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潘生平

简介

曾藩，初名子城，字伯函，号涤生。他从湖南双峰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以一介书生入京赶考，中进士留京师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37岁任礼部侍郎，官至二品

学习之道

曾国潘小时候天赋并不高。有一天在家读书，对一篇文章重复不知道多少遍了，还在朗读，因为，他还没有背下来。这时候他家来了一个贼，潜伏在他的屋檐下，希望等读书人睡觉之后捞点好处。可是等啊等，就是不见他睡觉，还是翻来复去地读那篇文章。贼人大怒，跳出来说，“这种水平读什么书？”然后将那文章背诵一遍，扬长而去！

曾国潘求学，不怕苦、不怕累。他从小就“一心只读圣贤书，二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想求得功名，光耀门楣。他是曾子之后，祖祖辈辈都是半耕半读，有书读天赋的小孩从小就让他以读书为业，考取功名、光宗耀祖；不会读书的就务农，以供养全家。因此，在曾国藩还是孩提时，就背负起“考取功名、光宗耀祖”的重任，每天天不亮他就会被父亲摇醒，闭着眼睛背书；晚上就由爷爷陪着挑灯夜读。他三次参加院试未中，但他没有消沉，而是为自己改名“涤生”，意思是：洗涤自己、重获新生；还立志“不考取功名，不成家”。更可贵的是，他中进士、点翰林后，仍然一如既往地玩命地读书。他拜唐鉴为师，研读程朱理学，开始钻研考据学，同时还注重诗词歌赋的写作，不断地弥补自己学识的缺陷，不断地充实自己的知识，终于以渊博的知识

闻名整个翰林院。曾国潘终身学习，当然辉煌必然属于他，他的精神更值得我们学习！

严谨治学

曾国藩曾是理学大师，学术造诣极深。他说：“盖真能读书者，良亦能贵乎强有力也”，要有“旧雨三年精化碧，孤灯五夜眼常青”的精神。写字或阳刚之美，“着力而取险劲之美”；或阴柔之美，“着力而得自然之味”。文章写作，需在气势上下功夫，“气能挟理以行，而后虽言理而不灰”。要注意详略得当，详人所略，略人所详，而“知位置者先后，翦裁之繁简”，又“为文家第一要也”。为文贵在自辟蹊径，“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可贵”。“清韵不匮，声调铿锵，乃文章第一妙境”。

治学态度严谨，深度发掘和追求知识。勇探新理论、新知识，锲而不舍，学而不厌，科学文化知识渊博；同时，认真细致地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坚持真理，求真务实。这些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教子

曾国藩认为持家教子主要应注意以下十事：一、勤理家事，严明家规。二、尽孝悌，除骄逸。三、“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四、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五、联姻“不必定富室名门”。六、家事忌奢华，尚俭。七、治家八字：考、宝、早、扫、书、疏、鱼、猪。八、亲戚交往宜重情轻物。九、不可厌倦家常琐事。十、择良师以求教。

纵观，近几年，许多孩子在家中已是“小皇帝”、“小公主”，所

谓的“富二代”‘官二代’“啃老族”、“21世纪的青年是扶不起的阿斗”频频出现。在新时期，作为大学生的我们更应该学习曾老的教子之道，自育

推荐曾国潘家书

曾国藩家书的内容大致有三个阶段性特点：

（一）京官得意时期的特点：首先是亲情浓郁，琐细录切。游子离乡，家山万里，白云亲舍，最是仕宦难耐之事。其次是神采飞扬，志趣高昂。稍后，曾国藩便在家书中改谈诗文之道，也不免好为人师之。第三是报喜慰亲，宦情蓬勃。升官以后家书，多谈部中公事，而对家中琐事之问讯，进德修业之说教，则大为减少了。

（二）南北征战时期的特点：一是危急之时，不避生死，而得失之际，则计之过熟。二是责弟严切，而教子温婉。一般说来，为父训子，类多威严，而为兄诱弟，类多平和，但在曾国藩家书中，我们很容易看到一个严厉的兄长，而找不到一个威严的父亲形象。

（三）暮年羁绊官场时期的特点：一是他饱谙宦味，意绪萧索，对得失浮沉日渐漠然；二是注重亲情，追求平，对子侄之身体学业，甚为关切，似乎他此时最大的奢望只是保全门户、消灾祛祸。

曾国藩家书反映了曾国藩一生的主要活动和他治政、治家、治学、

治军的主要思想，是研究曾国藩其人及这一时期历史的重要材料。此书收集及整理了曾国藩家书之精华部分，按年代顺序并合为：修身篇、劝学篇、治家篇、理财篇、交友篇、为政篇及用人篇等部分，基本包括了曾国藩一生的主要思想。

