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在刘绍棠作品中的积淀

作者：栾保俊

文艺理论与批评 1996年05期

　　作家研究

　　作家的得创作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文化的传播者。作家的作品，不仅要有思想，有故事情节，有人物活动，还要有深蕴的文化内涵。好的作品，不仅使读者了解故事的结构，情节的发展，人物的活动、还能使读者从中获得丰富的知识。就如恩格斯评巴尔扎克的作品那样：读了巴尔扎克的小说所学到的东西，“要比当时所有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读好的作家的作品，如啜醇酒，有滋有味，读完余音绕梁三日，回味无穷。因此，作家要有良好的文化修养，要厚积而薄出，才能创作出耐读的好作品。

　　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据专家统计，仅定义就有一百八十一种。《辞海》在文化这个条目中是这样写的：“从广义来说，指人类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结构。”本文所说的“民族文化在刘绍棠作品中的积淀”，不是广义的文化，狭义的文化也不能完全包括，这里说的“民族文化”，是某些带有民族特点的精神现象和文化修养方面的成就在作品中的体现。

　　因此，本文想从“传统美德在刘绍棠的作品中的体现”、“古典作品和民间文学对刘绍棠作品的影响”、“典故和古诗词在刘绍棠作品中的运用”这三个方面，加以阐述。

　　传统美德在刘绍棠作品中的体现

　　任何一个作家在作品中，都无法回避道德问题，不是道德建设的促进者，就是道德建设的破坏者。一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可以引导无数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而一部《废都》，也可以导致少年张德军因强奸未遂而扼死他的表妹。所以，每一个作家在动笔之前，一定要考虑他的作品在社会上可能引出什么样的道德效果。

　　刘绍棠的作品，不管是他的小说，随笔或散文，都使人有一种正气磅礴、激昂向上的感觉，给人一种美的享受。他的作品没有颓废、荒淫、堕落，在不得不写到消极的东西时，也都是用贬义的笔法、使读者明辨是非而决不会误入歧途。所以如此，因为刘绍棠本身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明确的创作目的。刘绍棠给自己立下的誓愿就是：“要忠于党，孝于人民”。他认为：“一个作家，必须自尊、自爱、自重、自强，只要时刻想着广大人民群众，想着精神文明、社会效果，想着中国特色、民族风格，想着人品和文品不可卑劣，便能曲高和众，取得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他有四个“绝不”；“绝不趋炎附势，绝不朝秦暮楚，绝不墙头草随风倒，绝不贪小利而忘大义。”（《如是我人》）所以刘绍棠的作品，不追求曲折离奇的情节，全力以赴地表现、讴歌真、善、美。可以说，他的作品是正义的颂歌，是民族道德的具体体现。

　　侠肝义胆，扶危济困

　　民族道德不外四个方面：一，个人的道德品质；二，社会公德；三，职业道德；四，关于恋爱、婚姻、家庭方面的道德表现。在这些方面，刘绍棠的作品中都有所反映。但他的作品突出表现的，是侠肝义胆，扶危济困。燕赵一带，自古多出慷憾悲歌之士，荆柯刺秦王的故事，两千年来一直传为美谈。刘绍棠有这样的概括：“我的家乡农民非常豪爽仗义。久远的历史不必追述，明末清初的农民起义余波，在我们家乡直到康熙年间才平息下去。清朝末叶，义和团运动又在我家乡兴起……辛亥革命的志士，为推翻满清王朝抛头颅洒热血……大革命失败后的农民暴动，抗日战争的烽火连天，解放战争的硝烟弥漫，我的家乡大地上洒满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鲜血。”（《刘绍棠小说选自序》）刘绍棠家乡的人民，多少年来深受这种侠士风格的影响，慷慨大方，舍己为人的故事比比皆是。

