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余保参加六届六中全会前后

　　毛泽东熟知谭余保。 　　１９３４年１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谭余保以湘赣省代表团团长身份率团出席了这次会议，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在大会报告中称赞了湘赣边区的茶陵、永新、吉安县“有进步的工作”，给了湘赣省代表团极高的荣誉。１９３７年１０月，陈毅奉命到湘赣边区寻找谭余保领导的湘赣游击队，并准备将其编入新四军。开始，谭余保将陈毅当叛徒捆绑，几乎误杀。待明白真相后，他亲解其缚，涕泪纵横，愧悔至极。事情传到延安后，毛泽东不但没有批评谭余保，反而称赞他“政治上很强”，“粗”中有“细”。 　　基于上述情况，毛泽东在筹备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时，点名要谭余保出席这次会议。会议于１９３８年９月底至１１月上旬在延安举行。出席会议的共有５６人，其中政治局委员１２人，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明(陈绍禹)、张闻天、项英、博古(秦邦宪)、康生、王稼祥、彭德怀、刘少奇、陈云。中央委员５人，即关向应、张浩(林育英)、杨尚昆、李富春、罗迈(李维汉)。中央各部门和各地领导干部贺龙、邓小平、罗荣桓、彭真、潘汉年、徐特立、曾山、谭余保等３９人参加了会议。显然，参加这样一个会议，对谭余保来说是一种殊荣。 　　 　　携新婚不久的妻子易湘苏同曾山一起奔赴延安 　　 　　中央关于谭余保参加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通知，通过电波传到了武汉长江局。兼任长江局负责人之一的周恩来，将这消息传递给了东南分局。１９３８年９月初，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曾山来到九陇山一侧的茶陵县木冲，向谭余保送达了这一通知。 　　这时，原中共湘赣临时省委领导下的湘赣游击队大部分已加入了新四军，编为第一支队第一团二营。奉东南分局指示，谭余保率８０多名干部和战士继续留在湘赣边区，为在这里建立南方抗日根据地作准备。中共湘赣临时省委改为中共湘赣特委后，谭余保也就由临时省委书记改任特委书记，隶属于中共江西省委领导。他们在这里养精蓄锐，隐蔽待发，和国民党当局“和平相处”。同时，他们也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中共湘赣特委驻地由一度公开化了的棋盘山转移到偏僻的九陇山后，谭余保常在木冲村几户人家里落脚。 　　接到通知后，谭余保将特委的工作作了一番安排，于９月８日随曾山启程。同行的有谭余保新婚不久的妻子易湘苏、警卫员周胜武、陈斌。他们从木冲出发，步行至茶陵高陇汽车站，又乘车至攸县，下榻于城西门文华旅馆。 　　易湘苏，原名易湘肃，湖南省醴陵县人，１９０８年出生于一户农民家庭。１９２６年因不满包办婚姻而出走，投身革命，同年９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１９２８年，她受党组织派遣，化名胡桂秋到长沙，以刘义生的商店作掩护，从事“湖南省委地下交通站”的工作。后因该交通站被破坏，她也被捕入醴陵监狱。１９３０年６月，蒋桂战争爆发后，桂军攻打醴陵，醴陵城形势混乱，她和众难友一同成功越狱。１９３１年，她由团员转为共产党员，担任湘东南革命委员会委员。此时，她改名为易湘苏。后调入中共湘赣省委妇女部工作，与时任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的谭余保相识。 　　１９３４年８月，红六军团西征之后，谭余保奉命担任中共湘赣省委副书记，率部留在湘赣边区。他们进入深山老林，坚持游击战争。１９３５年７月，省委书记陈洪时叛变后，谭余保力挽危局，成立了中共湘赣临时省委，并担任临时省委书记。这时，易湘苏被分配在茶攸莲中心县委任宣传部长，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获得许多重要的信息、物资，为游击队的生存和发展作出了贡献。此外，易湘苏还做了一些关乎谭余保个人安危的保卫工作，并照料谭余保的女儿娇仔。这样，谭余保和易湘苏逐步建立了感情。 　　１９３７年７月，易湘苏在攸县金字岭执行任务时，不幸被国民党攸县“铲共义勇队”砍伤并抓住，关进了攸县监狱。此时，国共已实现第二次合作。９月，中共茶攸莲中心县委书记谭汤池让一个姓陈的地主和易湘苏的老乡傅爱莲出面，保易湘苏出了狱。出狱后不久，易湘苏回到了茶攸莲中心县委驻地，受到战友们的赞赏。后来，这些情况也为临时省委和东南分局所了解。１１月，易湘苏奉命来到陇上(属江西省莲花县)参加湘赣游击队的整编。