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与香港
张爱玲与香港
摘要:艺术源于生活。对于张爱玲这么一位一直生活在与社会保持相当距离的封闭环境中的人,一个人生经验几乎都来自于家庭生活而社会经历明显不足的作家,却在港战爆发爆发,离沪返港后,写出了一部有一部传世佳作。可见香港的生活对作家张爱玲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可以说香港打造出了张爱玲,而张爱玲的小说反映了香港。 关键词:张爱玲 香港 务实主义 不安全感
一部作品不仅能反映出作者的观点态度,而且往往能够再现出当时的生活背景反映作者的生活阅历。张爱玲,中国新文学运动60年来最杰出的大家之一。余斌称其为“女人中的极品,她的私生活与内心世界始终为重重的神秘面纱所掩盖。能同时享受灿灿夺目的喧闹和极度的孤寂”。毛泽东主席曾说“艺术源于生活”,这里我们将尝试揭开面纱的一隅,一探生活对张爱玲写作的影响。而给予张爱玲大部分生活经历的香港无疑对她的创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战前香港
张爱玲最先打算去英国伦敦大学求学,她确实也以极其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然而恰在此时太平洋战争爆发了,英国是去不成了,也因此使得张爱玲奔赴香港,进入香港大学。战前的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充斥着西方务实主义价值观。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涌入的同时也带来了拜金主义。这种文化的涌入辛辣的嘲弄、无情的亵渎着古老文明古国中一切素来尊崇称道的神圣事物。金钱观的改变开始割裂、改装社会的伦理结构,改造着整个社会的道德观。张爱玲作为一个外来者,深
深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矛盾与不协调,而人性也在这样的矛盾与不协调中出现扭曲错位,如同他们所处的环境一样充满了矛盾、不确定性以及缺乏安全感。并且将之反映到了她作品中的人物的生活情调、趣味以及到精神生活、婚姻关系。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能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两种文化的交锋与人物性格在这样的环境下的矛盾、动摇、妥协。小说中提到,当白流苏对香港饭店门口大热天仿着北方人穿着扎脚裤的西崽的怪模样无比惊异时,范柳原告诉她这是专门给外国人看的“中国情调”。而范柳原这个“洋派”也是喜欢这个调调的。流苏也许正是范柳原眼中的“中国情调”,一个真正的东方女人,尤其是那一低头的温柔与娇羞,处处透露出古老中国女子的情调。范柳原生活上是个“洋派”而骨子里却是地道的中国的。这正是殖民地化中的畸形精神现象,是资本主义文化与中国封建文化互相和妥协的特殊产物,是人物内部文化矛盾的外在显现。再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描写到“山腰里这座白房子是流线型的,几何图案式的构造,类似最摩登的电影院,然而屋顶却盖了一层仿古的碧色琉璃瓦。玻璃窗也是绿的,配上鸡油黄嵌一道窄红边的框。窗上安着雕花铁栅栏,喷上鸡油黄的漆。屋屋子四周绕着宽绰的走廊,当地铺着红砖,支着巍峨的两三丈高一排白石圆柱,那却是美国南部早期建筑的遗风。从走廊上的玻璃门里进去是客室,里面是立体化的西式布置,但是有几件雅俗共赏的中国摆设,炉炉台上陈列着翡翠鼻烟壶与象牙观音像,沙发前围着斑竹小屏风,可这是一点东方色彩的存在,显然是看在外国朋友的面子上。英国人老远来看看中国,不能不给点中国给他们瞧瞧。但