　　刘绍棠的作品，特别是小说，可以说是扶正祛邪的檄文。他的十多个长篇，30多个中篇和100余个短篇，所表现的，都是正义战胜邪恶， 正确纠正错误，读后使人受到鼓舞，奋发向上。他早期的作品，短篇小说为主，如《青枝绿叶》、《红花》、《大青骡子》、《蔡桂枝》、《新式犁杖》等，都是反映建国初期获得解放的京东北运河两岸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经济上获得翻身解放，在政治、思想上也出现了全新的面貌，塑造了如井兰子、桑贵老头等顾全大局，舍己为公的典型。 1958年以后，刘绍棠被错划为右派，在漫漫22年的岁月中，在处境十分艰 苦的条件下，写出了《地火》、《春草》、《狼烟》三部长篇，塑造了蒲葵、俞昌蒲、夏竞雄、龙乌骓、叶荷、雷响等一批在党的直接领导或影响下，向敌伪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忘我斗争的典型。粉碎“四人帮”以后，刘绍棠的错划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恢复了名誉，重返文坛，开始了他创作的高潮，作品如涌泉一样喷射而出，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出版了《京门脸子》、《豆棚瓜架雨如丝》、《柳亭说书》、《这个年月》、《十步香草》、《野婚》、《水边人的哀乐故事》、《孤村》等8个长篇，和《蒲柳人家》、《瓜棚柳巷》、 《小荷才露尖尖角》等30多个中篇。在这些作品中，通过一大批典型人物，体现了京东北运河两岸人民主持正义，舍己为人，反对邪恶的高尚风格。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一个人道德价值的大小，主要看他对他人和社会整体利益做出了自我牺牲的程度。一个人为他人和社会整体利益做出了自我牺牲，他的行为就具有道德的价值；牺牲越多道德价值就越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伦理学教程》第174 页）谈刘绍棠的作品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为了他人、集体和社会作出自我牺牲的人物。《蒲柳人家》在体现这种思想方面获得很大的成功。在这个中篇中，作家精心刻画了何大学问、一丈青大娘和柳罐斗几个性格豪放、见义勇为的人物。农村姑娘望日莲是个苦命的孩子，从小在花鞋杜四家当童养媳，挨打受骂还吃不饱饭，她的未婚夫当兵一去毫无音讯，干爹何大学问、干妈一丈青大娘，为了搭救望日莲，成全她与周檎的婚事，不顾自己家境的贫困，硬是拿出他家的“半壁江山”——四亩地，二亩为望日莲赎身，二亩做陪嫁，老两口主婚，要风风光光地为望日莲办喜事。为此，“望日莲感激涕零，双膝跪在干爹干娘面前，抱住二老人家的腿，哭着说：‘爹呀，娘呀！我不能割你们身上的肉，我不要那二亩地陪嫁。’

　　“一丈青大娘也哭了，搂住望日莲说：‘儿呀，谁叫娘穷家破舍呢？娘真想陪你三宅二院，十顷八顷，可是娘没有呀！’

　　“‘那就再给莲丫头二亩！’何大学问激动起来，‘剩下二亩给咱老两口子当坟地，足够了。’

　　“‘不，不，不！’望日莲叫得声音凄厉，‘我更不能对不起小满子。’

　　“何大学问扬声高笑，说：‘寒门出将相，草莽出豪杰，蒲柳人家出英才，我看那小子注定是个大命人，不稀罕这二亩地。’”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但是何大学问和一丈青大娘，为了成全别人，使望日莲、周檎结婚时风风光光，婚后能生活下去，宁愿牺牲自己，高尚的风格动人肺腑。

