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汪精卫为何变成了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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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番不说纵横捭阖的沙场之事，改说诗文，以诗文见其人。一个人诗文的风格，和他自身风格息息相关。我们的回忆从汪精卫的诗开始吧。

“一死心期殊未了，此头须向国门悬。”

此诗作于清政府牢中，用伍子胥悬头吴门之典，此番意气足以令人激赏。汪精卫从小在父亲的要求下苦读诗书，尤以陆游为多，有几分陆游的神韵，痛悼友人，伤心国事，但不曾怕死。精卫，这种顽强的鸟，明知不可而为之，挑战无尽大海。可惜命运开了一个大玩笑，他前半生和后半生成了强烈的反差，命运的无情，莫过于此。

1944年胡适得知汪精卫死讯后，在日记中写道：

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身。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性命不顾是一件事；所主张的是与非，是另外一件事。胡适此言，甚为中肯，部分的解释了问题。

这就是汪精卫的悲剧，从他少年时的那一次刺杀便注定。他这个烈士控，死对他而言不难，难的是活着。临行前，他啮指作血书致胡汉民“我今为薪，兄当为釜”

汪精卫在诗词中所表现的，和在生活中所实践的，是他终生不得解脱的一种“精卫情结”

深感切中肯綮，遂查汪精卫诗词，果然言死者甚多。

“鹃魂若化知何处，马革能酬愧不如。凄绝昨宵灯影里，故人颜色渐模糊。”

此处凭吊广州起义中牺牲的烈士，鹃魂一词我深有感，文天祥有诗云“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和“故人应念，杜鹃枝上残月”，均是被捕后途径故国所作，以杜鹃喻忠臣，泣血而鉴忠贞。

“士为天下生，亦为天下死。”

汪精卫诗词的字里行间，无不以天下为己任，依稀可见士人之风，在法国时还云“欲上危楼还却步，怕将病眼望中原”，不曾一日忘记中原父老。

“依然良月照三更，回首当年百感并。志决但期能共死，情深聊复信来生。”

这是汪精卫在结婚25周年纪念日的时候写给陈璧君的，若非时局，两人定是模范夫妻。

“顾吾以为弱肉强食，强者固有罪矣，即弱者亦不为无罪。罪恶之所以存于天地，以有施者即有受者也。苟无受者，将于何施？是又愿天下之自承为弱者一思之也。”

这是他翻译伊索寓言的后记，愿意承受天下的罪过，不禁令人想起王国维的“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汪精卫虽为副总统但军事、政治上都受到排挤他，一些脏活他却跑不了，那就是签卖国的条约：淞沪停战协定有他，何梅协定有他，结果被孙凤鸣打了一枪，死亡对于汪精卫一生或许是最大的解脱，可却偏偏没打死，因为把一个悲剧人物打残，才是悲剧的高潮。

汪本人生前对于自己的投敌行为多有自辩，声称为“曲线救国”，这也是当时很多投靠日本的中方高层人物自我辩护的理由。但是，他们的行为能不能救国姑且不论，他们是不是真的为了救国才去投靠日本，这是要打问号的。毕竟人又不能读心。

于是，汪精卫因为害怕战争失败，在同时怀着“提高地位”和“曲线救国”这两个目的的情况下，被“投敌能够得到理解”和“投敌真能救国”这两个错误的判断所蛊惑，听信了日方“给予较大权限”的条件，怀着如最高票答案所说的那种“求死情怀”“背锅情怀”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不归路，等到去了之后才发现已经走错了，无法回头。

事实上，汪伪政府的一干人等，在汪精卫正式投敌之后，才发现日方出尔反尔，给出的实际条件与事先答应的完全不同，为此曾经在上海的会议上争论许久举棋不定；事实上，他们也是在“艳电”发布之后，才从汹涌的批判声浪里，发现自己之前对舆论走向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但此时木已成舟，既成事实无法抹去，而且也已经被日方所控制了，只好跟着一条路走到黑。