是这里的中国,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荒诞,精巧,滑稽”,这里女学生葛薇龙眼中香港富孀梁太太的府邸,未始不可当做一种象征,那种亦洋亦旧、非中非西的生活方式的象征。‘殖民地所特有的东方色彩’,侵染了这里的全部生活。这位梁太太本人和她的生活正是这种社会的产物,并形象的反映着环境的性质。[1]接下来,谈一谈在这样畸形矛盾的环境中,让张爱玲窥见到了哪些人性。现实生活中贵族的没落,封建传统文化受到英国资本主义拜金主义的强烈冲击。传统文化中某些因素开始渐渐让位于更为现实的人性。人性中的猜忌、冷漠、自私开始站稳脚跟成为生存之道。《倾城之恋》中的“爱情”,绝对没有花前月下的诗趣。他们所事,不过“上等的调情”——顶文雅
[2]的一种。来自旧式人家的白流苏和华侨富商范柳原,被不同的家世、文化背景、心理习惯分隔着,各怀鬼胎,试着彼此贴近,相互猜忌、半推半就、真真假假、若即若离,始终在算计揣测着对方。《琉璃瓦》中的姚先生拥有七个姿色各异的女儿,对他来说,就是拥有一大笔社交晋升的通行证。她为女儿筹备的婚事不考虑女儿的婚姻与幸福,而是掩着温情的面纱,利用女儿们达到目的。在《花凋》里川嫦的母亲为了怕为女儿治病暴露了私房钱,便忍心看女儿渐渐死去。父亲舍不得花钱治病,竟然说“我花钱可得高兴,苦着脸子花在医药上,够多冤。”[3]这里的父母可谓自私冷漠,张爱玲在此将他们的无情暴露无遗,人性中最崇高的父爱母爱就这样因一点金钱而沦丧。这样环境下的人是何其可悲,婚姻关系亲人关系是何其脆弱。而这一切却正是战前的香港中存在的事实,这深深地影响到了张爱玲并融入到了她以后
的作品中。过去在上海的不愉快生活使张爱玲变得格外敏感,形成了她的内性倾向冷眼旁观的独特视角。作为香港的外来者,港战爆发后她将会从中打望到一个怎样的乱世?
战后香港
张爱玲相对于其他作家来说,生活天地狭小,阅历并不丰富,所以她在香港的生活经历显得格外重要。再加上张爱玲创造人物的习惯做法是“杂取多人为一人”,而且喜欢从某个特定的原型开始,哪怕只见过一面也好。除却在上海狭小的生活圈子,张张接触人物最多的地方无疑是香港,而且香港之战中人性的凸显将让他看到隐藏在太平盛世背后所看不到的人物真性,对其人物性格的塑造和圆润化丰满度将有极大的帮助。
张在香港求学即将毕业的上个学期,港战爆发了。而战争的特殊环境往往是一切以某种较平常更为触目惊心的形式暴露在人们的面前。在这之中,张爱玲看到了更多隐藏的人性,对她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巨大影响,并最终融入到笔下小说人物的价值观人生观。
港战作为战争,一次动乱,首先让张爱玲感受到了生活的不安全感和人世的孤独感。香港是英国人的殖民地,恰好英军的一座要塞挨着港大。日军的飞机来轰炸,她和同学们都只好躲到宿舍最下层黑漆漆的箱子间里,听着外面机关枪响着如雨打残荷,让他们有说不出的惶恐和恍惚。在香港,除了港大张爱玲是没有什么地方可去的。几天的禁闭过后,港大停止了办公,张爱玲只好随一帮同学到防空总部去
报名,领了证章参加守城工作,这让张爱玲有了身如浮萍的漂泊感。她这样做倒不是要做一个志愿者[4]:学校大门早已关门大吉,离开学校无处可去,吃住都无着落。在灾难的背景下一切都显得那么不稳定。她在回忆围城中的感受时这样描述道:“„什么都是模糊的,瑟缩的,靠不住的。回不了家,等回去了,家也许不存在了。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以变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夕„”这种威胁不安全感深至张爱玲的内心。所以她的小说在读者读来总能隐约感觉到背后是一个风雨飘摇的世界。