　　在同一部小说里，作家还塑造了一个为了寡妇姐姐和外甥周檎而牺牲自己幸福的憨厚农民形象柳罐斗。柳罐斗人品出众，但30多岁还有成亲，何大学问和一丈青大娘给他说媒，柳罐斗长叹一声说：“老嫂子，兄弟不是狗咬吕洞宾，你想，我的姐姐是个苦命人，一奶同胞，手足情深，我要好好服侍她一辈子。娶个媳妇进门，就算她是个贤良女人，可是居家过日子，天长日久马勺没有不碰锅沿的；真要是三天吵架，五天拌嘴，伤了姐姐的心，岂不是我的罪孽？”拒绝了婚事。过了两年，周檎的母亲去世，一丈青大娘又给他说媒，柳罐斗心情沉痛地一声长叹说：“如今我姐姐过世了，檎哥儿更是个孤儿；我娶个媳妇进门，谁知道她是个什么脾性？真要是待我外甥不好，我怎么对得起九泉之下的姐姐姐夫？即使她脾性温顺，待我外甥不薄；就怕有了亲生儿女之后，生出偏心眼儿，疼爱自个儿的，慢待了檎哥儿，无情无义，天理不容。所以，还是让我打一辈子光棍，给檎哥儿扛一辈子长工吧！”通过这样的描述，一个忠厚朴实但又高大的农民形象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作家没有正面说教，完全是通过人物的活动，展示了他们的内心世界，使人为之感动。

　　刘绍棠的作品中，刻画了众多的妇女形象，有知书达理的，有精明强悍的，有忠厚老实的，也有刁钻古怪的；但更多的是舍己为人的。《二度梅》这部中篇小说，讲述的是知识分子洛文被错划为右派以后的坎坷经历。洛文被错划为右派以后，他在大学的未婚妻梅雨，被迫与他划清了界限；回乡后，哥哥嫂子在工作队长宁廷左的威逼下，也与洛文划清了界限，把他赶出家门。在洛文走投无路的时候，农民温良顺和女儿青凤收留了他，并顶着压力把青凤嫁给了洛文。1979年洛文改正了错划以后，梅雨也落实了政策，在一家杂志社当编辑，到农村来向洛文约稿。青凤认为洛文原来就是梅雨的，是人为地拆散了他们的婚姻，现在应该把洛文还给梅雨，就在洛文从北京办理落实政策手续回来的时候，她和洛文有一段对话：

　　“青凤一下子扑到洛文怀里，失声大哭起来……

　　“洛文把青凤扶进屋里……

　　“‘青凤，这些年你为我受了多少罪！’……‘以后就好了。’

　　“‘你好了起来，我就放心了！’青凤劳乏地长吁了一口气，‘你走吧！’

　　“‘走到哪儿去？’

　　“‘梅姐说他们的编辑部想要你。’

　　“洛文摇头笑道：‘穷家难舍，热土难离，我哪儿也不想去了。’

　　“‘我把你还给梅姐，让梅姐把你带走。’……‘艰难的日子里，我能替你担几分罪，减几分苦；可是到了今天，要搞你的学问了，我这个头顶高梁花儿的女人插不上手，帮不了忙，梅姐比我强百倍，跟你正相当。’

　　“‘满脑瓜子的莫名其妙！’洛文沉下脸来，‘我跟梅雨的爱情，已经是二十年前泼在地上的水，还能收得回来吗？’

　　“‘原来你是想唱《马前泼水》，羞辱梅姐呀！’青凤扯起嗓子叫起来，‘那时候，她才二十出头，小小的人儿单薄的身子经得住那么大的压力，受得住那么重的折磨吗？’……‘没有你她怎么过呢？’

　　“‘昏话！你……你给我住嘴！，洛文气得脸色苍白如纸，嘴唇也紫了，‘我们是患难夫妻，生死之交，一儿一女使我们血肉相连，没有你跟孩子们，我怎么过呢？’”

　　从这个情节中我们可以看出：青凤是酷爱着洛文的。但她却能为梅雨着想，使梅雨得到幸福。这种想法近似荒唐，理所当然地遭到洛文的拒绝与批评，但却显露了青凤一颗赤诚的心：她为了别人的幸福，可以舍己为人！