之后，谭余保和易湘苏接触更多了，感情日深。后来谭余保和易湘苏提出了结婚申请，曾山立刻予以批准，并为他们举行了简朴的仪式。谭余保的女儿娇仔也参加了这一仪式。 　　出发前，谭余保将在游击战争时期积存下来的黄金交给了曾山。当初，这些黄金是游击队战士通过打土豪得来的赖以生存的后勤储备。部队业已整编，供给有了一定保障，特委便没有再保留这些黄金的必要了。 　　曾山代表东南分局接收了这些黄金，当即写下了这样一张收条： 　　谭余保同志交来东南分局金子一包，重量计贰拾壹两伍钱。 　　事后，曾山、谭余保、易湘苏一行经长沙、武汉、西安，到达了延安。 　　 　　陈毅的信打动了谭余保 　　 　　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于９月２９日在延安桥儿沟开幕，１１月６日闭幕。 　　会议闭幕后，谭余保南归心切，春节一过就嚷着要走。不料身体却不争气，肺病复发，只得暂留延安。曾和他共同战斗在湘赣边区的老战友闻讯后，纷纷前来看望。他们见谭余保虽年仅４０岁却因长时间战斗在艰苦的环境里，面容憔悴，显得十分苍老，心中不油涌起怜爱和崇敬之情。他们不约而同地从有限的津贴中拿出钱买些鸡蛋之类的食品来慰问他，并建议他在延安休养一阶段，治治病，待身体康复后再回南方。一些中央领导人也前来挽留他。在延安的陈毅于１９３９年３月２６日给谭余保写了一封信。 　　余保同志： 　　我今天即动身南归，不能到你处拜访，甚歉!你的工作问题，我已与少奇同志、总司令谈了几次，他们决定你到中央组织部安子文同志处接洽工作。大家均认为你身体尚不强，应加强调养，故不宜南下工作，候明年南方局面开辟时你再去。你回湘赣作用很大那是不消说的。我希望你即驻安子文同志处，藉便参加一些工作。你最好一面休养，一面多研究一些文件，提高自己的文化，作一年的准备工作。你立场坚定，工作经验丰富，这是你很见长的地方，但若辅以理论修养和文化技术则更好。希望你考虑我这个建议。以后在南方见面吧! 　　陈毅的这封信深深打动了谭余保。这样，有着武略之美的谭余保有了文事之忧，被说服了，思想上不再把留在延安养病看成是个人的事了，同意留在延安。他一边治病，一边进马列学院学习。 　　谭余保的窑洞与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的紧挨着，这为谭余保拜师学艺提供了良好的机会。范文澜是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从西安来到延安的，也算是初来乍到。他被安排在马列学院教书，是谭余保的老师。 　　谭余保十分珍惜这次学习机会，也格外敬重范文澜这位饱学之士。少年时期因家道中落，他便早早地辍学了。参加革命后，又戎马倥偬，一直未能坐下来学习。现在有机会进入马列学院，并亲耳聆听范文澜这样的老师授课，他好似久旱逢甘霖，点滴在心头。就学之余，谭余保常带着易湘苏去范文澜家串门，经常将战友们送的鸡蛋、罐头之类慰问品转赠一些给范文澜。范文澜深受感动。他也很钦佩谭余保这位“政治上很强”、“粗”中有“细”的革命者，经常不拘形式地和谭余保倾心交谈。谭余保获益颇丰，进步很快。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俩的友谊日深，可谓情深谊厚。 　　在此期间，谭余保还去中组部协助做了一些组织方面的工作。 　　惦念远在万里之外的女儿 　　在学习和工作之余，谭余保常到延安多处转悠，发现这里是一个巩固的大后方。尽管不时遭敌机轰炸，但这里作为中共中央的大本营，各种东西一应俱全，到处呈现着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他心中感慨良多。特别是看到烈士的遗孤、红军老战士的子女可以免费上学，这对谭余保触动更大。他开始思念起远在万里之外的女儿，后悔当初没把女儿带到延安来。 　　谭余保的女儿小名娇仔，后来取名谭木兰。娇仔４岁时，谭余保投身革命，东奔西走。随着谭余保的职务由区、县直至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擢升，国民党当局对其家属的迫害日甚一日。其中，谭余保的父亲谭青松被敌人一刀捅死在山沟里。１９３３年春，谭余保的家乡洮水被国民党军六十三师占领，他家的房子被拆。谭余保的前妻聪姑无处安身，便带着大女娇仔、次女晚娇和小儿子离乡背井，加入难民潮，向湘赣苏区的腹地永新奔去。不料，途中又遇敌人，聪姑及其次女、儿子均被敌人乱枪打死。时年１０岁的娇仔因被一难民护着幸免于难，后被送到江西永新交给了时任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的谭余保。 　　谭余保工作繁忙，又是孤身一人，照顾女儿有困难，便将女儿委托给时任湘赣省裁判部部长的方维夏夫妇照顾。方维夏夫妇除安排娇仔的食宿外，还送娇仔进列宁小学读书。此后，娇仔还得到过王震、任弼时夫妇的呵护。 　　１９３４年８月，谭余保率部进入武功山区开展游击斗争，将娇仔带到了身边。