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日本民族性论当今中日关系

以日本民族性论当今中日关系

现今世界，亚洲的战略地位不断上升，亚洲成为世界发展的重要环节之一，相比于欧盟和美洲一家独大，亚洲有着自己独特的秩序。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日本是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两国皆为历史悠久，民族色彩鲜明的国家，民族性保留至今，并且现在的国际形象也保持着其民族特征。

日本是一个民族性强的国家，对于外交问题总是保持着强烈的民族色彩，尤其是右翼势力逐渐控制政坛的如今，日本对于作为其邻国的中国总是保持着警惕的态度。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日本是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日益发展的中国让日本造成了极大的危机感，所以日本国内类似“中国威胁论”“日本空洞化论”的言论甚嚣尘上，引起了部分日本民众的恐慌，更是增长了右翼势力的气焰。近年来，日本在国际层面频繁放出政治色彩浓烈的言论，对于中国的国际形象，影响巨大，这一切举动都是出于日本自身对中国的恐惧。几十年来，日本作为亚太地区的领导者和秩序维护者，中国的崛起对日本的地位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使一家独大的体系迅速崩塌，日本将中国的崛起视为一种挑战一种威胁，干预了日本在亚太地区的战略计划，出于自我保护的意识，日本做出了非常激进的举动：修改宪法，允许军队的存在，不顾二战后反法条例的约束、派舰队至钓鱼岛做出挑衅行为、屡次参拜靖国神社，重提军国主义。其举动无一不表现其在如今局势下的紧张情绪。日本民族的特点是自尊心极强，尚武并且崇拜强者，自我保护意识极强。在日本国际地位衰落、日美关系恶化的今天，日本畏惧中国强盛的国力，对邻国的强大不放心，所以做出许多超出常理的事情。比如修宪，这是日本历史上一次可能造成巨大影响的举动。二战过后，日本军事部队被严格控制，只允许拥有自卫队，不允许拥有军队，然而修宪这一举动使得日本军事力量瞬间没了拘束，可以肆意扩展军备。此举不但是针对中国的令人瞠目结舌的一次行为，更是对反法战争的胜利果实的践踏，对世界和平的不尊重。修宪包含了太多日本民族的情绪在其中：殊死搏斗的勇气和背水一战的决心。日本的极端主义驱使日本内阁频出昏招，对国际社会造成了巨大的不良影响。集团意识可以说是日本人最具特点的国民性。而武士道是注重共性的，武士所忠于的集团不是国家民族。而是自己所属的那个小集团。日本人评价武士也不是以是否忠君爱国来评价的，而是看他是否忠诚于自己的武士团。可见武士道对日本人的集团意识的影响是很大的。在日本人强烈的集团意识中，又体现出日本人强烈的依赖心理。日本人普遍存在和想要依赖他人的心理，这是日本人区别于欧美人的重要心理特征，而这也是理解日本人恩德精神构造和社会构造的关键。正是因为有依赖心理。在集团内部担心被人看不起而失去依赖，所以有“耻”的感觉；正是因为这样的依赖心理的存在，日本人在集团内部所表现出了行动和认识的强烈的一致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依赖心理也许是日本人集团内部凝聚力强的一个重要因素。“日本人的集团意识中，内外有别又是其重要的心理特征。在集团内部、对熟人，日本人讲究的是和，讲究的是礼仪周全，替他人着想；他们对集团内部的成员表现得克制、谦和、彬彬有礼，但是对于集团外部的人和事，或者在没有熟人的场合，其行为却变得大胆无礼和无所顾忌。”这一点将日本人的集团意识和

武士道的密切关系表露无疑。从而不难理解，在1937年中国的南京，为何日本军队能够集体行动对中国军民进行大肆屠杀！因为，在日本人的意识内，集团的行为就是正确的，而且长官的命令必须绝对地无条件服从。他们潜意识里认为：“集体犯罪不是犯罪”。再想想日本人在珠海的买春事件，更是对日本人的这个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因为这些日本人是在中国，他们自己的这个小集团之外的社会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这个陌生的环境里没有熟人，所以，对于生人，他们完全可以无所顾忌，任意妄为，并且不需要对此承担任何责任。日本人重视“纵式”关系，他们趋向于把人、社会集团、国家等一切事物想象成一个序列。因此，他们对于自己以及自己在集团和国家在等级序列中的地位比较敏感。所以，日本人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对权威有极大的敬畏和服从。他们性格上倾向于媚上傲下，对强者盲目祟拜和服从，对弱者缺乏同情心，甚至鄙视弱者。这些完全是受武士道的影响，使得日本人有了崇拜强权的思想。强烈的等级观念也投射到与其它国家和民族的关系上。他们把世界上的国家排列成一个序列。这种序列在不同时期会有所改变。因此，在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认为在亚洲。自己是第一号强国，所以。它傲视一切亚洲国家，它欺凌一切亚洲国家，因为在他们眼里，只有强者才可以被尊重，弱者就应该被践踏。当美国人的蘑菇云在它两个城市升起之后。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后，因为武士精神，日本人的态度完全转变，他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美国人是第一，美国是强者，所以，日本应该对美国俯首称臣、顶礼膜拜，在他们眼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而直到今天，日本的外交仍然受这种等级观念的影响。日本总是跟在美国人身后指手画脚，完全是一幅美国的小弟弟的模样。当时，在亚洲，日本却始终认为自己是亚洲的老大，他们总是担心这样的秩序被打破。这也是当今日本恐惧中国崛起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日本历史上对邻国的侵略及其“后遗症”产生了双重的心理影响。一方面，日本人担心邻国的逐渐强大会最终危及日本的安全，这种危机意识在复仇意识极强的日本社会很容易拥有市场；另一方面，历史上对邻国的占领和“胜利记录”也使得日本人在骨子里有一种优越感，这使得他们在成为经济大国后无法满足现状，而是强烈地要求与之“相称”的政治和军事大国地位。武士道精神让日本人的自卑感与优越感并存，而且越发的清楚。

