是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在学士院宿直的是翰林学士，其中地位最高者为宪宗时所设立的翰林承旨。至于翰林院，其建置时间则以开元初，它是翰林待诏和翰林供奉的宿直之所。《唐会要》卷五十七《翰林院》条：“开元初置。……盖天下以艺能技术见召者之所也。”《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玄宗天宝十三载记：“上即位，始置翰林院，密迩禁廷，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书、画、琴、棋、数术之工皆处之，谓之待诏。”玄宗设翰林院，只是承继唐制，类似翰林院的待诏机构在唐初已经存在，玄宗不过是为其选定了一个地理位置，并为其确定了一个“翰林院”的名目而已：《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二》载，皇帝在大明宫、兴庆宫、西内、东都、华清宫都设立了待诏之所，“其待诏者，有词学、经术、合炼、僧道、卜祝、术艺、书弈，各别院以廪之，日晚而退。其所重者词学。”《新唐书》卷四十六《百官志一》载，“唐制，乘舆所在，必有文词、经学之士，下至卜、医、伎术之流，皆直于别院，以备宴见。”

　　至于翰林院和学士院的地理位置和地理关系，以往人们不甚了了，而这正是出现将翰林待诏、翰林供奉同翰林学士混为一谈的错误的关键所在。比如上述《李白大辞典》的说法：“李白于天宝元年(742)曾奉诏入翰林院，为翰林学士，又称翰林供奉。”如果作者把翰林院与学士院、翰林供奉与翰林学士区分开来，就不会犯如此明显的错误了。

　　其实，在唐代的有关文献里，即有翰林院和学士院地理位置的记载。德宗朝的翰林学士韦执谊撰有《翰林院故事》，其中有云：“翰林院者，在银台门内，麟德殿西，重廊之后，盖天下以艺能伎术见召者之所也。学士院，开元二十六年之所置，在翰林院内。别户东向。”（注：载（宋）洪遵编《翰苑群书》卷一，《四库全书》本。载（宋）洪遵编《翰苑群书》卷一。）宪宗、穆宗朝的翰林学士李肇所撰《翰林志》，则进一步明确了翰林院与学士院的地理关系：

　　（开元二十六年）始别建学士院于翰林院之南。……今在右银台门之北第一门，向□榜曰：“翰林之门”，其制高大重复，号为胡门。入门直西为学士院，即开元二十六年所置也。……其北门为翰林院。（注：载（宋）洪遵编《翰苑群书》卷一，《四库全书》本。载（宋）洪遵编《翰苑群书》卷一。）

　　可见，翰林院和学士院都在大明宫右银台门外，学士院在翰林院之南。宋人程大昌根据上述材料绘制过《大明宫右银台门翰林院学士院图》（注：载（宋）程大昌《雍录》卷四附图，《四库全书》本。）（见附图），从图中可以看出，翰林院和学士院共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院落之内，翰林院在北，学士院在南，分别有待诏居和承旨阁相邻，两院的共同出入口为翰林门。

　　四、翰林待诏、翰林供奉和翰林学士三者之间的更迭演变关系

　　关于翰林待诏、翰林供奉和翰林学士三者之间的更迭演变关系，可以从史料的爬梳整理中加以认定，并进而确定其各自的执掌和所处的地位。

　　正如前引《新唐书·百官志一》和《旧唐书·职官二》所载，唐初的待诏机构容纳了众多擅长各种技能的才彦之士，其中词学之士较受重视。为了与其他翰林待诏如医待诏、书待诏、画待诏、棋待诏相区别，并以示重视，玄宗便把文词待诏从翰林待诏中擢拔出来，称之为“翰林供奉”，取其“入居翰林，供奉别旨”之意。对此，韦执谊《翰林院故事》记之甚详：

　　玄宗以四澳大同，万枢委积，诏敕文诰悉由中书，或虑当剧而不周，务速而时滞，宜有偏掌，列于宫中，承异迩言，以通密命。由是始选朝官有词艺学识者，入居翰林，供奉别旨。（注：载（宋）洪遵编《翰苑群书》卷一，《四库全书》本。载（宋）洪遵编《翰苑群书》卷一。）

　　据有关考证，玄宗选文词待诏为翰林供奉的时间，大致是在开元十年前后（注：见傅璇琮《李白任翰林学士辨》，载《文学评论》2000年第五期。）。如此实行了十余年后，才又设立学士院，别置翰林学士。从翰林待诏到翰林供奉，再到翰林学士，可以说是一个质的飞跃。这时的翰林学士的地位较之从前大为提高。

　　关于翰林待诏、翰林供奉和翰林学士的更迭演变关系及其执掌地位，可概括如下：

　　翰林待诏：唐初设立。擅长文词、经学、医卜以及各种技艺如书画、搏弈者，居宫中（玄宗以后居翰林院），以备应诏。属皇帝的差遣侍从之臣，主要陪皇帝消遣娱乐，以及文章应和。无品阶。

　　翰林供奉：玄宗开元十年前后设立。以翰林待诏中文学之士为翰林供奉，与集贤院学士一起，帮助皇帝起草重要文书，分掌制诏书敕。实为代行中书舍人之职，但无品阶。

　　翰林学士：玄宗开元二十六年设立。选翰林待诏中一部分人为翰林学士，别置学士院，专门执掌起草制诏书敕。属皇帝的机要秘书一类，但为兼职，而无独立品阶，其中翰林承旨地位最高，出院后升迁的机率较大，许多翰林承旨由此拜相。故为时人所重。这里应该指出的是，玄宗设立学士院别置翰林学士后，翰林待诏和翰林供奉仍然存在，只是从此以后二者在性质上的区别渐渐缩小，甚至趋于弥合。由于专门设立了执掌起草内诏、拜免将相的翰林学士，翰林待诏和翰林供奉本来名词化的意义渐渐向动词演化，而专门用来指称“待诏”或“供奉”于翰林院。所以宋人叶梦得在《石林燕语》卷七中说：“唐翰林院，本内供奉艺能技术杂居之所，以词臣侍书诏其间，乃艺能之一尔。开元以前，犹未有学士之称，或曰翰林待诏，或曰翰林供奉，如李白犹称供奉。”也仅仅是在此意义上，翰林待诏和翰林供奉便如傅璇琮先生所断言的那样，成为了名号不同而其实一也的职位了。

　　

作者介绍：马自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编审，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北京，10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