　　更加震撼人心的，是刘绍棠的中篇小说《碧桃》。归国华侨戈弋，父母先后牺牲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戈弋在国外与祖父相依为命，归国后经常与祖父通信，“文化大革命”中，他因此被打成里通外国的罪犯。这时，他的妻子产后死于干校，他的岳父岳母与他划清界线，不认这个女婿，也不收留外甥。戈弋在无亲无故、无依无靠的情况下，带着只有两岁的儿子沉香下农村接受监督劳动，经常顾此失彼，苦不堪言。见义勇为的农村姑娘碧桃，主动担负起抚养沉香的责任。后来戈弋又被打成叛国犯而被捕，造反派魏文秀造谣栽赃，说碧桃是戈弋叛国的同谋者，碧桃与戈弋有了六个月的身孕。碧桃的父母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也不理碧桃了。碧桃无奈只好带着沉香住到一间透风漏雨的破屋里，千辛万若把沉香抚养成人，并进了小学，但她自己却累垮了，躺在床上起不来。粉碎“四人帮”以后，戈弋的冤案平了反，到农村接沉香，在老干部谷铁铮的撮合下三个合成一家。

　　这是个催人泪下的故事。在中国农村，白璧无瑕的少女的名誉与身子都是珍贵的，招不得半点闲言碎语。而碧桃抚养沉香，实际上是担负起做妈妈的责任，不仅要顶住世俗偏见，而且夜晚为了使沉香安睡，强忍少女的羞涩让沉香含着自己的奶头。这对一个姑娘来说，是多艰难的选择啊！所以，中国艺术研究院当代文艺研究室主任郑恩波同志在他所著的《刘绍棠传》中说：“这是一个动天地、泣鬼神的真实故事，将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美德和作者对人民的无限感激，永远报效的孝子之心表现得淋漓尽致。”

　　尊师重道，孝敬父母

　　尊师重道，孝敬父母，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这方面，在刘绍棠的作品中，有充分的体现，而且他自己就是尊师重道和孝父母的模范。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韩愈《师说》）老师在人的一生中占重要地位，是童稚的启蒙者，是人生的领路人，所以中国早有“天地君亲师”之说。刘绍棠的小说和散论中，一提到曾教过他或帮助过他的人，总是以无比尊敬的口吻称之为“恩师”。在他的作品中多次提到他小学时代的老师田文杰，此人对他的影响很大。他在《童年，说不完的故事》一文中说：“老师姓田，私塾出身，后来到县立简易师范速成班受训三个月，17岁就开始了小学教师生涯。田老师执教40年，桃李满门，弟子不下三千，现今年已八旬，退休归里十几年了。田老师很有口才，文笔也好。开学头一天……田老师先给二年级和四年级学生上课，就命令三年级的学兄先把着一年级学弟的小手，描红摹纸。红摹纸上，有一首小诗：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田老师先把这首诗念一遍，串讲一遍；然后，以这四句诗为起承转合，编出一个故事，娓娓动听地讲起来。”“这个故事，有思想，有人物，有形象，有情趣。我听得入了迷，恍如身临其境”，“田老师每讲一课，都要编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从事文学创作，需要发达的形象思维，丰富的想象力；在这方面，田老师培育了我，给我开了窍。”

　　刘绍棠对老师对他的严格要求很能理解与接受，他经常以《放翁家训》来警告自己：“后生才锐者，最易坏。若有之，……切须常加简束，令熟读经学，训以宽厚恭谨勿令与浮薄者处。”所以，他对严格要求他的老师从不反感。在《如是我人》的散文中，他讲述了田文杰先生的严厉作风。田老师是刘绍棠外祖父的学生，他是田老师的学生，师生相继，再加上刘绍棠自幼聪颖，成绩一直在全班领先，月考、期中考和期末大考，一直考第一名，田老师当然对他是另眼相待。但田老师深谙“常加简束”的道理，每当刘绍棠得了第一名以后，“不出三天，田老师必定找个因由，打我一顿；把我的趾高气昂打得一干二净，从零开始。”

