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任人唯亲到贿选的时代背景及进步意义

　　摘要：每一个时代的官僚选拔制度都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而这些特点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是紧密相连的，相应的政治、经济条件及其当时思想的高度都决定了其官员选拔制度的特点。每一个时代的官僚制度都存在利弊，随着时代的发展任人唯亲、买官卖官、贿选等这些一般被看作是制度的毒瘤也应当在时代的背景下对其有一个重新的认识。本文希望通过用全面的、发展的眼光在时代的背景之下探析这些制度特点的进步意义。 　　关键词：任人唯亲 买官卖官 贿选 　　一、任人唯亲的时代背景 　　（一）产生的时代及其社会、经济、文化背景 　　任人唯亲在中国的官吏考选制度上经历了相当漫长的一个阶段，对中国的官吏选考制度的影响也是最深远的，这和中国的文化形成有着必然的关系。从广义上理解任人唯亲可以包含两点：所谓的“亲”，一方面指的就是存在血缘关系的人，另一方面是不存在血缘关系而是依据社会政治地位或者门户师承关系等社会关系来选拔的人。 　　禹将王位传给其子汤建立夏朝，宗法制和世卿世禄制在中国的确立标志着以家庭血缘关系血缘纽带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原则在中国的确立。从王位、贵族在血缘关系上的继承慢慢扩展到官僚的选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为王臣。以王室为核心的社会秩序通过“礼”在中国确立下来，而这样的社会秩序归根结底还是基于血缘纽带的基础之上，既然官僚是为王室服务的那么在官僚的任免上当然不能脱离此基础了。此后的时期中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中国士大夫阶层的逐步成熟，在以任人唯亲为基础的官吏选拔制度上也不断的进步逐步减少了“亲”在官吏选拔制度中的分量。但是无论以后的经济、社会怎样发展，中国政治制度中这种以“亲”为依据的选拔思想已经完全渗透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之中直到现在。 　　汤建立夏朝并且逐步确立宗法制和世卿世禄制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刚刚脱离了氏族社会并开始向奴隶社会的过渡阶段。此时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和出现，生产力水平已经取得了进步，但是此时的生产力水平依旧低下，交换仍然是主要的经济交流手段，并且只限于很小的范围之内，在这种条件下广泛的交流沟通必然成为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对于统治者来说，建立一支官僚队伍来帮助其维护统治成为必须，但是在选拔官吏时因为交流的困难必然造成统治者对选拔依据的不信任，而血缘关系成为统治者唯一的也是不得不依赖的选拔依据。在奴隶社会时期由于生产力的不发达和交通的落后统治者只能依赖分封制来维持家族对天下的统治。封建贵族政治是这一时期政治制度的主题。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的交流愈加频繁，教育在春秋时代的兴盛逐步促成了思想的繁荣，而其传播的速度和范围也是与经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成正比的。随着经济、思想的发展，官吏的选拔制度也受到相应的冲击，任人唯亲的制度也不断改变并且逐渐的去表面化，这个我在后面还会提到。 　　从文化上讲中华民族栖息于东亚大陆辽阔儿肥沃的原野很早就从事定居农业。如果说先民对苍天敬畏如严父那么对地的则亲近如慈母。以农耕为主要生活来源以及由这种生活方式所决定的对土地的深深眷恋使中华民族自古养成故土重迁的习惯，除非遇到大的灾害他们是绝对不愿意背井离乡的。故土难离落叶归根几乎成为中华民族千年一贯的心理定势。由于中华民族以农业社会的形态经历着氏族制度解体的过程，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主要由血缘家族组合而成的农村乡社世世代代得以保存。换句话说中华民族的文化演进过程中氏族社会的血缘纽带关系基本上未遭到破坏这正是宗法制在中国数千年不衰的历史渊源。 　　（二）任人唯亲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产生变化 　　春秋战国之前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在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下的一种封建贵族制度。严格的等级划分完全以宗法血缘关系作为任用官员的依据，这个时期可以说是纯粹意义上的任人唯亲。春秋战国时期，部分诸侯国通过变法试图削弱贵族当中的世袭特权军功制的出现也淡化了贵族世袭身份。秦朝的建立伴随着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的衰落纯粹建立在血缘纽带基础上的官吏选拔制度已经逐渐的淡化。