中日敏感问题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和日美同盟。历史问题是中日关系中最为敏感的政治问题，如何认识和对待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早在一九七二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时就是焦点，在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有明确表述，是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原则总量。中方历来主张“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愿意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发展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但前提是必须正视和承认历史。1998年江泽民主席访日时，全面、深入、系统地阐述了中方原则立场。日方首次承认对中国的侵略并表示深刻反省和道歉，并与中方共同确认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日本极少数右翼势力否定、美化侵略历史的活动仍时有发生，主要表现在：右翼势力通过炮制历史教科书宣传反动史观、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等。台湾问题涉及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二次大战后，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日本台湾及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当时的中国政府曾派员于1945年10月25日在台北接受日方投降并向全世界宣告收复台湾。此后，日在追随美国承认台蒋的同时，实际上一直把“台湾归属未定论”作为对华政策的一项基本原则。1972年，在“尼克松冲击”和日国内强大压力下，田中角荣、大

平正芳等日本政治家顺应民心，加速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田中内阁明确表示充分理解我提出的复交三原则，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蒋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经过反复谈判，1972年9月29日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第三条载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上述表明，中日两国之间围绕台湾地位问题已通过邦交正常化从政治上得到了结，双方就日台关系的性质和处理原则达成谅解。中方关于日台关系的立场是明确的，即对日台开展民间往来不持异议，但坚决反对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要求日方明确承诺台湾不包括在日美安全合作范围之内，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息。钓鱼诸岛位于中国台湾省基隆市东北约92海里的东海海域，是台湾省的附属岛屿，主要由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和北小岛及一些礁石组成。钓鱼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它和台湾一样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对钓鱼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国的这一立场有充分的历史和法律依据。早在明朝初期，钓鱼诸岛就已明确为中国领土，明、清两朝均将钓鱼诸岛划为我国海防管辖范围之内，并非“无主地”。1895年日本趁甲午战争清政府败局已定，在《马关条约》签订前三个月窃取这些岛屿，划归冲绳县管辖。1943年12月中、美、英发表的《开罗宣言》规定，日本将所窃取于中国的包括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在内的土地归还中国。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同年8月，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就意味着日本将台湾、包括其附属的钓鱼诸岛归还中国。但1951年9月8日，日本却同美国签订了片面的《旧金山和约》，将钓鱼诸岛连同日本冲绳交由美国托管。对此，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代表中国政府郑重声明，指出旧金山和约是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对日单独和约，不仅不是全面的和约，而且完全不是真正的和约。中国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1971年6月17日，日美签订“归还冲绳协定”时，这些岛屿也被划入“归还区域”，交给日本。对此，我国外交部于1971年12月30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日两国政府公然把我钓鱼诸岛划入“归还领域”，严正指出“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明目张胆的侵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美日两国在'归还'冲绳协定中，把我国钓鱼岛等岛屿列入‘归还区域’，完全是非法的，这丝毫不能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钓鱼岛等岛屿的领土主权”。其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归还冲绳的施政权，对尖阁列岛（即我钓鱼岛）的主权问题不发生任何影响”。鉴于日方在钓鱼岛问题上有不同主张，我国政府从发展中日关系出发，在坚持我一贯立场的前提下，与日方达成了此问题留待以后解决，不采取单方面行动，避免这一问题干扰两国关系大局的谅解。2005年2月，日美发表“2+2”联合声明，明确共同战略目标，并将台湾问题纳入其中。2006年5月1日，日美安全磋商委员会会议（“2+2”会议），就驻日美军重新部署达成一致，发表日美《关于实施驻日美军重新部署的路线图》以及“2+2”会议联合声明。2006年6月底，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问美国，与布什总统会谈并发表《新世纪的日美同盟》的共同文件，标志着日美同盟强化到新的水平。中方认为日美同盟是一种双边安排，其作用应控制在双边范围之内，不应有损第三国的安全利益。台海局势复杂敏感，中方希望美日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大局出发，务必在台湾问题上慎重行事，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息。

日本眼里的中国亦敌亦友。经济上的强烈依存与政治冲突并存。文化同源但民族主义恰恰相反。日本经济是典型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模式。生产的产品，90%都是自己不要的，是用来交换原材料和农产品的，中国不要日本的产品，日本就得出口到其他国家，工业发达国家已经深受日本工业产品之害，他们痛恨日本“输出失业”，只想自己肥。中国关门势必造成日本产品要挤进其他国家的市场，加深其他国家的恐慌和对日本的愤怒。战后美国在资金、技术、市场上扶植日本，可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日本恨不得将美国吞下去，日本随时想报二战战败之仇，美国此时才意识到自己养痈遗患，而且美国的盟友英国、澳大利亚等都希望美国要看管好自己养的恶犬，不咬美国也会咬其他国家，因为历史已经证明日本是个专门杀恩人的国家，是个言而无信，口是心非的国家。所以说，这个民族就有不讲信用、口蜜腹剑的传统。这次钓鱼岛事件的处理方式，日本政客又展现了这一特点。那就是，我还是跟你讲好话，但该干什么干什么。比如，中国外交部多次抗议，温家宝总理也要求日本方面立即放人，日本政府抓了中国船长，反倒要求中国政府，“要克制，要冷静，不要因此影响中日关系”，这是典型的口蜜腹剑。日本其口蜜腹剑的特点令其国际信用不断下滑，也使得与邻国关系持续僵化。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现今社会。日本需要的是反思，更需要的是拿出诚心和实际行动来改变其已造成的恶劣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