在国民党的眼中，汪精卫可以称得上千古逆贼，为《总理遗嘱》定稿的人，居然带着半个党国投靠了日本，也无怪乎蒋总裁要炸了汪精卫的坟茔，再把他的尸骸挫骨扬灰。汪曾云”残躯付劫灰“，又一语成谶。陈璧君在修汪精卫的坟墓时，特地在混凝土中加入数吨钢块，想来料到汪精卫仇家不少，此番加固以防倒斗，不料委员长调来了张灵甫的74师，用百余公斤烈性炸药炸开了坟墓。可见再坚固的大墓也挡不住卸岭力士，而楠木棺材中的汪精卫，身披党旗，无一明器。

其实当时的军阀，包括蒋介石那一个没有和日本人接触过？哪一个没有和日本人讨价还价？只不过这些军阀手里有军队，所以出的价比较高，而日本人认为自己手里也有兵，所以不愿十倍溢价收购，仅此而已。

汪精卫的墓原在中山陵对面，大约是想证明自己追随孙中山，可惜饱受日本荼毒的南京人民强烈要求政府移掉此墓。如果没有汪精卫，这些人民或许会有更多死于日军的屠刀之下，但是人民绝对不会因此感谢他，因为他的伪政府帮助日本从中国掠夺了大量的资源，并且把战火燃向中国的更深处，让更多的同胞受害。尽管他只是伪政府的门面，被日本人处处掣肘，但是他表现出的投降心态是中国绝对无法容忍的。汪精卫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正如洪承畴最后还躺在《贰臣传》里，带路从来就是一件风险很高的事情。

汪精卫死后遭殃，以他的才智难道不会预料到自己的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么？显然他知道，他一开始是拒绝的。与日本谈判时，汪精卫说：

“日本如能征服中国，就来征服好了。他们征服中国不了，要我签一个字在他的计划上面，这种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罢。”

他一开始并不是一个投降派，在英美不对日开战前，确实有相当多的人希望与日本和谈，包括大批国民党要员，所以汪精卫说”（和谈）乃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出者“，之后这群人纷纷和汪精卫划清界限。

汪精卫不是一个优秀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看不到对日作战胜利的希望，在巨大的绝望中落水附逆。为争权也好，为保民也好，总之他并不是甘心为日本人工作，对日本人的配合十分有限，也全然没有喜悦。他认为中国打不赢日本，那么就需要有人代表中国主持和谈，而这个和谈无异于与虎谋皮，不管日本是赢是输，他都是要背负千古骂名的。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贫弱的中国的悲剧。

讽刺的是，抗战胜利后委员长的劫收工作做得太好，导致”人心思汉“，这个汉是汉奸。叶嘉莹教授还提到一个新成语叫”五子登科“，指的是这些劫收大员们纷纷抢房子、条子、金子、车子和女子。所以我还是坚定的认为，汪精卫是有一定功劳的。

深深的觉得汪精卫内心深处一定是极其想死的，对他而言，死比活简单多了。

然而理想主义者最容易堕落的群体，因为他们被内心的欲望所驱使，从而不惜代价，泯灭他人与人性，在理想的呈现状态下与他的本来认为的那样理想早已是风马牛不相及，因为他接触黑暗，以为只有更加黑暗的手段才能实现理想，但是他不明白的是人类社会不光有黑暗，还有人性的光明，所以他们会失败，会后悔。

汪精卫属于典型的理想主义群体，年少时候的他想要改造国家，为了千千万万人的幸福，他愿意学习戊戌六君子，自我流血开始，这不知道鼓舞了多少当时的年轻人们去投身于此。但是这个行为也可以表现为他是一个极端主义者，也是一个极端理想主义者，因为理想的驱使，他无所不为，甚至牺牲自己的性命在所不辞，当一个人不怕死是很可怕的。

可以想像得到，一个这样理想主义的少年，开始出入官场，见识了黑暗，不断的用肮脏的手段来达到目的，直到成为这个国家当时的二号首长，不过他依然拥有理想与光明，不然他不会投降日本，做出这样的千古骂名的事情，因为他知道一个人要成功就必须黑暗，所谓宁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他最初像一个孩子一样拥有勇气和希望走进山洞，丝毫没有发现里面的光明越来越少，越来越黑暗，他也就能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欲望之火，理想之烟，虚无缥缈，留下的或许就是关于他的种种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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