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重大项目投资总额两月内接近4万亿

　　对地方政府而言，短期内对“稳增长”作用大、见效快的，仍然是增加政府基建投资。　　在经济增速下滑的背景下，地方在财政收入、就业等方面的压力都沉重起来。为刺激经济加快发展，多省市的地方政府暂时放下调结构的目标，再次祭出了基建投资的“杀手锏”。　　从6月到7月底，从陕西到广东，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地方政府推出的重大项目投资总额居然接近了4万亿。　　这些投资的时间跨度有长有短，贵州的“3万亿计划”更是长达10年，但《第一财经日报》采访的专家认为，资金仍然是实现这些计划的主要瓶颈，而要突破该瓶颈，引导民资参与是关键。　　地方版4万亿?　　今年6月，陕西率先出台了十条“稳增长”的意见，提出着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充分发挥投资对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包括加快开工一批重大项目、争取国家批复一批项目、积极谋划储备一批项目、加快在建项目建设速度等。　　这其中，包括加快开工一批重大项目，确保西成客专、西合复线、蒙西一华中运煤通道等项目下半年实质性开工建设；争取国家批复一批项目，力保韩国三星、美国强生、神华陶氏等一批重大项目早日获批。　　7月初，广东省也提出19条稳增长的举措，其中包括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等一系列措施，要把全力扭转投资持续下滑作为扩内需、稳增长的重中之重。数据显示，上半年，广东省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1548亿元，为年度计划的38.7％，资金到位1553亿元，仅为年度计划的38.8％。　　其中，广州市近日也提出，下半年要重点抓好年度投资714亿元的101个重点项目建设和列入省现代产业500强的120个项目建设；抓好国有企业总投资为1270多亿元的76个续建和新开工项目建设。这一系列的投资计划也超过2000亿元。　　与此同时，近期该市动工的白云机场扩建工程以及新近获批的7条地铁线总投资合计也超过了1400亿。　　7月16日，宁波市下发了《市政府关于推进工业经济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的若干意见》，提出加快推进重大工业项目建设，对投资额20亿元以上的重大工业项目和3亿元以上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予以单独考核和表彰。　　7月23日，南京市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若干意见》也提出，要积极发挥投资对拉动内需的作用，加快推进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新兴产业项目建设和消费载体建设。　　相比之下，长沙和贵州的投资计划更为具体。7月26日，长沙市对外宣布，2012年重大推介项目195个，总投资额达8292亿元。本月即将公布的《贵州省生态文化旅游发展规划》显示，从各地上报2382个项目筛选出总额3万亿元左右的重点投资项目，初步提出规划10个国家级重大项目、50个省级重大项目和200个省级重点项目。　　关键在于引导民资　　不过，各地如此大的投资计划，资金如何筹集显然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尤其上一轮4万亿投资计划带来的地方高负债风险仍未排除，地方资金仍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新一轮大规模的投资规划可能将为地方带来更加沉重的负债压力。　　以贵州省为例，2011年该省实现一般预算收入仅为773.2亿元，如何支撑庞大的3万亿投资规划显然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贵州省委党校副校长汤正仁教授对记者表示，贵州省公布的3万亿规划，是一个十年的概念，而且仅仅是一个规划，“政府做这个规划主要是起引导作用，政府的财政引导可以在一些基础设施、宣传推介方面着力，而不是说政府就有这么多钱去投。”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撰文指出，新阶段的稳增长与以往相比有了不少变化，最突出的一点是市场力量在增强。各地的投资计划并不都是政府投资，地方政府也不可能有这样的能力来承担巨额投资。而政府搞好规划，改善引导方式，把民间的资金引到实体经济和有现金流的基础设施建设上无疑是关键的一点。　　此前7月，广东省公布第一批面向民间投资招标重大项目共44项，总投资2353亿元，涵盖交通项目、城建项目、社会事业项目、产业园区基础设施项目、休闲旅游项目等。其中交通项目占据了大头，总共11项，总投资额达1280亿元。　　“我们是守着金山还喊穷。”广东省政府参事、广东省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陈鸿宇教授说，广东有大量的民间资本找不到投资出路，如何引导民营资本进入投资领域特别是以国企为主的垄断领域，需要政府积极扶持和引导。　　基建带动地产　　对地方政府而言，短期内对“稳增长”作用大、见效快的，仍然是增加政府基建投资。例如，长沙市的投资规划中，产业项目投资仅占总投资规模的16％，其他项目分别是功能区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化项目。　　广东省综合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彭澎认为，地方政府热衷于基建投资有多种因素，其中，基建和房地产结合最紧密，基建搞得好的地方，土地出让价格也进一步抬高，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基建把生地炒成熟地，可以增加地方收入。　　此外，在产能已经相对过剩的情况下，投资基建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彭澎认为，基础设施建设是否过剩不能一概而论，要考虑经济周期，而经济周期非常难以预测，但基础设施适度超前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基础设施的建设也是为将来的经济上升周期作准备。　　“西部大开发首先就要搞好基础设施建设。”陕西省政府参事、陕西社科院区域发展咨询中心主任张宝通认为，东部地区经过三十年的高速发展，现在如果再大规模搞基础设施就可能出现过剩，但对西部而言，首先要建好基础设施，才能为下一步发展奠定基础，“基础设施必须先行，如果等有了市场、有了需要再去建就迟了”。　　张宝通认为，西部是能源原材料基地，需要大运输量的铁路和高速公路，“对东部和西部绝对不能‘一刀切’，而应该因地制宜区别对待。”　　链接　　地方政府“4万亿”冲动　谁来埋单?　　近期，从温家宝总理到各地政府“稳增长”之声此起彼伏，一些地方政府为此还积极行动起来。　　从宁波到南京，再到长沙，地方政府的一系列动作开始拓宽我们对中央“稳增长”政策的理解。其中，长沙出台超过8000亿元的投资计划，而有消息称，贵州或将出台3万亿元发展规划，拟8月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