军事思想

曾国藩以编练湘军起家，书生治国，镇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其军事思想内涵极丰,确有过人之处。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国强”，“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主张军政分理，扣负其责。他购买洋枪、洋炮、洋船，推进中国军队武器的近代。治军以严明军纪为先，同时着意培养“合气”，将士同心，他认为“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选择有四点要求：“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实识，四曰营务整齐”。曾国藩军事思想中最丰富并值得今人借鉴的是其战略战术。如“用兵动如脱兔。静如处女”，主客奇正之术，“扎硬寨，打死仗”，水师不可顺风进击，善择营地，“先自治，后制敌”，深沟高垒，地道攻城之术，水陆配合，以静制动，“先拔根本，后翦枝叶”等等。

在扑灭打平天国之前, 他深知，要打败强大的太平军，靠政府那些懒散无能的绿营、八旗兵是不行的,就立即另起炉灶，在湖南筹办湘军.他又非常重视对军队的训练，不惜重金加强军备。由于湘军属于团练，相当于民兵，在军费上没有政府来源，曾国藩克服重重困难，

四处筹款建军。在军还未训练完毕时.它不轻易出省作战,这也为他赢得了充分的准备时间，为后来的军事胜利打下了坚定的基础。后来与太平军作战,在军情紧急时也毫无畏惧，数次抱定必死之心写下遗嘱。这是非常值得敬佩的.湘军将帅之廉勇，军纪之严格，是其勇猛善战的重要原因，亦使湘军威震天下。由此，战乱各省纷纷赴湖南募勇招兵，蔚然成风，故有“天下无湘不成军”之说。

天津教案

仁慈堂、位于教堂旁边的法国领事馆，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其他4座基督教堂。破坏行动持续了3小时。1870年6月24日，以法国为首的外国军舰来到天津，七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抗议。

情况紧急，清朝派出曾国藩调查并与法国方面交涉，当时朝廷中的官员多数认为不要对其退让，不惜一战，情势紧张。曾国藩考量当时局势，不愿与法国开战，首先对英国、美国、俄国作出赔偿以使最后能单独与法国交涉。

同治九年六月初十日一曾国藩到天津，立即发布《谕天津士民》，对天津人民多方指责。随后经他调查之后，确认育婴堂并无诱拐伤害孩童之事，于是在法国的要求下，商议决定最后处死为首杀人的18人（马宏亮、崔福生、冯瘸子等，行刑之日是10月19日），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6万两银，并由崇厚出使法国道歉。因普法战争爆发，法国接受了这个条件。

交涉结束，但曾国潘却遭众骂，朝廷人士及民众舆论均甚为不满，“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使曾国藩的声誉大受影响。“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一年后便去世。

至于对天津教案之处理，虽然，曾国藩自己也感到“内疚”，但这主要不是他个人问题。当时，如何处理天津教案，朝廷本身有“论势者”、“论理者”两派。论理者认为民为邦本，民心不可失，主张与外国进行决战，以快万众之心；“论势者”多是主持外交，有守土之责的“局中人”，认为列强穷年累世好战，且常多国联合，共同侵华，兵力强大，而中国兵疲将寡，缺乏战备，如果开战，侵略联军可能再次打到北京。

曾国藩当时处两难境地：要打，必然失败，失败后损失更惨；要保和局，必然向侵略者妥协，作些让步，这要遭到顽固派的打击，也不能泄天津人民的义愤，而且对于一个坚决反对借洋兵助剿、主张遣散阿思本舰队、痛恨“媚夷”、要夺英法之所恃的曾国藩本人来说，也不是心甘的。他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但最后，理智战胜了情感，按照他对形势的清醒的分析，他选择了保持和局，向侵略者作出让步的一途。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这样选择是无可厚非的，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一场新的战祸。曾国藩当时的责任是，在确保和局的前提下，看如何做到少损失，少屈辱。当然，曾国藩在处理教案中也有“办理过柔”的地方。但是应如实地评价他的历史功过，应是功大于过。因为，一场战祸的损失是远远大于因天津教案带来的损失和屈辱的。

洋务运动

曾国藩另一个可敬之处是,在国难当头之时,他以及他的学生们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提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口号。他很有创新精神，购买国外仪器设备，雇佣外国专家进行科技研究，技术创新。虽然最终，他发起的洋务运动也没能突破封建统治的重重障碍，没有达到自强的目的,但也为对救国道路的探索提供了经验,

曾国藩说：“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自我往向不是一时半刻所能形成的。那种不可遏制的欲望唯有像曾国藩这样勇武之人才能取得。曾国藩一直以成国家栋梁为宿愿，便投以完善自我的诸方面努力，从“勤”以治身到“畏”天命，无一不是在为了自己的目标在努力。

总体评价

在当时局势下，他的贡献是比较大的,不管是对当时社会还是今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