　　刘绍棠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哪怕是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手稿，都抄得工工整整，清清楚楚，一字不苟。不但写小说写文章，即使给爱人写信，都要打一篇草稿，然后再酌字酌句抄好。对此，刘绍棠说，这是田老师给他打出来的“童子功”：“田老师有个雷厉风行的‘清规戒律’，那就是要求学生写任何文字，都要打草稿；正式誊写，必须卷面整洁。不仅国语（语文）作业要将草稿附上，而且算术作业也要交算草，没有草稿的国语作业或没有算草的算术作业，他都不收，一分不给。甚至恼怒地撕得粉粹，喝令伸出手来痛打”。就是这样一位严厉的老师，刘绍棠始终念念不忘，而且十分尊敬。前些年这位田老师已经退休，刘绍棠未瘫时，“每逢回家乡去，在村边河畔、堤坂，遇到老人家拄杖散步，仍然像50年前的一年级小学生那样恭恭敬敬向他行礼。”他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插柳之恩，我怎能忘。”

　　刘绍棠的作品中，不仅经常提到上小学时的老师，上中学、上大学的老师也经常提到，而且表现出由衷的敬爱、感谢，对他们的教导牢记不忘。他在《如是我人》一文中说：“38年前（此文写于1992——引者注），我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曾在当时的四大一级教授王力、魏建功、游国恩和杨晦先生门下授业。……如果我想欺世盗名，挂出四大学者门生的金字牌匾，当个学术混子，还是够‘格’的。然而，四大学者虽已先后作古，但他们的治学精神永存，对我仍起示范和威慑作用，我也乍不起胆子，厚不起脸皮，混入学术领域‘狗戴嚼子——胡勒’。”上大学时的刘绍棠，已经是名闻遐迩的作家了，但他对自己的老师都非常尊敬。至今常常怀念这几位教授，称他们为“令人敬仰和热爱的老学者”。

　　孔子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这是封建的东西，不足为训。但如果是老师教给学生的真理之道，坚持不改却是应该的。刘绍棠对于老师所受的读书之“道”数十年如一日，坚而持之，始终不改。刘绍棠的自传体小说《京门脸子》，描写了书中的“我”（即刘绍棠）与茅南山（即茅东篱）先生在潞河中学教书时的一段故事。刘绍棠“为了争取自由”，在作文课上不想按老师的命题作文，想以小说充当作业，茅先生开始“面带难色”，后允许，但声明“自由命题是要扣分的”。刘绍棠截取本村的鸽婶的生活片断，写了一篇《村妇》的小说交给了茅先生。等发还作业本一看，茅先生不但没有扣分，而且打了高分，还在课堂上朗读了这篇小说。下课以后，刘绍棠“追着茅先生，请他多指点几句。茅先生说：“要写好小说，也要学好古文”；此外，在讲鲁迅先生的散文《秋夜》时，茅先生也说过：“鲁迅先生的文章好，因为他的古文造诣深。”这些话，刘绍棠一直牢记在心里，而且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特别是在他罹祸以后，不因困苦而辍读，读了大量的古文与诗词。有一段时间里，每天都朗读一遍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以激励自己，奋发读书。因此他才能在作品中自由地引用大量的典故和诗词，增加作品的文采。

　　刘绍棠自己对师道是如此尊重，对别人尊师重道也深为感佩。在他的长篇小说《京门脸子》里，有这样一段记述：茅南山是刘半农的学生。每当谈起刘半农，茅先生总是“恪守师生之礼，从不直呼其名，而是尊称‘我们先生’，亲切而恭敬”。对此，刘绍棠说：“令人感动。”长篇小说《豆棚瓜架雨如丝》里，还有这样的描写：老虎跳拜短打武生为师。短打武生在旧社会卖艺谋生，无法养活自己和女儿莲妹子，身染重病而死，莲妹子卖身葬父。老虎跳知道师父惨死，大哭了一场，打点香烛纸马，金箔银锭，到师父和师娘的坟前祭拜了一回，还穿了三个月孝。长篇小说《这个年月》，主人公徐芝罘离开小学参加工作多年了，但当他被委派即将担任试验县的县委书记时，首先想到的是去听听小学老师田先生的意见，恭恭敬敬记下田先生的教诲。