郡县制客卿制度直至后来汉的察举制不断淡化血缘纽带在官吏选拔中的影响。但是到了东汉末期曾经以孝廉为选拔依据的察举制渐渐显露弊端，东汉末期的豪强大族逐步控制了从地方到中央的行政大权。地方佐官由豪强大族担任四世三公、外戚专权乃至察举只看门第。任人唯亲只是由传统的以血缘关系为主要依据向门第和社会政治地位看重。 　　西晋时的九品中正制为豪强士族所利用，门阀制度开始形成并在西晋时达到高潮，出现了典型的门阀政治。官员的录用和迁黜依据德性标准，即个人品德修养或者学术文学水平。因此，官员们往往对于国家政治、行政管理知识甚少，甚至一无所知。[1]但是门阀不同于上古的贵族，门阀政治不同于上古的贵族政治。贵族政治来源于氏族贵族转化为国家贵族，而门阀政治则来源于豪强士族形成了稳定的、强大的经济势力和政治势力。此阶段的任人唯亲再度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高峰。 　　二、 买官卖官的时代背景 　　说到买官卖官中国人恐怕在熟悉不过甚至已经内化成为中国的一种政治文化。买官卖官在中国可谓历史久远直到现在也屡见不鲜。买官卖官相比前面提到的任人唯亲在我看来更是一种倒退，任人唯亲在某种程度上包括一些依据个人的贤德才能等作为录用的考察条件，虽然在大多数时期任人唯亲更多的时候代表了较落后的任免方式，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这种任用制度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中国超稳定的政治上层建筑对于政治系统的稳定起到过积极作用。可是纵观买官卖官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不同时期不同朝代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共同特点无外乎就是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寻租，一种对利益赤裸裸的追逐这是由人类的本性所决定的。孟德斯鸠说过任何拥有权力的人无论权力的大小都有滥用权力的冲动这是人类亘古不变的真理。 　　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个“官本位”的社会，人民习惯把官位视作个人地位和获得利益的重要依据。买官卖官能够在中国大地上风行几千年是因为我们国家有着超长历史的集权传统，这种从中央到地方每一级的权力机关都是自上而下的一种层级分明的权力下放，上一级对下一级有着绝对的权威每一级对下级都有着近乎绝对的权力。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当手中的权力除了上级几乎没有任何可以对其形成制约的权力之时，腐败和寻租便不可避免。在集权体制下不会有选举，所以在这一时期也不会出现贿选。官员往往将手中的这种公权视作自己的私有权力，甚至将这种权力当做为自己谋得利益的商品可以随意的买卖。 　　东汉末就有卖官鬻爵现象已明见史籍。唐宋以后实行的科举制度对打破贵族、世族门阀的世袭制度，对庶族及下层士人的仕进，对网罗人才等方面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即使如此，在皇权独尊下的封建社会没有也不可能有真正的选官制度上的平等竞争，反之买官鬻爵这个毒瘤一直赘生在选官制度上。 　　买官卖官现象会产生严重的后果。第一，加重人民负担丧失民众基础。买官所来的钱全部都是利用手中的公权从百姓身上搜刮而来，以公之利谋己之私。“官本位”的风气会使官员严重脱离群众，完全忘记了自己应当行使的使命，权力的来源被颠倒，官员将自身推到了与百姓的对立面上。这样必然会导致人民对政权的失望与厌恶，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也不断的在群众中丧失，最后的结果只有政权的垮台。第二，买官卖官堵塞了正直之士的从政之路同时阻碍了权力高层与下层士族的良性流动。能否做官以及官位的高低完全由财力与阿谀奉承的手段相联系，不正之风必将蔓延至整个政治系统，官员只在乎如何跑官行贿卖官谋财根本不会再顾及人民的疾苦，正直之士只能望官兴叹寒心止步挫伤了从政为民的积极性。第三，结党营私纪律涣散。买官与卖官者一旦成交必然基于共同的利益而结党营私互相利用组成庞大势力互相倾轧离败亡也就不远了。

　　三、贿选的时代背景 　　马克思曾说过，选举是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的直接的、 不是单纯想象的而是实际存在的关系。因而显而易见：选举构成了真正市民社会的最重要的政治利益。由于有了无限制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市民社会才第一次真正上升到脱离自我的抽象上升到作为自己真正的、普遍的、本质的存在的政治存在。[2] 　　贿选，即贿赂选举，是指以金钱、物质或其他好处为手段，收买选民、代表或选举工作人员，影响选民、代表的投票意愿，以取得选票或改变选举结果的违法行为。贿选的一个前提就是竞争性的选举能使公民更加积极地参与政治，因为选民可以提出自己的要求和建议从而对候选人产生影响。