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伟棠:[侠盗一号]里的大义与牺牲
文 | 廖伟棠
侠者，以武犯禁，盗者，盗亦有道。拥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好名字的《侠盗一号》无疑是近年最好的星战外传，甚至有的人觉得它超越了好几部主传成为最好的星战电影之一。
设定上对传统星战美学风格的亦步亦趋，然后有度地破格；安排一场战役的能力，各层面的战斗有条不紊犹如一个火网织物，在其中还能穿插进去无数其他集其他星战电影的铺垫彩蛋，很见导演的细心；跳出星战主线各种父子情仇，这次以隔绝的父女铺排感情戏，滋味苦涩绵长……这些都是《侠盗一号》表面能见的优点。
但直取核心、使《侠盗一号》成为星战历史不可或缺的一环的是，它触及了星战一直作为背景而想当然地不加反思的一个问题：革命何为？而且，这个问题的答案，与星战关键词：“原力”有关。
这个问题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多少有点让人猝然。作为间谍的革命军（或称：义军、反抗军，原文Rebellion）精英安多上尉，毫不犹豫地杀死一个动摇欲变节者时，令我想起的，是《色戒》里的易先生。这一下不那么政治正确也不那么人道主义的杀戮，一洗过往星战电影的正邪两立、黑白分明，却道出了我们当代史常常遭遇的难题：革命索求牺牲的底线何在？沾有污点的革命还是不是纯粹的革命？
当然对于大多数革命者这都不成问题，只要他们信奉的主义需要，或者说为着集体的终极胜利的需要，路上的杂草是可以随意翦除的，甚至亲友，甚至爱人和自己，都是可以牺牲的。计较这些“小节”的都是所谓怯懦的小资产阶级人性论者，比如说在延安较真的王实味和同情他的萧军，在革命者眼中，难成大事。
在《侠盗一号》里，还多了一重概念：大义。安多上尉念兹在兹的“大义”，驱使他作为间谍可以为了大义去杀人，被杀者可以是被怀疑者，也可以是无辜；革命军以革命之名行事未必全是正义，“大义”作为一种概念与客观上的“正义”是否有轻重之分？
这一质问，在安多上尉接到命令要对女主角琴的父亲帝国科学家葛兰·厄索实施格杀时，推到了高潮。安多是个复杂的人，他一方面死忠于革命军，愿为革命做任何事；一方面基于人性而对“独立行动者”琴有轻微的信任，后来发展到爱。琴要求安多信任她父亲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时候，强调出的潜台词是：个体之间的信任是重建“义”的关键。因为不信，安多杀死可能变节者，因为信，安多最终违背组织命令没有向葛兰·厄索开枪。
“信与义”的关系有了异于中国道德之信义的理解，无信则义不立，无义之信则是盲信。从这点看来，本片亮点之盲侠“智刃”（甄子丹饰）为什么是最不盲、比谁都看得清的人？因为他有信。对俗世，他信他的伴侣贝斯（姜文饰），对天地，他信原力。当他第一次冲出机舱走向悬崖时，他对身后的贝斯说“我不需要运气，我有你”；当他第二次冲出机舱走向枪林弹雨时，他不断地默念“我与原力同在，原力与我同在”，他虽然不是绝地武士，但信仰是一致的。
关于干革命需要的牺牲，“要奋斗就要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牺牲应该建立在个体决定中，这才谓之“侠义”，与信并驱而行的，是自由意志，无论求生还是求死，它必须是个人主义的自由选择。革命的悖论在于：革命者为了个人与他人、集体的幸福去革命，但革命却要求你牺牲个人幸福。
革命者需要钢铁的意志，这意志最初的考验往往是要求你“大义灭亲”。但是侠盗不同于革命者，对于拥有自由意志的人道主义者来说，大义毋需灭亲，亲情反而成就大义。安多上尉和他的特务同志们被琴对父亲的信任所感召，毅然以敢死队方式突袭帝国，最后也感召了大部分的革命军投入战斗，而取得了革命联盟对帝国的第一场胜利——这一切，都是没有经过“组织”批准的行动，这里显示了革命与民主的一线之隔、个体抉择对集体主义的影响。
纵观诸多有血有肉的角色，电影强调的是身为“侠盗”的小众、边缘身份：孤女、叛逃者、游离分子、有色人种、外星雇佣军、同性恋人、被程式改造的低级机器人……原力为何在？与谁同在？不只是高级的绝地武士与原力同在，原力本身就基于芸芸畸零小众的义举——盗亦有道。正是这千丝万缕的个体牺牲，汇成新的原力，同时也把体制化的、充满功利考量的变味的革命还原回充满个体想象力的革命。
侠者，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侠盗一号》是星球大战正典《新希望》的前传，恰恰以侠之名为那些伟大革命前名不见经传的牺牲者留行。千百名与帝国斯卡里夫行星同归于尽的义军、游击者，他们和主角琴与安多一样，是笑对毁灭的，因为他们深知牺牲乃是如加缪所言的积极的自杀：“死亡是我们无法摆脱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死。”“除了没用的肉体自杀和精神逃避，第三种自杀的态度是坚持奋斗，对抗人生的荒谬。”
功成不必有我，他们都是黎明前隐没的微光。智刃死前说：“找到原力，你就能找到我。”一如切·格瓦拉说： “我不是英雄，但是我与英雄并肩战斗。” 侠盗们也许最终都不是革命成功者，他们只是用自己的抉择与承担，启迪了革命是基于希望而不是仇恨的万种可能。
(原文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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