　　这些描写，表明了刘绍棠对尊师重道的看法，体现了中华民族一贯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

　　刘绍棠不仅对教过他的人感念不已，对早期帮助过他的人，也都以师事的态度去对待，康濯、远千里、孙犁、邵荃麟、沙汀等，都是他的作品中经常提到的，特别是孙犁，多次讲到他的许多作品是在孙犁同志主持的副刊上发表的，并得到孙犁同志的指导；他的作品的风格，也深受“荷花淀”派的影响，他在《开始了第二个青年时代》一文中说：“我在河北省文联，最大的收获就是深深地爱上了孙犁同志的作品，并且受到了孙犁同志的熏陶。我在接受孙犁同志的作品影响之前，虽然发表了十几个短篇小说，但对于文学创作仍处于一种蒙昧的状态。孙犁同志的作品唤醒了我对生活强烈的美感，打开了我美学的眼界，提高了我的审美观点。”在《〈运河的桨声〉和〈夏天〉后记》中刘绍棠更坦诚地说：“没有孙犁同志的作品熏陶，没有孙犁同志对我的扶持，我是不会写，更写不好。”字里行间流露着对孙犁同志的热爱与感激之情。

　　刘绍棠和他的作品尊师重道，也盛赞中华民族的尊敬长辈、瞻养、孝敬父母的美德，他认为在这一点上“是外国人所羡慕的”。刘绍棠自己自幼就孝敬父母。他的父亲在旧社会是个店员，没有力量供刘绍棠上学，他就当报童自己供自己上学，毫无怨言。解放后，他父亲所在的商店倒闭，改当摊贩，收入更少。这时，刘绍棠已经开始发表作品，稿费逐月增多，就帮助父亲养家糊口。父亲生意赔了钱，绍棠就拿出稿费替父亲还债。父亲一生谨慎，绍棠很为感慨地说，“父亲如孔子说，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行’，父亲终生问心无愧，死而无憾。做他的儿子，我引以为荣。”在父亲去世以后，刘绍棠专门写了《父亲》这篇散文以示追念，足见他对父亲感情之深。对母亲，他在很多地方都有描述，认为她是鱼菱（儒林）村最美的媳妇，聪明能干，识书达礼。所以，他认为他的外貌和声音酷似父亲，而智力则得自母亲，他为有这样的母亲感到骄傲。

　　在刘绍棠的小说里，不乏孝敬父母的描述，长篇小说《豆棚瓜架雨如丝》中写老虎跳为父亲尽孝一节十分感人：老虎跳在潭柘寺替师父受罚。三月三日蟠桃会那天，老虎跳正在挑水，一位乡亲大叔前来报丧，说他爹昨晚咽了气，要他回家安葬，老方丈不准，老虎跳打掉了老方丈两个门牙，冲出庙门，回家卖掉五亩瓜园，给老爹出殡：“他披麻戴孝，跪在万柳堂的三岔路口，给过往行人磕六千六百六十六个孝头，赎自己忤逆之罪。”这种表现，似乎有些封建，但都深刻刻画出老虎跳孝敬父母之心，对读者有震撼力量。

　　男欢女爱，适可而止

　　男欢女爱是社会上常见的现象。既然是社会上有的，作品中就可有所反映。但如何反映却要看作家思想境界的高低。含蓄本来是我们汉民族的特有性格。但有的作家为了攫利而忘义。为了扩大发行量，多拿版税，迎合低级趣味，进行赤裸裸的性行为描写，产生了极坏的社会效果。刘绍棠在这方面则非常谨慎。刘绍棠坚决反对以色情描写来吸引读者，主张美文。这从他对《金瓶梅》的评价就可以看出，他说：“《金瓶梅》是一部伟大的经典名著，在语言生动和描摹世态上，甚至是《红楼梦》所不及。但是，不管出于任何种原因，作品写得如此之脏，却说明作者精神境界和思想格调的低下。曹雪芹的思想高尚，使得《红楼梦》达到了艺术完美。”（刘绍棠散论《槛隔》）鉴于此，刘绍棠在写男欢女爱的情节时，都是含而不露，适可而止，道德界限非常清楚。