娇仔随队行动，和游击战士一道钻山洞穿密林，风餐露宿，俨然成了一名红军小战士。 　　１９３５年底的一天清晨，由于叛徒告密，敌人偷袭了谭余保在攸县境内的驻地。从梦中惊醒的娇仔因受惊吓紧紧地抱住谭余保的腿不放，致使他抬不动脚，有被敌人擒获的危险。在这千钧一发时刻，谭余保的警卫员扳开娇仔的双手，将她丢下了山，谭余保得以脱险。娇仔后来被搜山的攸县“铲共义勇队”抓去。出人意料的是，攸县“铲共义勇队”副总队长洪宗杨并没有加害于她，反而优待她，后来还认她为义女。 　　洪宗杨籍隶湖南攸县，１９０２年出生于一户很有名望的地主家庭。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考入武汉湖南旅鄂中学，并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１９２４年毕业后，团组织介绍他到上海找恽代英。恽代英又介绍他到广州，准备进黄埔军校。但因在海上遇风浪未赶上黄埔军校二期，他便进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官学校。在校期间，方维夏(在该校任政治教官)和周庭凡(湖南茶陵籍)一道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５年，他毕业后被分配在二军五师任连长。１９２６年他随部经赣州攻入南昌。此后，时任二军五师党代表的方维夏奉命来湖南任教育厅长，将他带回了湖南。此时，正值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省里将洪宗杨派回攸县任农民自卫军总队长。“马日事变”后，洪宗杨在长沙被捕，被羁押３年。为保全性命，他向国民党当局办了自首手续，回到了攸县。攸县县长刘肇汉见他有军事才能，决心启用他。于是，从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３７年，他担任了攸县“铲共义勇队”副队长。但他毕竟接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认为共产主义有可能在中国获胜，收下谭余保的女儿，既可解自己膝下无子女之苦闷，又可以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便收养了娇仔，并为她取名为木兰，视为己出。 　　这样，娇仔成了洪家娇小姐，不仅生活优裕还进学校读书，乐不思蜀。１９３７年底，湘赣游击队于陇上整编期间，谭余保派人叫她归队，她不肯，曾令谭余保大怒。后来，项英从中劝解，认为她年纪尚小，让她待抗日胜利了再来不迟，这场父女纠纷才得以平息。此次谭余保北上延安经过攸县时，父女再次相见了，却没有要求她同赴延安，因为他并不了解延安，且行程安危难料。娇仔则因少年时受惊吓太深，更不知延安是怎么回事，父亲又是新婚，她也就未提与父亲同行之事。 　　谭余保念女心切，发出话要接娇仔到延安来。一位领导人竭力支持让她来延安读书、工作，并准备保媒将娇仔介绍给一游击队少年英雄做妻子。谭余保接娇仔来延安的想法很快传到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１９３９年７月，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张静华立即向娇仔发去了这样的一封信： 　　木兰侄： 　　早几天，接到你父亲的来信。惦念着你，叫我代写个信来问问。 　　你现在读书吗?妈妈(应是木兰的祖母――笔者注)好不?想寄点钱(给)她。望你接到这信后赶快写信来。将你们的情形告诉我，以便转告你的父亲。你父亲还想要你去他那儿呢!你愿意吗?不多说。 　　几个月后，娇仔又收到了署名“刘一清”的一封信。 　　木兰贤侄鉴： 　　前次接来信后，寄上叁佰元(阳历九月中旬寄北正街刘长发处转交)是否收到?顷接汝古历九月初四信，知有去令堂处之意，但不知你一人能否来重庆。如能成行需路费多少望告，当将路费寄你。如若一人不能来，可否找到相识人同行?希你即告。 　　娇仔收到此封信后，因战乱频仍，便无法再与重庆方面取得联系。这样，谭余保想要娇仔去延安的想法仍然未能实现。 　　解放后，谭余保历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监察委员会主任、中共湖南省纪检委副书记，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省纪委书记，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曾被选为湖南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１９８０年１月１０日，谭余保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