对选民来说，选举就是选择一个能够替自己表达意见的人，这并不是一件难事，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专业知识。文化程度不是影响选民参选的障碍性因素。对候选人的而言，候选人为了实现当选的这个目标，就必须充分了解民意和关注选民偏好。这样的话，选民投票的过程就不再仅仅是一种行使权利的形式，而是选民表达政治意愿，参与政策选择的过程。如此一来选民的选票便成为官员获得合法性基础的来源，想要当选那就必须获得足够多的选票支持。虽然贿选被称作是“民主的毒瘤”但是从时代发展的角度来看贿选相对于任人唯亲和买官卖官是一种巨大的进步。民主的政治参与从被动型的政治参与到主动的政治参与的转变，民众个人开始可以施加对政治的影响而不再是被动的参与到政治当中。[3] 　　目前中国贿选成风也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的。中国当前正处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期和社会转型的加速期。一方面，市场经济所固有的竞争、等价交换观念已经深深地渗透到政治生活之中。人格独立、经济自由使公民维护个人政治权利的觉悟不断提高，并开始逐步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博弈能力。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后，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较单一的所有制模式所导致的社会利益格局同质化的倾向被打破，社会利益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开始增多。不同的利益群体都在寻求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从而使本群体的利益在制度安排中获得最大化。但是人大代表名额和国家公务人员职位的有限同这种强烈的利益需求之间发生了矛盾，必然会加剧选举过程的竞争性，从而一些非法的途径，包括贿选等手段也逐渐泛滥起来。当前来看，公民参与各种选举活动的首要动因就是利益驱动，这是分配型参与最为明显的表现阶段，也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具体体现。 　　四、从时代的发展来看这些现象的进步意义 　　纵观中国自古到今在选官制度上存在的种种弊端，可以说是在不同时代下依附在选官制度上的毒瘤。但无论是任人唯亲、买官卖官还是贿选，都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是紧密相连的，他们的产生都有其时代的必然性。如果从静态的分析来看，这些现象长时间的存在必然会对选举制度、社会正义造成一定的破坏，但是如果从动态的、发展的角度来看，伴随着时代的不同，这些选举制度中的异化也在发生着变化，而这些变化是否符合亨廷顿提出的腐败的正相关效应，是否从中可以看出时代的进步意义？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从任人唯亲到贿选，首先打破了阶层固化，利于不同阶层的沟通和社会稳定。任人唯亲体现的最淋漓尽致的莫过于中国古代历史上最黑暗的官僚选拔制度――九品中正制。虽然初衷是好的，也存在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从整个制度施行的四百年来看，完全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通过家世、行状、和定品的选拔依据，从而完全割裂了底层的寒门子弟往上流动的途径，使整个社会阶层固化，导致不同阶层的对立，影响社会的稳定。其次，是官僚选举制度上的进步。任人唯亲完全依靠的是统治者根据自己的主观意识来决定官员的任免升迁，这种完全自上而下的官僚选拔制度导致底层的百姓和官员对上层的统治者是没有任何可以制衡的措施的，完全处于一种被动的境地，是封建集权在官僚选拔制度上的直观体现。贿选被称作是民主制度的毒瘤，但是它存在的前提必须是在民主的体制下，选举制度必须是代议制，必须是在公民有切实的选举权利的基础之上才有存在的理由。贿选在我国目前主要泛滥于农村基层选举当中，很多人把原因归结与农民的教育素质和相关的政治素质低下，但是笔者认为更多的是因为制度诱导从而导致农村成为贿选的高发区，恰恰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我国目前最民主的地方在农村。不论农民收受了怎样的贿赂，有几名候选人贿赂了农民选民，但是最后的决定权始终是在农民的手上，正是这华夏五千年来最不起眼的一名农民确可以决定一名官员的任免，无论这名官员是怎样的一个“小官”。不得不说，贿选成为了我们几千年来在根深蒂固的官僚制度上的一个突破式的进步，是让中国人最直观的感受到了民主的存在。 　　 　　参考文献： 　　[1] 吴宗国.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396. 　　[3] 束锦. 当代中国选举中的竞争性研究――兼论“贿选”与“竞选”的制度性应对[J].探索，2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