　　一种情况是男女相爱，但在不合道德习惯的情况下，决不跨过性爱这一步。中篇小说《渔火》中，领船女子春柳嫂子，与潞河中学高中三年级的学生阮碧村相爱。但阮碧村不辞而别，投奔了共产党，她被迫嫁给了点将台村的韩小蜇子。韩小蛰子是日本远藤商行的跑腿儿的，姘上了万寿宫的女霸主九花娘，每天花天酒地，吃喝玩乐，与春柳嫂子只是名义上的夫妻。后来阮碧村奉命回点将台一带组织抗日救国会，与春柳嫂子重逢，住在春柳嫂子家，当晚出现了如下情景：

　　“春柳嫂子上了炕，拉开被子，摆放了枕头，羞涩地小声说：“‘咱们睡吧。’

　　“阮碧春忙说：‘我到西屋去睡。’

　　“‘你……’春柳嫂子心上一冷，‘你嫌弃我了吗？’

　　“‘你现在是有夫之妇……’

　　“‘我从没有失身给韩小蜇子！’春柳嫂子委屈地说，‘离地三尺有神灵，神灵有眼看得明，我的身上是清白的。’

　　“阮碧村沉重地叹了口气，说：“你到底跟他名分已定，我们不能不拘礼。’

　　“春柳嫂子放声痛哭……。”

　　小说《黄花闺女池塘》的主人公谷秸与金褥子相爱，但因谷秸参加八路军没有留话，金褥子不知谷秸的去向，就坐着送西瓜的农民高留住的牲口，从北京到鱼菱村寻找谷秸，不遇，住在高留住家，在无依无靠的情况下与高留住结了婚。北平解放以后，谷秸回来了，当了干部，在他去寻找当年的房东时，与金褥子重逢，金褥了招待谷秸吃饭，金褥子哭着说：

　　“‘你等着我，我没有等你，哭我水性杨花吧！’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不怪你。’谷秸心平气和，民主政府有规定，已婚夫妻三年音讯皆无，也可以男婚女嫁悉听尊便。’

　　“‘我忘不了你过去待我的情意。’

　　“‘那是才子佳人的旧思想，不必看重。’

　　“‘我跟高留住睡在一条炕上，心里想着的是你。’

　　“‘多谢！今后可不要一心二用了。’”

　　长篇小说《这个年月》中的主人公徐芝罘，自幼与他家收养的唐大姐儿姐弟相称，并且订了终身。在徐芝罘考上大学以后，唐大姐怕徐芝罘变心，自己落个秦香莲的下场，就自作主张嫁给了农民金大缸。从此，唐大姐儿就种下了心病，认为对不起徐芝罘。后来徐芝罘被划右，开除党藉和公职，被迫回乡劳动，住在唐大姐儿家里。唐大姐儿为了使徐芝罘家有后，甘愿为徐芝罘生个儿子，在一天晚上唐大姐儿把徐芝罘灌醉，主动要与徐芝罘同房：

　　唐大姐儿上了炕，动手给徐芝罘宽衣解带，徐芝罘吓出一身透汗说：

　　“‘你……你喝醉了吧？’徐芝罘从热炕头起来。

　　“‘我…我想……’……‘给你生个儿子’

　　“‘疯话！’

　　“‘我对不起你……’

　　“‘你不守妇道，更对不起大缸哥。’……

　　“‘徐家不能到你这一辈子绝了户。’