香港因是殖民地,这场战争在同学们眼中没有什么政治色彩、民族色彩,没有内地那样的民族情绪。所以港大的学生在交战之初大都欢欣鼓舞,因为平白免去一份大考。他们对情势的危急性严重性毫无意识。他的同学们因战时没有相应的时装而犯愁;飞机在天上人炸弹,门洞子里躲空袭的人在无谓的争闲气,谁都振振有词;一个受到轻伤的年轻人因暂时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而洋洋得意;空袭警报刚刚解除,人们又“不顾命的轧电车,唯恐赶不上,牺牲一张电影票”。这让张爱玲看到了人性的盲目。她说人们都缩在自己的壳里,对现实的处境却浑然不觉:“我们对于战争所抱的态度,可以打个比喻,是像一个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睡,虽然不舒服,而且没完没了的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能够不理会我们一概不理会。出生入死,臣服于最富色彩的经验中,我们还是我们,一尘不染,维持着素日的生活典型。”而当这个动乱的世界稍微稳定一些的时候,人们吃够了苦头便更加务实起来,急于找个依靠。“战后香港重新发现了‘吃’的喜悦。真奇
怪,一件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突然得到过分的注意,在情感的光强烈的照射下,竟变成下流的反常的,宿舍里的男女生整天谈论的无非是吃。困在学校的学生无事可做,成天就是买菜、烧菜、调情,无聊的在玻璃窗上涂满‘家,甜蜜的家’的字样,或者进入更直接的男女”
[5]。这让张爱玲感到十分的震惊,感到了人们大异于前的现实。而这却正是源于缺乏安全感导致出的空虚,而许多忍受不了这种无所事事无所牵挂的空虚绝望,急于抓住一点实在的东西,没结婚的都赶着结婚了。报纸上到处挤满了结婚广告,张爱玲的同学也有提早结婚的。后来张爱玲的作品中便多次出现这种状况。《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最初是由于家庭地位和经济状况让她意识到了个人危机。所以急于抓住范柳原这个阔公子,希望利用他获得经济上的支撑和关系的稳定以让她脱离那个令她绝望的家,得到一个让自己稳定的依靠。后来是港战的爆发,让范柳原和白流苏双方都渴望相互依靠消除令人心惧的孤独感有一份更为实际的依偎和寄托。然而这种依偎和关系的确定多是一时感发,通常带有冲动性、盲目性和相互利用性。另一个让张爱玲深感不安,对个人命运产生惶惑迷惘之感的具体事件是弗朗士教授的死。弗朗士是张爱玲十分喜欢的老师,她曾称赞他是一个好先生一个好人。这位弗朗士教授说话豁达幽默。港战爆发后被应征入伍,他对战事并无多大的热情,就在开战后的一个黄昏,弗朗士回到兵营,一边走一边在思考问题,未听见哨兵的吆喝,哨兵便开了枪。这是张爱玲感到莫大的讽刺,弗朗士并非为保卫土地牺牲在敌人手中而是死在自己人的枪下。人类的行为是多么可笑、荒诞呵。这倍增了张爱玲的
人生无常之感,她深深品味到了生活的讽刺,其小说多了一些冷僻讽刺。弗朗士对张爱玲还有另一方面的影响,这影响表现在弗朗士的上课风格上,张爱玲自小就是一个喜欢独特的人,讲课四平八稳的老师子不是她所喜欢的类型。而弗朗士官样文章被他耍着花腔一念,便显得十分滑稽。这种滑稽让张爱玲喜欢上了滑稽调侃的风格,更深的去剖析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弗朗士对历史的独到见解也让张爱玲眼前一亮,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独特视角。在香港中所接触到的一切张爱玲都将其内化到自己的创作风格和人物塑造中,为其以后的创作积累了大部分的素材也开始确立自己独特的风格。
香港给了张爱玲无数的人物模板和生活经历,在这一片的生活中,张爱玲充分受到了生活的滋养丰满了个人生活经验,进而上升至文学层面,打造出独特的视角和小说世界。读者也从她的小说种张见了当时处在中西夹缝中的香港生活。
参考文献:[1]赵园﹒开向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读张爱玲小说集《传奇》
[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03)
[2]同上
[3]张爱玲﹒《花凋》[M]﹒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一)
[4]余斌﹒《张爱玲传》[M]﹒海南国际出版中心,1995年10月
[5]同上