　　“‘天下有多少家姓徐的？一门绝户也不能从百家姓上抠下徐字。’”

　　古时候有柳下惠坐怀不乱的故事：柳下惠怕一个女子受冷，用自己的衣服把她裹在怀里而不乱。刘绍棠小说中的上述故事中的男主角，个个都是柳下惠，这充分地表明刘绍棠的道德观念，他是在提倡现实生活就应如此。这在社会道德堕落的今天，是十分必要的。

　　在另一种情况下，故事情节发展到不写男女之间的事情就不足以说明问题的时候，刘绍棠则完全是淡化处理，有时则是一笔带过。在刘绍棠的小说中，尽管男欢女爱的事情写得不少，但看不到一处类似《废都》中的描写。凡写到这种地方，都是写非常含蓄。属于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小说《荇水荷风》、《二度梅》、《这个年月》、《十步香草》、《豆棚瓜架雨如丝》、《瓜棚柳巷》等等，都有这方面的例子：小说《荇水荷风》中的农家女五月鲜儿，与长二龙抬头相爱，两人约好夜间幽会：

　　“龙招头象一匹铁叶青马，五月鲜儿骑在他身上，指东划西，向桑林深处走去。

　　“‘擗一大抱高梁叶子来。’五月鲜儿扭摆腰肢，‘铺在白沙上，我要躺一躺。’

　　“他到桑林子外的高梁地里，擗来一大抱又宽又长、散发着清香气息的高梁叶子，洒满了桑棵子丛中，就象在白沙地上铺起一床厚厚的褥子。

　　“‘等我吹熄了灯！’五月鲜儿鼓起两腮，仰脸长长吹了一口气。

　　“一片浮云，遮住了那挂在天边的金黄月牙儿。……”

　　小说《二度梅》描述主人公洛文与青凤结婚头一个晚上的情景：

　　“住在一起了，青凤感到心慌意乱，洛文也感到很难为情；两人坐在炕沿上，相隔咫尺，谁先开口？

　　“青凤悄悄挨近了洛文一点儿，洛文却依然象一座木雕泥塑。

　　“她眨了眨眼，幽暗中偷偷伸过手去，轻轻掐了洛文一下。

　　“洛文惊醒了，对青凤羞涩地一笑，青凤双手一蒙脸，投入了洛文的怀抱。”

　　小说《这个年月》中，主人公徐芝罘与女友刘七七相爱，但由于还未结婚，虽然同住在一个单元，但从未越轨。有一次徐芝罘出差突然提前归来，一进门看见刘七七在欣赏徐芝罘给她买的旗袍，证明她是多么想念他啊！二人再也忍耐不住爆发的爱情，干柴烈火不能不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小说也写得不伤大雅：“泪水模糊了刘七七的眼睛，她扑到徐芝罘的怀里，哭道：‘芝罘哥，我在梦里给过你多少回呀！’她那苦涩的嘴唇乱吻着徐芝罘，发泄郁积多年的情思。”

　　小说《十步香草》中，农家女贾香荷与大汽车驾驶员夏小正相爱，刘绍棠在描述贾、夏两人结合时，只写了几句话：夏小正在风雨中帮贾香荷把被雨水冲走的西瓜擒了回来，“大风大雨，电闪雷鸣，贾香荷在解放牌大汽车上解放了自己，把一条完完整整的身子给了心爱的人。”写到这里戛然而止。

　　上述这些例子中的情景，如果要一个风骚的作家来写，每一节都可以加上一些具体的性动作。刘绍棠当然也会知道，在“人文精神失落”的今天，在小说里加上了一些性行为的“佐料儿”，是可以扩大发行量的，像某人一样发一笔不小的财。但刘绍棠更关心的是精神文明的建设，他决不在性放纵已经达到了相当严重程度的今天，火上加油，使其更加泛滥。刘绍棠上述的写法，既含蓄地点明男女双方感情发展之深，对故事的发展起推进作用，又不伤大雅，实在是作家高明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